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士·盂蘭

慶祝中元例已然，善男信女貢金錢。

設齋獻果孤魂慰，爭钁饅頭各向前。

堪笑世人性蠢然，求靈庇佑費多錢。

不如堂上供活佛，裕厥後昆光厥前。

禱求餓鬼枉徒然，深勸人間莫使錢。

如果幽魂能降幅，自身何不保生前？

葷菜雜陳實侈然，中元才過苦無錢。

鬼雄一飽歸陰去，須待明秋再進前。

1918年9月3日《檳城新報》“文苑”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

1947 新南洋年鑑

郁達夫·離亂雜詩十一首

阿修羅箋註：

1：是詩作於一九四二年春。郁達夫被害後，這十一首詩是由胡愈之保存並帶回國來的，一九四六年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同時發表。詩後，愈之先生附有說明，抄錄如下：”按：一九四二年春間，達夫避難保東村，日成一詩以自遣今豐者僅十一首。右詩一至七首為懷遠憶舊之作。達夫有女友，於新加坡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聯軍廣播電臺廣播員；達夫在保東村，隔二三日必赴附近市鎮，聽巴城廣播，故有’卻喜長空播玉音’之句。第八，第九首留別保東居停主人陳君陳為閩金門人。第十首成於彭鶴嶺，則以言志。第十一首系去卜干魯途中口佔，末量為中途停舟處。達夫後居巴爺公務時，亦間有所作，作風復有不同，似意氣較豪放，惟已盡散佚，惜哉。”

2：名城，這裏指新加坡城。

3：潰南疆，指英軍在馬來亞的節節敗退。

4：王謝，這裏指當地政要。飛燕，這裏指老百姓。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5：石壕村與長生殿，杜甫的《石壕吏》，寫老嫗從吏夜應河陽役，和老翁分離的事。洪昇的《長生殿》，寫唐明皇思念楊貴妃事。故曰，一例釵分惹恨長

6：巴城，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巴東。當時郁達夫，胡愈之、王任叔是分批次撤退的。5月初，到達蘇門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爺公務，以富商身份出現，先住廣東華僑開設的海天旅館，後租住一座小洋房。5月底，在巴爺公務僑長處，被日本憲後發現精通日語。6月初，被迫去武吉丁宜日本憲兵分隊任通譯。

7：亂離魚雁雙藏影：時郁達夫有女友李筱英，任英軍情報部門的廣播員。1941年12月底，李筱英隨英國情報人員撤退到爪哇。李筱英撤退到爪哇前，曾力說郁達夫也盡快撤退，並叫郁達夫托人把兒子郁飛送回國內。

7：河梁，橋梁。《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 晉陸雲《答兄平原》詩：“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

8：祖逖，祖逖，字士稚，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縣）人。西晉末年洛陽淪沒後，祖逖率領親族鄉黨數百家避亂南下，祖逖不甘故國傾覆，恒存振復之心，主動請纓。建興元年（313），祖逖帶領舊部數百人毅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9：專諸，吳國堂邑人。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光打算暗殺吳王僚，伍子胥推薦專諸作刺客。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吳內部空虛，與專諸密謀，以宴請吳王僚為名，藏匕首於魚腹之中進獻，當場刺殺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的侍衛殺死。公子光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乃以專諸之子為卿。春秋戰國人物補充。

10：夷光，西施，原名施夷光，春秋戰國時期出生於浙江諸暨苧蘿村。天生麗質。不知所終，一直受到後人的懷念。施夷光世居諸暨苧蘿山（亦名羅山）下苧蘿村（今諸暨市城南浣紗村）。苧蘿有東西二村，夷光居西村，故名西施。

11：誓記釵環當日語，香余繡被隔年薰：這寫的是李筱英。“隔年”，郁達夫寫這詩，已是李筱英撤退到爪哇後的第二年春。

12：月正圓時傷破鏡，雨淋鈴夜憶歸秦：這句寫的也是李筱英。

13：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殷羨作豫章郡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計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14：謝莊：《晉書》載，謝莊朝回，衣為雪所點，時人玩之，以為風韻。李商隱句“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

15：洛妃，傳說中的洛水女神宓妃。曹植的《洛神賦》：“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16：卻喜長空播玉音：見註1條。

17：陳蕃，見前註。

18：雲英，見前註。

19：兩戒，國家疆域的南北界限，借指兩戒之內的全境。這裏指國家一統。

19：金門，《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北齊書·文苑傳·樊遜》”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欲，避世金門，何必深山蒿蘆之下，遂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

20：巴東，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巴東。

21：草檄，袁紹讓陳琳草檄，聲討曹操“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製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22：隆中，諸多隱居處。抱膝，以手抱膝而坐。有所思貌。《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壟畝，好為《梁父吟》”裴松之註引三國魏魚豢《魏略》：”每晨夕從容，常抱膝長嘯。”唐白居易《邯鄲冬至夜思家》詩：”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

23：扶桑，神話中的靈地之一，傳說在東方的大海上，扶桑樹是由兩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樹組成。多指日本。

24：掃穴犁庭，掃蕩其居處，犁平其庭院。比喻徹底摧毀敵方。清魏源《聖武記》卷七：“且謂蕞爾土司，即掃穴犁庭，不足示武。”

25：草木風，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晉書·苻堅載記》：淝水之戰，苻堅看到東晉軍隊陣容嚴整，又遠望八公山，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十分恐懼。後用以比喻非常慌張，到了自驚自擾的地步。

26：孤舟惶恐再經灘：惶恐，惶恐灘，在江西省萬安縣，急流非常險惡，是贛江十八灘中的一個。文天祥句”惶恐灘頭話說惶恐，零丁洋裏慨嘆零丁”惶恐，是擔心國家會滅亡而惶恐。

27：末旦，未彰顯。

28：楫指中流，見前註。

29：天意似將頒大任：《孟子》“天欲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郁達夫·離亂雜詩十一首

　　9

飄零琴劍下巴東，未必蓬山有路通。
亂世桃源非樂土，炎荒草澤盡英雄。
牽情兒女風前燭，草檄書生夢裏功。
便欲揚帆從此去，長天渺渺一征鴻。

　　10

千里馳驅自覺癡，苦無靈藥慰相思。
歸來海角求凰日，卻似隆中抱膝時。
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
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

　　11

草木風聲勢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
地名末旦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
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饑寒。
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入侵東南亞 ，多方打擊華人社會 ，大量華人逃回中國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過程中斷。二戰結束初期 ，除免於戰禍的泰國外 ，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內亂頻繁 ，百業蕭條 ，華人企業受創尤甚。中國人移民東南亞過程雖然再續 ，但不復二戰前盛況。除入境泰國的中國移民較多外 ，一些國家的離境華人甚至多於入境華人。1947 - 1949 年 3 年間 ，離開新加坡的華人為 294 805 [ 29 ]人 ，入境華人為 248 617 人。 二戰以後 ，東南亞華人人口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率。

①“再中國化”的觀點為廖建裕教授(Leo Suryadinata) 提出 ，指那些已經同化或半同化於當地民族的華裔再度恢復華人的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現象。參見 :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Overseas Chinese ， Chi2 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 ”In Leo Suryadinata ed.  ，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7 ，p.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70 年代後期 ，大規模的中國人海外移民活動基本停止 ，持續 300 餘年的中國人移民東南亞大潮中斷。一方面 ，中國政府嚴厲限制人民向海外遷徙 ，海外關係成為“汙點”，大部分華僑被視為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向東南亞移民在動機和實踐上均不可行。從 1955 年始 ，中國政府正式宣佈放棄雙重國籍法 ，承自清末的根據血統主義原則制定的國籍法不再施行。中國政府從號召華僑在政治上認同、經濟上協助新中國，轉變為鼓勵華僑加入當地國籍 ，文化上認同於當地 ，政治上效忠於當地政府(加入當地國籍者) 或不介入當地政治活動(保持中國國籍者) 。中國政府對華僑工作的方針“，  是為僑胞的長遠利益著想 ，鼓勵更多的華僑參加當地國籍 ，在當地生根。” ① 


另一方面 ，獨立後的東南亞國家出於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防範 ，也非常忌諱本國存在的大規模“外僑社會”，嚴厲禁止中國移民入境 ，並相繼對本國華僑社會采取或激進或和緩的同化政策。東南亞各國華僑或被動或主動融入當地社會 ，加入當地國籍 ，效忠於當地政府 ，成為當地國家民族的組成部分 ，絕大部分華僑完成了從“僑民”到當地華人的身份轉變 ， 不復為中華民族的海外分支。從 20 世紀 50 年代到 80 年代 ，東南亞各國華人社會的“華人意識” (Chineseness) 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②在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柬埔寨和老撾 ，相當部分華人同化於當地社會。

因此 ，從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 ，除了 70 年代初期數千來自雲南的知青越境進入緬甸，和 70年代中期數千福建人潛入菲律賓外 ，東南亞華人社會基本上沒有來自中國的移民加入。由於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作用 ，東南亞華人人口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據估計 ，到 1990 年前後 ，東南亞華人約 2 000 萬人 ，其中 ，印度尼西亞約 546 萬人 ，馬來西亞約 525 萬人 ，泰國約 481 萬人 ，新加坡約 252 萬人 ，越南近 100 萬人 ，菲律賓約 85 萬人 ，柬埔寨和緬甸各約 50 萬人。③

（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廖承志在1957 年中僑委第二屆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的講話。見《僑務政策匯編》第3 輯,南洋研究院院存資料。

在此使用的“華人意識”(Chineseness) , 指認為自己是華人的意識。構成華人意識的基礎, 一是華人血緣, 二是一定程度上認同和保持華人文化。王賡武教授則認為“, 華人意識”指“那些認為自己是華人的即是華人”。參見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 . Cushman &Wang Gungwu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Tw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 16217.

此估計來自:Leo Suryadinata ,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 1997 , p. 7. 雖然廖建裕教授說明, 其所列華人數量大部分是推估, 並非來自正式人口統計數據, 但筆者仍認為,所列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人口數量顯然低估。

到 20 世紀 20 年代 ，東南亞華人估計有 510 萬人。若以國別分野 ，泰國最多 ，達 250 萬人，幾近東南亞華人總數的一半。其次為新馬華人，再次為印尼華人。但泰國華人多為當地土生 ，混血兒居多。若以籍貫劃分 ，仍以集中居住在泰國的潮州籍移民及其後裔居多 ，其數量高達 180 萬人，約三分之二以上居住在泰國。其次為福建人(主要為閩南人) ，約 120 萬人 ，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馬。20 世紀 20 年代東南亞華僑數量、分佈與籍貫[22]

一戰結束以後的 10 多年間 ，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高峰。1922 - 1939 年間 ，從廈門、汕頭、香[ 23 ]港出洋的移民就約 550 萬人，絕大部分前往東南亞。這些中國移民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移出 ，在1918 - 1931 年間 ，僅從汕頭、香港兩地出境的移民 ，就達 380 萬人。[ 24 ] 據統計 ，1931 年時 ，新馬華僑中第一代者占 68. 8 %，1932 年 ，泰國第一代華僑占 45. 73 %。[ 26 ] 1930 年以後 ，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 ，東南亞經濟蕭條 ，華人企業景氣不再 ，華人謀生不易 ，甚至歸國者多於出國者。據廈門、汕頭、海口 3 口岸的華僑出入境顯示 ，1931 - 1934 年華僑歸國者多於出國者 35. 4 萬人。 1935 年後 ，東南亞經濟復蘇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浪潮復起。1937 年 ，新馬入境中國人 402 563 人 ，泰國入境中國人60 000 人 ，為歷年最高中國人入境數字。[ 28 ] 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 ，東南亞華人至少在 700 萬人以上 ， 分佈在數以千計的東南亞華人社區。

東南亞的中國新移民潮

在中國第三波（編註：指新移民第三波 : 属于華裔歴史上第四次移民浪潮 [20 世紀 80 年代迄今] ) 前往東南亞的新移民潮中 ，較為引人矚目的 ，是中國人集體前往緬甸北部、老撾和柬埔寨從事種植行業。

根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 ，中國對東南亞農產品進口減稅直至免稅。同時 ，中國政府承諾幫助金三角地區發展種植業和加工業 ，以便取代鴉片種植。雲南邊境地區的市縣政府 ，均鼓勵企業家過境投資。因此 ，很多中國企業家在緬甸和老撾的邊境地區投資種植業 ，建立一批水果、橡膠、甘蔗園和加工廠。

中國投資者通常大量招募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前往其農場。在緬北的調研資料表明 ，較大的一個甘蔗種植園所雇傭的中國工人達 5 000 人。① 這些中國移民投資和經營的種植園的產品和加工品 ，再免稅或以極低稅率出口到中國。

在老撾山區 ，成千上萬的中國移民忙於生產用於出口的農產品。在柬埔寨 ，中國移民也開始進入邊遠地區從事農業開發。  2006 年 ，一位關注移民的西方觀察家認為 ，近年來湧入柬埔寨的中國移民在 5 - 30 萬人之 [ 55 ]間 ，散佈在柬埔寨各地 ，包括那些最難到達的偏遠地方 ，也可發現中國新移民的蹤跡。


①據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瞿建文副教授提供的緬甸調研資料 ，2006 年 12 月。

緬甸的中國新移民最多 ，但數量最難推估。長達 3 000 公里的中緬邊境 ，並非設幾處口岸所能完全控制。中緬兩國跨境民族常年幾乎自如出入邊境線 ，雙方邊民貿易管制也不嚴格。而且到達緬甸的中國新移民流動性大 ，相當比例再流向柬埔寨、老撾和泰國。2005 年 ，一位長駐印度孟加拉邦的獨立研究者 Sudha Ramachandran 提出: 在過去 10 年中 ，至少有 100 萬名以上的中國移民進入緬甸。數量龐大的中國移民已經改變了緬北地區的族群結構。

由於東南亞各國都未發佈有關中國人出入境和中國移民的數據 ，中國方面也無公開此項數據 ， 因此 ，無法利用公開數據推估中國新移民數量。而且進入東南亞的中國新移民中 ，相當比例為無正式出入境手續者 ，更使相關各國也無法準確推估。由於研究所需 ，筆者據所掌握的資訊 ，仍試圖對東南亞的中國新移民規模作大體評估。（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東南亞的中國新移民潮

中國與印尼建交後 ，印尼政府嚴防大陸人進入印尼的限制逐漸放鬆。蘇哈托統治後期 ，來自福建的中國移民在其富裕的印尼親友的幫助下 ，開始成批前往印尼。  前往印尼的福建人主要來自福州地區 ，少部分人來自泉州地區。根據福建省調查資料 ，到 2005 年 ，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達 51311 人。在東南亞的臺商也高度集中在印尼。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夕 ，在印尼居住的臺商及其眷屬達 3 萬人左右。

第三波（編註：指新移民第三波 : 属于華裔歴史上第四次移民浪潮 [20 世紀 80 年代迄今] ) 到東南亞的新移民潮啟動於 21 世紀初年 ，主要前往緬甸北部、柬埔寨、老撾和泰國北部等東南亞大陸地區 ，其數量之大遠非前兩波移民可比。其中 ，在緬甸的數量最多。第三波移民的主動力 ，是中國與中南半島的大規模經濟合作突飛猛進。2000 年以來 ，中國與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和越南的雙邊貿易飛速增長 ，中國商品鋪天蓋地湧入這些地區 ，隨之而來的是大量中國商販。在中國政府鼓勵對外投資政策促動下 ，這些地區也成為中國企業家對外投資的熱點之地。

中國政府對這些國家的援建項目直接推動了中國移民前往這些地區。在緬甸、老撾和柬埔寨 ， 中國援建的項目遍及全國各地。這些地區的華資企業也吸引了大批中國移民。據駐柬埔寨中國使館 2003 年資料 ，在柬埔寨的大陸、臺灣和香港投資的紡織行業 ，雇傭 7000 多名來自大陸的技術工人 ，只有 2000 多人是有合法工作準證的。

據柬埔寨中國商會 2005 年資料 ，在柬埔寨投資的中國企業已有 400 多家。每家企業所需中國技術和管理員工應有數十人。在越南 ，自 2000 年至 2006年 ，大陸在越南投資的較大企業有 400 多家。  僅 TCL  集團在越南的投資廠家 ，年產彩電 50 萬臺 ，所須中國技術和管理人員 ，當數以千計。迄 2007 年初 ，在越南的臺商企業已達 3000 家 ，分佈於南北越各地。長住越南的臺商及其眷屬約 2 萬人。中越邊貿的繁榮和中國近年來大量投資越南 ，是中國人移居越南的主要動力。更多的中國移民應當是從事邊貿的商販。（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白垚學史，寫詩不忘詠史，60年代中期的〈紅塵〉一詩已見端倪，為日後投入創作歌劇《漢麗寶》與《寡婦山》埋下伏筆。〈紅塵〉有楔子有尾聲，楔子已有詞味（例如“問何人能超越得這暗轉的流年”句），本事寫妲己、西施、王昭君、楊貴妃等落入紅塵的“花的女兒”，頗有深意。出人意表的是，尾聲竟是一句借自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英文：“To be or not to be? It is a question”。現代詩人畢竟是現代詩人。詩人後來寫作歌劇《漢麗寶》與《寡婦山》，如前所述，似乎是不能忘情於歷史的表現。晚近華文作家多挖掘歷史記憶，書寫家族史國族史，構築個人的敘事世界。《漢麗寶》與《寡婦山》雖非小說，也可擺在這個書寫脈絡來看。但是詩人的歷史想像，卻是移民先人輾轉流亡、離散飄零的空間。不管野史正史或虛構真實，作者變奏出一個“浩蕩的天地”以負載“最美麗的傳說”，卻也彰顯了馬華作家鄉關無蹤的無奈或歷史吊詭，只能往想像的浩蕩天地間去尋尋覓覓。（下）（張錦忠博士《讀白垚詩，遙想馬華新詩再革命》, 見2000年六月9日《南洋文藝》/ 作者為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續上）第二波到東南亞的新移民發生在 90 年代中期 ，延續至今 ，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主要目的地。這一波移民包括長住臺商及其眷屬。1994 年 ，臺灣當局推動“南向政策”，到 1999 年底 ，[ 34 ]臺灣投入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新加坡的資金累計 423. 25 億美元。  伴隨規模巨大的對外投資 ，數以萬計的臺商活躍於東南亞各地。據印尼移民機構估計 ，僅在印尼持短期居[ 35 ]留的臺灣人就達 3 萬人 ，在越南的臺商超過萬人。 甚至在外資流入甚少的柬埔寨 ，90 年代中期臺商最多時達 4 000 多人。在 90 年代後期 ，整個東南亞的臺商及與臺資企業相關臺籍人員達 10 萬[ 36 ]。90 年代以後 ，新加坡受囿於勞動力短缺和非華人人口迅速增長而產生的種族失衡問題 ，在 80 年代末就刻意引入各地華人移民 ，尤其是來自馬來西亞、香港和澳大利亞的華人。

90 年代中期以來 ，高素質大陸華人成為新加坡刻意引進的目標。新加坡吸引高素質的大陸移民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從大陸吸引各類優秀學生 ，每年吸引數千大陸學生前往新加坡。根據新加坡政府規定 ， 使用新加坡提供的獎學金 ，畢業之後要在新加坡服務 6 年。當前 ，在新加坡就讀的大陸學生從小學[ 37 ]到博士候選人 ，達 3 萬人以上。同時 ，在新加坡就讀的小留學生還帶動一個特殊移民群體 ，即“陪[ 38 ]讀媽媽”。2006 年“，  陪讀媽媽”數量約 6 000 人。  另一類高素質人才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大陸人。新加坡成功地從其它發達國家吸引數以萬計的原來自大陸的專門人才。

除了高素質移民外 ，90 年代中期以來 ，新加坡還引進大量大陸勞工。2002 年 ， 中國對新加坡的勞務人員輸出已近 10 萬[ 39 ]人 ，絕大部分在建築行業。1990 年 9 月 ，馬來西亞政府廢除國民訪華禁令 ，但仍禁止大陸人前往馬來西亞。1994 年以後 ，馬來西亞政府為了促進旅遊業 ，逐漸開放大陸人訪問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對大陸人來訪開放伊始 ，即成為中國移民的目標。90 年代中期以後 ，大批大陸人利用旅遊簽證進入馬來西亞 ，然後滯留不歸 ，成為移民。福建僑辦的新移民調查資料表明 ，大部分在馬來西亞的福建新移民都是 1996 年以後前往馬來西亞的中國移民。 有如前往發達國家的新移民 ，婚姻成為一部分中國人移民馬來西亞的渠道之一。2003 年 ，通過婚姻移民馬來西亞已有 2 710 人。[ 42 ]到 2005 年底 ，嫁到馬來西亞的中國新娘已達 6 000 人。

1997 年 ， 馬來西亞和中國簽訂教育交流協議 ，互換留學生是教育交流協議的主要內容。1997 - 2002 間 ，約 2 萬名大陸學生到馬來西亞留學。2003 年 ，有 10 884 名中國留學生在馬來西亞就學。  2002 年 ，馬來西亞政府為了吸引外國資金 ，啟動“第二家園”計劃 ，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人員定居馬來西亞。至 2006 年 ，有 1 779 名大陸老人到馬來西亞定居。  馬來西亞也進口中國勞務人員。至 2003 年底 ， 經勞務公司合法輸出到馬來西亞的勞務人員有 5 582 人。  然而 ，不少未經授權的勞務公司也暗中輸出勞務人員。2004 年 4 月 ，馬來西亞移民局宣稱 ，有 18. 5 萬名中國人非法滯留在馬來西亞。 據中國駐馬大使館估計 ，在馬非法中國勞務人員約 2 - 4 萬名。

①2006 年 7 月 8 日 ，馬尼拉田野調查資料 ，被訪者(筆者表弟) 於 1984 年在菲律賓親友幫助下前往菲律賓 ，並在親友幫助下取得菲律賓國籍。被訪者認為 :在菲律賓購買身份證明並不難 ，最容易的辦法就是購買菲律賓偏遠地區已去世的菲籍人的身份證明。據他所知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前來菲律賓的晉江人 ，絕大部分都已經擁有菲律賓國籍。（下續）（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二、契約華工 :第二波移民浪潮 (19世紀中葉 - 20世紀初)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第二個高潮 ，是 19 世紀 60 年代以後的大規模華工出國 ，也即臭名昭著的中國苦力貿易。鴉片戰爭以後至 20 世紀初 ，華工是出國華僑的主體。絕大部分華工以契約制出國 ，即以出國後的工資為抵押 ，換取出洋費用 ，時稱“契約華工”。契約出國形式由來已久 ，通常由華商“客頭”招引同鄉宗親出洋。早在 17 世紀前期 ，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開始掠運和拐賣華工到東南亞。  17 至 18 世紀東南亞各地的華工 ，大多以這種方式出國。大規模華工出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其外部原因是歐美各國於 19 世紀前期相繼廢除奴隸貿易制度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國內推力 ，則是乾嘉以來中國人口激增產生大量剩餘勞動力和朝廷被迫允許華工出洋。

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 1860 年) 中敗於英法聯軍 ，被迫簽署《中英北京條約》，允許華工出洋。其第五款規定“:  大清大皇帝允於即日降諭各省督撫大吏 ，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 ，或在英國所屬各處 ，或在外洋別地承工 ，俱準與英民立約為憑 ，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 ，一並赴通商各口 ，下英國船隻 ，毫無禁阻。該省大吏亦宜時與大英欽差大臣查明各口情形 ，會定章程 ，為保全前項華工之[ 12 ]隨後所訂《中法北京條約》第九款中 ，也有同樣條款。

其後各列強沿引北京條約 ，獲得在中國販運華工出洋權利。英法在華招工很快演變為大規模的拐販和綁架華工出洋。到 20 世紀前期 ，先後約 500 萬華工被販運出國。其中 ，約有 200 萬華工被送往東南亞 ，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的種植園和以錫礦為主的礦場。

錫礦為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所不可或缺的資源。西方資本企圖大量利用機械進行大規模采掘錫礦的計劃在 19 世紀期間幾乎完全失敗 ，馬來亞和印尼的邦加、勿里洞大規模的錫礦開采急需大量勞動力。能否招募足夠的吃苦耐勞的華工 ，成為錫礦業成敗的關鍵。因此 ，馬來亞各錫礦場和邦加、勿里洞錫礦業便不斷從中國南部地區招募苦力。由於契約華工源源不斷被販運到這些錫礦 ，馬來亞產的所謂海峽錫 ，在 19 世紀 70 年代很快地就增長到占世界錫產量的一半。  據統計 ，從 1881 - 1915 年 ，進入馬來亞半島的契約華工 ，總計超過 77 萬人。1884 - 1904 年 ，每年進入勿里洞的華工超過 5 000 人 ，1905 - 1922 年 ，每年超過萬人 ，最多年進入量超過 2 萬人。

19世紀 70 年代以後 ，東南亞的煙草、可可、蔗糖、肉豆蔻、橡膠、波蘿等種植園也正處於大發展過程中 ，也需要大量勞動力。從 1888 - 1908 年 ，僅從汕頭運往蘇門答臘日里的煙草種植園的華工就達 132 167 人。

東南亞華工所受壓迫和折磨之甚 ，與美國、古巴華工不遑多讓。據中山大學東南亞所和南洋研究院契約華工調研課題組 1963 年的華工訪問錄記載 ，1910 年賣身往日里煙草種植園的華工劉亞平回憶 ，他“初進園丘做新客 ，其苦難言 ，每天早上五時就上壩做工 ，直到十一點鐘; 下午一點做到五點半。如稍為遲到或早退 ，一定會受到工頭的辱罵、毒打。公司還規定 ，新客初去 ，上壩不得穿衣穿褲 ，只能在腰間圍一條浴巾 ，用來遮羞和沖涼。印尼天氣奇熱 ，在猛烈的太陽下做工 ，常常暈倒 ，我們的皮膚 ，都曬成炭黑 ，脫了一層皮又脫一層皮。公司為了讓我們適應南洋的氣候 ，便叫工頭仔強迫新客每天要沖兩次涼 ，風雨不改。早上三點半至四點 ，工頭仔便叫我們起床 ，像押犯人那樣押著去沖涼; 晚上八九點也照樣沖一次。當時我們都留著長辮子 ，沖完涼後 ，很久不能乾 ，所以晚上沖涼後 ，往往要到十一點鐘之後才能入睡 ，早上三點多沖涼後 ，便坐待到五點鐘出工了。新客由於在白天已做得半死 ，晚上得不到休息 ，每晚只能睡幾個小時 ，整天感到精疲力竭 ，度日如年 ，有些新客因為過不了這種生活 ，往往上吊 ，投河自盡。”

很多東南亞華人礦主和種植園主參與華工販運。尤其是馬來亞的錫礦 ，多是華人開采 ，其招募和管理華工者全為華人。東南亞華人礦場種植園主對華工的虐待 ，其程度不亞於歐洲人。充當東南亞華工招募者的客頭 ， 通常是那些受種植園主、礦場主信任的“老客”， 派回原家鄉招募新華工。  管理契約華工的工頭 ，則普遍是華人 ，甚至是選自所青睞的華工。華人工頭的收益 ，取決於所管轄華工的產出。為獲取最大利益 ，工頭對華工的壓榨不遺餘力。

盡管華工的死亡率較高 ，但來自中國南方的華工輸入仍源源不斷。也有相當多華工契滿回國或成為自由勞動力而留在當地另謀生路。除了契約華工外 ，這一期間 ，仍有大量其它類中國移民進入東南亞 ，從事小商販、工匠、種植等行業。因此 ，東南亞華人總數仍有較大的增長。據 1902 年爪哇吧城華商稟清政府文 ，東南亞中國移民及其後裔約 400 萬計。

（續上）隆慶元年(1567 年) 海禁開放以後 ，海澄縣月港成為國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從月港進出的遠洋大船多達 200 餘艘 ，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謀生者數以萬計。海澄人“視波濤為阡陌 ，倚帆檣為耒耜 ，蓋富家以財 ，貧人以軀 ，輸中華之產 ，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 ，利可十倍。故民樂經生 ，鼓樵相續。” 雲霄人“望海為田 ，民富則船多 ，民貧則船少 ，船多則富者日益以富 ，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 ，凡能入海而為盜者皆化為舵工水手矣。”泉州地區人民則從安平港出洋謀生。郡人何喬遠記載“安平一鎮盡海頭 ，經商行賈力於徽歙 ，入海而貿夷 ，差強貲用 ，而其地儉於田疇。”17 世紀末以後 ，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和東南亞的開發誘發華人移民熱潮 ，華民成為中國商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海禁初開後 ，深受海禁、遷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相率出洋 ，施瑯在奏疏中描述這種出洋盛況“:  數省內地 ，積年貧窮 ，遊手奸究 ，實繁有徒 ，乘此開海 ，公行出入 ，恐至海外誘結黨類 ，蓄毒釀禍 ⋯⋯如今販洋貿易船只 ⋯⋯只數繁多 ，貲本有限 ，餉稅無幾 ，且藉公行私 ，多載人民 ，深有可慮。夫以臺灣難民尚荷皇上德意 ，移入內地安插 ，今內地之人反聽其相引而之外國 ，殊非善固邦本之法。” 華商船舶運載華民出國規模從雍正五年(1727 年) 閩浙總督高其倬奏折中可見一斑“:   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 ，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七、八十人 ，少者六、七十人 ，其實每船私載二、三百人。到彼之後 ，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船戶 ，略載些須貨物 ，竟將遊手之人偷載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 ，載往彼地 ，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 ，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運載和安置移民成為華商網絡規範經營的組成部分。新來者有人接待並協助尋找生計 ，遍佈各地的華人社區的甲必丹負有此項使命。18 世紀 90 年代在印尼三寶壟居住過的王大海記載了，三寶壟華人甲必丹陳豹卿如何安排新客的“:   吧中有大第一區 ，名三寶壟土庫。

唐帆初到 ，客有欲到三寶壟者 ，則居以土庫 ，並有船護送至壟。或通譜 ，或瓜葛 ，或薦舉 ，或投奔 ，悉皆收錄 ，因才委任 ，各得其宜。” 從 18 世紀初到 1739 年 ，中國帆船到巴達維亞去的空前增多 ，每年達 15 - 20 艘。附船而去的華人也很多 ，巴城華人數量增加很快。18 世紀 30 年代訪問巴城的陳倫[ 7 ]炯估計“:  中國人在彼(巴城) 經商耕種者甚多 ， ⋯⋯人口浩盛 ，住此地何啻十餘萬。”

然而 ，中國移民規模擴大後 ，引起殖民者的忌諱。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多次屠殺華人 ，巴城荷蘭殖民者於 1740 年屠殺上萬巴城華人 ，臺灣荷蘭殖民者也於 1652 年對華人大開殺戒 ，是役殉難者上萬 ，即“郭懷一事件”。

歐人主導的世界貿易網絡的形成也使東亞、東南亞海外華商網絡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 ，17 世紀以來 ，華商網絡已成為歐人主導的東西方貿易網絡的組成部分 ，兩者雖時有沖突 ，但更多時候是呈共生互動之勢。海外華商網絡由沿海向內陸擴展 ，由從事商品販運到組織商品生產 ，對華人勞力的需求大增 ，華人移民數量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華商網絡的擴大和產業經營的多元化。18 世紀的華商從貿易向生產領域的滲透和發展不但使自身經濟實力得到增強 ，而且獲得可靠的貨源供應 ， 同時也帶動了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的發展 ，而後者的發展又擴大了前者的市場。18 世紀中期後 ， 西婆羅洲(今印尼加里曼丹) 發現金礦 ，華僑成為開采金礦的主要勞力。18 世紀末期到 19 世紀初 ， 西婆羅洲每年華僑入口數在 3 000 人以上。19 世紀前期 ，全加里曼丹華僑總數約 15 萬人。這一時期海外華僑社會發展最快的是暹羅(今泰國) 。17 世紀初 ，暹羅華僑尚不上 3 000 名 ，但清代中暹關[ 8 ]係很友好 ，華僑享有“商業上合理的自由 ，歷代國王都友好相待” ，特別是 18 世紀後期 ，有中國人血統的鄭昭在暹羅取得統治權後 ，大力招誘中國人 ，因此華僑南渡絡繹於途。暹羅華人增加很快。

19 世紀初出使暹羅的英人柯羅福說“:  旅客是從中國到暹羅的最重要的輸入”“，  一隻戎克船一次送1 200 個中國人到曼谷”，每年到曼谷的中國人少說有7 000 人。據他估計 ，到了 1821 年 ，暹羅已有中國人 70 萬。 馬來半島、越南、柬埔寨等地華人數量也快速增長 ，馬來半島的柔佛、檳榔嶼、吉蘭丹、宋卡等 ，越南中圻和湄公河三角洲、緬甸仰光等地 ，都湧入相當數量的華人移民。

筆者估計 ，到鴉片戰爭前夕 ，東南亞華人已達 150 萬左右。（下續）

莊國土《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

摘 要 :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歷史 ,根據其動力和規模 ,可分為四次大潮。東南亞為中國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國人大規模移民東南亞始於 17 世紀 ,盛於 20 世紀上半葉 ,歷三波移民高潮。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至中國改革開放前 ,移民東南亞工程中斷。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及中國與東南亞經濟合作的飛速發展 ,中國人重啟移民東南亞熱潮。雖然推動不同時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國內外因素 ,但就四次大規模移民潮而言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發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動力之一。隨著中國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 ,如中國與東南亞的政治關系保持良好 ,前往東南亞的移民潮仍將繼續。與此同時 ,東南亞各國進入中國的移民也將日益增多 ,並呈加速之勢。

移民(emigration) 指「人口在一定距離的空間上的遷移 ,這種遷移具有定居性質。」①造成持續性移民現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為尋求較好的謀生手段和生存空間。大凡較大規模移民現象的發生 , 需具備 3 項基本條件:第一 ,產生移民的地區是生活資料匱缺、謀生條件窘迫 ,或因政治變動造成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壓力與意願 ,如土地的超負荷人口載量、戰亂造成的經濟殘破、政治迫害等。18 至 19 世紀的歐洲和印度 ,12 至 13 世紀的中國中原地區、17 至 20 世紀的閩粵乃至中國東部、中部各省都存在這種移民壓力;第二 ,必須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間 ,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區 ,如17 至 20 世紀的北美、澳洲、東南亞等 ;第三 ,尚需使人民遷徙得以實現的條件 ,如海外移民所需的運輸手段 ,對新的生存空間的認識等 ,如宋元以來閩粵海商對南洋、臺灣的了解 ,15 世紀以來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等;第四是移民本身的主觀動機 ,包括移民和敢於移民的意願和勇氣。第一、二個因素最為重要 ,是移民現象產生的基本內因和外因。第二、四個因素是內因、外因賴以結合的條件。筆者提出的前 3 項條件與廣泛運用於人口遷移的推拉理論( Push2Pull Theory) 相差無多 ,但第四項強調遷移者本身的主觀願望和期望值 ,這種遷移海外的主觀意願與其傳統和價值取向有密切關系 ,特別用以解釋為什麽福建人和廣東人更熱衷於海外移民。海外移民的動機是一種合力 ,是地理、經濟、人文傳統的結合。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來 ,中國人再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引起廣泛的國際關註。國際知名東南亞事務觀察家、前遠東經濟評論特約評論家林特奈爾 (Bertil Lintner) 2007 年 4 月在《亞洲時報》以「第三波中國移民」為題 ,渲染大規模的中國新移民正在增強中國的國際實力 ,尤其是擴大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 中國海外移民高度集中在東南亞。就中國海外移民史而言 ,四次移民高潮都以東南亞為主要移民目的地或主要目的地之一。本文論述自 17 世紀初以來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高潮 ,試圖疏理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主要歷史脈絡和成因。

（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2008年第1期【總第133期】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下續）

南洋客屬總會

南洋客屬總會在1923年由豐永大公會、應和會館、豐順會館、新加坡永定會館、惠州會館、廣西暨高州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發起成立，會址設在新加坡柏城街20號。現有26個屬會。截止2015年，新加坡客家人已發展到40余萬。

胡文虎為第一任會長，湯湘霖、藍禹甸為副會長，英、荷、暹各埠屬代表數百人參加成立大會。大會決議創辦華文學校，設立圖書館、體育部、中西樂劇部、福利互助部，以及招待所。1932年，因南洋經濟蕭條，會務陷於停頓狀態，揚溢 。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為新加坡唯一打破省界範圍限制的華人地緣性社團，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及現任總理李顯龍先生為該會永遠名譽會長。

1923年5月初，先賢湯湘霖等鑒於客屬人士南來日眾，散布區域日廣、人事交接日繁，因此提議組織客屬公眾機構並獲得屬人熱烈響應，隨後由應和會館與豐永大公司（現為豐永大公會）發起召集八屬同人大會，議決實行組織“客屬總會”，設籌備處於應和會館。而茶陽（大埔）會館、永定會館、豐順會館、惠州會館、三和會館（現為廣西暨高州會館）及上杭同鄉會，相繼加入為贊助團體。

1926年開始修建會所，1928年底落成，1929年8月23日總會建築開幕典禮暨客屬總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胡文虎。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停止活動，1945年秋日本投降後，該總會及各屬會相繼復會。1948年8月24日改名為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1949年8月23日宣布使用新會名。1952年改選職員，胡文虎續任會長，下屬28個社團，至今已定期舉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25屆，第25屆懇親大會於2012年11月在福建三明市召開。

經過80多年的發展，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已由一個主要照顧鄉親利益的團體，轉變成維護與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織與規模完善的宗鄉團體，是新加坡客家人最大的社團，也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族社團之一。現任會長為何南光先生，2010年6月13日就任第38屆（2010-2011）會長，2012年5月14日連任第39屆（2012-2013）會長。

宗旨與功能

南洋客屬總會成立的宗旨：聯絡同屬人感情，促進工商業之發展，舉辦慈善、教育、文化、公益事業。

具體來說，總會會員分為團體、商號及個人三種，總會目前共有屬團24間，會員約3千7百名。該會成立以來，1）興辦學校、設立圖書館，以啟發同鄉子弟的知識；2）成立體育部，舉行各種球賽，鍛煉體格與培養體育精裨；3）組織中西樂與戲劇部，以提倡正當娛樂；4）組織福利互助部，以資互助扶助；5）附設俱樂部與招待所，以供屬人工余消遣，為外埠來星會員同鄉提供住宿方便；6）華人宗鄉會館，每年的主要活動包括新春團拜，慶祝華人新年，春秋兩季由宗鄉會董事部組織並率領有關同鄉到祠堂祭祖；7）發揚華人傳統，每年春節分發渡歲金予年老同鄉，敬老尊賢，發揚儒家精神。(百度)

（續上）196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採用ethnic group，即以―族群的說法來取代舊的詞彙，這種詞彙的轉變標誌著學術界漸漸揚棄以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方式來界定或區分人群族群關係。

族群特性並不是孤立存在，必須放在族群關係中來理解，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環境而變動。巴特(Fredrik Barth) 認為，族群的邊界是持續變動中，但是邊界的持續存在則是構成族群的重要因素。

籍貫理論，為中國傳統對於人群的分類，過去人群分類的主要依據，主要是以籍貫分。過去中國誌書記載人物都是以籍貫別，逕稱某某地方人，即是以地緣分類，與行政區分定之。籍貫理論才是過往中國對人群分類的主要實踐，因此過去對待族群認同問題是有其一致性。

客家人與福佬人的記錄中，在清代主要是汀、嘉、潮、惠，或是在日治時期主要是廣東人。這是在現代族群分類概念未興起之前的主要記錄，由於籍貫記載與族群類屬未必互相符合，也造成日後研究上的困擾潮州人。「潮人」，可能是來自使用客語，也可能是使用潮州話。因為當時客家人聚集的地方，主要是在潮州府，以其遷移路線而言，必須先到沿海一帶以潮州話為主的地區。究竟當時是否是使用客語或是使用潮州話，應該是都有可能。即使時日久遠，臺灣各地仍有發
現受潮州話的影響的痕跡。（楊聰榮，多元文化鞏固民主文化學習做為臺灣的軟實力，講課投影片部分內容，2019/04/19，臺灣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客家：族群?移民?
族群之理想類型是假定一群人有共同的祖先，是由宗族關係與血親關係外推的人群組合，因此討論族群就有族群共同特性，強調的是人群的同質性。而移民之理想類型衹假定共同行動，不假定共同祖先。

同一批移民由一地到另一地，無法假定同質性，同時移民的討論涉及移民的過程，以及移民生活適應的問題，而移民因為遷移，其文化特質是在一個快速變遷的過程之中，也難以確定其文化同質性。流動族群的分類概念是流動的，一方面是有歷史事實做支撐，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們理解這些歷史事實的方式而改變。

西方學術對人群分類的系統性學理，是由生物學發展過來的，因此對人群差異的分類首重人類在生物學上的差異，因而發展出種族理論(racial theory)

林奈分類命名：生物學對所有物種的分類，在十七世紀開始快速成長，到了十八世紀發展出有名的林奈分類命名系統，即是當時的生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78)提倡，發展出人為分類體系和命名法，這種分類與命名後來經過華勒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及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的發現而漸趨完整，一直沿用至今，稱為林奈原則 (Linnaean principles)。

物種之分類系統: 這種分類法的特色是條理的分類與標準的命名，將所有的生物根據其生物特性加以分類，而每一個物種在此一分類系統都有其位置，而且衹有一個標準命名。本質主義式界定• 就生物學而言，人類是屬同一種，而就膚色、高矮、髮色等等的差異，衹是人類種種差異的項目，因此不宜對人種的差異，做本質主義式界定。可以做統計上的描述，但是由於存在各種混血的情況，分類必須保留彈性，讓人們自行選擇其所屬的類屬，也不會以生物學的特色，做為分類的唯一標準。

語族理論(linguistic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以族群語言做為分類的最首要原則，同樣也是強調以科學性資料來做分類的依據• 語族理論的發展最早是由十八世紀的歷史語言學與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而語言學對於語言的分類，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標準，有幾個特性因為學科發展的歷史而有其特色。以語音學為主導，對於語言首重口語(spoken languages)，而對語音特性也構成語言分類的首要原則，後來以語法學為基礎的分類方式也發展出來
。例子: 越語與華語分屬不同的語系，即使歷史上有較長的接觸，也吸收大量的語彙，但是不同語系的特性並沒有改變，因此雖然接觸時日很長，仍然可以辨識出語言分屬不同語系的基本差異。

混雜：族群的分類也如同語言的分類一樣，也很容易忽略掉，在人類社會的具體生活世界之中，文化與社會生活更加重要，而文化與社會生活是會變遷的，正如語言是會變遷的一樣，真實的生活世界則是充滿著混雜性，而非一成不變的
族群。（楊聰榮，多元文化鞏固民主文化學習做為臺灣的軟實力，講課投影片部分內容，2019/04/19，臺灣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招商引資? 少来喜滋滋。

1.千億潛在投資？數字響亮，口袋照樣空空。

2.合作框架確立？紙板拱門，拍照完就散。

3.成就空前？空城放炮，自己鼓掌。

4.未來投資湧入？說中彩票前，還得先買彩票。

5.雙贏合作？減價標語，誰都沒便宜。

6.友好交流？寒暄洗杯，各自回家。

7.國際看好？像空白支票，能不能兌現難說。

8.歷史性突破？門縫推一公分，進不去就是假突破。

9.投資意向簽署？情書再甜，成不了婚姻。

10.全球資金聚集？沙漠廣告牌，看得到喝不到。

11.外資熱烈關注？八卦點讚，掏錢就散。

12.空前信任？空白藥單，病還在身。

13.協議數十份？厚度驚人，全是廢紙。

14.資金排隊？剪綵人多，錢卻不多。

15.投資奇蹟？街頭魔術，帽子永遠是空的。

文明明邊界與文化樞紐：中國與婆羅洲的對話

本圖將中國與印尼加里曼丹並置，以青銅鳥首作為象徵標記，意在凸顯古代文明之間的符號性聯繫。青銅鳥首在中國三星堆遺址、東南亞青銅文化中皆有發現，其形態與意涵或許並不完全一致，但共同展現了人類社會藉由象徵物件建構宇宙觀與社群認同的方式。圖像因此提示我們：文明的疆界並非截然分明，而是存在跨地域的符號交流與意義生成。

在此脈絡下，馬來西亞的沙巴邦與砂拉越邦雖未在圖中明示，卻地處中國與印尼加里曼丹之間，長期作為地緣與文化的樞紐。自古以來，南海航道上的移民流動、香料與陶瓷貿易，皆使這兩地成為跨區域互動的重要節點。於是，沙巴與砂拉越的角色既是「緩衝帶」，亦是「橋梁」：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區隔，更在於連結。

因此，本圖所揭示的並非單純的地理對照，而是對「邊界空間」如何孕育文化交流的再思考。

南海起飛：沙巴邦國與砂拉越邦國，角色是什麽？

首先，問一問，人們看見文化歷史裏的北婆羅了嗎？

能激發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才是好設計、好心象。

文化定義

本研究采用文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對文化的定義，系指「歷史地流傳下来，體現於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以象征符號形式表達之傳承的概念體系，人們藉此達到溝通、存續並發展其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culture is a system of inherited conceptions expressed in symbolic forms by means of which men communicate, perpetuate, and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about and attitudes toward life，Geertz, 1973, p. 89），循此亦可接合辨別文化特征的两種取徑，一是外視（etic）取徑，指從某些特定層面或次序對文化整體作概括性的描述，如從行為模式將團體分為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社會取向或個人取向；二是內視（emic）取徑，系檢視特定文化中的內在特質與結構、文化中的法則與次序。

關於大陸學生在台研修期間的跨文化敘事，目前雖尚無人進行探討和研究，但柯曉翔（2011）訪問 25 位大陸交換學生，以深度報導方式從社會觀察、校園生態、歷史反思、政治氛圍等面向勾勒陸生的台灣經驗所完成的碩士論文，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延續閱讀 》跨文化接觸

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要怎樣表達對中國的看法，各有各的自由式。

很多年以來，我關心的，是中華文化。

具體地說，是：在地中華。

主場在：文創。

我很敬仰錢學森先生，他晚年說：

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只能抓准關鍵的議題；

我的心境，大概也是這樣。

愛墾創研：《許我耀眼》熱潮與南海文化敏感性：面向東南亞市場的文創警示

2025年陸劇《許我耀眼》以極短時間席捲華語影視圈與海外市場，成為「爆款」現象。由趙露思與港星陳偉霆主演，該劇憑藉精良製作、強勢卡司與女性職場題材的共鳴，在中國內地與海外平台（如WeTV、Netflix）同步走紅，並登頂全球多國熱度榜。
然而，這股耀眼光芒也因一幕「九段線地圖」閃現戛然而止——該劇因此遭越南全面下架。這起事件不僅凸顯出南海主權爭議在文化交流中的高度敏感性，更提醒所有面向東南亞市場的文創產品：地域政治與文化意識，正成為跨境傳播中不可忽視的「軟性邊界」。

一、從「現象級爆款」到「外交風暴」

《許我耀眼》的成功可謂多重因素共振的結果。

首先，明星效應無疑是推動熱度的核心。女主角趙露思憑藉過往作品積累的龐大粉絲基礎與討喜形象，使劇集在開播初期即具備高流量潛質；與港星陳偉霆的組合，更拓展了跨地域觀眾層。

其次，劇情與主題的當代性契合了都市女性成長、職場競爭與愛情自主等熱門議題，展現了女性在職場與情感間追求自我價值的過程，與當代觀眾的心理需求形成共鳴。

第三，製作與營銷的專業化也功不可沒。從服裝美術到鏡頭語言，該劇呈現出明顯的精品化趨勢；230套造型成為社交媒體話題，帶動時尚跟風。而多平台同步上線及微博、抖音等社群推廣策略，則讓《許我耀眼》在無宣傳預熱的情況下仍能「自然爆紅」。

然而，在第16集閃現的地圖畫面中，一條被中國官方視為南海主權象徵的「九段線」，成為了越南文化主管機關的敏感焦點。越南以「侵犯國家主權」為由，依據《電影法》第九條下令下架此劇。這一決定再次揭示，當中國文創產品「出海」時，南海議題所承載的地緣政治張力，足以瞬間抵銷商業與文化成果。

二、「九段線」的文化爭議鏈：從影視到品牌

這並非孤例。自美國動畫《雪人奇緣》（Abominable）至遊戲改編片《神秘海域》（Uncharted）、甚至芭比電影（Barbie），凡出現「九段線」圖像者，幾乎都在越南遭禁。2023年韓團Blackpink巡演主辦方iMe娛樂，也因網站使用該地圖被調查並公開道歉；中國手搖飲品牌「霸王茶姬」進軍越南時，亦因App圖示疑涉該線遭抵制。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個事實：南海地圖不僅是政治符號，更是文化產業的敏感雷區。

對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而言，「九段線」象徵對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挑戰，因此任何文化作品若未加篩檢、誤植相關符號，即可能觸及主權紅線，導致禁播、抵制、甚至品牌信任危機。對於面向東南亞市場的文創業者而言，這是一個關乎風險管理與文化理解的現實考驗。

三、南海市場的文化政治座標

當前，東南亞已成為中國文創產業「出海」的關鍵前沿。以WeTV、愛奇藝國際版、抖音海外版為代表的中國平台，在越南、泰國、印尼等地擁有龐大用戶群。然而，在多元的文化與政治環境中，「內容全球化」並不等於「觀點無界化」。

要真正進入南海區域市場，文創活動需特別關注以下幾個敏感面向：

地圖與地理符號審查：所有涉及地圖、國界、地名的影像或平面素材，須符合當地法規與官方認定的疆界標示，避免誤用中國版本地圖。

主權與歷史敘事的敏感度：任何涉及南海、邊境、戰爭記憶的內容，都應避免單一立場或暗示性符號，以免被視為政治宣示。

文化翻譯與本地化策略：除了語言配音，更需理解當地觀眾對符號、服裝、宗教元素的接受界限；在創作階段建立跨文化顧問機制。

品牌溝通與危機預案：當地監管機構、媒體輿論與社群意見可迅速擴散，企業應建立危機應對流程與透明溝通機制，以減少誤解與損害。

四、結語：從「爆款」到「邊界」的再思考

《許我耀眼》在文化層面上確實展現了中國都市劇的成熟製作力與全球敘事能力，但其「踩線」事件提醒我們：文創全球化的成功，不僅取決於藝術品質與市場行銷，更取決於對地域文化與政治語境的尊重與洞察。

在南海這片充滿歷史記憶與現實張力的水域，文化自信與文化輸出不只是「文化產品」的競爭，更是一場「文化敏感性」的測試。只有在尊重多元、理解差異的基礎上，文創活動才能真正跨越邊界，成為連結而非分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