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學術：在地語境中的Netflix文化政治

在Netflix進入之前，韓國三大無線電視台於2012年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內容聯盟平台（Content Alliance Platform）」，並推出了串流服務 POOQ。同時，SK電信於2016年推出了自家的串流服務Oksusu。根據無線電視台與SK電信之間的協議，POOQ與Oksusu合併成為 Wavve。

直到2011年，政府公共主管機關仍限制收費電視網路製作新聞節目，僅允許兩個新聞頻道——聯合電視新聞（YTN）與每日經濟放送（MBN）播出。然而，在 2009 年《廣播法》與相關廣電規範修訂後，韓國政府允許主要報社公司自2011年起設立綜合編成收費電視台，其節目內容涵蓋新聞、戲劇、綜藝與紀錄片等所有類型。這些綜合編成頻道於2011年登場後，引發了電視台之間的激烈競爭。

與此同時，擁有多個收費電視頻道的媒體巨頭CJ E&M（現為 CJ ENM）在2010年收購了由 Orion 集團持有的另一家收費電視大企業 On-media。這次併購使 CJ 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市場主導企業。該財團雄厚的資金實力與在廣播市場的支配地位，吸引了眾多創作者投向其收費電視頻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 Netflix 進入之前，數家中國的串流影音平台（SVoD），包括 愛奇藝 與 騰訊視頻，已經是韓國電視製作的重要投資者。

例如，中國搜尋引擎百度旗下的串流平台愛奇藝，以每集150萬人民幣（約23萬美元）的價格，向韓國影視製作公司 NEW（Next Entertainment World）購得電視劇 《太陽的後裔》（2016）的中國播放權。這份合約對 NEW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該劇的製作成本高達約130億韓元（約1140萬美元）（Ko，2016）。然而，自2017年中國當局對韓國文化輸入實施非正式限制後，中國SVoD平台的影響力一度減弱。不過，近年來它們重新加大對韓劇的投資。例如，愛奇藝於2021年投資超過200億韓元（1770萬美元）於懸疑劇《智異山》，以獲得除韓國以外的全球獨家發行權。同年，騰訊也向JTBC的主要製作子公司JTBC Studio投資1000億韓元（8830萬美元）（Choi，2021）。

在 Netflix 與其他串流平台上製作與發行的影集和電影，均不受韓國通信標準委員會（電視內容）與韓國媒體分級委員會（電影內容）的分級制度所約束。儘管社會上曾出現對既有媒體公司「反向歧視」的爭議，但在國會內關於如何監管 SVoD 的討論卻相當有限（Kang，2019）。

2019 年以前，韓國無線電視台向 Netflix 輸出了一系列已經播映過的電視劇，例如 《繼承者們》（又名《王者之後》，2013，SBS）、《那年冬天，風在吹》（2013，SBS）、以及 《總統》（2010–2011，KBS）。然而，這些劇集在 Netflix 的上架，並非屬於共同製作或是電視台回收製作成本的策略，因為在此之前，這些劇集的製作與發行以及酬金支付早已完成。換言之，電視台僅將過往的版權資料庫授權出售給 Netflix，而非在 Netflix 進入韓國市場後進行新一輪合作（Lim，2021）。

除了韓國公營廣播公司KBS之外，韓國政府同時也是MBC 的大股東。此外，作為 KT 公司最大股東（由國民年金公團持有 11.68% 股份），韓國政府依然對KT的經營活動具有強大影響力，而KT在2002年前曾是國營企業。除此之外，韓國第二大公共基金韓國教師互助會（Korea Teachers’Credit Union） 於 2019年也投資了1000 億韓元（約 8800 萬美元）（Cho，2019）。

（譯自：Cultural politics of Netflix in local contexts: A case of the Korean media industries by Taeyoung Ki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金太永《于在地語境中的 Netflix 文化政治：以韓國媒體產業為例》，2022 年，刊於 Media, Culture & Society）

(續上)二、BL與中華軟實力：吸引力與張力

然而，如果將BL的國際流行直接等同於「中華軟實力」的提升，就過於簡單化了。

潛在的正面效果

BL 劇提供了一種柔性的文化輸出語言。愛情與情感故事比歷史劇或現實主義題材更容易跨越文化邊界。海外觀眾因為追劇，接觸到中文語言、華人面孔與中國的現代城市景觀，這在潛移默化中增加了中國文化的能見度。
某種程度上，它可以作為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文化輸出方式，比直接的宣傳更具吸引力。

內部的爭議與限制

然而，BL 在中國國內一直是敏感題材。為了符合審查要求，許多作品被迫「降維處理」，將愛情化為「兄弟情」「戰友情」。這種含糊策略雖能在國內上映，但在海外卻常被批評「不真誠」「偷工減料」。觀眾常常需要在官方文本與粉絲二創之間尋找「真實情感」。這種張力不僅影響作品的完整性，也會削弱文化輸出的說服力。

宗教與文化壁壘

在宗教氛圍保守的國度，如中東、南亞的部分穆斯林國家，BL 劇可能因違背當地價值觀而遭到抵制或下架。這意味著 BL 題材雖能在東南亞或拉美獲得流量，但難以覆蓋更廣闊的市場。若將 BL 作為出海的唯一路徑，顯然存在區域性侷限。

總結來看，BL 的文化吸引力停留在「娛樂消費」層面，難以轉化為「價值共鳴」——而後者才是 Joseph Nye 所定義的「軟實力」核心。

三、國際比較：他山之石

若要理解中國出海策略的侷限，可以參考韓國與泰國的經驗。

韓流的全方位布局

韓國的成功在於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態鏈：K-pop、韓劇、電影、綜藝相互支撐，再延伸至美妝、飲食、觀光。韓流的核心吸引力不僅在於娛樂，而是展示了韓國的現代性、時尚感與社會活力。

泰國 BL 的局限

泰國 BL 劇的確風靡亞洲與拉美，但其影響多停留在小眾圈層，並未帶動整體「泰國文化」的國際形象。對許多海外觀眾而言，泰國等於「BL 生產國」，卻難以上升為更廣泛的文化認同。

中國若重複這條道路，可能會落入相似陷阱：獲得短期粉絲，卻無法形塑長遠的文化吸引力。 

四、更好的出海選擇

那麼，若 BL 不是唯一出路，中國長視頻應該如何制定更具普世性、可持續的策略？

懸疑推理與科幻題材

這是最容易跨越文化邊界的類型。中國已有《隱秘的角落》《開端》等口碑佳作，敘事張力能吸引不同文化的觀眾。這類作品凸顯中國編劇在敘事結構上的創新，既能出海，也能提升文化話語力。

青春校園與家庭題材

校園生活、家庭矛盾、代際衝突是全球共通的主題。中國特有的教育制度（如高考壓力）、親子關係也能成為引人入勝的文化元素。這種「普世情感+中國特色」的結合，更容易被不同國家接受。

古裝奇幻與東方美學

中國古裝劇的視覺奇觀與東方美學在全球具有獨特吸引力。若能在歷史題材基礎上加入奇幻冒險或普世的正邪對立敘事，將更容易為國際觀眾理解與接受。例如動畫《哪吒之魔童降世》已在國際市場獲得好評。

動畫與兒童內容

動畫比真人劇更容易跨越宗教與性別的禁忌，能夠針對年輕觀眾形成長期的文化影響。這是中國目前相對不足，但最具潛力的方向。

國際合拍與本地化改編

在穆斯林國度或其他保守市場，可以透過合拍或本地化合作調整劇情，推出「國際版剪輯」。這種策略雖增加成本，但能有效規避文化摩擦，建立品牌形象。

五、從戰術到戰略：軟實力的長遠布局

長視頻出海的最終目標，不僅是商業流量，而是軟實力的建構。這需要從「戰術突破」上升為「戰略布局」。

戰術層面：吸引觀眾

BL 劇、懸疑劇、青春劇都可以作為流量入口，幫助平台在不同市場打開知名度。

戰略層面：文化共鳴

長遠而言，需要更多能體現中國現代性、青年生活、家庭價值觀的作品，讓海外觀眾在情感之外，對中國文化產生理解與認同。

生態層面：產業鏈延伸

參考韓流經驗，長視頻應與音樂、動漫、文創、旅遊等形成聯動，將影視的流量轉化為更全面的文化影響力。

六、結語

愛優騰選擇 BL/耽美題材作為出海先鋒，從產業角度看，是一個聰明且務實的戰術：它成本低、粉絲效應強、社交傳播快，能幫助中國影視快速「破冰」。但若將其視為「彰顯中華軟實力」的核心路徑，則過於理想化。BL 劇的影響多停留在娛樂消費層面，且在宗教保守國度面臨天然阻力。

真正的軟實力建構，需要更普世的題材、更真實的文化表達，以及更長遠的產業生態布局。懸疑、校園、家庭、動畫與東方奇幻，可能比 BL 更具廣泛市場與文化潛力。

換言之，BL 可以是中國長視頻出海的「破冰船」，卻不是「航母艦隊」。要想真正形成「中國故事」的全球吸引力，中國影視產業需要的不僅是戰術上的敏銳，更是戰略上的格局。

愛墾學術：中國軟實力新一章～從男生爱男生開始？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長視頻平台——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合稱「愛優騰」）——積極推動海外業務，試圖在全球串流影視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與 Netflix、Disney+、Amazon Prime 等國際巨頭相比，中國平台的資源與經驗仍然有限，必須尋找適合的突破口。在這樣的背景下，Boy’s Love（BL）/耽美題材 成為愛優騰的重要出海先鋒。

耽美劇的海外走紅已有先例。泰國 BL 劇近年在亞洲與拉美風靡一時，中國的耽改劇如《陳情令》、《山河令》也在國際市場上掀起波瀾。因此，平台選擇以 BL 為開路者，並不令人意外。但問題在於，BL 本身在中國國內就存在價值爭議；而在宗教或社會保守的國度，這一題材更可能面臨限制。這是否能成為彰顯「中華軟實力」的長遠策略，仍值得深思。

本文將從三個面向展開：一、BL 為何成為愛優騰的出海選擇；二、其對中華軟實力的助益與限制；三、是否存在更具普世性與可持續性的替代策略。

一、耽美題材為何能出海

首先要理解，愛優騰選擇 BL 並非偶然，而是出於現實考量。

1.成本低、熱度高

與動輒數億元的古裝大劇相比，BL 劇屬於中小成本製作，但海外市場熱度極高。年輕觀眾尤其是「二次元」「腐文化」社群，對 BL 劇有天然的接受度與傳播力。對急於測試海外市場的中國平台而言，這是低風險的實驗品。

2.差異化競爭

韓國的優勢在於偶像劇與 K-pop，日本的優勢在於動漫與流行文化，中國若想在同樣的類型正面交鋒，難度極高。BL 作為一個尚未被單一國家壟斷的領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彎道超車」機會。

3.社群傳播優勢

BL 劇的國際粉絲社群在 Twitter、TikTok、Instagram 等平台極為活躍，習慣進行二創、剪輯與同人周邊，能夠自帶傳播動能。平台在行銷上可以省下大量成本，憑藉粉絲的自發推廣進入當地話題圈。

總體而言，BL 題材確實是中國長視頻在「出海初期」的一個理性戰術選擇。（愛墾根據網絡材料整理評述）

三、國際比較：韓流與泰國 BL 的啟示

若要評估「耽美出海」能否承擔軟實力重任，不能不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1）韓流模式

韓國流行文化的輸出並非僅靠單一類型。從 K-pop 到韓劇，再到電影、綜藝，最後延伸至美妝、飲食、觀光，形成「全方位的文化生態鏈」。韓劇雖以愛情劇為代表，但其軟實力效果來自於「韓國現代性」與「社會活力」的整體輸出。

（2）泰國 BL 現象
泰國 BL 劇近年迅速風靡東亞與拉美，成為泰國文化輸出的代表之一。然而，它的影響大多停留在娛樂消費層面，並未真正轉化為整體國家形象或價值的廣泛提升。換言之，泰國 BL 的全球流行，更多是一種「亞文化現象」，而非真正的軟實力升級。

中國若過度依賴 BL 作為出海支點，可能會落入類似的境況：收穫粉絲與流量，卻難以建構深層的文化認同。

四、軟實力的定義與耽改劇的侷限

政治學者 Joseph Nye 對軟實力的定義是：「一國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或金錢誘因，來影響他國偏好的能力。」其中的核心在於價值觀、文化與制度的吸引。

以此標準來看，BL 劇雖然能吸引海外觀眾，但它的吸引力主要停留在 「娛樂消費」 層面，而缺乏能夠反映中國社會現代性、價值觀或文化精髓的內容。甚至，由於國內的審查制度，這些作品往往呈現出一種「隱而不宣」的狀態，削弱了其說服力。

換言之，BL 劇可以作為「軟實力的前奏曲」，但若要真正成為國家文化影響力的一部分，仍需更多元、更開放的作品與文化表達。

五、未來展望：從戰術突破到戰略布局

那麼，中國的長視頻平台應如何避免「只見流量，不見軟實力」的陷阱？

（1）多元化題材輸出

BL 可以作為切入口，但不能成為唯一入口。愛優騰若能在此基礎上，同步推出都市劇、家庭劇、懸疑劇，乃至紀錄片與動畫，才有可能逐步塑造「中國故事」的多樣面貌。

（2）真實而開放的文化表達

當前 BL 劇常因「降維處理」而顯得含混不清。若要在海外真正獲得文化認同，需要更真誠的表達。這並非意味著挑戰國內審查，而是要尋找能在國內外同時被接受的表達方式。

（3）建立完整的IP生態

韓國成功的關鍵在於將影視作品轉化為明星產業、時尚潮流與觀光資源。中國 BL 劇若能延伸至音樂、漫畫、小說與線下活動，甚至帶動中國的服裝、美食與旅遊，才可能從「劇粉」轉化為「文化粉」。

（4）文化自信與現代性展示

真正的軟實力來自一個國家對自身價值的自信。如果中國能在 BL 劇之外，提供更多展現「中國現代社會」、「中國青年生活」的作品，才能讓海外觀眾建立全面的文化想像，而不僅停留在單一的耽美符號。

六、結語

愛優騰以 BL/耽美題材為突破口出海，從產業策略角度看，是一個聰明且務實的選擇。它能快速積累粉絲、打開市場，並在全球年輕世代中提升中國影視的能見度。然而，若將其視為彰顯「中華軟實力」的主要方式，則過於樂觀。

BL 劇的優勢在於 「引流」，而非 「定調」。它能作為中國文化輸出的破冰船，卻不足以承載國家軟實力的全部。真正的軟實力建構，需要更開放的文化表達、更多元的作品生態，以及對中國故事與價值的真實展現。

換言之，耽改劇或許能讓更多海外觀眾喊出「我嗑中國 CP」，但若要他們進一步說「我喜歡中國文化」，則還需要愛優騰與整個中國影視產業付出更多戰略性的努力。

愛墾學術：愛優騰與「耽改出海」：中國長視頻的戰術突破與軟實力困境

近年來，中國大陸三大長視頻平台——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業界俗稱「愛優騰」）——紛紛加快出海腳步。在海外市場競爭激烈、韓流與日流長期盤踞的格局下，這些平台選擇了一個相對小眾卻能迅速累積粉絲效應的突破口：以 Boy's Love（BL）/耽美 題材為先鋒，將耽改劇與相關影視作品作為文化輸出的「前鋒隊」。這一策略引發討論：它究竟只是商業考量下的權宜之計，還是能夠真正成為「彰顯中華軟實力」的文化工程？

本文試圖從產業策略、文化符號、國際比較與軟實力理論等角度，對此現象進行分析。

一、為何是 BL？出海策略的產業邏輯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愛優騰之所以選擇 BL/耽美題材出海，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市場門檻低，迴響度高

相比動輒數億元製作成本的古裝大劇，BL 劇的投資通常在中小規模，但觀眾黏性極強。尤其在泰國、東南亞、甚至拉美與歐美的部分亞文化社群中，BL 已成為成熟且熱度持續的類型市場。對於急於打開局面、測試海外水溫的中國平台而言，這是一條相對「低風險高回報」的途徑。

（2）差異化競爭的突破口

韓國已經在青春偶像劇、綜藝與流行音樂形成完整輸出鏈條；日本動漫與文創形象深入全球年輕世代。中國若想在同一賽道硬碰硬，成本與風險都極大。BL 這一類型相對「新興」，尚未完全被單一國家壟斷，中國的長視頻平台便希望在這一領域「彎道超車」。

（3）社交媒體驅動的傳播優勢

BL劇的國際粉絲社群活躍於 Twitter、Instagram、抖音國際版 TikTok 等平台，喜愛製作二創、剪輯與同人周邊，能自發形成二次傳播。對於平台來說，這種「自帶傳播力」的內容類型，可以大幅減少行銷成本。

因此，從純粹的產業策略角度看，BL/耽美確實是出海初期的一個理性選擇。

二、耽美題材與「中華軟實力」的可能性

然而，若將視角提升到「文化軟實力」的層面，情況就更為複雜。

（1）文化輸出的柔性語言

BL 劇本質上是關於情感與愛情的故事，而情感是跨越文化最容易共鳴的語言。相比需要歷史知識背景的古裝劇，或容易引發價值觀爭議的現實主義題材，BL 類型往往更「輕盈」、更容易打動年輕觀眾。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視為一種「柔性」的文化輸出工具。

（2）語言與面孔的曝光

無論觀眾是因為劇情還是 CP 化學反應而入坑，他們接觸到的都是中文對白、華人演員的形象，以及中國大陸的製作環境。這在無形之中提高了「中國影視」的能見度，對中國文化的日常化理解起到潤物細無聲的作用。

（3）挑戰與張力

但不可忽略的是，BL/耽美題材在中國國內始終處於敏感狀態。多數作品在改編時需進行「降維」處理，如將愛情關係模糊化為「兄弟情」、「戰友情」。這種擦邊與隱晦，往往讓海外觀眾覺得不夠真誠，甚至出現「官方下場剪 CP」與「粉絲自發嗑糖」的尷尬場景。長此以往，這種矛盾會削弱作品作為文化輸出的真實度。

因此，BL 劇雖有助於文化「曝光」，但未必能真正提升「價值共鳴」。而後者，才是軟實力的核心。

愛墾主張：螢火蟲與燃燒彈

說起二戰的記憶，多數人第一時間會想到侵略與抗爭：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這樣的框架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在「敵我分明」的故事裡，往往消失的，是那些無辜平民的身影。戰敗國的孩子，失去家園的母親，他們的痛苦常常無人問津。

野阪昭如的《螢火蟲之墓》，就是在這樣的縫隙裡發出的低聲哭泣。他把自己少年時的經歷寫進小說：神戶大空襲中，母親死於烈焰，妹妹餓死在懷裡。那不是歷史課本上的數字，而是一段赤裸的痛。高畑勳後來把這故事拍成動畫，感動了全世界，也讓更多人第一次直面「戰爭裡的平民悲劇」。

然而，這樣的故事在公共討論中並不容易被接納。因為一旦談起戰敗國的苦難，就好像模糊了是非。可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承認平民的苦痛，而是歷史被不斷翻出來，只為挑動新的仇恨。當記憶淪為對立的工具，和平就離我們更遠。

或許，《螢火蟲之墓》帶給我們的提醒是：反戰，不等於針對某個民族或某一方；反戰的對象，永遠是戰爭本身。這句話雖然不好說出口，惹來爭議很容易，但值得文創工作者與觀眾一起思考。

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需要這樣的故事。因為它讓我們記得：火光可以是夏夜裡溫柔的螢火，也可以是吞噬城市的燃燒彈。選擇哪一種，端看人類自己。和平不會自動降臨，它需要我們代代守護，也需要我們從記憶裡，學會真正的反思。

五、外國製作實際遷移的現象：馬來西亞被「邊緣化」

嫣然·泰國為何成了外國影視攝製的最愛？——兼論：馬來西亞的弱勢[下]

嫣然·泰國為何成了外國影視攝製的最愛？——兼論：馬來西亞的弱勢[上]

在全球影視產業快速移動、競爭激烈的今天，外國製作團隊尋找拍攝地已不再只看場景美不美，更關注成本效益、制度便利、補助政策與人才基礎等整體條件。近年來，東南亞的泰國逐漸躍升為國際影視製作的新寵兒，吸引大量來自歐美與亞洲各地的劇組進駐；而與之相鄰、曾經是外國製作在東南亞的重要基地之一的馬來西亞，卻顯得相對式微，幾乎被泰國後來居上，甚至被部分製作團隊「取代」。本文將從政策誘因、產業基礎、行政效率、文化形象與品牌建構等層面分析，為何泰國能躍升為外國影視攝製的最愛，並兼論馬來西亞在這場競爭中的弱勢所在。

一、政策紅利的決勝點：泰國的積極 vs 馬來西亞的保守

吸引外國影視製作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各國政府提供的經濟誘因，通常以現金回扣（cash rebate）或稅務抵免（tax incentive）的形式出現。這類補助不僅能直接降低製作成本，更代表政府對產業的支持與信任程度。

馬來西亞自 2013 年設立「Film in Malaysia Incentive（FIMI）」計畫，提供最多 30% 的現金回扣。然而，FIMI 的申請門檻較高：外國製作須在馬來西亞境內花費至少 500 萬馬幣（約 110 萬美元），並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地工作人員與服務供應商。更關鍵的是，FIMI 的審批程序繁瑣、文件繁重，業界長期批評其流程緩慢、撥款時間不確定，對國際製作團隊的吸引力有限。

相較之下，泰國近年在政策上展現極高的積極性。泰國原本提供 15–20% 的回扣，自 2022 年起擴大為基本 20%，若製作團隊能雇用泰籍主創、推廣泰國文化元素或使用泰國地點，回扣可再加碼至 30%。泰國還建立「One Stop Service」的單一窗口，讓製作團隊在簽證、通關、拍攝許可等行政事項上大幅簡化流程。此外，泰國政府強調回扣撥款的「即時性」與「可預期性」，許多製片人指出，泰國補助審批與撥款速度普遍快於馬來西亞。

換言之，馬來西亞雖然在數字上提供了與泰國相同的 30% 回扣，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顯得保守遲緩；泰國則以制度效率與快速撥款贏得信任，形成「名義一樣、體驗不同」的巨大落差，這是泰國近年大幅吸引國際製作的首要原因。

二、產業基礎的厚實：泰國的成熟 vs 馬來西亞的侷限

除了補助政策，外國製作團隊最重視的另一要素是當地產業基礎：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器材設備、後製能力與配套服務。

泰國在這方面具有顯著優勢。泰國自 1990 年代起即為東南亞的廣告、MV與國際電影拍攝重鎮，長期培養出大量技術純熟的攝影師、燈光師、美術、服裝與特效人員，且多數人能流暢使用英語，與國際製作團隊無縫合作。泰國也擁有多間設備齊全的專業片廠與棚景，例如曼谷與北柳府（Chachoengsao）的片廠設施，可支援大型電影的內景與後製工作。

相對而言，馬來西亞的產業基礎相對集中在少數大型製作設施（如 Iskandar Malaysia Studios），但整體人才數量與產業規模尚未形成完善的生態系，對需要大量在地專業人力的國際製作來說，往往仍需從海外進口部分關鍵人員，增加成本與行政負擔。換句話說，泰國提供的是「一站式」的完整產業鏈，而馬來西亞則仍偏向「租用型」的場地與人力供應，對大型劇組的吸引力較低。

電影高潮與結局

電影高潮發生於金浦機場。革命領袖田地（由笠松將飾）自刺腹部，要求當局在他流盡血或時鐘到正午前允許起飛，否則引爆炸彈。

由《殺人者的購物清單》女主角全度妍飾演的韓國第一夫人抵達現場，宣稱總統同意劫機者在釋放人質後起飛。然而當高明透過無線電傳達消息時，劫機者拒絕相信——畢竟正是他假冒「平壤」聲音，騙他們降落首爾。

局勢陷入絕望時，政客們開始像老鼠般逃離現場，避免背鍋。此時，飛機與所有乘客的命運，全繫於無名氏如何操縱日本副大臣石田信一與高明的真誠之間。

憤怒又無奈的高明衝向飛機，試圖在爆炸前最後一刻說服劫機者釋放人質並飛往平壤。雖然他途中跌倒未能登機，但這份勇氣感動了石田，使他願意自願交換人質。

就劫機題材而言，《好消息》算是個「快樂結局」：沒有人死亡，劫機者抵達北韓，日本副大臣成為英雄歸國，而無名氏（某人甲）——這位疑似北韓叛逃者、長期為南韓情報機關效力的影子人物——獲得了南韓居留證。

然而高明卻仍感失落。為了取悅美國，南韓政府選擇從事件中抽身。（半島局勢升溫會妨礙美蘇重啟談判。）根據官方記錄，南韓在拯救乘客一事上毫無貢獻。無名氏告訴高明：這意味著他得不到任何功勞與升遷——真相被部分掩埋。

無名氏試圖用自己的哲理安慰他。電影早前，他引用一段署名「楚門·謝迪（Truman Shady）」的話：「有時真相在月球的遠端，但這不代表近端就是虛構。」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人。那是他自己的話。雖然他假借他人之名而失去榮耀，但這不代表話語沒有價值。

「它仍然是月亮，」無名氏告訴高明，「它不需要名字才能存在，也不需要被認可才能有意義。你所做的一切，本身就有價值。」他送給高明一隻與他父親在越戰中失去雙腿後獲得的相同手錶。錶面散發的光如月亮般映照在高明的臉上。雖然他無法名留青史，但他確實拯救了那些人。這，就是電影中的真實。

無論高明是否相信無名氏的真誠，電影暗示他是真心的。當無名氏獲發居留證、被要求選擇姓名時，他取名「崔高明」，象徵他被高明的勇氣深深打動。

導演的期望

「我不希望拍電影時就預設觀眾的反應，」卞成賢說，「但我希望當觀眾看完這部片後，它不會立刻在他們心中消散。至少在觀影當天，或者隔天，他們能再想一次——這部電影想說的是什麼。」

Netflix黑色喜劇《好消息》背後的真實故事

作者：Kayti Burt

和許多經典的歷史黑色喜劇一樣，《好消息》（Good News）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這部韓國電影取材自 1970年日本紅軍派年輕成員劫持日本航空客機的真實事件。不過，若觀眾期待看到一部單純重現這場國際劫機事件的驚悚片，恐怕會失望。導演兼編劇卞成賢（Byun Sung-hyun）一開始就以諷刺的筆調定下基調，沒有拍出緊張的劫機開場，而是聚焦於一名戴著耳塞、在劫機宣告中仍然熟睡的乘客。這絕對不是《空軍一號》。

卞導在釜山國際電影節接受《TIME》訪問時（該片於九月在此舉行亞洲首映）表示：「以往所有描寫這類事件的電影，總是極度著墨於劫機的細節過程。他們力求重現每一分緊張感。但我覺得我們已經看太多這樣的電影了。我記得當我寫劫機場景時，感覺自己像是在寫別人的電影。於是我想到——要是我們乾脆略過整個過程，直接從事件之後開始呢？」

那段「耳塞場景」只是《好消息》用黑色幽默解構傳統戲劇時刻的其中一個例子。電影真正的焦點，是各國政府與機構中那些焦慮又軟弱的中層官僚如何應對危機。這正是電影在歷史上進行最大創作自由的地方——虛構角色、重新設定人物，使故事同時反映現代政治的荒謬。

卞導說：「在寫劇本和拍攝期間，我其實很疲憊，甚至有種厭惡感——厭惡那些每天從新聞裡聽到的事情。我想講一個不那麼直接、也不那麼教條的故事，並藉由創造一個角色來傳達它。」

「真相也會說謊，而謊言也能說出真相。」這句話出自《好消息》中神秘人物「無名氏」（由《極速刀客》薛景求飾演）。他是南韓政府幕後的「修補者」，在虛構化的故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句話是對空軍中尉徐高明（《弱美男英雄 Class 1》洪暻飾）所說的——他是電影中最接近觀眾視角的角色。

就像觀眾一樣，高明在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都難以置信地看著日本、南韓與美國政府、軍方和情報機構的中階官員們如何互相推卸責任、避免承擔國際恥辱。無名氏表面上裝作不在乎、只為私利行事，但他比那些官僚更重視人命；他與高明之間的對話，是整部電影最真誠的時刻。

《好消息》的靈感來源

在找到題材之前，卞成賢先確定了類型。受到奉俊昊《寄生上流》和魯本·奧斯特倫德《悲情三角》等黑色喜劇的啟發，他想在拍完動作驚悚片《殺人者的購物清單》（Kill Boksoon）後，嘗試創作一部政治諷刺的黑色喜劇。

卞導對《TIME》說：「不只是韓國，全世界的普通人都一樣，看到政治現況，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在創作這部黑色喜劇時深刻感受到——再怎麼有創意，都比不上現實本身的荒誕。」

他是在幾年前透過一部關於 1970 年劫機事件的電視節目得知這段歷史的。「我當時心想：太荒唐了，這故事一定會有人拍成電影。」他笑著回憶，「結果幾年過去了，居然沒有人拍。於是我決定，這故事本身就可以是一部黑色喜劇。」

卞導從新聞報導與當年訪談開始研究，將真實事件作為骨架，創作出具有現代感的故事。「我其實更好奇的是，那件事之後發生了什麼。」

真實的日航 351 號班機

電影保留了劫機事件的大致輪廓：那是一班從東京起飛的國內航班，不久便被一群激進共產主義青年劫持。最年輕的成員還是青少年，他們受到拳擊漫畫《明日之丈》(見下)的啟發。

劫機者的目標是發動武裝革命，推翻日本資本階級，進而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由於日本警方加強監控，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根據地進行訓練與策劃。

他們原本打算飛往古巴，但波音 727 無法進行長途飛行，於是改以北韓為目的地。飛機在福岡降落加油，條件是釋放 23 名乘客（婦女、孩童與老人）。據說，駕駛員獲得的地圖竟然是撕自中學教科書的朝鮮半島地圖。

由於無法聯絡平壤機場，飛機朝著南北韓之間的禁航區飛去。無線電裡出現一個自稱平壤的聲音，引導他們降落——他們以為抵達北韓首都，實際上卻是首爾金浦機場。南韓當局設下精心騙局：將南韓國旗換成北韓國旗，安排臨時演員扮成北韓士兵與群眾，甚至有合唱團唱起朝鮮傳統歌曲。

儘管如此，劫機者最終發現自己受騙。與電影中類似，日本副大臣山村新治郎自願以身代替剩餘人質，劫機者接受條件。飛機順利飛往平壤，獲得庇護。兩天後，飛機、部長與機組人員安全返回東京羽田機場。

值得注意的是，《好消息》將所有真實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劫機者與機師——全部改名，強調這不是歷史紀錄片，而是基於真實事件的虛構作品。

[嫣然·愛墾研創]從文化再生產的角度分析《鸦色刑事组》（Ichikei’s Crow，2021）對日本社會法制意識的潛在影響。

正義的再現與制度的再生——從〈鸦色刑事组〉看日劇的文化再生產與法制意識轉化

在當代日本電視劇的光譜中，《鸦色刑事组》（Ichikei's Crow）是一部兼具娛樂性與制度反思的作品。它不僅是法庭劇的延伸，更是一種文化意識的「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過程。若依據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我們可以理解這部劇如何在「再現」法律制度的同時，透過影像、敘事與角色塑造，重塑觀眾對法制與正義的認知，並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社會對司法體系的態度與信任。

一、文化再生產與制度影像的建構

布迪厄認為，文化再生產是社會權力與價值透過教育、媒介、藝術等文化形式被不斷複製與內化的過程。電視劇作為當代最具普及性的文化載體，自然成為再生產社會價值的重要機制。日本法庭劇長期以來即肩負「制度再現」與「倫理教育」的雙重任務——從《HERO》《Legal High》到《99.9刑事專門律師》，這些作品不僅娛樂觀眾，也形塑他們對司法程序與社會公正的想像。

《鸦色刑事组》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法官置於主體位置。主角入間道雄不再是冷漠的裁決者，而是會親赴現場、傾聽被告與被害者故事的「行動型法官」。這一角色設定突破了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法官「中立而疏離」的刻板印象，使法律不再只是制度機器，而成為有情感、有溫度的實踐。透過這樣的敘事策略，劇集進行了一場文化層面的再生產——它讓司法制度的形象被重新定義為「具人性之正義機構」。

二、媒介敘事與法制教育的潛在功能

在媒介社會學的脈絡中，電視劇並非單純的娛樂產品，而是參與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本觀眾普遍對司法程序的直接接觸有限，多數人對法官、檢察官與律師的認知來自影視文本。《鸦色刑事组》藉由案件的戲劇化呈現，讓觀眾理解審判程序的細節——從開庭、辯論到量刑——這種「視覺化的法制教育」具有啟蒙效果。

然而，它並非只是被動傳達法律知識，而是在文化層面重塑「正義的情感語法」。入間法官經常挑戰制度的僵化，他的行動帶有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這種角色設定在文化再生產的層面上，既強化了「良心法官」的象徵，也微妙地引導觀眾對現實制度提出質疑——即法律應否僅服從程序，抑或必須兼顧人性？換言之，《鸦色刑事组》透過戲劇化的故事，讓公民得以在情感層面參與法制討論，促進了「公民法意識」的再生產。

三、文化資本與制度信任的重構

布迪厄指出，文化資本的分配與再生產會影響社會階層的穩定與變動。《鸦色刑事组》的成功恰好反映了日本中產階層對「制度信任」的再需求。在經歷多年經濟停滯與政治不信任後，社會普遍對官僚機構抱持懷疑。劇中入間道雄以其人性化的判斷與對弱者的同理，成為制度內的「異數」；他不破壞制度，而是在其中尋求改革的可能。

這樣的形象重建，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再分配。透過媒介敘事，法官這一專業角色被重新賦予正面象徵，其文化權威得到再確認。觀眾在情感上認同法官的正直與溫情，進而對司法體系產生新的信任感。這種信任並非出於對現實制度的認可，而是一種「象徵性認同」——即相信制度仍可被個人道德所修正。如此，《鸦色刑事组》成為重建社會信任的文化機制之一。

四、再生產的雙刃：理想化與現實疏離

然而，文化再生產並非單向的「正向教育」。它也可能在理想化的影像中掩蓋制度的現實困境。《鸦色刑事组》雖強調人性與正義，但其法官角色過於理想化，實際司法環境中的繁文縟節、案件積壓與權力結構，並未被充分呈現。當觀眾在影像世界中習得「有溫度的司法」想像，現實中冷峻的程序反而可能產生反差，導致失望與疏離。

這正是文化再生產的矛盾所在——它既能強化制度信任，也可能製造「符號性遮蔽」。換言之，《鸦色刑事组》在教育觀眾法律知識的同時，也以娛樂化手法重構了「正義可感」的幻象。從文化批評角度看，這是一種「柔性權力」的運作：透過感性敘事維繫社會秩序的穩定，而非直接挑戰權威。

五、媒介公共性與法制文化的再生

儘管存在理想化的問題，《鸦色刑事组》仍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法制文化的公共化。劇中多次呈現被告的社會背景——例如貧困、職場壓力、社會孤立——讓法律案件與社會結構緊密相連。這種「社會性審判」的描寫，突破了單純的程序正義框架，將司法議題帶入公共討論空間。觀眾在情感認同的同時，也被引導思考制度改革與社會支援的問題。

此一過程即是文化再生產的深層面向：媒介不僅複製現有價值，也可能創造新的社會意識。《鸦色刑事组》以溫和但持續的方式，培養公眾對「法官作為社會良心」的想像，使司法不再是高牆內的封閉領域，而是全民共享的倫理議題。這種文化實踐，長遠而言有助於培育「法治情感」（legal affect）——即以情感為媒介內化法律信念的社會心理機制。

六、結語：從戲劇到制度的潛在轉化

綜觀之，《鸦色刑事组》的文化實踐正是日本社會在後現代媒介環境下的一場法制意識再生運動。它透過影像再現與角色敘事，將抽象的制度倫理轉化為具體的情感經驗，讓觀眾在娛樂中重新認識法律的價值與侷限。從文化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這部劇既是現有制度的象徵性延伸，也可能孕育出新的社會想像——一種更人性化、更具公民參與感的司法觀。

當法庭不再只是冷峻的審判場所，而成為理解社會矛盾與修補人心的舞台，《鸦色刑事组》所再生產的不僅是制度形象，更是正義的文化語言。它提醒我們：法律的力量不僅在於條文與權威，更在於文化如何使人相信——相信制度仍有被修正的可能，相信正義終究可以被重新講述。

[嫣然·愛墾研創]從日劇《鸦色刑事组》（Ichikei's Crow，2023）談起

法庭與警局之間的文化鏡像——從《鸦色刑事组》看日劇與港劇的制度敘事差異近年亞洲電視劇市場的主題分化愈發明顯，日本劇集善於以職場倫理、制度辯證與個人情感交織為核心，香港劇則依舊以警匪、臥底與權力角力為主流。2023年上映的《鸦色刑事组》（Ichikei's Crow）電影版延續了2021年同名電視劇的設定，以「第一刑事部」的法官為主角，描繪司法體系中追求真相與制度侷限的矛盾。若將之與香港的《鐵探》《使徒行者》等作品並觀，不僅可見敘事節奏與人物塑造的差異，更能觀察兩地文化對「正義」與「制度」的不同想像。

一、題材焦點：從法庭求真到警隊破案

《鸦色刑事组》最鮮明的特點，是它將鏡頭對準平日劇集中少見的「法官」。在日本的法律劇脈絡中，檢察官與律師雖常見，但法官作為主角仍屬少數。主角入間道雄以破格的行事風格著稱——他不滿足於卷宗資料，而會親自前往現場調查，藉由重構案情尋找真相。這種「主動出擊的法官」形象，挑戰了觀眾對司法公正與程序中立的傳統印象，也體現日劇一貫的職人精神：制度之內仍有追求理想的個體。

相較之下，香港的刑事類劇集往往以警察為敘事核心。無論是《鐵探》描繪警隊內部權力鬥爭與良知掙扎，抑或《使徒行者》以臥底身份的重重危機製造懸念，其焦點皆放在行動、衝突與陰謀之上。港劇中的「正義」更多時候是被暴力與權謀包裹的英雄式命題，角色必須在黑白界線模糊的世界裡選擇立場。相比之下，《鸦色刑事组》的正義觀更具制度層次，它不是以槍火定輸贏，而是在法律條文與人情倫理之間探尋灰色地帶的平衡。

二、敘事節奏與形式結構的文化差異

日劇普遍以季播短篇為主，《鸦色刑事组》首季僅十一集，劇本結構緊湊，每一案件既能獨立觀賞，又共同構成對司法制度的整體反思。其節奏沉穩、對白密集，重在人物心理與道德辯證的推進。觀眾被邀請與法官一同思考：當法律與人情衝突時，應如何取捨？

反觀港劇的敘事邏輯，長篇幅（動輒二、三十集）使其必須以連續劇式張力維持收視，因而傾向採用多線敘事與頻繁反轉。《鐵探》中警隊高層的陰謀、《使徒行者》的臥底身份之謎，皆以高潮迭起的劇情牽引觀眾情緒。這種設計固然增強娛樂性，卻也使作品更多依賴劇情刺激而非議題深掘。相較之下，《鸦色刑事组》雖節奏緩慢，卻在細節中折射社會現實與制度反思，呈現出另一種「靜態的張力」。

三、倫理灰色與人物深度：含蓄與激烈的對比

日劇的情感表達向來內斂。《鸦色刑事组》中的衝突往往潛伏於對話之間——法官的猶豫、律師的堅持、被告的沉默，構成一場場不動聲色的心理戰。它關注的是「人在制度中的掙扎」，強調即使身居權威，也可能被程序束縛而無力行善。這種理性與人情的矛盾，是日式劇作的典型命題。

港劇則以情感強烈見長。從早期的《刑事偵緝檔案》到近年的《使徒行者》，角色常被推入極端情境：臥底的忠誠與背叛、上司的陰謀與贖罪、家族與職責的撕裂。倫理灰色不再是哲學思辨，而是情節的燃料。觀眾在劇情的跌宕起伏中，體驗「義與情」的張力。這種敘事方式反映出香港文化中對「義氣」「人情」的強烈重視，也說明港劇傾向以情感對抗制度的冷漠。

四、影像語言與製作取向

日本法庭劇在視覺上追求寫實與細膩。《鸦色刑事组》的攝影多採穩定構圖與柔和光線，法庭場景佈置嚴謹，演員表情的微妙變化成為情緒核心。這種「靜觀式」鏡頭語言讓觀眾沉浸於理性思考，符合劇集的制度主題。

港劇則強調動態與節奏感。鏡頭移動快速，剪接頻繁，配樂張力強烈，街頭追逐與爆破場面常見。這種風格與香港都市文化的節奏密不可分：在高壓環境與商業競爭中，速度與衝突成為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從製作層面看，日本劇更重劇本與角色深描，港劇則傾向以視覺刺激與情節推進取勝。

五、制度與文化背景的映照

制度差異是兩者敘事分野的根源。日本的司法制度強調程序正義與社會秩序，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分工明確。因而《鸦色刑事组》能以法官為主角，討論制度內的良心抉擇——它是一種對「官僚正義」的反思。

香港作為前英殖民地，警察制度長期與殖民統治、社會治安及政治議題交織。警匪劇的流行反映了社會對「權力」與「正義」的複雜想像：警察既是秩序維護者，也可能是體制犧牲者。尤其在近年的政治氛圍下，劇作往往以隱喻方式處理權力與忠誠，形成一種「制度寓言」的觀看經驗。

六、觀眾心理與文化接受

《鸦色刑事组》的觀眾多期待在劇中找到理性與人性的平衡；他們樂於觀察人物在制度縫隙中尋找真相的過程。這類觀眾重視劇本邏輯與主題深度。相對地，港劇觀眾則更習慣長篇敘事與情緒起伏，享受角色之間的衝突與反轉。兩者差異其實對應著社會節奏：日本社會講求秩序與克制，香港社會則充滿速度與競逐，因此各自的戲劇形態恰成文化性格的延伸。

七、結語：制度戲劇的東亞變奏

《鸦色刑事组》以冷靜筆觸揭示司法體制的溫度與侷限，呈現出日劇在制度戲劇中的細膩與思辨；港劇如《鐵探》《使徒行者》則以高張力情節展現都市人在權力漩渦中的掙扎。前者以「制度中的個人」為核心，後者則以「體制與人情的衝突」為戲劇動力。兩者皆以追尋正義為題，但途徑迥異：日劇透過理性反思尋求秩序的修復，港劇則以情感爆發對抗現實的不義。

在全球華語與日語影視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下，觀眾能從《鸦色刑事组》看到東亞社會另一種對正義與良知的想像。它提醒我們：制度並非冷漠的巨獸，而是由無數掙扎的人組成；而這正是日劇與港劇共同的精神交點——無論法庭或警局，故事的核心始終是人。

【人民日報】徐岩波「第二課堂」何以吸引人（暖聞熱評）

【關鍵詞】科研品種「賣斷貨」

【事件】前段時間，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種植的雜交柑橘在網上走紅，幾天內，約2.5萬斤柑橘被搶購一空。在研究員曹立支持指導下，該所研究生團隊自2023年起將科研成果向社會銷售，並收集口感反饋以改良品種。這項社會實踐不僅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更助力學子們成長成才。

【點評】

對高校而言，一項好的社會實踐應該具備怎樣的特點？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的「帶貨」，就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

比如，突出社會實踐的專業性，既能讓學生走出「書齋」接觸社會實際，又不會脫離專業而走馬觀花。又如，建立清晰的正反饋機制，學生可從銷售數據的增長中收獲信心與成就感。「上線」銷售與「下地」科研有機結合，獲得感和成就感源源不斷，學生投身科研的積極性和參與實踐的主動性自然高漲。

「課上課下協同、校內校外一體」，社會實踐活動，一直以來都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平台。然而，現實中種類數目繁多的實踐活動，效果卻不盡相同。有的「叫好又叫座」，好經驗被更多學校所借鑑。有的則反響寥寥，不但不能吸引學生，甚至還淪為「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平添師生負擔。差異何來？關鍵在於能否堅持需求導向，在學生所想與社會所需的結合點上，精心設計實踐方案。

對學生而言，參與社會實踐的主要關注點通常有二：一是「新」——感受社會發展變化，體驗時代新潮流、行業新動向；二是「實」——獲得實實在在的鍛煉和能力成長，為未來的學業生涯乃至職業生涯打好基礎。一項好的社會實踐，這兩點非常重要。

做到「新」，就要與時俱進，以開放的心態探索新實踐場域、新技術手段、新組織形式，通過實踐活動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在東南大學「尋跡梅庵」實踐團，同學們自學測繪與建築知識，克服數據難題、復刻萬字史料，打造虛擬現實全景「數字梅庵展館」。在湖南科技大學「芙蓉學子」公益實踐團，學生幫助農民編制「數字生存指南」，為傳統農業基地探索「電商+文旅」「直播+品牌」新路徑。拒絕呆板單調，充分發揮年輕人接納、運用新鮮事物的專長，才能讓實踐項目更具吸引力。

做到「實」，就要避免「一刀切」「大鍋飯」，而是使學生在躬身實踐中學有所用、在服務社會中立德修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業務指導老師帶領志願者處理民事糾紛，理論知識轉化為勝訴的喜悅，同學們既收獲實操經驗，更堅定了職業信念。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組織學生深入45個回遷社區，通過實地調研、反復優化算法，開發了一套社區智能服務系統，幫助老人解決日常難題。高校依據自身既有資源和特色，讓實踐項目更加緊密地嵌入具體領域，才能讓學生打消對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的顧慮，真正感到「不虛此行」。

社會實踐、社會活動以及校內各類學生社團活動是學生的第二課堂。社會實踐一頭連接課堂所學，一頭緊扣社會所需，歸根結底服務於人的成長成才。讓專業知識在實踐中落地生根，讓青春價值在奉獻中熠熠生輝，「第二課堂」的廣闊天地，定能助力培養出更多可堪大任的時代英才。（徐岩波《人民日報》（2025年12月03日 第 05 版）[暖聞熱評]）

耗資1.3億，坐落吧巴，沙建築學院正式動工

沙巴在人力資源發展史上再創新頁，位於吧巴Beringgis，佔地34英畝、總值1億3,060萬令吉的馬來西亞建築學院（ABM）沙巴分區校園，今日正式動工，標誌著沙巴技術與職業教育培訓（TVET）邁向更高層次。

沙巴首長拿督斯里哈芝芝在動土儀式上指出，這座嶄新的現代化校園將成為推動本州青年掌握建築及相關產業技能的核心動力，尤其將加速提升沙巴年輕一代在TVET領域的競爭力。

他說，新校園可同時容納700名學員，比起現有位於亞庇加尤馬當的臨時校園，培訓容量將提升73%，建築相關人員培訓也增加39%，進一步擴大技能人才輸送規模。

「今天，我們為沙巴開啟了嶄新篇章。這座校園將培養高技能勞動力，磨練年輕人才，提升就業競爭力，同時打造成為馬來西亞東部TVET建築領域的核心樞紐。」

哈芝芝強調，此舉與「沙巴進步繁榮」藍圖契合，藉由基礎設施與人才並進，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他並指出，州政府於今年5月成立「沙巴州TVET理事會」（MTS），整合全州逾160所TVET培訓機構，確保符合產業最新需求。

據瞭解，ABM沙巴與CIDB Tech自成立以來，已成功培訓超過7,000名學員，畢業生就業率高達85%。需求量大的專業包括鷹架安裝、焊接、天然氣管道裝配、重型機械操作、電工、冷氣安裝及水管工程，除建築業外，更廣泛應用於國際油氣產業。

「隨著新校園引進無人機、模擬技術與數位化設備，沙巴將孕育更多符合全球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術人才。」

哈芝芝深信，新校園不僅將為吧巴地區，尤其Beringgis及周邊社區帶來經濟效益，更能強化沙巴作為競爭力TVET培訓中心的地位。

他也期盼，新校園能誕生更多如2024年榮獲「建築TVET之星」並躍上世界舞台的ABM校友Rudy Mohammad般的優秀人才，成為新一代TVET代表人物。

當天儀式上，ABM沙巴亦與沙巴房地產發展商公會（SHAREDA）、KTI有限公司及Tas石油與天然氣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MoU），確保畢業生獲得實質就業機會，涵蓋房地產、建築及油氣行業。

同場，哈芝芝宣佈在Beringgis村興建一座社區禮堂，將命名為「丹斯里奧蘇蘇甘禮堂」，以感念這位曾任沙巴首長、吧巴國會議員及高坑州議員的貢獻，肯定其對吧巴、沙巴乃至全國的深厚影響。(Warta Oriental; August 30, 2025)#沙巴技職教育 #沙巴職教

[愛墾研創·嫣然]馬來西亞競爭力停滯的結構性原因——制度改革不足下的產業升級失靈，及文創政策的可行角色

引言：問題不是「有沒有潛力」，而是「為何無法轉化」

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憑藉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穩定的政治環境與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一度被視為東盟中最有條件繼新加坡之後邁向高收入的經濟體之一。然而，二十年後的現實是：其人均收入、產業附加值與技術密集度，已逐漸被部分尾随的國家追近甚至超越。

這一結果顯示，問題並非單純來自外部競爭，而是源於内部制度、政策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長期錯配。

一、治理結構對產業升級的實質影響

政策激勵長期偏向「再分配」，而非「能力建構」

馬來西亞公共政策的一個核心特徵，是長期以族群與短期政治考量作為主要動員基礎。其直接後果並非政治本身，而是政策資源配置的方向性偏誤：

• 教育與培訓體系更重視「入學機會分配」，而非技能質量
• 工業政策偏好補貼與保護，而非研發與技術升級
• 公共部門績效考核較少與創新成果、產業轉化掛鉤

這種治理邏輯，使得政策工具難以持續支持高附加值產業所需的長期人力與技術積累。

人才外流是結果，而非單一原因

馬來西亞長期面臨高技能人才外流，這一現象經常被歸因於薪資或海外機會。然而，更具結構性的原因在於：

• 本地產業對高端研發與創意人才的需求不足
• 公共與私人部門缺乏清晰的專業晉升與研究支持路徑

因此，人才外流更像是制度無法吸納高技能勞動的結果，而非單純的人才忠誠度問題。

二、產業結構問題：製造業成功未能轉化為技術能力

1. 電子與製造業的「淺層嵌入」問題：馬來西亞在電子製造與出口領域的成功，主要集中於：組裝、測試、中游製程。然而，關鍵的設計、核心研發與系統整合能力，長期掌握在跨國企業母公司或外部市場手中。與此同時，越南等後發國家以更低成本複製了相似的製造定位，削弱了馬來西亞原有的比較優勢。
   
   
2. 制度不確定性削弱長期投資：政策反覆、行政透明度爭議及執行效率不一，使得：外資傾向將馬來西亞視為「過渡型基地」；本地企業較少進行高風險、長周期的研發投資；這並非制度完全失效，而是制度無法提供足夠的長期確定性。

三、文創產業的現實定位：不是替代方案，而是放大器

文創的「主引擎」平行角色：在任何已知經濟體中，文創產業雖不足以單獨支撐國家層級的經濟轉型，可是，文創的價值與可行角色，主要體現在三方面：提升既有產業附加值：品牌設計、使用者體驗、文化敘事與市場區隔；強化城市與區域競爭力：軟實力、文化旅游、創意聚落、文化導向的中小企業生態；留住高技能人才：設計師、教育人才、學術人員、內容創作者與跨界策展師等。

聮合國教科文組織的Mondiacult 2025大會顯示，在ESG（環境、永續與治理）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文化是必需的第四項元素，文創無疑有其一定的策略角色。

四、民間文化平台的角色：以陳明發博士推動的文化與知識平台“愛墾網”（www.iconada.tv）为例，其實踐顯示：民間平台可補充公共敘事不足；可形成跨區域、跨族群與跨專業的知識交流空間。在政策討論場與敘事資源庫擁有重要的角色。

五、可操作的政策重點（摘要）

若要使上述分析具有實質意義，政策層面至少需聚焦以下方向：

• 教育與產業脫鉤問題的修正：STEAM 與創意學科與實際產業需求掛鉤（愛墾網提出：鄉產學方案）
• 研發與設計環節的本地化激勵：對研發投資而非僅產量提供政策誘因（愛墾網提出：南海東籬文化基地）
• 文創政策的工具化，而非象徵化：明確KPI（產業轉化率、就業留存率）（愛墾網提出：文化旅遊方向）

結語：問題的核心仍是制度；文創能促進有關文化動能

馬來西亞競爭力的相對，民間幸福感指數下滑，並非文化不足，也非人民缺乏創意，而是制度未能有效將既有資源轉化為長期能力。文創可以成為長期努力的聚焦點，但首先要有制度創新的决心；敘事可以動員共識，但首先需要成熟的文創。

二、從優先領域看文化的「治理位置」

若對照 MondiaCULT 所提出的文化政策優先領域（如你提供的圖表），可以清楚看到文化的角色已發生根本變化：

包容與公平的文化參與：文化被視為修補社會斷裂、重建信任的場域

數位技術與創新：文化既是技術應用的實驗場，也必須防範平台壟斷與創作者剝削

文化教育與能力培養：重點不在技藝，而在創造性理解與價值轉譯能力

文化與永續經濟：文化生態被視為長期產業韌性的關鍵

文化與氣候行動、危機中的文化保護：文化是社會在不確定性中維持連續性的機制

這些領域指向一個共同結論：文化已被放置在「治理結構」之中，而非裝飾於其外。

三、在馬來西亞條件下，文創的三種「催化功能」

在結構受限、改革成本高昂的現實下，文創的價值不在於「取代」其他部門，而在於催化轉化發生。

1. 催化產業升級，而非另起爐灶

馬來西亞的產業困境，不是「沒有產業」，而是長期卡在價值鏈中段。

文創真正能介入的，不是製造本身，而是：產品設計與品牌敘事；使用者體驗與服務整合；在地文化元素的策略性轉譯。這些元素單獨看似微小，卻正是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的關鍵。

沒有文創介入，產業只能比價格；有文創介入，產業才可能比意義。

2. 
   催化制度信任，而非替代制度改革

文創無法也不應取代法治、反貪或行政改革，但它可以在制度縫隙中：

建立小尺度、可運作的合作信任

透過文化平台實驗跨族群、跨專業的協作

將抽象政策目標轉譯為可參與的公共敘事

在制度高度不確定的環境裡，信任往往不是被「宣布」，而是被「實作」出來的。

3. 
   催化人才留存，而非阻止流動

人才流動本身不是問題；無法回流、無法轉化才是問題。

文創能提供的，是一種「非典型承載空間」，讓以下群體得以在本地形成生態：跨界創作者；研究型設計與內容工作者；無法被傳統企業吸納的高技能文化勞動者。透過創意聚落、文化平台與知識網絡，這些人才不必完全「留下」，卻能與本地持續發生連結。

四、從「被動補位」到「策略介入」的文化政策

若文創仍被鎖定在文化部門，其影響力將註定有限。真正有效的文化政策，必須具備跨部門介入能力：

與產業政策對接：補助與產業升級、品牌化目標掛鉤

與教育體系連動：從創意技能轉向創造性理解與真實需求

與地方治理結合：文化成為地方經濟與社區再生的工具，而非象徵工程

這意味著：文化政策必須被視為發展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象徵性附屬。

結語：文創的力量，在於讓「轉化真正發生」

馬來西亞的核心困境，不在於缺乏文化資源，而在於缺乏將文化轉化為制度韌性與產業價值的能力。MondiaCULT 2025 所揭示的，不是一套浪漫的文化理想，而是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判斷：沒有文化作為催化條件，結構轉型幾乎不會發生。在競爭力停滯的結構中，文創的歷史角色，不是點綴成長敘事，而是啟動轉化反應。而這，正是當前馬來西亞最迫切需要的力量。

[愛墾研創]文創作為催化力量——在競爭力停滯結構中，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化政策的角色

（對照 UNESCO《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MondiaCULT 2025》）

前言：當「有條件的國家」無法完成轉化

馬來西亞並非一個資源匱乏、制度缺席或人才不足的國家。相反，過去二十年間，它同時具備了：

• 區域樞紐的地緣條件
• 多元文化與語言的社會資本
• 足以支撐升級的教育與產業基礎

然而，國家競爭力卻長期停留在「中段均衡」狀態：製造與服務能存活，卻難以躍升；產值能維持，卻難以累積制度信任與品牌價值。

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經濟政策失誤，而是一種「轉化失靈」——資源存在，卻無法被轉譯為長期韌性與高附加值結構。

在此情境下，文化與創意產業（CCIs）若仍被視為「補充性部門」，其政策潛力將被嚴重低估。

一、MondiaCULT 2025：文化不再是工具，而是發展的結構維度

UNESCO 在《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中提出的關鍵轉向，是將文化從「支撐發展的手段」，提升為永續發展本身的基礎條件。這一轉向體現在三個層面：

文化成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 若沒有文化所提供的意義系統、價值共識與創造力來源，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將失去內在黏著力。

文化治理的重心，從產值衡量轉向結構不平等: 報告明確指出：文化雖被高度讚頌，卻在預算、制度保障與創意勞動條件上長期被邊緣化。

文化不再只是「服務於」其他政策，而是人類福祉的目的本身: 這是一種近乎「詩性政治」的主張——真正的和平與永續，始於人心中的想像能力。

這套觀點，為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創政策，提供了一個超越部門分工的理論支點。

學術課程或影像分析文本（如 NYU Summer School）：雖然不是正式期刊文章，但這類學術教學文件也從敘事符碼、族群表徵、影像與社會結構等角度分析此片。這類資料常被影像理論課程引用，尤其在比較史柯西斯其他作品時，可見導演如何融合社會問題與角色內在動機。(academia.edu)

三、社會學／教育層面的學生論文與研究

Iffa Ismi Sofiani (社會學論文)：在一篇以社會學方法分析《紐約黑幫》的學士論文中，作者從族群歧視、角色與情節結構等角度討論電影如何呈現愛爾蘭移民和本土族群之間的社會壓迫，這樣的學生研究也反映出該片在教育與文化研究上的吸引力。(UMS ETD-db)

四、其他文化評論與跨領域討論

除了正式學術文章，電影也常出現在文化評論或影評中，被專業影評人及文化網站提出批判與解讀，包括：

Roger Ebert（美國知名影評人）：嚴格上雖不属學術，但 Ebert 的評析既關注影像藝術，也下探歷史重構與角色呈現，常被學術引用作為跨文化評論的範例。(Roger Ebert)

文化評論博客與電影評論網站：如 Bright Wall / Dark Room 等影評文本，以文化與敘事理論為基礎探討電影如何透過敘事與視覺細節再造「陌生化的美國歷史想像」。(Bright Wall/Dark Room)

簡單歸納：誰在評論《紐約黑幫》？

文化評論：《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2002）～～有不少學者、文化評論家與影像研究者從歷史、敘事、族群與電影理論等角度進行過討論，下列是幾個主要例子——並附上重點說明，供你在撰寫相關章節時引用或深入研究：

一、歷史與社會學視角研究者（歷史學者與社會評論）

Daniel J. Walkowitz：他在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的文章《“The Gangs of New York”: the Mean Streets in History》中，以歷史學的角度討論電影如何再現19世紀紐約的街頭文化與社會偏見。影片中呈現的本土主義（nativist）與移民之間的對立即為其分析核心之一，指出史柯西斯如何「將他熟悉的紐約粗獷視角投射到這段歷史」並凸顯族群緊張與階級衝突。(OUP Academic)

Richard Oestreicher：同樣在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的另一篇文章《How Should Historians Think about ‘The Gangs of New York’?》中，Oestreicher則提醒歷史學者：影像作品往往因創作及文化工業的商業壓力，而在歷史精確性與戲劇性之間進行妥協，強調理解影像文化生產的意識形態結構同樣重要。(OUP Academic)

Tyler Anbinder（或被引述的歷史學者）：雖然不是專門學術論文，但在《紐約黑幫》的歷史準確性評述中，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 Tyler Anbinder 在 PBS 訪談中指出，電影對移民歧視的描繪在整體上相對忠於史實（視覺與文化氛圍重現）——但也有藝術化處理與誇大。(Wikipedia)

二、電影理論與敘事分析視角的學術討論

Mike Meneghetti：在影像哲學期刊 Film-Philosophy 的文章《Fearsome Acts of Interpretation: Audiovisual Historiography, Film Theory and Gangs of New York》中，Meneghetti 探索電影如何透過演員和影像本身，作為歷史再現與理解的工具。他的分析關注於影像如何形塑觀眾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感知，而不僅是傳統歷史敘述，實際上是一種影視史學的討論。(PhilPapers)

[愛墾研創] 紐約帝国大厦：浪漫電影裏的地方感

這個題目其實很有意思，因為它把《從北京到西雅圖》放回了一個看似浪漫、實則高度現代化的情感場景中來看——智慧手機時代的愛情，卻以帝國大廈瞭望台作為終點。這種張力，本身就是電影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一、一個刻意的重疊：為什麼還是帝國大廈？

帝國大廈瞭望台，對全球觀眾而言，幾乎已被《西雅圖夜未眠》永久標記為「命運相遇」的象徵。那是一個屬於前社群媒體時代的浪漫高點——錯過、等待、偶然、奇蹟，全都合理地發生。

《從北京到西雅圖》在結尾選擇同一個地點，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文化引用與對話。但問題在於：

當所有人都隨身攜帶智慧手機，還需要「錯過」與「尋找」嗎？

電影給出的答案其實很複雜：形式上還需要，情感上卻已經改變。

二、智慧手機愛情的核心特質：即時，但不一定親密

《從北京到西雅圖》中的情感發展，幾乎全程浸泡在智慧手機的世界裡：

• 通話

• 簡訊

• 定位

• 隨時可聯絡，卻隨時可中斷

這是一種與《西雅圖夜未眠》截然不同的情感節奏。後者的愛情，建立在無法即時確認之上；前者的愛情，卻是在過度可確認中逐漸失去安全感。

智慧手機讓「聯絡」變得廉價，但讓「承諾」變得昂貴。你可以立刻找到對方，卻無法確定對方是否真正站在你這一邊。

因此，《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愛情並不是「找不到彼此」，而是不知道是否還值得走向彼此。

三、從“命運相遇”到“主動選擇”

如果說《西雅圖夜未眠》的帝國大廈是一個「被命運推上去的地方」，那麼《從北京到西雅圖》的帝國大廈，則更像是一個需要刻意抵達的座標。

在智慧手機時代，結尾的重逢不再具有「奇蹟性」，而更接近一種宣言：

我知道你在哪裡，也知道自己可以不來，但我還是來了。

這是一種從浪漫宿命論，轉向現代情感倫理的轉變。愛情不再因為偶然而成立，而因為選擇而成立。

帝國大廈在這裡，已不再是命運的舞台，而是一個象徵性的「確認點」——

確認你願不願意為這段關係走到終點。

四、智慧手機下的女性主體性

這一轉變，對女性角色尤其關鍵。

在《從北京到西雅圖》中，女主角並非等待被發現、被選中的對象，而是一個清楚知道現實代價的人。她使用智慧手機、跨越城市、處理關係，也同時衡量風險與尊嚴。

因此，最後一幕的帝國大廈，不是童話式的「被愛證明」，而是她對自己人生選擇的確認。

這讓《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智慧手機愛情」呈現出一個重要特徵：
科技並未削弱女性主體性，反而讓選擇更無法逃避。

你不能再說「不知道」、「沒機會」、「錯過了」，因為你一直都有聯絡方式。

五、一種晚期浪漫：我們仍然需要象徵

儘管如此，電影仍然選擇了帝國大廈，而不是一通電話或一條訊息作為結局。這本身就透露出一種時代的矛盾：

我們生活在高度數位化的親密關係中，卻仍然渴望實體空間中的儀式感。

智慧手機可以完成溝通，卻無法完成「意義」。帝國大廈的最後一幕，正是用來補足這個缺口——它不是技術必須的，而是心理必須的。

結語：不是懷舊，而是確認

《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智慧手機愛情，並不是真的想回到《西雅圖夜未眠》的年代。它更像是在說：

即使在一切都可被即時傳送的時代，
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地方，
讓愛情慢下來，被看見，被確認。

帝國大廈不再是命運的奇蹟，而是選擇的終點。而這，正是智慧手機時代最現實、也最成熟的一種浪漫。

[愛墾研創] Wes Anderson 的電影敘事美學 

在當代電影理論中，「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強調情感、感覺與身體經驗在文本生成與接受中的核心地位。若從此視角觀察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短片創作，便能發現其敘事不再僅以情節推進或角色心理為中心，而是透過色彩、節奏、構圖與聲音所構築的感官場域，形塑一種先於意義、卻又滲透意義的情動經驗。這種「情動轉折」下的敘事手法，使他的短片呈現出獨特的詩性與疏離並存的張力。

以Netflix推出的The Wonderful Story of Henry Sugar為例，魏斯·安德森大量運用舞台式布景轉換與角色直視鏡頭的敘事策略。角色在鏡頭前朗讀文本、切換場景如同翻頁，打破了傳統電影的沉浸幻覺。然而，這種刻意的人工感並未削弱觀眾的情感投入，反而製造一種奇異的情動震盪。觀眾一方面意識到敘事的「被製造」，另一方面卻在節奏明快的語言與精準的構圖中，感受到強烈的節律性愉悅。這種由形式所觸發的感覺，正是情動轉折所關注的層面——情感並非單純源自角色遭遇，而是來自影像如何在身體層次上作用於觀者。

再看Hotel Chevalier，作為《The Darjeeling Limited》的前導短片，它幾乎沒有複雜情節，僅呈現一對舊情人於巴黎旅館的重逢。安德森透過固定鏡位與緩慢橫移，讓空間成為情緒的容器。色彩配置——柔和的金黃與藍灰——構成一種既溫暖又疏離的氛圍。當角色沉默時，觀眾感受到的是一種未被言說的緊張與脆弱。這種情動並非劇情高潮，而是存在於凝視與停頓之間。情感在此不再是心理告白，而是透過空間佈局與節奏延宕所生成的「感覺事件」。

魏斯·安德森的短片常改編自文學作品，例如改編自Roald Dahl小說的系列作品。在這些改編中，他並未追求寫實再現，而是強調敘事聲音與表演的物質性。演員朗讀敘述文字、快速切換角色身份，讓語言本身成為節奏與觸感。這種處理方式使敘事轉向一種「被聽見」與「被觀看」的交錯狀態。觀眾在語言流動中感受語速、語調與停頓所帶來的情動波動，而非僅僅追隨故事情節。換言之，情動成為敘事推進的力量，而非附屬於情節之後的結果。

在形式層面，魏斯·安德森標誌性的對稱構圖與水平移動鏡頭，也可視為情動策略。對稱畫面帶來秩序與穩定感，但當角色行為出現偏差時，這種秩序便產生細微裂縫。觀眾在視覺平衡與情感失衡之間感受到張力。這種張力不是戲劇性的衝突，而是一種微妙的不協調，迫使觀眾在美學愉悅與情緒不安間擺盪。情動轉折強調感覺的流動性，而Anderson正透過精準控制形式元素，使觀眾在視覺節律中體驗情緒的細緻變化。

此外，他的短片往往以突如其來的情感揭露作為轉折。例如角色在冷靜敘述中忽然流露悲傷，或在荒誕語境下出現真誠瞬間。這些轉折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劇情反轉，而是情緒強度的轉換。觀眾在原本的輕盈節奏中突然被拉入更深層的情感場域，產生一種「情動斷裂」。此種斷裂讓敘事呈現出層次感，也使觀眾意識到情感並非穩定狀態，而是不斷生成與轉移的能量。

總體而言，魏斯·安德森的短片在「情動轉折」的脈絡下，可被理解為一種以形式驅動情感的敘事實驗。他透過舞台化空間、節奏化語言與高度風格化的視覺設計，將情感從心理描寫轉移到感官經驗層面。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並非單純理解角色動機，而是被捲入一種視聽節律所形成的情動網絡。這種敘事手法使他的短片既保有故事性，又展現出當代電影在情動理論下的新可能——情感不再只是內容，而是形式本身所生成的力量。

[愛墾研創]最具辨識度的作者導演～～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是當代最具辨識度的作者導演之一。他的作品從早期的《Rushmore》到成熟期的《The Royal Tenenbaums》、《The Grand Budapest Hotel》與《Asteroid City》，逐步建立起一套兼具形式感與情感深度的敘事體系。他的電影不僅「好看」，更像一本被精緻裝幀的小說，讓觀眾在秩序井然的畫面中，閱讀人物的孤獨與渴望。

一、章回小說式的敘事結構

安德森常以「章節式」結構組織故事，畫面會出現標題卡或明確分段，如同翻閱一本小說。例如《The Royal Tenenbaums》以旁白帶領觀眾閱讀家族史，《The Grand Budapest Hotel》更採用多重時間框架與敘事者嵌套（作家—年輕作家—旅館主人—古斯塔夫的故事），形成層層包裹的敘事盒。

這種結構帶來兩種效果：

1.形式上的距離感：觀眾意識到自己正在「閱讀一個故事」。

2.情感上的延遲爆發：冷靜的敘述方式反而強化角色悲傷的張力。

他常運用全知視角旁白，使敘事具有寓言與童話色彩，同時也保留對人物命運的淡淡諷刺。

二、對稱構圖與視覺秩序

安德森最具標誌性的美學特徵，是極端講究的對稱構圖與平面化調度。角色往往正面面向鏡頭，置於畫面中央；鏡頭運動偏好水平橫移（tracking shot）與垂直俯拍。這種「幾何化」構圖營造出秩序與控制感。

然而，這種嚴密的視覺秩序，往往與角色內在的混亂形成對比。例如《The Grand Budapest Hotel》中精緻的粉紅旅館空間，對應的是戰爭逼近與文明崩塌的陰影。秩序越精確，情感越顯脆弱。

三、色彩與物件的象徵語言

安德森的色彩設計具有高度風格化與主題意涵：

粉紅與紫色 → 懷舊與浪漫
黃色與橘色 → 童年與記憶
藍灰色 → 疏離與哀傷

此外，他善於使用具象徵意義的道具，如書籍、徽章、制服、打字機、模型建築等。這些物件既是美術設計的一部分，也是角色身份的延伸。人物似乎總被某種制服或符號所定義，象徵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角色定位。

四、疏離感中的情感核心

安德森的電影常被批評「過於造作」或「情感冷漠」，但實際上，他的作品蘊含深刻的人物孤獨與創傷。父子關係、失落童年、失敗天才、無法完成的愛情，是反覆出現的主題。

例如：

《The Royal Tenenbaums》探討天才兒童長大後的失落與父權缺席。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以幽默包裹文明衰亡與友情的消逝。

《Asteroid City》則以戲中戲結構討論悲傷與存在意義。

他以冷調幽默包覆悲傷，使情感不是直接宣洩，而是在壓抑中滲透。觀眾往往在精緻構圖與機智對白之下，突然被某個瞬間擊中。

五、時間與懷舊感

安德森電影中的時間往往模糊不明，像是停留在一個「未曾真正存在的過去」。這種懷舊並非對歷史的再現，而是一種情緒狀態——對純真年代的想像。

他的世界像是模型屋或微縮景觀，人物彷彿生活在童話般的人工空間裡。這種人工感並非缺陷，而是一種美學選擇：透過去真實化，反而更接近情感的真實。

六、敘事美學的核心矛盾

總結而言，魏斯·安德森的電影敘事美學建立在幾組核心矛盾之上：

秩序 vs. 混亂
童話 vs. 現實
幽默 vs. 悲傷
形式控制 vs. 情感失控

他將電影變成一種精緻編排的文本藝術，同時保留人物的脆弱與不完美。這種高度形式化的敘事風格，使他成為當代少數能將作者風格徹底品牌化的導演之一。

魏斯·安德森的敘事美學，不僅是視覺風格的標誌，更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他用幾何般的畫面包裹情感的裂縫，用童話語氣講述成人世界的失落。在冷靜與浪漫之間，他建構出屬於自己的電影宇宙——既人工、又真誠；既疏離、又溫柔。

[愛墾研創]電子情書～《You've Got Mail》是1998年上映的浪漫喜劇，由Nora Ephron執導，主演為Tom Hanks與Meg Ryan。本片改編自1940年的《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將「筆友戀情」轉化為九〇年代初興起的電子郵件戀愛，在數位時代的開端，為都市愛情寫下溫柔而機智的一頁。

故事發生在紐約上西區。凱瑟琳（Kathleen）經營一家名為《街角的商店》的小型獨立兒童書店，這是她母親留下的事業與情感寄託。喬（Joe）則是大型連鎖書店「Fox Books」的繼承人與經營者。當Fox Books在附近開設分店後，凱瑟琳的生意受到嚴重衝擊，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立場對立、衝突頻仍。

然而，他們在網路上卻以匿名電子郵件筆友的身份往來。透過簡單的螢幕提示——“You've got mail”——兩人分享對生活的困惑與夢想，在未透露真實身份的情況下逐漸產生情愫。觀眾明白這段「網戀」的雙方正是現實中的競爭對手，而角色本身卻渾然不覺。

當喬發現真相後，他在是否揭露身份之間掙扎，並最終以更溫柔的方式接近凱瑟琳。電影在書店關閉的失落與愛情確認的希望中結束，留下帶點甜美與感傷的餘韻。

《電子情書》是對數位時代初期浪漫想像的一次文化定格。九〇年代末期，網路尚未全面滲透生活，電子郵件仍帶有神秘與新奇色彩。電影巧妙利用這種「科技尚未過度冷漠化」的時刻，讓電子文字成為建立親密關係的橋樑，而非隔閡。

影片延續了經典筆友敘事的核心命題：人是否在文字中比在現實裡更真誠？凱瑟琳在網路上展現的是柔軟與自省的一面，而現實中的她則充滿防備與堅持；喬在商場上精明強勢，卻在匿名書信中顯得脆弱與真摯。電子郵件讓兩人暫時擺脫社會角色，回到更純粹的自我。

然而，本片同時帶有一層文化矛盾。電影一方面歌頌獨立書店的溫度與人情味，另一方面卻讓大型資本企業的繼承人成為最終贏得愛情的一方。這種張力使電影在甜美之外，也隱含對資本主義浪潮下文化空間消逝的淡淡惆悵。凱瑟琳書店的關閉，象徵著一種舊式閱讀社群的終結。

從表演層面來看，湯姆·漢克斯與梅格·莱恩延續了《未眠西雅圖》（Sleepless in Seattle）的銀幕默契，化學反應自然流暢，使整體氛圍輕盈而不流於浮誇。Nora Ephron擅長的機智對白與城市浪漫氣質，在紐約秋日景色中顯得格外迷人。

總體而言，《電子情書》是一部屬於過渡年代的愛情電影。它捕捉了科技尚未完全改變人際關係之前的最後一絲天真與期待。當今日的即時訊息與社群媒體使交流變得碎片化，回望這部電影，會發現那聲簡單的提示音——“You've got mail”——曾經代表著等待、想像與心跳加速的可能性。

[愛墾研創] 經濟危機與銀幕想像：為何動盪時代總會誕生經典電影？

歷史經驗顯示，重大經濟危機往往不僅改變金融市場與社會結構，也深刻影響文化生產的方向。當經濟陷入衰退、失業增加、社會信心動搖時，人們對文化娛樂的需求反而變得更加強烈。電影作為最普及的大眾藝術之一，既是現實的反映，也是情緒的出口。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幾次重要的經濟危機都催生了一批具有時代象徵性的影視作品。若從文化史的角度觀察，可以清楚看見一條有趣的規律：每一次經濟震盪，幾乎都伴隨著新的電影經典誕生。

大蕭條與好萊塢的「夢工廠」

1930年代的 大萧条 是現代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崩潰之一。美國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失業人口達到歷史高峰。對許多普通民眾而言，現實生活充滿不確定與焦慮。在這樣的環境中，好萊塢電影反而進入一個創作活躍期。

當時的電影產業逐漸形成所謂的「夢工廠」模式，大量生產歌舞片、喜劇與浪漫故事。這些作品並不強調現實的苦難，而是提供一種暫時逃離困境的幻想世界。例如 It Happened One Night 就以輕鬆幽默的方式描寫男女之間的愛情與冒險。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是浪漫、自由與機會，而不是經濟崩潰的陰影。正因如此，電影成為當時最廉價卻最有效的心理慰藉。

同時，喜劇大師 Modern Times 則以諷刺的方式描繪工業社會的機械化與勞工困境。影片透過幽默與荒誕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矛盾，使觀眾在笑聲中重新思考社會現實。由此可見，經濟危機既催生了逃避現實的娛樂，也激發了對現實的批判。

石油危機與1970年代的情感電影

到了1970年代，世界再次面臨嚴重的經濟衝擊。1973年石油危机 導致全球能源價格暴漲，許多國家陷入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並存的困境。社會氛圍普遍瀰漫著焦慮與不安。

在這種背景下，電影創作呈現出明顯的情感化傾向。許多作品把焦點從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向個人的情感世界。例如 Love Story 以簡單而真摯的愛情故事感動了無數觀眾；而 The Way We Were 則透過一段複雜的戀情呈現個人理想與現實生活的衝突。這些電影之所以能夠流行，正是因為它們在動盪時代提供了一種情感上的溫暖與確定性。

在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看，愛情故事具有特殊的療癒功能。當社會秩序動搖、未來變得難以預測時，人們更渴望穩定的人際關係與情感連結。電影中的愛情不僅是一種浪漫想像，也象徵著在混亂世界中仍然存在的希望。

金融危機與現實主義電影

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金融體系的擴張使經濟危機的影響更加廣泛。2008年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不僅重創銀行與房地產市場，也動搖了人們對金融制度的信任。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危機很快成為電影創作的重要題材。

例如 The Big Short 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示華爾街如何製造金融泡沫，並透過通俗化的敘事解釋複雜的金融工具。電影的成功在於它讓普通觀眾也能理解金融體系的運作，同時對資本市場的貪婪提出批判。

另一部作品 Margin Call 則把鏡頭聚焦於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一夜。影片幾乎全部發生在投資銀行的辦公室裡，透過人物對話呈現高層決策者在崩潰邊緣所做出的道德選擇。這種高度壓縮的敘事方式，使觀眾直接感受到金融體系內部的緊張與矛盾。

此外，紀錄片 Inside Job 透過大量訪談與資料分析，揭露金融危機背後的制度問題。與娛樂電影不同，它試圖提供一種更接近事實的敘述，讓觀眾理解金融體系如何在監管失靈與利益衝突中逐漸失控。

危機時代的文化規律

從上述例子可以發現，經濟危機與電影創作之間存在著某種文化規律。當社會處於動盪之中時，電影往往會朝兩個方向發展。

第一種是「逃避現實型」。這類作品以喜劇、歌舞或愛情為主題，為觀眾提供暫時離開現實的幻想空間。它們並不直接討論經濟問題，而是透過溫暖或幽默的故事緩解社會焦慮。

第二種則是「現實批判型」。這些電影直接面對經濟制度的矛盾，透過諷刺或寫實的方式揭示權力與資本的運作。例如金融危機題材的電影，往往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味。

這兩種創作方向看似相反，實際上卻共同構成了危機時代的文化景觀。前者為觀眾提供情緒安慰，後者則促使社會反思制度問題。

電影作為時代的記錄

電影之所以能在經濟危機中扮演重要角色，還因為它具有記錄時代情緒的能力。與歷史書或經濟報告不同，電影不僅呈現事件本身，也捕捉人們在事件中的情感與想像。當後人回顧某個時代時，往往可以透過電影更直觀地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

例如提到1930年代，人們會想到充滿夢幻色彩的歌舞片；談到1970年代，則會聯想到浪漫而略帶憂鬱的愛情電影；而提到金融危機時代，則可能浮現對華爾街貪婪文化的反思。這些影像不只是娛樂產品，更是一種文化記憶。

結語

從大蕭條到石油危機，再到二十一世紀的金融動盪，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經濟危機並不會讓文化創作停滯，反而往往激發新的藝術表達。在困難時期，人們更需要故事來理解世界，也更需要影像來安慰情感。

因此，每一次經濟危機所誕生的經典電影，不只是電影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社會心理的縮影。它們記錄了人類在困境中的恐懼、希望與想像。正是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得以看見：即使經濟體系會崩潰，市場會動盪，人類對故事與情感的需求卻始終存在，而電影正是承載這種需求的重要藝術形式。

緣起阿逾陀：論《Made in Korea》中的動態聚合與跨時空「群」之演繹

當 Netflix 電影《Made in Korea》（2026）將鏡頭對準兩千年前那場跨越海洋的相遇——印度公主許黃玉（Heo Hwang-ok）與伽倻國首露王的結合——它不僅是在翻案一段神話，更是在當代全球影視工業的語境下，實踐了一場關於「群」的深刻實驗。若以先秦儒家「興觀群怨」的視角觀之，這部作品最動人之處，不在於其歷史的考據，而在於選角指導如何透過「緣成」的藝術，將異質元素聚合為一次了不起的組織創造。

一、 興：從神話殘片到銀幕生命

「興」者，感發志意。對女主角 Shenba 而言，扮演許黃玉不僅是學校劇的任務，更是一種跨越兩千年的生命感召。選角指導在此展現了極高的審美直覺：挑選具備南印度坦米爾（Tamil）特質的演員 Priyanka Mohan，不僅是為了符合歷史假說中「阿逾陀國」位於南印度的論點，更是為了捕捉那種「異鄉人卻帶著歸屬感」的矛盾氣質。

這種選角決定，讓劇本中平面的歷史連結產生了「興」的動力。觀眾看見的不只是一個印度女孩追逐韓國夢，而是一個靈魂在尋找她失落的另一半文化版圖。選角指導在此扮演了「情感考古學家」，在現代演員的眉宇間，尋找與古老傳說共鳴的頻率。

二、 群：異質聚合的動態火花

正如我們先前討論，當代「群」的概念已從靜態的集體轉向動態的耦合。《韓國製造》的製作本身就是一次「群」的實踐。選角指導將印度演員、韓國製作團隊以及跨文化的敘事語言揉合在一起，這不僅是工作上的協作，更是一場「化學反應的設計」。

在「興觀群怨」的視角下，這種「群」的創造力來自於「不對稱中的對稱」。當印度文化的熱烈（坦米爾語的生命力）遇上韓國影視工業的嚴謹，選角指導必須確保演員組合能「擦出火花」而非「互相排斥」。許黃玉傳說中那種「帶著雙魚圖騰渡海而來」的意象，在電影拍攝現場轉化為一種組織能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員在對峙與理解中，緣成了一種全新的、超越單一國族的藝術表現。這正是「群」的現代轉化——在變動的聚合中，產生大於個體總和的創造力。

三、 觀與怨：文化鏡像中的自我審視

透過「觀」，我們在《韓國製造》中看見了文化的鏡像。電影借由許黃玉的故事，質疑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如果韓國有六百萬人流著印度公主的血液，那麼「韓國性」的定義為何？這種反思帶出了「怨」的層次——對於文化隔離、身份認同焦慮的溫柔諷刺與抒發。

選角指導的貢獻在於，他沒有選擇一個「看起來像韓國人」的印度演員，而是選擇了一個「充滿印度色彩卻能完美嵌入韓國場景」的演員。這種刻意保留的「異質性」，讓觀眾在觀影時產生一種張力：我們在沈默的文化縫隙中，看見了族群融合的可能與艱難。

結語：緣成的藝術與跨時空的火花

《Made in Korea》證明了，一場「了不起的演出」絕非偶然，它是選角指導對「群」之動態力量的精準掌握。許黃玉的故事是一個古老的「緣」，而影視團隊的聚合則是現代的「成」。

當我們看著銀幕上的沈巴（Shenba）踏上韓國土地，我們看到的其實是選角指導佈下的一場跨越兩千年的因緣局。這不僅是選角指導對電影專業的貢獻，更是對「群」之哲學的終極實踐：在差異中看見連結，在火花中看見永恆。這種組織創造力，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記載，而是此刻正在發生的、帶有溫度的藝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