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黑色喜劇《好消息》背後的真實故事

作者：Kayti Burt

和許多經典的歷史黑色喜劇一樣，《好消息》（Good News）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這部韓國電影取材自 1970年日本紅軍派年輕成員劫持日本航空客機的真實事件。不過，若觀眾期待看到一部單純重現這場國際劫機事件的驚悚片，恐怕會失望。導演兼編劇卞成賢（Byun Sung-hyun）一開始就以諷刺的筆調定下基調，沒有拍出緊張的劫機開場，而是聚焦於一名戴著耳塞、在劫機宣告中仍然熟睡的乘客。這絕對不是《空軍一號》。

卞導在釜山國際電影節接受《TIME》訪問時（該片於九月在此舉行亞洲首映）表示：「以往所有描寫這類事件的電影，總是極度著墨於劫機的細節過程。他們力求重現每一分緊張感。但我覺得我們已經看太多這樣的電影了。我記得當我寫劫機場景時，感覺自己像是在寫別人的電影。於是我想到——要是我們乾脆略過整個過程，直接從事件之後開始呢？」

那段「耳塞場景」只是《好消息》用黑色幽默解構傳統戲劇時刻的其中一個例子。電影真正的焦點，是各國政府與機構中那些焦慮又軟弱的中層官僚如何應對危機。這正是電影在歷史上進行最大創作自由的地方——虛構角色、重新設定人物，使故事同時反映現代政治的荒謬。

卞導說：「在寫劇本和拍攝期間，我其實很疲憊，甚至有種厭惡感——厭惡那些每天從新聞裡聽到的事情。我想講一個不那麼直接、也不那麼教條的故事，並藉由創造一個角色來傳達它。」

「真相也會說謊，而謊言也能說出真相。」這句話出自《好消息》中神秘人物「無名氏」（由《極速刀客》薛景求飾演）。他是南韓政府幕後的「修補者」，在虛構化的故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句話是對空軍中尉徐高明（《弱美男英雄 Class 1》洪暻飾）所說的——他是電影中最接近觀眾視角的角色。

就像觀眾一樣，高明在影片的大部分時間裡都難以置信地看著日本、南韓與美國政府、軍方和情報機構的中階官員們如何互相推卸責任、避免承擔國際恥辱。無名氏表面上裝作不在乎、只為私利行事，但他比那些官僚更重視人命；他與高明之間的對話，是整部電影最真誠的時刻。

《好消息》的靈感來源

在找到題材之前，卞成賢先確定了類型。受到奉俊昊《寄生上流》和魯本·奧斯特倫德《悲情三角》等黑色喜劇的啟發，他想在拍完動作驚悚片《殺人者的購物清單》（Kill Boksoon）後，嘗試創作一部政治諷刺的黑色喜劇。

卞導對《TIME》說：「不只是韓國，全世界的普通人都一樣，看到政治現況，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在創作這部黑色喜劇時深刻感受到——再怎麼有創意，都比不上現實本身的荒誕。」

他是在幾年前透過一部關於 1970 年劫機事件的電視節目得知這段歷史的。「我當時心想：太荒唐了，這故事一定會有人拍成電影。」他笑著回憶，「結果幾年過去了，居然沒有人拍。於是我決定，這故事本身就可以是一部黑色喜劇。」

卞導從新聞報導與當年訪談開始研究，將真實事件作為骨架，創作出具有現代感的故事。「我其實更好奇的是，那件事之後發生了什麼。」

真實的日航 351 號班機

電影保留了劫機事件的大致輪廓：那是一班從東京起飛的國內航班，不久便被一群激進共產主義青年劫持。最年輕的成員還是青少年，他們受到拳擊漫畫《明日之丈》(見下)的啟發。

劫機者的目標是發動武裝革命，推翻日本資本階級，進而挑戰美國及其盟友。由於日本警方加強監控，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根據地進行訓練與策劃。

他們原本打算飛往古巴，但波音 727 無法進行長途飛行，於是改以北韓為目的地。飛機在福岡降落加油，條件是釋放 23 名乘客（婦女、孩童與老人）。據說，駕駛員獲得的地圖竟然是撕自中學教科書的朝鮮半島地圖。

由於無法聯絡平壤機場，飛機朝著南北韓之間的禁航區飛去。無線電裡出現一個自稱平壤的聲音，引導他們降落——他們以為抵達北韓首都，實際上卻是首爾金浦機場。南韓當局設下精心騙局：將南韓國旗換成北韓國旗，安排臨時演員扮成北韓士兵與群眾，甚至有合唱團唱起朝鮮傳統歌曲。

儘管如此，劫機者最終發現自己受騙。與電影中類似，日本副大臣山村新治郎自願以身代替剩餘人質，劫機者接受條件。飛機順利飛往平壤，獲得庇護。兩天後，飛機、部長與機組人員安全返回東京羽田機場。

值得注意的是，《好消息》將所有真實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劫機者與機師——全部改名，強調這不是歷史紀錄片，而是基於真實事件的虛構作品。

[愛墾研創]電影《沼澤裡的歌聲》（Where the Crawdads Sing）改編自德莉婭·歐文斯（Delia Owens）2018年同名暢銷小說，由奧莉薇亞·紐曼（Olivia Newman）執導，黛西·愛德加-瓊斯（Daisy Edgar-Jones）主演。

故事以1960年代美國南方一處偏僻的沼澤為場景，描述孤兒卡雅（Kya）自幼被家人遺棄，靠著與自然為伍、在潮間帶撿貝販賣謀生的成長歷程；她以觀察動植物、收集標本與寫作逐步成為一位自然學者，同時也因為與兩名男子的情感糾葛，而被捲入一起謀殺案，成為鎮上猜疑與排斥的焦點，法庭戲貫穿全片，交織著回憶與調查，揭示人性、孤獨與自然的救贖與暴力。(Wikipedia)

電影在影像語言與場景重現上投入大量心力：實際在路易斯安那州拍攝，攝影捕捉到沼澤的詩意與野性，製片組面對洪水、鱷魚與蛇等拍攝挑戰，反而為畫面帶來真實感；配樂由作曲家Mychael Danna操刀，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為片中創作的主題曲《Carolina》也為電影增加話題。(Southern Living)

影評界對此片意見分歧：多數評論肯定黛西·愛德加-瓊斯以寧靜而內斂的表演承載角色情感，但批評者認為電影難以在忠於原著的敘事與影像節奏之間取得平衡，導致整體調性時而抒情、時而說教，未能深入探討小說裡更為複雜的社會與種族議題；在匯總評價上，爛番茄給出約三成好評，Metacritic則呈現「褒貶不一」的中等分數。儘管如此，電影票房表現亮眼，以約兩千四百萬美元成本換來超過一億四千萬美元的全球票房，被視為商業上成功的書籍改編案例。(rottentomatoes.com)

從觀影角度來看，这是一部視覺與情感兼具的中景尺幅作品：若你重視風景式敘事、對自然史與孤獨主題有共鳴，會被卡雅與沼澤之間的關係所打動；若你期待改編能完整呈現小說的深度與社會批判，可能會對電影的簡化與美化感到失望。總體而言，影片在演員、影像與音樂上有可觀的成就，但在角色動機與主題挖掘上留下可討論的空間。(The Guardian)

電影在獎項與大眾反響上也有亮點：泰勒·斯威夫特的〈Carolina〉獲多項提名並拿下MTV電影電視獎，配樂與美術設計亦受肯定；評論界正面聲音像是《Consequence》稱讚其抒情風格與黛西的詮釋，而《衛報》則批評電影過度美化原著、未觸及更深層的社會矛盾，顯示出影迷與評論間的分野。整體來說，此片是典型的「忠實但經過篩選的改編」，既保留了原作的浪漫與謎團，也以電影語言做了商業包裝，成為討論改編策略與敘事選擇的案例之一。(Wikipedia)值得一看

[愛墾研創·嫣然]當社群平台不再只是椅子

2012年，Facebook宣布全球用戶突破10億。那一刻不只是科技新聞，而是一種時代宣言：人類的社交關係，第一次被集中安置在單一平台之中。1,403 億個好友關係、2,190億張照片、1.1兆次按讚，這些巨大數字像一場集體儀式，宣告「連結」本身已成為可被量化、展示與交易的價值。

也正是在這樣的樂觀氛圍中，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提出了後來廣為流傳的比喻——臉書就像一把椅子。椅子是工具，本身沒有立場；人們如何使用，責任在使用者，而不在椅子。這個說法清楚表達了臉書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平台，而非媒體；基礎設施，而非文化行動者。

然而，十多年後回看，這個比喻顯得既誠實，又不完全成立。誠實之處在於，它揭示了矽谷長久以來對科技「中立性」的信仰；不成立之處則在於，臉書從來不是一把靜止的椅子。它會調整高度、改變角度、決定誰坐在中央、誰被擠到邊緣。演算法排序、內容推薦、互動放大，讓平台成為一個主動塑形的力量，而非被動承載。

近年來，臉書已很少再公布「累積按讚次數」或「總照片數」這類數據。不是因為規模停止成長，而是因為這些數字已不再代表進步。當月活躍用戶超過30億，平台不再只是社交工具，而更像一種公共制度，影響情緒流動、政治想像與自我認同。

這種轉變，也體現在品牌的重新命名上。2021年，臉書公司更名為Meta，讓它從「公司本身」退居為眾多產品之一；而Twitter被改名為X，試圖切斷自身與既有公共爭議的連結。Meta與 X 並非同一體系，卻透露出相似的焦慮：當社群平台的影響力已無法否認，創辦人選擇先改寫敘事，而不是直接承擔後果。

或許，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臉書是否還是一把椅子，而是我們是否仍假裝，這把椅子不會影響我們如何坐下、看向哪裡，以及彼此之間的距離。當三十億人同時坐上去，它早已不是家具，而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