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的梗

換着運動來說，就是連三樓爬上去都氣喘之人，千萬別一上來就邀他跑全馬，他會把你當成謀財害命的嫌犯，報警都來不及。

現在不是運動強度的問題，而是人們根本不想動。誰還會主動流一身汗？健身房只剩自拍鏡子，跑步機上的公里數還要靠濾鏡美化。

I have in me like a haze by Fernando Pessoa

Which holds and which is nothing
A nostalgia for nothing at all,
The desire for something vague.

I’m wrapped by it As by a fog, and I see
The final star shining
Above the stub in my ashtray.

I smoked my life. How uncertain All I saw or read! All
The world is a great open book
That smiles at me in an unknown tongue. 

(Translate by Richard Zenith)


萄牙詩人佩索阿《我心裡有一團薄霧》

我心裡有一團薄霧，
既不是什麼，也不包含什麼，
只是一種對「空無」的懷念，
對某種無名美好的渴望。

它籠罩著我、遮住我，
像霧氣般把我整個包圍。
我彷彿看見最後一顆星仍在閃爍——
它就在煙灰缸裡，那根煙蒂微光的頂端。

我把一生像一支煙那樣慢慢抽盡。
因此我所看到、所讀到的一切，
都變得搖晃、不確定。
整個世界像一本剛翻開的書，
以一種陌生的語言向我微笑。

（翻譯：愛墾研創）

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是二十世紀最獨特的文學天才之一。他以多重「異名」創作，每個異名都是獨立的作家，擁有自己的風格、思想與人生觀，使其作品呈現多重人格般的深度。他的詩哲思密集、孤獨憂鬱，被視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代表。

[愛墾研創]深時詩學～～後人類哲學「超物件」（Hyperobjects）理論在當代生態思想與文化理論的交界處，英國哲學家暨文學理論家蒂姆·莫頓（Timothy Morton，1968）所提出的「超物件」理論，無疑是近年最具衝擊力的概念之一。自其著作《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出版以來，「超物件」已成為討論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與人類世文化想像的重要關鍵詞。Morton試圖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感知框架，指出在當代世界中，有某些規模巨大、時間尺度極長、分佈極廣、難以被完整把握的存在物，正主導著我們的現實處境——例如全球暖化、核輻射、塑膠污染等。這些存在既非傳統意義上的「物」，卻又真實地滲透於日常生活之中，它們就是所謂的「超物件」。

所謂超物件，並不是單純指「很大的東西」。莫頓強調其五個特徵：黏滯性（viscosity）、非局部性（nonlocality）、時間波動（temporal undulation）、相位性（phasing）與跨尺度性（interobjectivity）。以氣候變遷為例，我們無法在某一瞬間、某一地點「看見」全球暖化本身，但它卻透過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等現象顯影。它像一種黏稠的物質，緊緊附著在我們的行為與制度之上；同時又超越人類感官的尺度，在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長河中運作。正是在這種「既在場又不可全然把握」的張力中，人類原本以自身為中心的世界觀開始崩解。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看，「超物件」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敘事與再現的可能。傳統文學與影像藝術往往依賴清晰的主體、事件與場景，但面對氣候變遷這樣的超物件，敘事變得破碎、延宕且充滿焦慮。這也說明為何近年所謂「氣候小說」（cli-fi）大量出現，卻常以末世寓言、碎片化敘事或多重視角來處理環境議題。當「世界終結」不再是未來的災難，而是正在發生的常態，我們的審美結構也隨之改變。莫頓甚至指出，我們早已生活在「世界終結之後」——所謂的終結，並非地球爆炸，而是那種將自然視為背景、人類作為舞台中心的現代世界觀的崩潰。

這種思想與「人類世」論述形成深刻呼應。人類世強調人類活動已成為改變地球系統的地質力量，而超物件則提供一種哲學語言，說明這種力量如何反過來塑造並壓迫人類自身。當塑膠微粒存在於海洋、空氣乃至人體之中時，人與環境的界線被徹底打破。莫頓藉由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主張，人類並非萬物的中心，而只是眾多物之中的一員。這種觀點挑戰啟蒙以來的理性主體，也動搖了資本主義建立於「可掌控自然」之上的進步神話。

然而，超物件理論亦引發批評。部分學者認為，莫頓過度強調形上學層面的震撼，卻較少觸及具體政治經濟結構。例如氣候變遷固然具有超物件的特性，但其成因與責任分配並非均質，而與全球資本主義、殖民歷史與階級差異密切相關。若僅將其視為籠罩一切的巨大存在，可能模糊了權力與不平等的問題。此外，莫頓帶有某種宿命式的語調，似乎暗示我們只能在「與超物件共存」的陰影下調整感知，而非積極改造制度。這種姿態在政治實踐層面是否足夠，仍值得商榷。

即便如此，超物件理論仍為當代文化提供一種嶄新的感知訓練。它提醒我們，焦慮與無力感並非個人心理問題，而是對超尺度存在的合理回應。當新聞不斷報導冰川消融與森林大火，人們產生的「末日疲勞」其實正是超物件黏滯性的體現。文化創作者若能正視這種結構性情緒，或許能開發出新的藝術語彙，使觀眾不再只是旁觀災難，而是意識到自身早已身處其中。

更重要的是，Morton提出一種「黑暗生態學」（Dark Ecology）的態度：不再幻想回到純淨自然，而是在承認污染與糾纏的前提下，尋找新的倫理關係。這種倫理並非基於浪漫化的和諧，而是承認共存的怪異與不安。從文化層面看，它鼓勵我們接受世界的複雜與模糊，而非追求單一的救贖敘事。

總而言之，「超物件」不僅是一個哲學術語，更是一種重新校準感知與想像力的工具。它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沒有明確邊界、沒有清晰主體的世界，並在其中重新定位人類的位置。在全球暖化與生態崩解日益加劇的今日，莫頓的理論或許無法直接提供政策方案，但它改變了我們理解問題的方式。當文化開始承認自己已被超物件包圍，我們也許才真正踏入一種後人類中心的思想場域——在那裡，人類不再是主宰，而是與無數不可見的存在共同編織現實的一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