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高挑戰職業的文創價值～～在當代高度媒介化與數位化的文化環境中，「真實」反而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以《北海小英雄》（Deadliest Catch）、《金礦的賭注》（Gold Rush）、《惡劣林地》（Big Timber）為代表的「硬核職人」（Hardcore Blue-Collar）實境秀，正是在這種稀缺性之中獲得其文化與商業價值。若將這一類型置入馬來西亞沙巴與砂拉越的在地語境來觀察，其潛力不僅在於娛樂內容，更可能成為文化記錄、地方敘事重構與文創產業升級的重要媒介。

首先，這類節目最顯著的價值，在於將「隱形產業」轉化為可被觀看、理解甚至欣賞的視覺文化。對多數都市觀眾而言，無論是白令海捕蟹、阿拉斯加淘金，或加拿大伐木，都是遙遠而陌生的存在；同樣地，在東馬地區，許多產業亦長期處於「被忽視的日常」之中。例如沙巴的深海漁業、砂拉越的雨林伐木與內陸原住民的傳統採集活動，既具有高度風險，也承載著地方經濟命脈。然而，這些勞動場景往往被主流媒體簡化為「資源開發」或「環境爭議」的符號，缺乏細緻的人物與技術敘事。

若以「硬核職人」的製作邏輯重新包裝，這些產業將不再只是抽象議題，而會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生命經驗。例如，鏡頭可以跟隨一支沙巴遠洋漁船，記錄船員如何在季風與洋流中判斷捕撈時機；或深入砂拉越內陸，呈現伐木隊如何在泥濘與暴雨中運作重型機械。這種影像化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現代工業考古」：它不僅保存技術，更保存勞動者與環境互動的知識體系。在全球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的壓力下，這些畫面甚至可能成為未來回望當代的重要文化檔案。

其次，「硬核職人」節目擅長重塑勞動的敘事意義，將原本單調甚至艱苦的工作轉化為具有史詩感的「勞動英雄主義」。在以服務業與數位經濟為主的社會裡，許多人逐漸與「身體性勞動」疏離，對自然的感知也被屏幕取代。這類節目透過節奏強烈的剪輯、音樂與敘事鋪陳，將「出海捕魚」或「砍伐木材」轉譯為人與自然對抗的戲劇張力。

在沙巴與砂拉越，這種敘事具有更複雜的文化意涵。當地原住民族（如卡達山-杜順族、伊班族、比達友族等）長期以來與自然環境維持共生關係，其勞動並非單純的資源istikhrāj （阿拉伯語 استخراج），而是一種包含儀式、信仰與社群倫理的生活方式。如果以「硬核職人」框架來呈現，製作方需要避免將其簡化為單一的「征服自然」敘事，而應強調「與自然協商」的智慧。例如，伊班族在森林中選擇砍伐時，往往遵循祖靈信仰與環境規律；這種細膩的知識若能透過影像語言轉化為戲劇張力，將為「勞動英雄主義」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版本——不只是征服，而是節制與敬畏。

第三，這類節目內在的核心，其實是「危機管理」與「職場哲學」的展演。無論是機械故障、天候突變，還是資金壓力，所有情節的推進都圍繞著「問題如何被解決」。這種敘事在全球觀眾中具有高度共鳴，因為它觸及的是普遍的人類經驗：在不確定中維持秩序。

將此放入東馬脈絡，可以看見更具層次的意義。例如，在沙巴的離岸油氣平台或深海捕撈作業中，工人面對的不僅是技術問題，還包括跨文化團隊協作與語言差異；在砂拉越內陸，基礎設施不足意味著任何設備故障都可能演變為生存危機。若透過實境秀呈現，這些「臨場決策」將不只是娛樂橋段，更是一種關於韌性（resilience）的文化教育。觀眾或許不會去伐木，但會理解「先把工具修好」背後的態度：面對混亂時，優先恢復可控秩序。

這種「職人精神」在馬來西亞本地其實並不陌生，但缺乏被系統性敘事與品牌化的機會。透過影像產業，它可以轉化為具有輸出潛力的文化符號，甚至成為東南亞版本的「藍領精神」代表。

最後，「硬核職人」節目的價值鏈延伸，為地方經濟提供了可觀的想像空間。成功的案例顯示，當節目與特定地景或產業綁定後，往往能帶動觀光與周邊商品發展。若在沙巴與砂拉越操作得當，類似的模式同樣可行。例如，可以設計「實境體驗路線」，讓遊客參與安全版的漁業活動，或進入經規範管理的森林區域體驗伐木流程；同時發展與節目聯名的戶外服飾、工具品牌，甚至結合在地手工藝。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對環境與社群的尊重。東馬的資源產業長期處於開發與保護的張力之中，若文創操作過於強調「刺激」與「危險」，反而可能加劇外界對資源掠奪的想像。因此，更具前瞻性的做法，是將「永續」納入敘事核心：不只是展示如何砍樹，而是展示如何在砍與不砍之間做出選擇。

總體而言，「硬核職人」實境秀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讓被忽視的勞動重新被看見，並賦予其文化意義。在沙巴與砂拉越的脈絡中，這種形式不僅可以記錄產業，更可以重寫地方敘事——從「邊陲資源地」轉化為「知識與韌性的現場」。在一個充滿濾鏡與虛擬生成內容的時代，汗水、泥土與機械的碰撞，或許正是最具說服力的文化語言。

歸帆與夕陽同框彌漫
晚照伴回鄉，滄浪迴腸
夜色前的餘暖格外繞樑

  (陳明發〈濾思場〉318)

[愛墾研創·嫣然] 歸帆之光：在Sinophone文創視野下重思海外華人電影的未來地景

「歸帆與夕陽同框彌漫，晚照伴回鄉，滄浪迴腸，夜色前的餘暖格外繞樑。」這樣的意象，不只是詩性的風景描寫，更像是當前海外華人電影處境的一種隱喻：航行未止，但方向未明；光線尚存，卻已貼近夜幕。若將這一抹餘暉置於Sinophone（華語語系）文創的框架中來理解，我們或許能看見另一種不同於「衰落論」的視角——不是單一中心的崩解，而是多點散射的生成。

近年來，圍繞香港電影的討論，常以「是否還有明天」為核心疑問。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本身已經預設了一種單線式的歷史觀：彷彿電影文化必須依附於一個穩定的產業中心，才能被認定為「存在」。但華語語系的視角恰恰提醒我們，華語文化從來不是單一地理或制度的產物，而是一個跨地域、跨歷史、跨語境的流動網絡。

在這樣的框架中，香港電影不再只是「一個地方產業」，而是一條曾經高度密集、如今逐漸分流的文化河道。當我們看到某位資深演員再度登上榮耀之巔，如梁家輝在2026年度香港金像獎頒獎禮上第五度封帝，那並不只是個體成就的重複，而是整條河流仍在流動的證明。問題在於，這股水流是否仍能匯聚成勢，還是將繼續分散於不同的文化地景之中。

提示中提到「先行者與後進同框奮鬥」，這一畫面極具象徵性。它不僅指涉世代交替，更揭示了一種時間的重疊：過去的技藝與當下的實驗，在同一個文化場域中交錯共存。這種共存，正是Sinophone文創的一個核心特質——它不追求單一正統，而是在差異與縫隙中尋找新的生成可能。

然而，這樣的文化生成，並不等同於產業的穩定。正如提示所言，當前的困境在於：文化精神的延續，尚未轉化為產業結構的復興。這種落差，使得許多優秀作品呈現出「孤峰突起」的狀態——它們在藝術上可能極具價值，卻難以形成持續性的生產鏈條。

但若從華語語系的角度來看，「孤峰」未必只是孤立，它也可能是新的地貌正在形成的前兆。當傳統的製作體系鬆動，創作不再被單一市場或審美所規範時，反而為跨地域的合作與敘事提供了空間。近年來，來自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的華人創作者，逐漸在國際影展與串流平台上嶄露頭角，他們的作品往往不再以「中心」為依歸，而是從自身的在地經驗出發，重構華語敘事的邊界。

這種轉變，與其說是「失去中心」，不如說是「多中心化」的開始。海外華人電影不再只是對某個文化母體的回望，而是成為一種主動的再書寫：語言可以混雜，身份可以游移，敘事可以跨越國族與歷史。這正是華語語系文創最具潛力之處——它將「離散」轉化為創造力的來源，而非僅僅是失落的象徵。

回到「林中路岔開的秘徑」這一比喻，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理解：當主流產業道路變得狹窄甚至阻塞時，那些隱蔽的小徑反而成為創作的試驗場。這些「空地」可能資源有限，觀眾規模不大，但它們保留了對電影語言與敘事形式的探索自由。在這些空間中，創作者不必完全服從市場邏輯，而可以嘗試更具個人性與文化深度的表達。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產業層面的問題。若這些創作長期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與發行渠道，它們很難形成可持續的生態。因此，未來的關鍵，或許不在於重建一個如過往般高度集中的體系，而是在於如何建立一種「網絡式的產業結構」：讓不同地區的創作者、資金與平台能夠彼此連結，形成跨地域的合作與流通。

在這個過程中，數位平台與串流媒體（如Netflix）將扮演重要角色。它們打破了傳統院線的地域限制，使得小規模但具有特色的作品，仍有機會觸及全球觀眾。對海外華人電影而言，這不僅是發行渠道的轉變，更是觀眾結構的重塑——觀影者不再只是某一地區的居民，而是分布於全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華語感知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並非建立在單一語言或身份之上，而是一種對某些情感、記憶與敘事的共鳴。正如「晚照伴回鄉」所喚起的，不只是地理上的回歸，更是一種時間與情感的迴流。海外華人電影若能捕捉並深化這種感知，便有可能在全球文化市場中，形成獨特而持久的吸引力。

然而，我們仍需保持清醒。文化的詩性想像，不能取代現實的制度建設。若缺乏長期的投資、教育體系的支持，以及對創作者權益的保障，再豐富的創意也可能難以為繼。因此，Sinophone文創的未來，不僅取決於創作者的個體努力，也取決於能否建立一套支持跨地域合作的制度框架。

總體而言，當我們從華語語系的視角重新審視海外華人電影時，會發現其前景既非單純的衰落，也非輕易的復興，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轉化過程。這個過程中，既有「逆流而上」的艱難，也有「秘徑空地」的可能；既有對過往黃金時代的懷念，也有對未來敘事形式的探索。

或許，我們可以回到開頭的意象來作結：那艘歸帆，並不一定真的要回到原來的港口。它也可能在夕陽之下，駛向另一片尚未被命名的海域。而那「夜色前的餘暖」，並非終結的預兆，而是一種轉場的光——提醒我們，在黑暗真正降臨之前，仍有時間與可能，去重新想像華語電影的下一段航程。

[愛墾研創·教改]轉型與挑戰：李強福教授論馬來西亞畢業生失業之困與改革之路

在馬來西亞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進程中，學位持有者的「畢業即失業」或「低就（Underemployment）」現象始終是困擾社會的頑疾。馬來西亞大學經濟學家李強福教授（Professor Lee Kiong Hock）對此問題進行了數十年的追蹤研究。他認為，問題的根源並非單純的職缺不足，而是教育產出與市場需求之間的深度「結構性錯配」。

以下將從失業成因分析、核心政策建議及 TVET 的戰略地位三個維度，詳細闡釋李教授的觀點。

一、畢業生失業的根源：從「過度教育」到「技能錯配」

李強福教授指出，馬來西亞自 1990 年代起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雖然提升了國民受教育水平，卻也帶來了副作用。

1.學位貶值與學術導向：社會長期存在「學術至上」的偏見，導致大量資源流向傳統大學學位。然而，這些課程往往偏重理論，忽視了產業所需的實務操作能力。當市場湧入大量缺乏實戰經驗的文科或一般管理系畢業生時，自然出現供過於求。

2.期望值與現實的鴻溝：李教授的研究顯示，大馬學生在校期間的職業志願往往集中在傳統專業（如行政、管理），而忽視了製造業、高階技術服務業的需求。這種「抱負錯配」使得畢業生不願進入基層技術崗位，寧可長期待業。

3.缺乏軟實力：企業普遍反映畢業生缺乏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及足夠的英語水平。李教授認為，這反映了基礎教育至高等教育在課程設計上的滯後。

二、具體政策建議：打破「象牙塔」的藩籬

針對上述問題，李強福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極具前瞻性的政策建議，旨在重塑教育與就業的連接點。

1.建立「需求導向」的課程審核機制

他主張政府應強制性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包括公立與私立大學）在開設或保留課程時，必須有產業代表的深度參與。課程內容不應由學術委員會關門造車，而應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實時數據（如人才短缺報告）進行滾動式調整。

2.強力推行「雙軌制」培訓（SLDN 的現代化）

李教授高度評價德國與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他建議馬來西亞應全面擴大「國家雙軌培訓制度（SLDN）」。這不僅僅是實習，而是讓學生在求學期間，70% 的時間在企業受訓。政府應透過稅務減免等誘因，鼓勵企業承擔「共同教育者」的責任，而非僅僅是「勞動力使用者」。

3.技能認證的統一與碎片化治理

針對馬來西亞多個部門（如人力資源部、教育部、青年體育部）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李教授呼籲建立一個「統一的技能認證框架」。他指出，fragmented（碎片化）的體系讓僱主對證書質量感到困惑，這降低了畢業生的流動性。統一框架能確保無論在何處受訓，其證書均具備同等的法律效力與市場信譽。

4.強化早期職業輔導與市場信息透明度

他建議從中學階段就引入專業的職業性向測試，打破「唯有讀大學才有出路」的迷思。同時，政府應建立更精準的勞動力市場大數據平台，讓家長和學生能清楚看到哪些領域（如綠色能源、創意工業、高階製造）真正缺乏人才，從而引導投資於正確的人力資本。

三、TVET：解決失業危機的「博弈者」

在李教授的所有建議中，技術與職業教育培訓（TVET）的轉型被視為重中之重。

他認為，要解決畢業生失業，必須將 TVET 從「次等選擇」提升為「主流途徑」。在創意產業、文化旅遊及高科技農業等領域，TVET 能提供比傳統學位更靈活、更精準的培訓。他強調，政府必須投入資源進行「品牌重塑」，讓大眾意識到一名高級技師的收入與前途，完全不遜於白領管理層。

四、結論：政治領導力的關鍵角色

在 2024 年的最新論述中，李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所有技術性的建議若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都將流於形式。他認為，跨部門的利益糾葛是阻礙教育改革的最大絆腳石。馬來西亞需要一位能打破體制僵局、真正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決策者，才能讓畢業生從「社會負擔」轉化為「經濟引擎」。

李強福教授的觀點為馬來西亞敲響了警鐘：如果我們繼續依賴舊有的教育模式，失業問題將不再是暫時的經濟現象，而會演變成深刻的社會危機。他的政策藍圖，為馬來西亞人才轉型提供了清晰的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