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例外成為常態：從阿岡本視角重讀《午夜快車》的政治法庭

《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 1978）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僅在於它描繪了一個殘酷的司法體系，而在於它揭露了一個更根本的現代政治真相：法律並非總是在法治中運作，它往往是在「例外狀態」中顯現其真正的權力本質。

若以阿岡本的政治哲學來理解，片中法庭並不是法律失靈的地方，而恰恰是主權最純粹地運作之處。

一、法庭即例外狀態：法律的暫停，法律的完成

阿岡本指出，「例外狀態」並非法律的空白，而是法律在自我暫停中，讓主權權力赤裸顯現的空間。在《午夜快車》的法庭裡，正是如此：

• 法律形式完整存在
• 程序仍被象徵性地執行
• 但法律的保障功能被全面中止

這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而不護人。

主權在此宣告：

我仍然依法行事，但我不再受法律限制。

法庭因此成為一個制度化的例外空間——法律被保留為外殼，權力則在其中自由運作。

二、被告作為「赤裸生命」（Homo Sacer）

在阿岡本的理論中，最關鍵的政治形象是 Homo Sacer——
一種被排除於法律保護之外、卻仍被法律所掌控的生命。

《午夜快車》的主角正是這樣的存在：

• 他被審判，卻無法真正辯護
• 他被法律定義，卻不被法律保護
• 他活在制度之中，卻被排除於正義之外

這正是阿岡本所說的悖論：主權權力是透過排除生命於法律之外，來將其納入政治控制之中。

被告不是被視為一個法律主體，而是一個可被任意處置的生命單位。

[愛墾研創·]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19世紀提出的「詩是生活的批評」（Poetry is a criticism of life），絕非字面上對社會瑣事的「批判」或「寫實記錄」，而是一種深層的價值重構。

以下針對您提到的三重關係進行更深度的解析，探討阿諾德如何將詩歌提升至「文明救贖」的高度：

1.詩不是感情自洩：對抗浪漫主義的「混亂」：阿諾德反對浪漫主義後期那種過度沉溺於個人情緒、漫無目的的自我表露。

客觀性：他主張詩歌應該具備「古典的嚴謹」。他認為優秀的詩作不應只是詩人內心的私密日記，而應具備一種客觀的廣度，去觀察人類普遍的處境。

智性的控制：「批評」一詞在阿諾德的語境中隱含了「選擇、判斷與昇華」。詩人必須對情感進行過濾，將原始的熱情轉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思想。

2.詩必須回應人如何活著：倫理的核心地位：阿諾德曾明言：「一個對生活失去熱情的民族，其詩歌也將凋零。」

道德與生活的連結：他認為「生活」本身包含了巨大的道德問題。詩歌如果脫離了「人該如何活著」這個核心問題，就會變得輕浮。

對抗機械化：在工業革命導致人性異化、精神空虛的時代，他強調詩歌必須重新連接人的精神需求，探討在紛亂的現代世界中，個體應具備何種尊嚴與姿態。

3.評價、衡量與安頓：詩歌作為「準宗教」的功能
這是阿諾德命題中最具前瞻性的部分。他預言隨著宗教權威的衰落，詩歌將承擔起安慰人類心靈的重任。

評價（Evaluation）：詩歌提供了一把尺，讓我們衡量什麼是高尚的、什麼是平庸的。透過閱讀偉大的詩作，讀者能學會區分生活的本質與表象。

安頓（Consolation）：詩歌不僅是觀賞的藝術，更是一種精神的避風港。它提供了一種「精神的秩序」，讓人在混亂的現實中找到穩定感。

優美與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 這是阿諾德在《文化與無政府》中提到的理想境界。詩歌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美」與「真理」注入生活，使生活從粗鄙轉向文明。

結語：阿諾德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並非「日常瑣碎的複寫」，而是「被反思過的生活」。

他主張詩歌應當是「在法律與道德秩序之下，對生活進行優雅的評判」。在當代，這依然提醒著我們：文學不只是娛樂或紀錄，它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在看清現實殘酷的同時，依然能找到「如何活下去」的力量與方向。

博爾赫斯：回憶

在現實生活裡，最貧困的地區往往最自卑，特別講究面子，這種情況很容易見到。

布宜諾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活痛苦時，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產生虛幻的感覺，便是聽到庭院深處傳來的吉他聲，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觸，這時我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

現實日趨混亂的模樣，夾雜著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奇怪的預見，只有小說中可以找回，但小說在這裡是不合適的。幸好現實的豐富多彩的模樣不是唯一的：還有回憶中的模樣，回憶的要素不在於事實的衍化，而在於持久的孤立的特點。那種詩情是我們的無知所固有的，我無需尋找別的。

（引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勒莫〉；見《埃瓦里斯托· 卡列戈》，作者: [阿根廷] 博爾赫斯；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品方: 上海譯文新文本；原作名: Evaristo Carriego；譯者: 王永年 / 屠孟超；1.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