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中，「野蠻人」並未登場，他們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他們更像是一種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一個被召喚出來的形象。其作用不在於真實性，而在於其象徵性：

• 他們是帝國合法性的來源之一：只要有敵人，權力就有存在的理由。
• 他們是市民情緒的安定劑：因為恐懼，所以依賴；因為期待被「拯救」，所以服從。
• 他們是文明的鏡像：文明透過貶抑他者來肯定自身的優越。

於是，「野蠻人要來了」成為一切政治動作的預設答案：議會停止立法，皇帝披上盛裝，行政官員穿戴珠寶，演說家噤聲。所有制度性行動都被懸置，彷彿真正需要應對的不是內部問題，而是某個即將來臨的外部風險。

但當夜幕降臨，邊境傳來消息：「沒有野蠻人」。這象徵構築多時的文明敘事突然失效，帝國與市民瞬間失去掌控局面的藉口。詩的最後一句便因此格外沉痛：

「而現在，沒有野蠻人，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人啊，曾經是一種解決之道。」

這既是對政治的洞察，也是對文明心理的嘲諷。

三、帝國政治：敵人的必要性與恐懼的治理術

詩的寓意與政治學理論中的「敵人製造」（manufacturing enemies）不謀而合。詩中帝國不僅對敵人保持戒備，更需要敵人、依賴敵人。敵人提供了：

1. 動員的理由（raison d’état）——若無外患，內政便無從推動。
2. 集中權力的正當性——威脅使人民接受更多控制。
3. 掩飾內部問題的煙幕——所有困境可輕易被推給外部力量。
4. 無限擴張的藉口——帝國的邏輯即是持續延伸邊界，而非維持和平。

因此，當敵人不再存在，帝國本身反而陷入焦慮：失去了威脅，即是失去了統治的論述與動機。詩中群眾的驚慌與空虛正反映了這種政治結構：人們習慣於依靠恐懼來理解現實，當恐懼不再有對象時，他們反而無所適從。

這種結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當一個敵人倒下，另外一個敵人必須被創造。卡瓦菲以極為輕巧的語言揭露了這種政治生活的深層邏輯：權力並不只是保護人民，它也需要危險來維持自身。

四、文化心理：等待他者作為逃避責任的日常習性

除了政治層面，本詩也可以視為對人性的一種批判。《等待野蠻人》揭示了人們常見的心理機制：當現實太難、責任太重、改變太痛苦時，人們傾向把期待投注於某個外在力量。那力量或許是命運、機遇、貴人、危機、轉捩點——或如詩中所寫，是「野蠻人」——一個會到來、也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他者。

這也使本詩與貝克特《等待戈多》具有精神上的親緣性。兩者都揭露個體在面對不確定現實時，往往選擇等待，而非行動。等待成為逃避決策、逃避責任、逃避自我對話的方式。

在此意義上，「野蠻人」不只是政治寓言，也是心理寓言：

• 它象徵我們推託責任的理由。
• 也象徵我們對改變的恐懼。
• 更象徵我們不願直視現狀的習慣性逃避。

當野蠻人不來，我們才真正面對自己——那是最令人不安的時刻。

五、結語：在文明與恐懼之間

《等待野蠻人》的力量在於它以極為簡潔的形式，凝縮了文明世界反覆循環的心理與政治模式。它既揭露文化如何藉語言與象徵建構「他者」，又揭開政治如何利用敵人維繫秩序；同時，它也以冷峻的方式提醒個人：我們何其習慣以他者、以外因，來遮蔽我們本應承擔的責任。

詩的最後問題之所以震撼，是因為它無解，也從不打算給出解答——

當野蠻人不來，我們是否還能面對真正的問題？
當敵人不再存在，我們是否還能理解自己？

卡瓦菲以一句古典格言式的拉丁語「Intelligenti pauca」作結：

對於願意理解的人，一點提示便已足夠。

正如這首詩所展現——言簡而意深，平實而深刻，宛如永恆回響的文化寓言。

原詩中譯請閱讀：康斯坦丁諾斯・卡瓦菲（Konstantinos Kavafis）《等待野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