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等待野蠻人：歷史寓言中的政治心理與文化機制

康斯坦丁諾斯・卡瓦菲（Konstantinos Kavafis）的《等待野蠻人》雖然篇幅短小，形式簡約，卻自問答式的對話中開展出深刻的文化寓言。這首詩既訴諸古代的歷史語彙，又以極為現代的視角探查權力、恐懼、政治機制與個體心理之間的複雜互動。它以精緻的形式壓縮了文明與他者、權力合法性與恐懼生產、行動逃避與責任推卸等多重主題，是二十世紀文學中最耐人尋味的政治寓言之一。

一、歷史作為舞台：非特定時空的古典場景

詩中舉目皆是古典世界的標誌：皇帝、元老院、執政官、法務官、邊境、野蠻人——這些詞彙使人立刻聯想到羅馬帝國或古希臘世界。然而，卡瓦菲刻意讓這些歷史元素呈現模糊輪廓：事件未指向特定朝代，人物也不具體落入某一時代的政治脈絡。歷史在這裡不是考證對象，而是作為一座舞台：穩定、典型、可供投射，為詩人提供跨時代的寓言框架。

卡瓦菲的創作方法並非重建史實，他更像是採用「歷史片段」與「文化符號」構成一個永恆的劇場，在其中重演文明世界經常出現的心理與政治情境。因此，本詩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能夠穿越具體歷史，直面任何時代共同的政治焦慮與文化態度。

也因此，後世諸多創作者能從這首詩延伸出自己的討論。例如南非作家 J. M. Coetzee 在小說《等待野蠻人》中，重新詮釋這個母題，以反殖民的視角揭露帝國如何藉由「敵人」的製造維繫統治正當性，正顯示卡瓦菲這首詩所提供的寓言框架具有跨領域的開放性。

二、野蠻人的象徵：文明自我認同的陰影

詩中最核心的象徵便是「野蠻人」。在古希臘語中，βάρβαρος（barbaros）一詞本身便蘊含語言中心主義（linguistic centrism）的意味——任何說著難以理解語言的人，都被歸入野蠻之列。這種命名方式將「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依據語言與文化界定，是文明社群在界定自我時普遍使用的方式。

[愛墾研創·青年議程]權力是一份神聖的承諾

今天，除了少數既得利益者，或礙於種種政治挾持或經商顧忌，恐怕沒幾個人會真心認為，這羣頭領正走在健全的建國路上。

被封口滅音的大多數人目前所面對的，不僅在經濟上割肉補瘡、寅吃卯糧；宗教干政也日趨深入而保守，種族關係更是日益緊張，連治國的起碼水平都達不到，更別說再攀高峰。

身為這個國家未来的繼承者，每一位年輕人有歷史責任告訴每一位年輕人：這個國家已病得不輕；而我們迫切需要透過以下探討，協助這個國家回歸正軌——

1.權力是一份神聖的承諾，不是言行不一，為己所用的私器。

近期浮現一個有趣的動議，就是有人又開始造神，這回的大名堂是「國父 2.0」或「新國父」，對外用的餌是「與老國父齊名」。

一個並未贏得選舉的陣線，因為特殊安排而上位的政權，原來就是為了折衷而產生出來的方案，目標是期待大家放下岐見全心建國。曾幾何時，這個方案已成了個人議程的舞台？

提倡「與國父齊名」的人說，他們已經「迎來了難得的契機重整國家，塑造一套新的政治秩序，為這個國家未來數十年定調。」

諸位青年領導必須看清楚，他們所塑造的新秩序，為未來數十年定的調子，實質是什麼？原來說好的政改改到怎樣？原來說好的打貪是選擇性的課外活動嗎？天文數字的潛在投資可曾給國家帶來實質的繁榮？

2.理性批判是社媒時代第一課；具體建設是建國實踐第一步。

競選承諾不兌現還若無其事，反而對支持他們上台的社羣以怨報德，這樣的政權在倫理上若沒受到理性批判，會對這個國家的未來造成無以彌補的破壞。

當大家聽到他們在說：「現任大佬贏下第二任期才是一切的開始。」我們的批判精神應該提醒自己，這些人在過去三年權勢在手，為何不履行競選承諾？那是因為他們一坐上位子，就顧著策劃如何贏得下一屆大選，一切能忽悠的就忽悠過去。

時間是最好的見證，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青年經歷過不同陣線的輪替，也知道各個山頭的底牌與作風是什麼。諸位能積極發揮時代青年的批判精神，便可能共同建造一個更值得自己驕傲的國家。[青年議程]

[愛墾研創·陳楨]文化、批評與人的潛能：阿諾德的現代性困境與文明信念

在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史上，馬修・阿諾德既是詩人，也是批評家；既身處浪漫主義的餘暉之中，又預告了現代文化理論的誕生。他之所以被稱為「現代文化批評之父」，不僅因為他奠定了批評的制度地位，更因為他提出了一個至今仍具震撼力的命題：人的潛能，根源於文化。

阿諾德所謂「文化」，並非博物館、風俗或藝術消費，而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與言說」。他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中將文化定義為對「完美」的追求，認為人類精神中存在一種內在的完善衝動，而文化正是喚醒這種衝動的媒介。換言之，文化不是外在裝飾，而是內在結構；不是資訊累積，而是精神形態的塑造。

這一觀點與浪漫主義詩人形成鮮明對比。華茲華斯與雪萊為詩歌辯護，往往以創作者的自我經驗為中心，將詩視為個人情感或想像力的高峰。他們的詩論，多半是對自身創作實踐的宣言式正當化。而阿諾德則退後一步，將詩本身視為文明制度的一部分。他說「詩說到底是對人生的批評」，不僅意味著詩具有認識與評價人生的功能，更意味著詩是一種精神批判的形式，是文化反思自身的方式。

因此，阿諾德認為人的潛能來自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現代人文主義信念。隨著宗教權威的衰落與工業文明的崛起，傳統的精神秩序瓦解，社會陷入功利主義與庸俗化的危機。在這種情境下，文化被他視為新的精神支柱。讀詩、讀哲學、接觸古典與思想史，並非為了掌握知識，而是為了在心靈中形成秩序、節制與感受力，從而激活人內在追求完美的潛能。

阿諾德的姿態具有一種中介性的悲劇性。他理解浪漫主義帶來的激情與自由，也敬重古典傳統的形式與節制；但他不願完全站在任何一方。他選擇「與詩站在一起」，把詩當作文明的一種自我意識形態，既不全然臣服於傳統權威，也不完全沉溺於個人表現。正是在這種退後一步的視角中，現代文學批評的自覺誕生了：詩不再只是創作者的延伸，而成為可被歷史化、分析與批判的對象。

然而，阿諾德的信念也包含現代性的悖論。他希望文化能維持文明的共同標準，但他開啟的批評精神，卻最終導向價值相對化與權威解構。當詩與文化成為研究對象時，它們的神聖性也隨之消解。阿諾德既是詩的辯護者，也是讓詩進入現代審判室的先驅。

在今日回望，阿諾德的「文化潛能論」仍然具有啟示意義。在技術理性與資訊爆炸的時代，人類或許比十九世紀更需要理解文化不僅是消費品，而是一種精神鍛鍊的制度。文化之所以重要，不在於提供知識或娛樂，而在於塑造人之所以為人的形式。阿諾德的問題，至今仍是我們的問題：在宗教與傳統退場之後，文化是否仍能承擔起喚醒人類潛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