〈番茄炒蛋〉玉香

籃子裡的番茄
火紅著一張張圓臉
用羨慕的眼神
望著旁邊皮膚白皙的雞蛋
一樣都是圓臉
怎麼皮膚如此雪白
雞蛋打破了沉默
炒出亮眼金黃色
還翻出撲鼻香
番茄片刻不容緩地加入
就醬成了好友

（原載臉書）

愛墾評註：

很趣的一首詩，特有新意。

馬來西亞不少人將華語，口齒不清有急促，往往把「這樣」說成「醬」，兩個音擠成一個。

所以，大作的最後一句，他們恐怕會寫成：

醬就成了好友

在地中華
未来詩學

緣起阿逾陀：論《Made in Korea》中的動態聚合與跨時空「群」之演繹

當 Netflix 電影《Made in Korea》（2026）將鏡頭對準兩千年前那場跨越海洋的相遇——印度公主許黃玉（Heo Hwang-ok）與伽倻國首露王的結合——它不僅是在翻案一段神話，更是在當代全球影視工業的語境下，實踐了一場關於「群」的深刻實驗。若以先秦儒家「興觀群怨」的視角觀之，這部作品最動人之處，不在於其歷史的考據，而在於選角指導如何透過「緣成」的藝術，將異質元素聚合為一次了不起的組織創造。

一、 興：從神話殘片到銀幕生命

「興」者，感發志意。對女主角 Shenba 而言，扮演許黃玉不僅是學校劇的任務，更是一種跨越兩千年的生命感召。選角指導在此展現了極高的審美直覺：挑選具備南印度坦米爾（Tamil）特質的演員 Priyanka Mohan，不僅是為了符合歷史假說中「阿逾陀國」位於南印度的論點，更是為了捕捉那種「異鄉人卻帶著歸屬感」的矛盾氣質。

這種選角決定，讓劇本中平面的歷史連結產生了「興」的動力。觀眾看見的不只是一個印度女孩追逐韓國夢，而是一個靈魂在尋找她失落的另一半文化版圖。選角指導在此扮演了「情感考古學家」，在現代演員的眉宇間，尋找與古老傳說共鳴的頻率。

二、 群：異質聚合的動態火花

正如我們先前討論，當代「群」的概念已從靜態的集體轉向動態的耦合。《韓國製造》的製作本身就是一次「群」的實踐。選角指導將印度演員、韓國製作團隊以及跨文化的敘事語言揉合在一起，這不僅是工作上的協作，更是一場「化學反應的設計」。

在「興觀群怨」的視角下，這種「群」的創造力來自於「不對稱中的對稱」。當印度文化的熱烈（坦米爾語的生命力）遇上韓國影視工業的嚴謹，選角指導必須確保演員組合能「擦出火花」而非「互相排斥」。許黃玉傳說中那種「帶著雙魚圖騰渡海而來」的意象，在電影拍攝現場轉化為一種組織能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員在對峙與理解中，緣成了一種全新的、超越單一國族的藝術表現。這正是「群」的現代轉化——在變動的聚合中，產生大於個體總和的創造力。

三、 觀與怨：文化鏡像中的自我審視

透過「觀」，我們在《韓國製造》中看見了文化的鏡像。電影借由許黃玉的故事，質疑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如果韓國有六百萬人流著印度公主的血液，那麼「韓國性」的定義為何？這種反思帶出了「怨」的層次——對於文化隔離、身份認同焦慮的溫柔諷刺與抒發。

選角指導的貢獻在於，他沒有選擇一個「看起來像韓國人」的印度演員，而是選擇了一個「充滿印度色彩卻能完美嵌入韓國場景」的演員。這種刻意保留的「異質性」，讓觀眾在觀影時產生一種張力：我們在沈默的文化縫隙中，看見了族群融合的可能與艱難。

結語：緣成的藝術與跨時空的火花

《Made in Korea》證明了，一場「了不起的演出」絕非偶然，它是選角指導對「群」之動態力量的精準掌握。許黃玉的故事是一個古老的「緣」，而影視團隊的聚合則是現代的「成」。

當我們看著銀幕上的沈巴（Shenba）踏上韓國土地，我們看到的其實是選角指導佈下的一場跨越兩千年的因緣局。這不僅是選角指導對電影專業的貢獻，更是對「群」之哲學的終極實踐：在差異中看見連結，在火花中看見永恆。這種組織創造力，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記載，而是此刻正在發生的、帶有溫度的藝術生命。

[愛墾研創]新加坡：1950年代東南亞「文創培訓基地」～～新加坡在1950年代可被視為東南亞華語電影最早形成制度化運作的影視文創培訓基地之一，其片廠體系不僅培養專業人才，更建立了完整的電影生產與發行機制，對後來香港電影工業的崛起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19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與國泰機構所建立的片廠體系，確實具備「文創培訓基地」的幾個關鍵條件：

系統化訓練、產業鏈整合，以及穩定的生產機制。邵氏南洋時期設有演員訓練班、導演與技術人員的學徒制度，並透過片廠內部分工（攝影、剪接、美術、配樂等）讓新人在實務中成長。這種模式，本質上已接近今天所說的「產學一體」或「內容孵化平台」。不少後來活躍於香港的電影人才，正是從這套體系中歷練出來。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當時不只是訓練「技術人員」，而是在培養一整套影視文化生產能力。從劇本開發、明星打造、類型片生產，到市場發行與觀眾經營，這些環節是連動的。也就是說，它不只是教人「如何拍電影」，而是教人「如何讓電影成為產業」。若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這確實已具備「文創基地」的雛形。

此前，印尼在更早的1930至40年代已出現本地電影製作體系（如Java電影公司），並逐步形成自身的敘事與美學；泰國亦在戰後快速發展本土電影產業。只是這些體系多半較為分散，缺乏像邵氏與國泰那樣高度制度化、公司化的培訓與生產模式。因此，新加坡的特殊性不在於「最早有電影」，而在於最早將華語電影工業以現代企業方式組織起來。

還有一點很關鍵：新加坡的「基地性」其實是區域性的，而非純本土的。它所培養的人才，並不只服務新加坡本地市場，而是面向整個南洋華人社群，甚至最終流向香港與台灣。換句話說，它是一個「輸出型訓練中心」。這一點與後來韓國或日本那種以國內市場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模式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