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人的養成 × AI的生成 = 新文創的共成

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可能有意见。打他的思想出發，他未必會完全同意我這命題：「人的養成＋AI的生成＝新文創的共成」

他恐怕會善意提醒，同時提出更深層的追問：AI究竟是在促進人的養成，還是在削弱？

斯蒂格勒認為，技術並非單純的工具，而是人類存在與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技術即藥（pharmakon）」的概念，指出技術同時具有治療與毒害的雙重特性。AI可以幫助人們提升創作效率、拓展想像力、促進知識生產，是文化創新的重要動力；然而，如果人們過度依賴AI，將思考、記憶、判斷甚至創造力外包給機器，便可能造成「去技能化/無産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使人的創造能力逐漸流失。

因此，斯蒂格勒會認為，「人的養成」不應只是培養使用AI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養批判思考、文化判斷、審美能力與倫理責任，使人能夠主導AI，而不是被AI主導。真正的「共成」，不是人與AI的簡單合作，而是在技術發展的同時，持續促進人的精神成長與文化生成。

換言之，若以斯蒂格勒的觀點重新詮釋這一公式，可以表達為：

人的養成 × AI的生成 = 新文創的共成

這裡的「×」比「＋」更能體現兩者的相互依存關係：若人的養成不足，即使AI再強大，也難以創造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新文創；唯有人的創造力、思辨能力與AI的生成能力共同發展，才能實現真正的新文創共成。

總結而言，斯蒂格勒對這一概念的回答應是：AI不是文化創意的主體，而是人的創造力的延伸。新文創的未來，不取決於AI能生成多少內容，而取決於人類能否在AI時代持續完成「人的養成」，使技術成為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助力，而非削弱人的創造能力。這也呼應了他一貫的主張：技術的價值，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它是否有助於人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與集體知識的生成。

[愛墾研創]技藝安身，文創立命：從地方創生視野省思中馬職教系統對馬來西亞的啟示

近年來，「地方創生」與「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大馬華社熱議的焦點。從北馬的十八丁漁村、中馬的巴生，到南馬的麻坡與居鑾，各地文創市集、老街活化與社區導覽蓬勃發展。然而，熱潮過後，許多地方文創面臨「同質化嚴重」與「技術人才斷層」的雙重困境。地方文創的核心在於「文化轉譯」與「在地工藝」，這兩者皆極度仰賴高素質的技術人才。

面對人才荒，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大馬的技職教育體系。若借鑑中國的「職業教育」系統，並對比馬來西亞本土的「技職教育（TVET）」現狀，究竟哪一種系統更能有效賦能馬來西亞的地方文創？本文將從地方文創的實際需求出發，探討這兩套系統對大馬的可行性與實踐路徑。

一、地方文創對技術人才的核心訴求：三大維度

探討制度可行性前，必須先釐清地方文創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1.跨界融合的「文創匠人」：地方文創不只需要會操作機器的「黑手」，更需要懂設計、具審美、能講述在地故事的「匠人」。例如，傳統木雕、藤編工藝需要現代設計的加持，才能轉化為符合當代審美的生活良品。

2.具備營運能力的「在地創客」：地方文創往往以微型企業或工作室形式運作，人才必須同時具備產品研發、社群行銷與在地供應鏈管理的多工能力。

3.穩定且永續的青年留鄉潮：任何文創產業都需要青年人口的回流。如果教育系統無法提供明確的升學與就業尊嚴，青年便無法安心留鄉，地方創生最終只會淪為曇花一現的煙火。

二、 中國「職業教育」系統對大馬文創的啟示與可行性

中國近年大力推動「職教本科」與「產教融合」，並在全國各地設立「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師工作室」進駐職業院校。這套系統對大馬地方文創極具借鑑意義，但在大馬落地時卻面臨體制上的制約。

1. 優勢：學歷與社會地位的雙重賦能

中國職教系統最成功的改革，在於打通了「中職、高職、職教本科」的升學直通車。若大馬引進此概念，將「技職」提升至學士學位層次，將能有效打破華社傳統「讀書不成才去學手藝」的刻板印象。當地方工藝（如峇迪染織、木雕、傳統飲食研發）被納入正規的大學學歷教育，青年留鄉從事文創，將獲得更高的社會尊嚴與家庭認同。

2.可行性痛點：中央集權體制的「水土不服」

然而，中國職教高度依賴「普職分流」的行政強制力，以及政府財政的鉅額補貼。在馬來西亞，教育部與人力資源部長期多頭馬車，中央政府不可能實施強制的普職分流。此外，中國職教的「產教融合」多與大型國企或巨型產業鏈對接，而大馬的地方文創高達 90% 屬於微型企業，根本無力承接政府主導的大型產學合作項目。因此，全面照搬中國公辦職教模式在大馬可行性極低。

3. 可行的轉型路徑：民辦高教與「赴華留學」的微型對接

大馬可以採取「借力打力」的策略。目前拉曼大學（UTAR）、新紀元大學學院及韓江傳媒大學學院等民辦華文高教，正積極與中國職業院校合作。大馬可利用中國職教的成熟教材與師資，開辦短期證書班或「2+2」雙聯學位，專注於「數位媒體、產品設計、食品科學」等與地方文創息息相關的領域。這既避開了大馬政府官僚體制的限制，又引入了高質量的教學資源。

三、馬來西亞「技職教育（TVET）」系統的本土優勢與文創契機

大馬本土的技職教育體系過去常被批評為「散亂、認證繁瑣」，但從地方文創靈活、在地的特性來看，大馬 TVET 系統反而具有獨特的草根韌性。

1.優勢：獨中技職班的「文化基因」與靈活性

大馬獨特的「華文獨中技職教育」（如巴生興華的美术與設計科、尊孔的餐飲管理科、育才的汽車維修科）是由華社民間自資發展起來的。這類技職班天然具備深厚的華人文化底蘊，且辦學彈性極大。獨中技職班的學生在求學期間，就能直接參與當地的社區活動、老街改造或文創市集設計。這種「在地孵化」的模式，正是地方文創最需要的養分。

2. 本土 TVET 的痛點：學術與技能的「雙軌斷層」

儘管獨中技職班極具潛力，但大馬整體 TVET 體系存在致命缺陷。由人力資源部主導的 SKM（大馬技術證書）系統，過於偏重單一技術的熟練度（如純粹的烹飪、純粹的裁剪），嚴重缺乏人文素養與美學設計的考核。這導致本土技職生出來後，往往只能成為工廠生產線的作業員或餐館的幫廚，缺乏「轉譯地方文化」的文創思維。

3. 可行的深化路徑：重構「獨中-華社-地方」的三位一體生態

要活化本土技職系統以造福地方文創，大馬華社必須自主進行系統升級。董總在推動技術科統考時，應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將「美工科」與「餐飲科」或「商業管理」進行跨學科整合，培養「會設計、懂餐飲、能營銷」的綜合型文創人才。同時，各地方華商商會應建立「文創天使基金」，直接與在地獨中技職班對接，讓學生的畢業作品直接轉化為地方文創的商品，形成「在地上學、在地實習、在地創業」的良性循環。

四、 結論：以「大馬為本，中國為器」的融合觀

綜上所述，面對地方文創的人才荒，馬來西亞不需要在中國的「職業教育」與本土的「技職教育」之間做非此即彼的單選題。相反地，最可行的方案是「以大馬本土為本，以中國職教為器」的融合模式。

中國系統的優勢在於「縱向貫通的學歷與尊嚴」，大馬可以透過民辦大專與中方合作，引進高階的文創與設計學位，為地方青年開闢一條「技職通往大學」的藍海大道；而大馬系統的優勢在於「獨中技職的民間靈活性與在地情感聯結」，這是政府公辦學校永遠無法取代的文化資產。

當大馬的技職教育能夠擺脫單純「培訓藍領」的舊思維，轉而注入文化美學與創新思維時，我們的青年將不再需要離鄉背井。他們可以手握技藝，留守在家鄉的老街與漁村裡，用現代的設計語彙重塑地方的集體記憶。這才是技職教育賦能地方文創、推動大馬社區永續發展的終極價值所在。

喬蒂．坎托：追尋需求～～如果說「手藝（craft）」回答的是個人如何培養不可取代的能力，那麼「需求（need）」則回答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項能力將服務誰，又將回應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在《How to Start: Discovering Your Life's Work》（2026年出版）中，普立茲獎得主喬蒂．坎托（Jodi Kantor）將「追尋需求」視為職涯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條軸線。她認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職涯，不只是持續精進專業，更在於不斷觀察世界的變化，理解哪些問題尚未被解決，並思考自己的能力能否成為答案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職涯規劃不應只是個人興趣的延伸，而是一種持續與社會對話的過程。

坎托回顧自己的成長經驗時提到，每個世代幾乎都有一套被奉為圭臬的「未來學」。她高中時流行的說法，是「學日語，因為日本將主宰世界」；之後又陸續出現基因科技、中文、電腦科學等「必學科目」，彷彿只要選對領域，就能確保未來數十年的競爭力。然而，這些建立在短期趨勢上的預測，多半隨著全球經濟與技術環境的變化迅速失效。相較於追逐每一次產業浪潮，她認為更值得追問的是：未來四、五十年間，人類社會真正需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這樣的思考，也構成她回應 AI 焦慮的重要立場。近年來，人工智慧快速進入知識工作領域，使「被取代」幾乎成為年輕世代共同的情緒。根據美世（Mercer）2026 年發布的全球調查，將 AI 導致失業視為最大職場憂慮的受訪者比例，已由 2024 年的 28% 上升至 2026 年的 40%；蓋洛普（Gallup）的調查亦指出，近半數 Z 世代員工認為，AI 對工作的威脅高於它可能帶來的利益。這些數據反映的，不只是對技術本身的不安，更是一種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懷疑。

坎托並不否認這份焦慮的真實性。她坦言，在寫作《How to Start》的過程中，始終意識到 AI 將重塑工作的現實，也理解這已成為當代年輕專業人士最深刻的不安之一。然而，她同時提醒，若因恐懼而倉促調整人生方向，反而容易落入另一種追逐潮流的循環。真正值得培養的，不是對技術變遷的即時反應，而是持續辨識社會需求、累積專業判斷，並建立跨越技術世代仍具價值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坎托重新賦予「工作」一層公共性的意義。在她看來，工作從來不只是個人的謀生工具，也不是履歷上的一串經歷，而是社會持續運作與進步的基礎。無論是研發新的癌症治療方法、改善公共服務，或創作一部具有文化影響力的影視作品，都需要不同世代的人共同投入，才能將抽象的理想轉化為具體的公共成果。AI 或許會改變工作的形式，卻無法取代人類持續回應他人需求、建立信任與創造公共價值的能力。

因此，坎托所說的「追尋需求」，並非迎合市場風向，更不是對熱門產業的機械式追逐，而是一種持續觀察世界、理解他人處境，並以自身專業參與公共生活的態度。當「跟隨熱情」逐漸失去解釋力，真正值得追尋的，也許不是下一個熱門技能，而是那些在每一個時代都始終存在、等待有人回應的人類需求。

陳明發博士：教育如何陪伴新一代面對變局

當台大生不再做夢：一路順遂，卻無法自己做決定

Centering Well-being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Around Bamboo

Sabah bamboo weaving model proves rural income success, artisan urg...

BAMBOO: Sabah bamboo industry has huge potential

George Matib：Large-scale bamboo planting is what Sabah needs

陳楨·福職：舞狮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AI時代下東亞青年的體制困境與文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