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馬來紀年》走一帶一路·望加錫

歷史上,香料貿易在蘇拉威西地區占有重要地位,當地政權和外來勢力激烈競爭以控制香料貿易,最終荷蘭取得瞭望加錫地區的貿易壟斷權。1942年二戰時望加錫被日軍攻占,印尼獨立後併入印度尼西亞。

從人口上看,望加錫是蘇拉威西島的最大城市、印度尼西亞第五大城市。1971到1999年間,城市以前殖民時期的一個城堡為名,稱作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望加錫和烏戎潘當這兩個名字經常互換使用。城市坐落在蘇拉威西島南半島西南海岸,面朝望加錫海峽。(Source of Photo:https://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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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索 布達米亞

    [愛墾研創]「中國因素」演變對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之影響:從跨國族群網絡到安全化框架的轉型

    「全球中華圈」概念的衰退與「中國因素」話語的崛起,不僅是語義與學術框架的轉變,更深刻影響了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的結構與運作邏輯。若「全球中華圈」曾象徵一種以文化與族群網絡為基礎的跨國合作想像,「中國因素」則代表這種想像被重新嵌入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框架之中。此一轉向,對全球華人民間合作帶來至少三重結構性影響:信任結構的重構、制度環境的政治化,以及族群經濟的去中心化與碎片化。

    首先,在信任層面,「中國因素」論述導致華人跨國網絡的象徵資本發生質變。過去華人商業與文化合作高度依賴族群信任、語言與文化親緣性,形成所謂「關係資本」(guanxi capital)與族群嵌入式經濟(embedded ethnic economy)。然而,當華人網絡被外部政治話語重新標記為潛在「影響管道」或「滲透節點」,族群信任不再被視為中性資源,而可能被視為安全風險。這種話語轉換,對華人企業與文化組織的外部形象與制度互動造成顯著影響,使族群連結由社會資本轉化為需被監管與審視的政治變量。

    其次,在制度層面,跨國華人經濟與文化合作的政策環境日益安全化(securitization)。過去跨境投資、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多被視為全球化的一部分,現今則常被納入國家安全審查、技術管制與外國代理人制度的規範範疇。這種制度化安全框架,對華人民間合作產生「結構性摩擦成本」: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交易成本提高,非正式族群網絡的運作空間被壓縮,並促使部分華人企業與文化機構採取去華人化(de-ethnicization)或去政治化的策略,以降低制度風險暴露。

    第三,在族群經濟結構上,「中國因素」論述加速了全球華人經濟網絡的去中心化與碎片化。一方面,中國國家資本與企業巨頭的規模與政治連結,使「華人資本」逐漸被等同於「中國資本」,導致台灣、新加坡與海外華人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面臨身份外溢效應(identity spillover)。另一方面,為避免被納入地緣政治對抗框架,部分華人經濟體系刻意強化本地化與多元化策略,削弱以「華人圈」為核心的跨國族群經濟整合。結果是,原本以族群為連結軸心的經濟網絡,逐漸轉向以國家與區域制度為主要節點的多重嵌入模式。

    在文化合作層面,類似的政治化動態亦十分明顯。文化生產與跨國華語文化流通,過去常以「華語文化圈」或「華人文化共同體」為框架;但在「中國因素」語境下,文化交流被納入文化影響力與認知戰的討論,使文化作品、媒體平台與教育交流被重新審視其政治屬性。這導致部分華語文化生產者與機構採取策略性距離化,強調在地文化認同或多語言轉向,以避免被視為中國文化影響的延伸。

    然而,這種「中國因素」話語與制度轉型,並不意味著全球華人民間合作的終結,而是其形態的結構性轉型。華人網絡仍然在商業、科技與文化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其運作邏輯已由「族群信任優位」轉向「制度嵌入優位」,由「文化共同體想像」轉向「多重政治場域中的策略性嵌入」。這種轉型可被視為全球化晚期的典型現象:跨國族群網絡不再構成超越國家的替代秩序,而是被重新整合至國家與地緣政治權力結構之中。

    總結而言,「中國因素」演變對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的影響,既是限制也是重構。它削弱了以「全球中華圈」為基礎的去政治化合作想像,提高了跨國族群網絡的制度與政治摩擦成本,同時促使華人經濟與文化合作轉向更為碎片化、多中心與策略化的結構。在此意義上,「中國因素」不僅是地緣政治分析的變量,更是重新塑造全球華人跨國社會關係的結構性力量。

  • 美索 布達米亞

    [愛墾研創]「洗地佬」是幹什麽的?從1959年的「御用文人」聊起

    把聶魯達在〈頌歌的住宅〉中所描繪的詩人形象,放入當代馬來西亞的政治語境來看,那不只是一種文學理想,更像是一種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召喚。他拒絕「御用文人」的姿態,不願高踞象牙塔或權力寶座,而是選擇建構一個「所有人都能進來坐下」的空間——一個透明、共享、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語言之家。這樣的意象,恰恰為今日一個有擔當的政黨如何培養其黨員,提供了一種深刻的文化參照。

    在馬來西亞當前的資訊環境中,「假新聞」與「資訊泡泡」已不只是媒體問題,而是政治現實極殘酷的一部分。自2006年進入Web 2.0 (也就是部落格,緊跟著就是社交媒體到目前的AI) 以來,我們已經看清楚若干政黨本身,如魚得水地依賴這些機制來動員支持者。

    其黨員極其方便即挑起「御用文人」的角色——重複既定立場、放大有利敘事、忽視或貶低不利事實。甚至訴諸語言暴力或街頭霸凌行為。久而久之,政治語言將不再是理解現實的工具,而成為遮蔽現實的手段。這正是美國耶鲁大學的斯坦利教授(Jason Stanley在《宣傳是如何運作的》(How Propaganda Works,2015))一書中所警告的:當語言被用來服務權力,而非揭示真實,民主便開始內部腐蝕。

    有觀于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單純訓練黨員「如何說話」,而是重新界定「為何說話」。換言之,它必須在組織內部建立一種文化共識:政治傳播的目的,不是贏得每一場輿論戰,而是維持一個仍然以事實為基礎的公共空間。這意味著,黨員需要被教育去辨識假新聞的運作方式——不僅是分辨真假,更要理解其如何操控情緒、如何利用既有偏見來強化立場。只有當黨員意識到這些機制,他們才不會在無意間成為其擴散者。

    然而,僅僅對抗假新聞仍然不足。更困難、也更重要的,是處理「資訊泡泡」的問題。政黨往往傾向於強化內部凝聚力,這在策略上可以理解,但若演變為只允許單一觀點存在的環境,便會削弱黨員理解社會多元現實的能力。長期處於同質化資訊中的黨員,容易將自身立場誤認為普遍共識,從而失去與不同群體對話的能力。

    因此,教育黨員的第二個關鍵,在於有意識地「打破泡泡」。這不僅是鼓勵接觸不同媒體來源,更重要的是培養一種能夠理解他者立場的思維習慣。例如,在內部培訓中納入對不同族群、宗教與社會階層觀點的分析,甚至邀請持不同意見者進行對話。這樣的做法,並非削弱黨的立場,而是讓立場建立在更全面的理解之上。

    回到聶魯達的隱喻,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該教導其黨員成為「建造房屋的人」,而不是「裝飾櫥窗的人」。所謂房屋,意味著一個可以容納差異、承受檢驗的空間;而櫥窗則只是展示單一形象、排除不協調元素的表面。當黨員被鼓勵去「鋸開新的木板」、「分發工具」,那其實是一種實踐性的倫理:讓政治回到具體生活,回到人們真正的需要,而不是停留在抽象口號與情緒動員。

    此外,政黨也必須處理「御用文人」產生的制度性條件。當內部獎勵機制只偏好忠誠與一致,而不鼓勵批判與反思時,即使個別黨員有意維持誠實,也難以長期堅持。因此,負責任的政黨需要建立一種容許內部異議的文化,使不同意見不被立即視為背叛,而是被視為修正方向的資源。這樣的環境,才能避免語言完全淪為權力的附庸。

    更進一步說,政黨應該教育黨員理解「不知道」的價值。在假新聞與資訊過載的時代,過度自信往往比無知更危險。承認資訊不完整、願意暫緩判斷,本身就是對公共討論的一種負責任態度。這種態度能夠減少情緒性轉發與片面解讀,為更理性的對話保留空間。

    總結而言,面對當代馬來西亞的資訊環境與政治挑戰,一個負責任的政黨,不能只追求訊息的有效傳播,而必須關注語言的倫理使用。它需要培養的,不是善於宣傳的「御用文人」,而是能夠在複雜現實中保持誠實、理解差異、並願意與他人共同建構公共空間的公民。唯有如此,政黨才能不僅是權力的競逐者,也成為維繫民主文化的建築者。

  • 美索 布達米亞

    [[愛墾研創]韓國傳說:印度公主許黃玉與伽倻國首露王~~韓國古代傳說中,有一段跨越海洋與文明的動人故事,講述來自遙遠異域的公主與在地君王的結合,這便是印度公主許黃玉與伽倻國首露王的傳說。這段記載主要見於韓國史書《三國遺事》,不僅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也反映了古代人對王權、命運與文化交流的想像。

    相傳西元48年,伽倻國的開國君主首露王(金首露)尚未娶妻。某日,他夢見上天指示,將有一位來自西方的女子將成為他的王后。同一時期,在遙遠的印度古國阿逾陀,一位名為許黃玉的公主,也夢見神諭,命她前往東方,與一位天命之王結為夫妻。這種「雙向神諭」的敘事,象徵命運的安排與天意的不可違抗。

    許黃玉於是帶著隨從與豐厚的嫁妝,乘船橫越大海。據傳,她的船隊歷經數月航行,最終抵達朝鮮半島南部的伽倻地區。當她登岸時,首露王親自前往迎接,並確認她正是夢中所見之人。兩人隨即成婚,許黃玉成為伽倻國的王后。這段婚姻不僅象徵個人命運的結合,也被視為兩個文明之間的聯繫。

    伽倻國(伽倻國)本身是一個由多個小國組成的聯盟,位於今日韓國南部。雖然其歷史記錄不如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完整,但在考古與傳說中,伽倻以鐵器文化與海上貿易聞名。許黃玉的到來,常被解讀為象徵伽倻與外來文化的交流,甚至有人認為這反映了古代東亞與南亞之間可能存在的貿易或文化接觸。

    根據傳說,許黃玉與首露王育有十子,其中部分後代改姓許,成為韓國金海許氏的始祖;另一些則延續金姓,形成金海金氏。這使得今日韓國部分家族追溯自身源流時,會將祖先與這段跨國婚姻聯繫起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王室血統與神話起源相連的做法,在古代社會中十分常見,有助於強化家族的正統性與尊貴地位。

    這則傳說的文化意義遠不止於一段浪漫故事。首先,它呈現了「天命婚姻」的觀念,即統治者的婚姻由天意安排,具有神聖性。其次,它也隱含了對外來文化的包容與尊重,將異域女子塑造成王后,而非外來威脅。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會對交流與融合的理想想像。

    此外,這段故事在現代也被賦予新的象徵意義。韓國與印度之間的文化外交,常以許黃玉與阿逾陀的連結為基礎。例如印度北方邦的阿約提亞(Ayodhya)曾建立紀念碑,象徵這位傳說中的公主,強化兩國歷史上的「友好淵源」。雖然學界對此傳說的歷史真實性仍有爭議,但其象徵價值卻持續發酵。

    從歷史學角度來看,許黃玉的故事可能融合了多種元素:海上貿易的記憶、王權神話的建構,以及後世對異文化的浪漫想像。部分學者認為,「印度公主」的說法未必指今日意義上的印度,而可能泛指西方或南方的某個地區。然而,不論其具體來源為何,這段傳說已深深嵌入韓國文化記憶之中。

    總的來說,許黃玉與首露王的故事是一則跨越地理與文化界限的神話敘事。它結合了命運、愛情、王權與文化交流等多重主題,不僅豐富了韓國古代傳說的內涵,也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理解古代世界觀的窗口。在神話與歷史的交界處,這段故事持續被講述、被詮釋,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重要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