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人的出路(10)

有意思在創意生活這一塊土壤大展身手?聽臺灣文教基金會創建人朱學恒的建議吧:“在基金會任職,其實需要相當的社會歷練,因為要豐富的社會經驗,才能用少資源做好大事情。” (Magic story by Dongyup 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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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嫣然]武侠電影歆羣星叢~~如果要理解當代語境中「武俠」為何仍能喚起某種深層共鳴,一個有效的切入點,或許不是去追問它「本質是什麼」,而是觀察不同經驗、語言與歷史片段如何彼此並置,構成一種意義的星叢。借用Theodor W. Adorno所提出的「星叢」Konstellation概念,我們可以更細緻地閱讀一段看似隨意、實則張力密集的文化感受。

    一切從一個具體經驗開始:春節過後,與伴侶走進戲院觀看鏢人,為的是「過過多年不見的武俠癮」。這不是抽象的文化命題,而是身體性的、時間性的召喚——一種被喚醒的感官記憶。武俠在此不是理論,而是經驗的入口。


    緊接著,一句來自社交媒體的詩——「為大海的夢想而犯渾」——構成了第二顆星。這句話的力量,來自其內部的不協調:「大海」象徵遼闊、超越與未知,「犯渾」則帶有非理性、甚至自毀的意味。兩者的並置,使語言本身產生張力,也打開了一種行動的可能性:人可以為了某種宏大的召喚,甘願偏離理性秩序。


    第三個層次,則是對文明地理的想像: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繁衍的族群,似乎對「大海」有著特殊的情感反應。

    這當然是一種帶有詩性誇張的說法,但它提示了一個重要對比:內陸農耕文明所強調的穩定、秩序與循環,與海洋所象徵的流動、風險與開放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張力。正因為長期處於秩序之中,「大」的想像才更容易被推向極端,轉化為某種近乎「犯渾」的衝動。


    然而,這種「為大而狂」的傾向,並未在文本中被單純歌頌。相反,它很快被引入另一個歷史資源之中——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在司馬遷的書寫裡,荊軻、聶政等人之所以行動,往往並非出於抽象的國家大義,而是更為私密且具體的動機:報恩、知己、情義。這種「為一人而死」的決斷,與後世不斷強加其上的「為天下而死」形成鮮明對照。


    正是在這裡,文本出現了關鍵的轉折——對「格局」話語的質疑。「爺想幹這事,是因為爺的個人理由」,這句帶有江湖氣的宣言,實際上構成了對當代一種常見修辭的反抗。在許多公共語境中,「格局」被用來要求個體超越自身、服從更大的敘事;任何拒絕,都可能被指責為「不夠大氣」或「看不遠」。然而,當「大」本身成為一種壓迫性的語言資源時,它便不再是召喚,而是收編。


    如果用阿多諾的「星叢」方法來看,這段文字的意義,恰恰不在於提供一個統一的結論,而在於維持這些元素之間的張力關係。武俠經驗、詩性語言、地理想像、歷史書寫與當代話語批判,彼此並置、互相照映,卻沒有被歸約為單一命題。這種拒絕統一的姿態,本身就是對「同一性思維」的抵抗。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星叢之中,「為大海的夢想而犯渾」與「拒絕為格局入局」形成了一組關鍵的對照。兩者表面上都指向某種超越日常的行動,但其內在結構卻截然不同:前者是主動的越界,是個體為自身所選擇的冒險;後者則是被動的服從,是在他人建構的語境中被動定位自身。正是在這種差異中,一種難以被概念完全捕捉的「非同一性」浮現出來。


    阿多諾認為,真正的批判不在於建立新的宏大體系,而在於揭示既有概念如何壓抑現實的複雜性。在這個意義上,「格局」這一詞彙的拆解——「為著一個『格』名,入你的『局』」——正是一種語言層面的批判實踐。透過重新排列與強調,原本看似正當的詞語,顯露出其內部的權力結構:它不僅描述世界,也在規訓行動。


    因此,這段文字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準確定義了「武俠精神」,而在於它如何讓多重異質元素共存,並在其間生成意義。在這個由「大海」、「犯渾」、「刺客」、「個人理由」與「格局」所構成的星叢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種可以被簡化的文化本質,而是一種持續對抗收編的行動倫理。


    或許可以這樣說:當「大」仍然是一種開放的召喚時,人可以為之冒險,甚至犯渾;但當「大」被固化為一種要求服從的話語時,它便轉化為「局」。而真正具有武俠意味的,不是盲目追隨前者,也不是簡單拒絕一切宏大,而是在兩者之間保持警覺——既保留為自身選擇冒險的自由,也拒絕被他人的敘事輕易收編。


    在這種閱讀之下,武俠不再只是懷舊的類型敘事,而成為一種方法:一種在多重力量之間遊走、拒絕被單一意義固定的存在方式。這或許正是「星叢」在文化評論中的真正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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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發詩想《反伊底帕斯》

    要反伊底帕斯,就要切斷現有的電影類型。「懷舊片」與「初戀情人」一般都是「伊底帕斯」型態;要拍成反伊底帕斯,就要和既有記憶、心理依偎切斷「互文性」。

    春来得晚,花開得早,一切好像不逢時,若能題上幾句詩,就俱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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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 日劇物叙事:另一種集體記憶?~~在日本電視劇的歷史長河中,《美麗人生》(Beautiful Life,2000,TBS)往往被視為純愛敘事的巔峰之作,但若細讀其文本細節,尤其是第三集中一段看似輕巧的情節——杏子為幫助創意枯竭的柊二製作髮型剪貼簿——便會發現,它其實隱含著一整套關於職業教育與創意培養的深層理念。這段戲不只是劇情推進的工具,更像一堂被包裹在情感敘事中的「實作型創意課」,對日本美容教育乃至整體職業教育的價值觀,產生了長遠的文化滲透。

    在該集中,由常盤貴子飾演的杏子,為了喚回木村拓哉飾演的柊二的創作靈感,進行了一連串極具方法論意味的行動:她從時尚雜誌中剪下流行髮型,從老電影中擷取經典造型,甚至親自走上街頭拍攝路人髮型,最終整理成一本視覺資料豐富的剪貼簿。這一行為,若放在教育語境中觀察,幾乎完整呈現了當代設計教育中的「靈感蒐集—分析內化—再創造」流程。

    當我們回望美麗人生第三集中杏子為柊二製作髮型剪貼簿的那一幕,往往會產生一種微妙的時代錯位感:那種剪報、拼貼、分類、反覆翻閱的手工過程,在今日被Pinterest或小紅書這類數字平台輕易取代。只需滑動手指,海量圖像便可瞬間收集、分類與分享。在效率與便利性上,數位工具顯然遠勝於紙本剪貼簿。然而,問題正是在此浮現:當「蒐集」變得如此輕而易舉,那種曾經蘊含在剪貼簿之中的教育厚度,是否也隨之被稀釋?

    若從表層功能來看,數位平台無疑是剪貼簿的進化形態。無論是Pinterest的靈感板(Boards),還是小紅書的收藏與演算法推薦,皆實現了杏子當年所進行的「素材蒐集」工作,而且更加高效與精準。學生不再需要翻閱雜誌或剪裁圖片,即可接觸全球最新潮流,甚至透過關鍵字搜尋快速建立風格資料庫。從職業教育的角度而言,這大幅降低了創意資源的取得門檻,使更多人能參與到設計與審美實踐之中。

    然而,正是在這種「過度便利」之中,剪貼簿方法原有的教育意義開始出現裂縫。首先,傳統剪貼簿強調的是一種「慢速選擇」的過程。每一張被剪下的圖片,都經過觀看、比較與判斷;每一次貼上,都是一次有意識的排列與思考。這種身體性的操作,使學習者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為什麼我要選擇這一張,而不是另一張?換言之,剪貼簿的核心不在於「擁有多少素材」,而在於「如何做出選擇」。

    反觀數位平台,無限儲存與一鍵收藏的機制,往往弱化了這一選擇過程。用戶可以在短時間內收藏數百甚至數千張圖片,卻未必真正理解其中任何一張的價值。這種現象,在教育上可被視為一種「審美的通貨膨脹」:圖像越多,判斷反而越稀薄。學生可能擁有龐大的靈感庫,卻缺乏將其轉化為個人風格的能力。

    其次,剪貼簿作為一種物理存在,具有時間積累的痕跡。翻閱一本舊剪貼簿,可以清楚看見某一時期的興趣、偏好與審美變化。它不僅是靈感工具,也是自我成長的記錄。然而,在數位平台上,這種時間感往往被演算法打散。平台會根據最新趨勢與使用者行為,不斷推送「可能喜歡」的內容,使個人的審美軌跡被外部機制所引導。

    這帶來一個更深層的教育問題:當審美判斷逐漸被演算法預測與塑造時,學習者是否仍具備真正的主體性?杏子為柊二製作剪貼簿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替他思考」與「引導他重新觀看世界」的過程;而在今日,這一角色在某種程度上被平台取代。但平台的目標並非教育,而是提高停留時間與互動率,其推薦邏輯未必有助於深度學習。

    再者,傳統剪貼簿強調跨媒介的連結能力。杏子同時從時尚雜誌、老電影與街頭觀察中蒐集素材,這種來源的差異性,使創意得以在不同文化層之間流動。相較之下,數位平台雖然資源豐富,卻容易形成「同質化回音室」。例如,在某一熱門風格(如韓系髮型或極簡風)下,演算法會不斷推薦相似內容,導致審美趨於單一。

    這種同質化,對職業教育而言具有潛在風險。當學生的靈感來源過於集中於熱門趨勢,其創作容易流於模仿,而缺乏突破。剪貼簿方法的價值,正在於它鼓勵「非線性搜尋」——從不相關的領域中發現靈感,而非在既定風格中不斷複製。

    然而,若因此全然否定數位工具的教育價值,也未免過於保守。事實上,關鍵不在於「紙本或數位」,而在於「使用方式」。數位平台同樣可以承載深度學習,只是需要更有意識的操作。例如,若學生在Pinterest上建立主題明確的靈感板,並定期進行分類、刪減與重組,便可重現剪貼簿的思考過程;若在小紅書上不僅收藏圖片,還撰寫觀察筆記與分析,則可將被動瀏覽轉化為主動學習。

    換言之,剪貼簿的真正核心,不是媒介,而是一種「審美實踐的方法論」:
    — 主動選擇,而非被動接收
    — 跨域連結,而非單一模仿
    — 長期積累,而非即時消費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麗人生》所呈現的那本剪貼簿,並非過時的工具,而是一種仍具啟發性的教育隱喻。它提醒我們,創意並不來自資訊的多寡,而來自對資訊的消化與重組。在數位時代,真正稀缺的不是素材,而是能夠賦予素材意義的能力。

    因此,當代職業教育若要在數位浪潮中保持深度,或許不應簡單地擁抱或拒絕新工具,而是需要重新強化「如何觀看」的訓練。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使用數位平台時,設立明確的選擇標準,進行批判性比較,並透過輸出(如設計作品或分析報告)來鞏固理解。唯有如此,數位剪貼簿才不會淪為無意識的收藏,而能成為真正的創意訓練場。

    總結而言,從紙本剪貼簿到數位靈感板的轉變,並非單純的工具升級,而是一場關於學習方式與審美主體性的變革。《美麗人生》中那一幕之所以動人,不僅因為愛情,更因為它展現了一種對創意的誠實態度——願意花時間觀察、選擇與整理。在今日這個資訊過剩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正是這種看似緩慢、卻極為深刻的學習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