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6）

為了探索這是否屬實，我花了幾天時間操作 Udio 的模型。生成一段 30 秒的樣本需要一兩分鐘，而付費版本甚至能生成完整歌曲。我決定挑選 12 種曲風，各生成一段歌曲樣本，再找出人類創作的類似歌曲。我設計了一個小測驗，看看我們新聞室的人是否能分辨哪些歌曲是 AI 製作的。

平均得分是 46%。而在幾種曲風上，特別是器樂類，聽眾的判斷反而更常錯誤。當我在現場觀察人們進行測試時，我注意到那些他們自信地標記為「AI 作曲跡象」的特質——例如假假的樂器聲、奇怪的歌詞——幾乎都沒什麼用處。

他們答對了一些，但毫不意外地，人們在自己較不熟悉的曲風上表現更差；有些人在鄉村或靈魂樂上還算可以，但在爵士、古典鋼琴或流行樂前就毫無勝算。創造力研究者 Beaty 的得分是 66%，而作曲家 Brandt 則得到 50%（儘管他在管弦樂與鋼琴奏鳴曲的測試中答對了）。

請記住，這些成果不應全都歸功於模型；若沒有那些作品被納入訓練資料的人類藝術家，這些輸出根本無法被創造出來。但只用幾個提示，模型就生成了一些歌曲，少有人會察覺它們是機器製作的。有些歌曲甚至能輕鬆在派對上播放而不會引起任何質疑，而我自己也找到兩首真心喜歡的——即便我是一輩子的音樂人、而且相當挑剔。然而，聽起來「逼真」並不等於「原創」。這些歌曲並沒有那種由怪異或異常所驅動的感覺——尤其不是像貝多芬那種「驚嚇」級別的突破。它們也沒有彎曲曲風界線，或在主題之間跨出巨大跳躍。在我的測試裡，人們有時甚至難以判斷一首歌究竟是 AI 生成的，還是單純做得不好。

最後，這些事情到底會有多重要？法院將在決定 AI 音樂模型到底是在「複製」還是「創作」方面扮演角色——以及藝術家在這過程中應如何獲得補償——但我們這些聽眾才是會決定它們文化價值的人。要欣賞一首歌，我們需要在腦中想像背後有一位人類藝術家嗎——一個有經驗、有抱負、有觀點的人？如果我們得知一首歌曲是由 AI 創作的，它就不再偉大了嗎？

Sanchez 說，人們可能會好奇音樂背後「是誰」。但他表示：「到頭來，不管 AI 成分多少、人類成分多少，它終究會是藝術。而人們會依據其美學品質來做出反應。」

然而，在我的實驗中，我發現這個問題對人們確實非常重要——有些人甚至強烈拒絕享受由電腦模型創作的音樂。當其中一位受試者在測驗中下意識地跟著一首電子流行歌曲點頭，但臉上浮現疑惑的表情。彷彿她正在努力想像這首歌的作曲者是人類而不是機器。「天啊，」她說，「我真的希望這不是 AI。」

但那就是 AI。

[CC Trend 2026·愛墾前瞻]2026年全球文創趨勢——陳明發博士（Dr. Tan Beng Huat）對AI的審慎態度以及他將「傳統紋身」與「情動轉折」結合的努力，不僅符合 2026 年的全球文創趨勢，更精准捕捉到了當前行業的核心博弈點。

[愛墾研創]詩性的葬禮與計算的規訓：從「總裁短影音」看自我技術的終結

引言：從自我雕琢到演算法配享

在傅柯（Michel Foucault）晚期的倫理學轉向中，「自我技術」被視為個體為了達到某種幸福、純潔或智慧狀態，而對自己的身體、思想與行為進行的自發性實踐。這是一種「個體化」的倫理過程，強調主體在權力網絡中的主動性。然而，隨著「總裁短影音」及其背後的「計算式感性配享」興起，這種自我技術正遭遇毀滅性的衝擊。

當代文化不再提供個體自我雕琢的空間，而是透過演算法精準地分配「感性」——誰該憤怒、誰該爽快、誰該恐懼。這種計算式的分配，不僅重塑了意識形態的「上下」與「內外」坐標，更讓中華詩性文化中「興觀群怨」的主動性徹底乾涸。

一、權力坐標的移轉：從「左右」到「上下」與「內外」

傳統的「左右」政治試圖在水平軸線上尋求社會的正義與平衡。但在當前的數位語境中，這種軸線已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極端垂直的「上下」（誰握有計算資源與暴力資本）以及封閉環狀的「內外」（誰是圈層內的自家人，誰是可被抹除的圈外異類）。

「總裁短影音」正是這種新坐標的視覺教具。它向大眾灌輸了一種生存美學：世界是階梯狀的，上位者對下位者的碾壓是自然的律則。個體的「自我技術」在這種絕對的垂直落差面前顯得微不足道。你不再需要修身、齊家、治國，你只需要仰望那個位於頂端、掌握「硬道理 2.0」的總裁救世主。

二、詩性的異化：被囚禁的「興觀群怨」

中華文化作為一種詩性文化，其核心在於「興觀群怨」所承載的情感主動性。孔子期望《詩》能讓個體在群體中保有創造性的反思與批判。但在「總裁短影音」的生產模式下，這四種功能被系統性地異化：

「興觀」的生理化：原本感發志氣的「興」與察見風俗的「觀」，被簡化為多巴胺的瞬間噴發。演算法預設了你的感官閾值，讓你只能在權力反殺的瞬間感到「興」，在財富奇觀的窺視中完成「觀」。這不再是主體的感發，而是機器對感官的「配享」。

「群怨」的暴力化：原本具備社會整合與建設性批判功能的「群」與「怨」，在「內外」邏輯下轉變為仇恨的動員。大眾的「群」變成了對圈外人的集體排斥，而「怨」則從詩性的刺上政，墮落為對「以暴易暴」的極度渴望。這種「怨」不再具有創造新局面的想像力，而是淪為戰爭程序的心理墊片。

三、衝擊傅柯：自我技術的失靈與倫理的自動化

傅柯認為倫理是主體對自身自由的實踐，是「自我對自我的關注」。但在「計算式感性配享」的衝擊下，這種自我技術正在失效。

當演算法比你更了解你的「怨」，並預先為你準備好洩憤的「總裁爽劇」時，倫理實踐被自動化了。你不再需要經歷內心的掙扎、反思與自我克制（這是自我技術的核心），你只需要按下播放鍵，接受那份被配享好的、廉價的正義感。

這種現象導致了「主體的消亡」。在「上下/內外」的權力矩陣中，個體不再是雕刻自我的藝術家，而是數據餵養下的耗材。當感性是被分配的，主體便失去了選擇「如何感受」的自由，倫理作為個體化的概念也就此崩解。

四、救世主幻覺與「和諧」的戰爭程序

在這種集體失去想像力的時代，新的「救世主」——也就是集權力、資本與暴力於一身的超級總裁，變成了全人類的集體幻覺。

這種幻覺在資本與新媒體的無縫操作下，成功地將亞洲的雲端敘事與西方的實體戰略合流。當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被包裝成一場精準的「總裁式清理」，全球民眾在「計算式感性」的引導下，居然達成了一種恐怖的和諧。戰爭不再是痛苦的抉擇，而是一場滿足「內圈」安全感、確認「上位」權威的視覺盛宴。

這種「和諧」，是詩性死後的餘燼。它標誌著人類不再試圖透過外交、對話或共同體意識來解決問題，而是全面擁抱了「硬道理 2.0」。

結語：在計算的縫隙中重尋詩性

「總裁短影音」不只是娛樂的墮落，它是對傅柯式主體性的全面圍剿，也是對中華詩性文化的根本背叛。當感性是被計算、被配享的，當「群怨」的主動性被「上下/內外」的權力邏輯鎖死，人類便進入了一種新的數位極權狀態。

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在演算法的自動化配享中，重新奪回「感受」的主權。這要求我們重建一種新的「自我技術」：一種能識別演算法誘惑、能拒絕簡單垂直崇拜、能在「內外」之間建立橫向連結的倫理實踐。

唯有打破「總裁」式的救世主幻覺，重新找回詩性文化中那種哀而不傷、怨而具備創造力的生命動能，我們才能從這場全人類的集體幻覺中甦醒，避免成為實體戰爭劇本中那組被計算好的、冷冰冰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