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上映的紀錄片《Black Holes: The Edge of All We Know》（《黑洞：我們所知的邊界》）以兩條平行的科學探索為主軸：一是「事件視界望遠鏡」（Event Horizon Telescope, EHT）團隊為了拍攝人類史上第一張黑洞影像而進行的全球性協作；二是以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為首的理論物理學家，嘗試解開黑洞資訊悖論的理論推演。這部紀錄片不僅記錄了當代物理學最前線的科研過程，也讓人們重新思考：當我們談論「黑洞」時，我們究竟在面對什麼？是宇宙中最深的物理現象，還是人類想像的極限？
愛墾APP:喬治・康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是二十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哲學家與思想史家之一，他的思想對傅柯（Michel Foucault）、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乃至整個法國現代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康吉勒姆的核心哲學思想圍繞「生命、規範與科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展開，他以對生物學與醫學的哲學反思為起點，挑戰笛卡兒式的機械論與實證主義，提出一種以「生命的規範性（normativité du vivant）」為中心的哲學觀。
康吉勒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正常與病態》（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在此書中，他反對把「正常」與「病態」視為純粹量化、客觀的醫學分類。他指出，「正常」並非一個固定的自然狀態，而是一種生命內在的能力──生命體能夠依據自身的需要與環境條件，創造、調整並重新設定規範的能力。換言之，生命不是被動地適應外部世界，而是主動地賦予環境以價值與意義。這種「規範性的生命觀」使康吉勒姆從根本上顛覆了實證醫學對健康與疾病的理解方式。
此外，康吉勒姆對「科學史」與「科學理性」也提出了獨特見解。在《生命的知識》（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及其他科學史研究中，他主張科學不是一條線性累進的理性發展，而是一系列歷史斷裂與概念變革的過程。每一門科學的形成，都依賴特定的概念體系與價值前提，而這些前提往往源於生命實踐的經驗世界。這種對科學理性的歷史化與生物化的理解，使康吉勒姆成為傅柯「知識考古學」的直接啟發者。傅柯後來將「規範」與「生命政治」的概念延伸至社會領域，正是承襲了康吉勒姆的思想脈絡。
創客有多熱
[愛墾研創]嫣然：黑洞的震動之聲——從科學到文化的思索
一、前言
2020 年上映的紀錄片《Black Holes: The Edge of All We Know》（《黑洞：我們所知的邊界》）以兩條平行的科學探索為主軸：一是「事件視界望遠鏡」（Event Horizon Telescope, EHT）團隊為了拍攝人類史上第一張黑洞影像而進行的全球性協作；二是以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為首的理論物理學家，嘗試解開黑洞資訊悖論的理論推演。這部紀錄片不僅記錄了當代物理學最前線的科研過程，也讓人們重新思考：當我們談論「黑洞」時，我們究竟在面對什麼？是宇宙中最深的物理現象，還是人類想像的極限？
然而，在黑洞研究的另一個維度中，還有一項令人著迷的議題——黑洞的震動之聲。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聲音」，而是宇宙結構本身的震盪，即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s）所記錄的時空振動。這些微弱的時空波動，經由人類儀器轉換成可聽覺的頻率，成為「黑洞之歌」。這項研究，讓科學與感官、物理與文化之間，出現了一條新的交會軸線。
二、黑洞「聲音」的科學基礎
黑洞的「聲音」並非空氣中傳遞的聲波，而是時空本身的震盪。當兩個黑洞互相環繞並最終合併時，它們會釋放出大量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傳遍宇宙。這些引力波在通過地球時，會造成極其微小的時空拉伸與壓縮。
2015 年，美國的雷射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首次偵測到來自兩個黑洞合併的引力波信號，證實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百年以來的預言。這個事件不僅是一項物理學的突破，也象徵人類「聽見」了宇宙的另一種聲音。隨後，歐洲的Virgo與日本的KAGRA天文台也加入了這場全球性的引力波觀測合作。
這些研究團隊的成員，包括Kip Thorne、Rainer Weiss與Barry Barish，因其開創性的貢獻而獲得 201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方面，理論物理學家如Saul Teukolsky、Emanuele Berti與Vitor Cardoso則致力於研究「環振階段」（ringdown phase）——黑洞合併後的新生黑洞如何以震盪的形式「冷卻」並趨於穩定。這些震盪的頻率與衰減率，構成了黑洞的「音色」，揭示了其質量、旋轉速度與形狀等物理特徵。
三、黑洞之聲的文化與哲學意涵
黑洞的「聲音」引起的不只是科學興奮，更是一種文化與哲學的震撼。當人類第一次「聽見」黑洞時，我們所面對的，是一種超越感官經驗的存在——它既無形又真實，既無法被視覺化，也能被數據化。
這樣的「聲音」成為一種現代宇宙神話的符號：它象徵著人類試圖理解宇宙深處的努力，也揭示了知識與未知之間永恆的張力。就如同古代人仰望星空、傾聽神諭，如今的科學家則透過干涉儀「聆聽」宇宙本身的低語。
從文化層面來看，這種科學轉譯的「聆聽」行為具有詩性。它讓我們重新思考「聽覺」的意義：我們聽到的，不再是空氣中的震動，而是時空的共鳴。當引力波被轉換成聲音，人類透過科技將抽象的物理現象轉化為感官經驗，這既是知識的具象化，也是人類文化想像力的延伸。
四、科學與藝術的交融
黑洞之聲的出現，也激發了眾多藝術家與音樂家的創作靈感。許多音樂家使用 LIGO 的原始資料，將引力波信號轉化為音樂素材，創造出「宇宙音景」（cosmic soundscape）。這種跨界的藝術實踐，使科學不再只是冷峻的理性活動，而成為人類情感與想像的延伸領域。
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文化現象：當代科學正逐漸進入美學與人文的對話場域。黑洞之聲不僅是宇宙的回響，也是人類在科技文明中的自我回望。
五、結論
《Black Holes: The Edge of All We Know》讓我們見證了人類追尋黑洞的理論與觀測努力，而黑洞「聲音」的研究則進一步開啟了一條新的思考路徑。黑洞不只是宇宙中的物理存在，它同時也是文化的象徵——象徵人類面對未知、探索極限的精神。
當我們「聽見」黑洞的振動時，我們實際上聽見的是宇宙自身的呼吸，也是人類文明在浩瀚宇宙中試圖理解自身位置的共鳴。那聲音，既是科學的勝利，也是詩意的低語。
Oct 25
創客有多熱
愛墾APP:喬治・康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是二十世紀法國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哲學家與思想史家之一，他的思想對傅柯（Michel Foucault）、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乃至整個法國現代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康吉勒姆的核心哲學思想圍繞「生命、規範與科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展開，他以對生物學與醫學的哲學反思為起點，挑戰笛卡兒式的機械論與實證主義，提出一種以「生命的規範性（normativité du vivant）」為中心的哲學觀。
康吉勒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正常與病態》（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在此書中，他反對把「正常」與「病態」視為純粹量化、客觀的醫學分類。他指出，「正常」並非一個固定的自然狀態，而是一種生命內在的能力──生命體能夠依據自身的需要與環境條件，創造、調整並重新設定規範的能力。換言之，生命不是被動地適應外部世界，而是主動地賦予環境以價值與意義。這種「規範性的生命觀」使康吉勒姆從根本上顛覆了實證醫學對健康與疾病的理解方式。
在康吉勒姆看來，「病態」不是「正常」的否定或偏離，而是一種新的生命規範體系。病者在病態狀態下仍然在生活，只是其生命活動建立於另一套規範之上。因此，病態並非純粹的缺陷，而是揭示了生命對自身與世界的能動性。由此，他引申出一種價值哲學：生命本身即是價值的源泉。價值並非由理性或社會所賦予，而是生命在生存過程中對世界的積極評價。康吉勒姆在這裡既繼承了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學傳統，又批判了將生命簡化為物理—化學機制的自然科學觀。
此外，康吉勒姆對「科學史」與「科學理性」也提出了獨特見解。在《生命的知識》（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及其他科學史研究中，他主張科學不是一條線性累進的理性發展，而是一系列歷史斷裂與概念變革的過程。每一門科學的形成，都依賴特定的概念體系與價值前提，而這些前提往往源於生命實踐的經驗世界。這種對科學理性的歷史化與生物化的理解，使康吉勒姆成為傅柯「知識考古學」的直接啟發者。傅柯後來將「規範」與「生命政治」的概念延伸至社會領域，正是承襲了康吉勒姆的思想脈絡。
康吉勒姆哲學的另一核心，是他對「錯誤」與「偶然」的重新評價。對他而言，錯誤並非理性發展中的瑕疵，而是知識創新的契機。生命的活動充滿不確定與偏差，而這種偏差本身正是創造新規範的動力。因此，無論在生物進化還是科學發展中，「錯誤」都具有積極意義，象徵著生命與理性的不斷生成與重組。
綜上所述，康吉勒姆的哲學可被視為「生命規範哲學」。他反對將生命視為被動的機械結構，強調生命的主體性與創造性；他反對把科學看作抽離於歷史的理性體系，而主張科學根植於生命世界的具體經驗。康吉勒姆以生命為中心，建立了一種結合生物學、倫理學與認識論的新哲學範式，深刻影響了後世對「正常」、「異常」、「價值」與「知識」的理解。他的思想提醒我們：理性並非凌駕於生命之上，而是生命自身表達其意義與價值的一種方式。
評註：提供了新的視角看待“怨”。
No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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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人們越來越難以選擇相信什麼。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今天的科學家，無論他們在哪個領域工作,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因為我們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對基本事物達成共識：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對或錯。問題是我們經常無法達成這樣的協議。儘管科學清楚地表明氣候變化正在發生，但有些人選擇忽視它並決定相信另類事實。越來越少的人對需要努力了解其他文化、學習語言、思考複雜思想感興趣。許多人只是在沒有這些東西的情況下過他們的生活。
問題是這對我們歐洲文化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大學必須仍然是可靠專業能力的主要中心，甚至是某種真理的來源。然而,今天，正如人們所說，真理概念本身不斷受到質疑，經常談論所謂的後真相世界。因此，我相信，保持某些專業社區有權訪問某些類型的知識這一原則非常重要。因為當我們去看醫生，我們希望得到最有資格的專家的照顧，希望有醫學能力的外科醫生進行手術，而不是隨便的人。如果我們將這一思想應用於大學，無論我們談論的是人文、精確還是社會科學,其基本目標之一仍然是：成為積累、傳遞和創造可靠知識的地方。
我們可以回憶洪堡大學模式——大學作為結合教學和科學研究的空間。這個想法仍然非常重要。這裡重要的還有歷史原則——國家資助大學，但必須保持與它們的制度距離，不得干涉大學科學家研究或教授的內容。這確保了智力獨立和專業能力標準，防止一個政黨或政府指示人們應該思考、教授或研究什麼的情況。從歷史上看,特別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正是遵守這一原則被視為健康大學系統的指標。但顯然，即使在現代民主國家，它也並不總是按應有的方式運作。例如,在美國，意識形態今天試圖取代學術自治。近年來，我們看到有人試圖規定大學可以或不可以研究哪些主題，停止資助或取消項目成為施壓的手段。
大學的職責是進行公正、獨立的研究。在我看來，這是學術界的核心價值。大學不應該僅僅研究或教授因政治或意識形態原因被指示的內容，或其他人認為重要的內容。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是不確定性狀態。當我們研究時，我們並不總是事先知道會發現什麼。康德談到無利害關係的知識——一種科學態度，研究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尋求真理。學術自治和公正研究是充滿活力的民主大學系統的基本基礎。但是，正如歷史和今天的例子所示，它們並不總是得到遵守，仍然必須不斷為之奮鬥。
本·哈欽森（Ben Hutchinson）教授現任倫敦大學巴黎研究院院長，亦為歐洲文學教授，長年致力於跨語境的人文研究。他的學術領域主要涵蓋三大範疇：其一為德國文學，特別關注十九至二十世紀思想與文學傳統；其二為比較文學，著重探討不同語言與文化間的文本交流、觀念互動與寫作形式的變化；其三為散文式非虛構寫作，研究其在現代思想史與文學批評中的地位與風格特徵。哈欽森教授的研究風格兼具深度與廣度，能在多國文學傳統間建立連結，並以清晰優雅的筆法分析文本與思想。他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致力推動文學研究的跨文化視野與現代意義，為當代人文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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