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出城走向德里納河，走向界橋。也許邊防哨兵會允許我們過橋到對岸的波斯尼亞。它依稀出現在那鋪天蓋地的積雪後方。

積雪現在鮮明地勾畫出山丘和草地的輪廓；積雪現在又將它們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進，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後者跨過那座橋以後去城里上學，頭上戴著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間有一個老人，頭上纏著編織的頭巾。

一小群孩子不停地沖著我們用英語說「你好！」，然後放聲大笑起來。幾乎所有迎面走來的人，不管老人還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連塞爾維亞這一側的邊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終還是讓我們上橋了，當然後果自負。

眾所周知，河對岸的波斯尼亞-塞族人早就不喜歡自己的祖國了。現在的德里納河，寬闊的河面上呈現出一片冬日的深綠，從山里流出來的水湍急而富有節奏，在河岸兩邊朦朦朧朧的物體的映襯下，顯得更加昏暗，更加陰郁。我們慢慢走上橋，那位圖書館管理員，這個當地 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凖備著掉頭，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膽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懼。

在這兩個國家正中間，橋欄上安著一個燈箱，像是臨時將就，也像安在一條佛教傳說里的河上。在我的想像中，它是用來放蠟燭的，要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開燈箱一看，里面全是煙蒂和煙灰。

我們最終來到河對岸的邊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亞縱深走了幾步，值得紀念的幾步。哨所的窗戶玻璃是破的，後面有兩條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個邊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著你——或者說，難道這不更多像是一種無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憂傷？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幫他解脫這憂傷。

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蕩的德里納河就像這樣一個上帝 一樣流過，盡管只是個沒有權力的上帝。不行，我們不被允許進入他的國家，但他允許我們在他的國門口站一會兒，觀看，聆聽——這時，我 們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戰戰兢兢。

在這片波斯尼亞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農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離，每個院子周圍都是蘋果園以及巴爾干地區特有的乾草垛，像房子一樣高的圓錐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還有煙囪在冒煙（我起初以為那是焚燒垃圾冒的煙，或許真的就是這樣？）

然而，絕大多數家里都沒有冒煙，常常不光是不冒煙，甚至連屋頂都看不到，下面也沒有門窗。然而奇怪的是，幾乎就看不到有燒毀的痕跡。所以這些院落又像是整個南斯拉夫那些永遠都不會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僅第二眼看去是這樣，就是再看上去也沒有兩樣。

那麼，它們到底是未完工還是已經被毀壞了？如果是被毀壞了，那麼無論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著又被弄走了。

這時，這個邊城的圖書管理員突然說道：「在這片昔日鳥聲不絕於耳的沼澤里，曾經活躍著歐洲的精靈。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變得越來越像南斯拉夫人。對這樣的人來說，現在是最艱難的時刻。只要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對這樣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上加難了。我不可能是塞爾維亞人，也不可能是克羅地亞人，同樣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國人，因為我在哪兒都找不到家的感覺。」

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時光，無論他們是來自她最喜歡的波斯尼亞小鎮維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52 的《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還是來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

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萬人被殺害了。不管這場波斯尼亞戰爭規模多小，它真的發生了：一夜之間，整個村莊的穆斯林被屠殺殆盡。

下一夜，又是一個塞族村莊，如此等等。於是，在這座邊境城市，塞爾維亞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誰也不和別的人說話。

主干道兩邊那些嶄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亞-塞族戰爭既得利益者開的。她絕不會邁進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來的德國馬克勉強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誰呢？靠著同樣艱難的鄰居施捨——雖然物資很匱乏，但首先還是內心的貧困；他們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聯系被切斷了，一味生活在他們的天地里。

他們還會有人戀愛嗎，還會生兒育女嗎？「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說到這兒，這個還年輕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雖然時不時會有記者從西邊冒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亞 ——，可是已經預先什麼都知道，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與之相應；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邊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點的興趣和好奇。

聯合 國觀察員剛來不久就從酒店搬走了，因為他們反覺得自己成了被觀察的對象。晚上，我和茲拉特科（別名阿德里安）兩人住在「德里納」酒店里。

房間里沒有暖氣，也沒有像樣的窗簾。在第一個夜晚，當黃色刺眼的街 燈照進屋里時，我不時地睜開眼，雪花連續不斷地拍打在窗戶上，直到天亮還下個不停，在巴伊納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這樣。整個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過德里納河河谷一條公路了，茲拉特科聽 人這樣說。

早餐時，我們旁邊坐著幾個年輕的民兵，個個都帶著衝鋒槍。臉和手已經凍得紅腫的茲拉特科從他們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斷了，只剩下向北穿過德里納河河谷一條公路了。

可是，這條路上有沒有掃雪車掃雪呢？ 於是，我們蠻有興致地決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們買來雪地靴和保暖帽。當我們幾個顯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進商店，看到售貨員警覺的神色時，我就想著，在戰爭期間，所謂「潛在的顧客」結果全都露出了外國記者的原形，他們不是來買東西的，只是為了探聽物價，搜集信息。

在條條邊境大街上，在家家邊境飯店里，到處都可以看到穿著半是像制服的防風雪衣男子，我們不由自主地會理所當然（？）把他們看成是准軍事化的殺手。你就看看他們那與之相應的眼神，分明「一派殺氣騰騰的樣子」。

扎克也這樣看。他在臨時家里過了一宿後又回到了她們 的懷抱里。後來，那個與我們一起來的當地圖書館管理員，一個讀者（讀過娜塔莉·薩洛特、費爾南多·佩索阿等人的書）向我們解釋說，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業工人和護林員；這座山就像是國家公園， 無論如何是一個療養地，山上長著一種世界上僅有的雲杉，它是從最後的間冰期存活下來的。然而，我們還是懷疑這些人可能是某些團伙成員，不過是喬裝成護林工人或獵場管理員而已。

據說巴伊納巴什塔——在這個雪下得越來越猛的夜晚， 我們的向導把它翻譯為「巴亞花園」（巴亞是抗擊土耳其人侵略的塞爾維亞英雄）——隘口海拔超過一千米。

上山的路越來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輕輕一剎車，車輪都會打轉。夜空同樣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 絲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燈光，也沒有其他車輛駛過。

白天的時候，我們就聽說過，從貝爾格萊德開出的夜班車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風雪，乘客們都在山腳下的城里過夜。

途中有很長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處坑坑窪窪。我們的司機就像參加汽車拉力賽一樣穿行在其間。但是我們同時滿懷希望，因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幾乎是留不住的。我們的向導後來說，當天早晨，電視上的天氣預報顯示，瓦列沃一帶不再下雪了。但是現在，每拐過一個長彎，雪都越下越大。

大約到了半山腰，又颳起了大風，不一會兒又變 成了暴風，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這兒矮矮的，在繼續移動，那兒又停滯了，凝結在一起，橫豎積滿狹窄的公路。

這時，這個牌手和客棧招牌畫匠則以歐洲賽車冠軍般的嫻熟技術駕駛著車輛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換擋時也充滿了一種意味：再也沒有退路可走（探險故事里不也是這麼說的嗎？）。

有時，我們中也有人會一邊目不轉睛地望著前方，一邊說著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話，不著邊際的話，可是，幾乎再也沒有人回應。後來，在繼續翻越大肚子山時，也許有一個鐘頭之久，我們三人中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況且再也聽不到民謠歌手托佐瓦克的歌聲了。

如果說在不斷轉彎的汽車遠燈里，除了閃現在我們眼前的雪簷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越來多地出現了光禿禿的崖壁。此時此刻，我滿腦子都在想：萬一，車子現在走不動了——我要往哪個方向逃生呢？這樣沒有帽子和合適的鞋子，我能走多遠？好緊 張！簡直不可思議，漫天大雪中並沒有閃現出一絲亮光，因為暴風雪恐怕會在這高高的巴爾干山區使雪夜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

這種不安也轉換成了某些別的東西，轉換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們幾乎以步行的車速終於駛出了山口，緩緩地盤山而下。雪花也變得緩慢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就像在原野上一樣，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積雪——我們的向導隨之指著那黑暗的山谷什麼地方，激動地說出了久久以來的第一句話：「下面就是德里納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納巴什塔，再往後就是波斯尼亞了。」

我們終於到達南斯拉夫的偏遠小城巴伊納巴什塔。看樣子，週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幹道上燈火通明。之後，一所公寓的門旁響起奇怪的鈴聲。這座城市盡管素不相識，卻讓人感到有某些親切感（此時此刻，我才想起來，三十多年前，青年時期的我在克羅地亞腹地就這樣來到一個女朋友門前敲門）。然後，我們分別住在三個燈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間里，這在整個塞爾維亞都不多見。

還有果子醬接風，裝在玻璃杯里，里面還放著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貝爾格萊德念考古學，如今在離市區不遠的德里納河水電站當秘書。她女兒房間的牆上掛滿了青春長在的好萊塢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貼畫。我們享用了白菜卷（一種卷心菜肉卷）、奶油（黃油軟酪）、麵包、斯梅德雷沃產的紅葡萄酒（就是多瑙河無聲無息流過的那個地方）。

這期間，目光透過厚厚的窗簾縫隙，可以看到這個巴爾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層樓房：雪花紛紛揚 揚，一直下個不停。

奧爾加是一個巴伊納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幾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電影。她告訴我們說，當地居民對一公里外發生的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傳說在德里納河河面上，總是有成堆的屍體順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認識一個目睹過這種情形的人。不管怎麼說，在戰爭發生以前，每到夏天，這條河里滿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爾維亞一邊，還是在波斯尼亞一邊，他們在河里來來往往穿梭。而現在，河里已經再也沒有人游泳了，游船當然也停運了。她和女兒甚是懷念一起橫穿波斯尼亞、去往斯普利特和亞得里亞海邊的杜布羅夫尼克的共同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