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寺廟成商品，日本人又慌了？

本文從「重寫全球秩序」的視角，來解析一則新聞〈日本4000寺廟快倒閉，成了中國富豪獵物? 〉，背後折射出的三種文化心態與結構性焦慮。

重點不在真假細節，而在為何這類敘事會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共鳴，以及它如何對應一個正在鬆動的世界秩序。

一、為何說「這回日本人徹底慌了」——不是怕錢，是怕文化主權失守

表面看，日本社會的焦慮似乎來自「中國資本進入宗教與殯葬產業」，但更深層的恐懼其實是：「連最後的精神避難所，都無法靠制度自保了。」

1.寺廟在日本不是「宗教場所」，而是文化基礎設施

在日本，寺廟與神社同時承擔：

• 家族記憶（祖先、墓地）
• 地域共同體中心
• 生死倫理與秩序
• 稅制與信任的象徵性存在

當寺廟被視為「可套利的制度工具」，對日本人而言，這不只是資本問題，而是文化神聖性被金融化。

2.真正的恐慌：日本制度正在被「合法利用」

新聞最刺痛日本社會的不是「外國人買寺廟」，而是：

• 一切完全合法
• 利用的是日本自己設計的制度
• 而日本社會卻無力阻止

這意味著：日本引以為傲的“高信任、低對抗”社會模型，正在被全球資本精準拆解。這種恐慌，本質上是秩序失效的恐慌。

二、「中資入場國外核心文化領域」的隱憂——不是擴張，而是文明邏輯的錯位

這類報導在日本語境中，往往被包裝成「中國資本滲透」，但真正的不安點在於文化心態的差異。

1.核心衝突不在國籍，而在「用途理解」

•對日本社會而言：宗教法人 = 公共信任 + 神聖空間
•對部分中資操作邏輯而言：宗教法人 = 稅務工具 + 資產通道

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不同文明對制度的使用方式不同。

[愛墾研創]結城紬～～傳統紡織工藝位於日本關東地區北部的茨城縣，雖不如京都、西陣或新潟等地以紡織聞名，卻孕育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傳統紡織工藝之一——結城紬（Yuki Tsumugi）。結城紬以茨城縣結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為核心，歷史悠久、技術獨特，不僅是地方產業的象徵，也反映日本農村社會、生活文化與工藝精神的深層結構。

結城紬的起源可追溯至奈良至平安時代，至今已有超過一千三百年的歷史。其最大特色在於「真綿手紡」與「地機手織」的製作方式。與一般將蠶繭抽絲不同，結城紬使用的是將蠶繭加工成真綿後，以手工拉伸、捻線而成的絲線，質地蓬鬆卻極為堅韌。這種線材再透過地機進行低速手織，使布料兼具保暖性與柔軟度，特別適合日本關東地區寒冷乾燥的冬季氣候。

從社會結構來看，結城紬長期與農村生活緊密相連。傳統上，養蠶、紡線與織布多由農家女性在農閒時進行，是典型的「農家副業型工藝」。這不僅補充家庭收入，也使技術得以在家族與社區中世代傳承。與集中式工場生產不同，結城紬的分散式製作體系形塑出強烈的地方共同體特質，使工藝深植於日常生活之中。

江戶時代以後，結城紬逐漸成為武士階級與富裕町人的高級衣料。其低調的光澤與樸素紋樣，被視為符合「侘寂」與節制美學的代表，與華麗的錦織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審美定位，使結城紬在日本和服文化中占有獨特地位，也奠定其高級紡織品的聲譽。

進入近代後，面對機械化紡織與化學纖維的衝擊，結城紬產業逐漸萎縮。然而，其高度手工性與不可替代的技術價值，也促使日本政府重新評估其文化意義。1956年，結城紬被指定為日本重要無形文化財，2010年更登錄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茨城縣極具代表性的文化資產。

在當代，結城紬已不再以大量生產為目標，而是朝向「文化型產業」轉型。地方工坊與職人致力於技術保存、後繼者培育與對外交流，並嘗試將結城紬應用於現代生活，例如服飾設計、室內織品與藝術創作。透過與設計師、研究者的合作，結城紬逐漸擺脫僅限於傳統和服的框架，探索新的市場可能性。

此外，結城紬也成為茨城縣地方形象與觀光的重要資源。相關博物館、體驗工坊與產地活動，使訪客得以理解其繁複的製作流程與背後的生活文化。這種以工藝為核心的文化觀光，不僅帶動地方經濟，也強化居民對自身歷史的認同感。

總結而言，茨城縣結城地區的紡織業並非單純的傳統產業，而是一種融合自然環境、農村生活與高度工藝精神的文化體系。結城紬的價值，不在於產量或效率，而在於其所體現的時間厚度與人手溫度。透過對這項工藝的保存與再詮釋，茨城縣不僅延續了一段珍貴的地方歷史，也為當代日本思考地方產業未來提供了重要啟示。

（續上）列維-斯特勞斯解釋到，對於西方生就的探求者而言，沒有什麼是無法回答或不應該回答的問題，科學精神恰在此得以萌芽。而日本和尚的自負則反襯出一種佛教的智慧：沒有任何問題會得到答案，因為每個問題都會喚起另外一個問題；沒有什麼具有特性本身，世上所謂的現實都不過是暫時性的存在，它們相互交替、混淆。我們顯然無法在這種相互交織的定義中獲取答案。

這中間可謂是離心與向心之別，西方表達自我的方式是根本上要去離心，而禪畫境界的自我表述則是借助符號表達出內心的求索，這根本是向心性意義的。

這些都屬於思想的交匯，雖誕生於不同的時代，但追求的普遍意義又是共同的。這些教誨激勵著人們拋棄表象，由此質疑所有信仰，放棄追求最終真理，尋求一條最為適合智者的存在狀態，以此泰然祥和地與他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他們的種種快樂，憐憫他們內心的悲傷，真正順應這個世界的存在本身。在這方面，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說了一句很睿智的話：「兩種事物越是對立，它們相互之間就越友好。」（柏拉圖《呂西斯篇》（215e））回到最初勞動的問題上來，在日本社會中，「勞動」或許不像西方那樣，被看成人對無活動力材料的所作所為，而是被看成人與自然之間親密關係的體現。在日本，自然和人之間被看成本來就互為一體的。

作為人類學家的列維-斯特勞斯有著兩種深度的擔憂，其一是所謂人類對其根源的遺忘；其二是人類因其自身的數量而導致的那種毀滅。日本文化無疑想在這其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由此而去強調一種「維新」（yonaoshi）而非真正的革命。日本的傳統價值也因此才得以完全的保持，免於自我瓦解的厄運。或者說，沒有像西方那樣由於一種批判精神與系統精神的相互碾壓的泛濫而變得自我侵蝕，無所歸屬。

那些由懷月堂安度、菱川師宣、歌川國芳等人所創作的精美浮世繪作品足可以說明這一點。因此，才會有像石田梅岩（1685—1744）那樣的思想家在《都鄙問答》《齊家論》中體現出來的文化自覺，使日本「在最現代化的表象中，能夠感受到與其最古老過去的相互聯系」。列維-斯特勞斯在最後強調「人類學家的工作不是設想未來，而是研究過去」。

這恐怕是一個西方人類學家對於未來的失望乃至於絕望的哀嚎吧。但顯然更為清楚的一點是，終究會有一種悲天憫人之心是值得在今天提出來的，那就是如其所言：「人類不是造物主，但他知道人類和其他生命一樣都是被創造出來的，要尊重其他生命。」這體現的是文化存在的另一面，它讓我們在人類學家的文字中得以真實地看見。

（原題：《看見文化的另一面——讀《月亮的另一面：一位人類學家對日本的評論》，見：2023-07-19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趙旭東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所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