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關稅戰争的行星思維～～本文根據一篇許煜在<一種行星思維>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 )一文中的討論[]，以下觀點如何解釋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

“被譽為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現在正面臨著主-奴(lord-bondsman)的辯證關係。過度依賴某個國家作為工廠和市場，最終會導致主奴關係的顛覆。為了獲得承認(recognition)的“奴隸”的慾望( Begierde )(這裡是民族主義)，通過勞動和技術實現，推翻了主-奴關係。

而“主人”，從這個矛盾的時刻醒來，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邊界，減少依賴，這樣，奴隸就不能再威脅它，而將再次成為它的附屬。這一時刻很容易被解讀為全球化的終結:西方必須重新定位自己，重新組織戰略，通過本地化和孤立威脅其主導地位的威脅。全球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強大(它悄然消失了)，而是因為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它暴露了更多的缺陷，而不是它所承諾的好處。這個矛盾和對抗的時刻還沒有得到解決，或者在黑格爾的意義上得到更好的調和。表示“和解”的德語詞，Versöhnung，黑格爾自己用的這個詞，充分錶達了這個過程：等式的一部分必須承認另一部分是父，同時承認自己是子（Sohn）。

無論誰在劇中扮演子的角色，動力政治的本質可能不會改變。只要前一種全球化形式繼續存在，奴隸國家就會呼籲全球化，指責主人國家反對全球化。當他們切斷與奴隸國家的聯繫時，(前者)主人國家也會遭受損失:他們失去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享受的利益。


以上引用了這段許煜（Yuk Hui）在〈一種行星思維〉中的文字，其核心是運用黑格爾「主奴辯證法」（lord-bondsman dialectic）來反思全球化的歷史邏輯。若將此觀點應用於理解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稅戰，我們可以將其看作全球化的「辯證性反轉時刻」——也就是說，全球化進程中原本的權力結構（主／奴）正在發生自我否定與重組。以下我將從四個層面分析這一理論如何揭示貿易戰的深層動力。

一、全球化作為主奴辯證的歷史舞台

許煜指出，全球化並非純粹的「自由交換」過程，而是一種「單邊殖民進程」（unilateral colonization）。所謂「全球化」其實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現代技術、資本與制度輸出過程——這使得非西方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或「原料供應者」，形成典型的主奴結構：主（美國／西方）掌握技術、資本與消費市場；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勞動與製造。

然而，正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所揭示的，這種關係並非靜態，而是包含「承認的慾望」（Begierde nach Anerkennung）的動力。奴隸在被壓制中，透過勞動與技術實踐，逐步獲得了改變現實的力量。對中國而言，這個過程體現在製造業升級、科技自主與國家主體性的覺醒上。結果是：主奴關係的基礎動搖，奴隸開始尋求「自主承認」，而非僅僅服從全球化的規則。（下續）

Tarian Lalang oleh Latiff Mohidin

pada tanah gersang
tiba-tiba datang bermukim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anpa musim.

sebelum lompatan terakhir
sebelum degupan berakhir
dari batu ke batu
dari debu ke debu
semua belalang
dari semua ladang
tiba-tiba menari
tanpa sangsi.

The Dance of Lalang by Latiff Mohidin 

the barren earth

is suddenly swarmed by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out of season

before the last hop

before the last heartbeat

from rock to rock

from dust to dust

all kinds of grasshoppers

from all fields

suddenly dance

the dance of lalang

without doubt.

kota baru february 69

（From：Latiff Mohidin，Sungai Mekong，1981，Dewan Bahasa dan Pustaka,pp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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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春節餐會的訓戒：權力如何殖民喜慶文化空間

在多元社會之中，節慶宴席向來被視為超越政治分歧的共同場域。無論是宗教節日、民族新年或社團慶典，這些場合都承載著暫時懸置衝突、重申共同體連結的文化功能。然而，當政治人物在這類原應屬於歡慶與共享的場域，發表帶有種族訓戒意味的談話時，所暴露的不僅是言辭的失當，而是一種深層的權力文化態度：權力對日常生活的入侵與殖民。

首先，節慶宴席本身是一種文化契約。它要求參與者暫時收起政治立場與社會階序，以象徵性的平等與祝福來維繫社會凝聚力。這種契約是脆弱而珍貴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讓差異共存的緩衝空間。當政客在此時此地進行族群訓戒，等於宣告政治權力不受此契約約束，並以權威話語強行重構場域意義。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越界，也是一種對公共倫理的蔑視。

「訓戒」這一語言姿態本身，蘊含強烈的父權與階序假設。它假定說話者佔據道德與文明的高位，而被訓戒者則被定位為需要指導與教化的對象。當這種姿態以「種族」為界線時，便將族群差異轉化為文明等級，重演殖民語言的古老敘事。這不僅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文化優越論的延續，是將差異治理化、道德化、階序化的典型治理理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發言往往發生在權力不對稱的場域。年宴或社團慶典中的聽眾多為被動受眾，他們受制於禮俗、社交壓力與對權威的尊重，難以當場反駁。政客正是利用這種結構性沉默，將政治訊息包裝為道德宣告，使其成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常識」。這種語境暴力不同於直接的壓制，卻同樣具有象徵性的強制力，悄然塑造了公共意識的邊界。

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這種行為反映了對公共與私人邊界的刻意模糊。節慶宴席介於私人社交與公共儀式之間，是社會生活中少數保留非政治性的灰色地帶。當政客將此空間轉化為政治訓戒的舞台，意味著一種「全面政治化」的治理想像：一切生活場域都可以被納入權力展演與政治動員的框架之中。這種態度接近威權文化的邏輯，即權力不僅治理制度，更要求支配日常意義。

此外，節慶與餐桌本身是一種象徵資本的分配場域。誰能在此發言，誰的話語被視為「祝詞」，誰的話語被視為「教導」，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象徵階序。政客在此發表種族訓戒，是在宣示其對節慶意義的定義權，將原本屬於共享的文化儀式轉化為權力話語的延伸舞台。這種象徵暴力往往不以強制呈現，而以禮俗與尊敬為掩護，使被支配者在不自覺中接受新的意義秩序。

在多元文化倫理的框架下，公共話語的基本要求是避免羞辱性分類與階序化描述。節慶場合更應是差異被暫時懸置、共同體被重新想像的時刻。當政客在此進行族群訓戒，顯示出對多元文化倫理的缺乏敏感，甚至帶有某種同化主義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態度暗示，某些文化或族群被視為「標準」，而其他族群則需被矯正與管理，從而再生產了不平等的文化秩序。

餐桌的象徵意義也在此發生反轉。共食原本象徵信任、共享與關係建立，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連結儀式之一。然而，當餐桌被用作種族訓戒的平台，它從「共食」轉為「分食」，從連結轉為劃界，從關係生成轉為權力展演。這種轉換具有強烈的文化象徵性，意味著社會裂痕被帶入最基礎的日常生活層次，並被權力話語正當化。

更深層地看，這種現象揭示了一種「權力的日常殖民」。權力不僅存在於法律與制度，也透過語言與儀式滲透到日常文化之中。當政治人物在喜慶場合進行族群訓戒，他們不僅是在表達政策立場，而是在重編文化腳本，將日常生活納入治理的象徵秩序。這種殖民化過程往往是漸進且隱蔽的，但其後果是公共生活中非政治空間的逐步消失。

從民主文化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民主不僅是制度設計，更依賴於公共文化中的相互尊重與共處能力。節慶與餐桌本應是民主文化的基礎場域，是不同群體暫時放下對立、重新確認共存的時刻。當這些場域被權力訓戒佔據，民主的文化基礎便被侵蝕，公共生活逐漸被權力邏輯全面編碼。

因此，在喜慶場合發表種族訓戒，不僅是一場失當的演說，更是一個文化政治事件。它揭示了權力如何試圖延伸至最細微的日常場域，如何將文化儀式轉化為治理工具，以及如何在象徵層面再生產族群階序。對此的批評不僅是道德譴責，更是對權力文化結構的反思：當政治權力無所不在，當日常生活不再保有暫時的非政治空間，社會的共同生活基礎將變得愈發脆弱。

結語

餐桌與節慶，是社會最後的共同空間之一。當權力將訓戒帶上餐桌，所破壞的不僅是禮俗，而是社會能否共處的象徵基礎。這種行為所揭示的文化態度，是權力對日常文化的殖民，是象徵暴力在喜慶儀式中的上演，也是民主文化根基的潛在侵蝕。對此的警覺與批判，正是當代文化政治評論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