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 1895–1998）是二十世紀德國最具爭議與深度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橫跨戰爭、技術、現代性與存在哲學等領域，其中「戰時動力學」（wartime kinetics）與「全面動員」（Totale Mobilmachung）的思想，構成了他對現代戰爭本質與技術社會動力的最具代表性的洞察。這兩個概念密切相關：前者揭示了戰爭作為一種動力學過程的內在邏輯，後者則描述了這種動力學如何滲透並支配整個現代社會，使戰爭的能量體制轉化為整體文明的運作模式。

一、戰時動力學：戰爭作為能量的展現

榮格的「戰時動力學」並非單指戰爭的軍事技術層面，而是一種關於「力量、運動與形態」的哲學思考。對他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舊有英雄戰爭（以個人勇氣與榮譽為核心）的終結，與「技術戰爭」（Technischer Krieg）的誕生。這場戰爭不再是人與人之間的搏鬥，而是能量的釋放、物質與技術力量的總體較量。榮格在《鋼鐵風暴中》（In Stahlgewittern）與《工人》（Der Arbeiter）中指出，戰爭成為一種「動力學現象」：它揭示了現代世界的深層節奏——速度、組織、機械化、匿名化與總動員。

在此意義下，「戰時動力學」是現代性的極端形態。戰爭成為一種加速器，使潛伏於社會中的技術力量與集體能量徹底釋放。榮格觀察到，前線士兵的經驗是一種「機械與人合體的經驗」：人不再是戰爭的主體，而是技術系統中的一個節點。他稱這種經驗為「人類技術化的啟示」，象徵著人類進入了能量支配的時代。此時，戰爭不僅是一種歷史事件，更是一種形而上學現象——展現出人類在技術宇宙中的存在方式。

二、全面動員：社會的總體化與技術化

榮格在1930年的演講《全面動員》（Die totale Mobilmachung）中，進一步將這種戰時動力學推廣為一種社會原理。他指出，現代戰爭之所以不同於傳統戰爭，正在於「動員」不再僅限於軍事領域，而是延伸至整個國家與社會體系。從工廠到家庭，從經濟到文化，皆被納入戰爭的動力結構中。這是一種「全面的能量配置」，目的在於最大化效率、速度與產能。

在榮格看來，全面動員不僅是戰爭的策略，更是現代技術社會的結構原型。和平時期的社會運作，其實也延續著戰爭的動員邏輯——人被編入體系、服從機械化節奏、成為「工人」這一原型的化身。這個「工人」並非單指勞動階級，而是象徵一種存在狀態：人類與技術融為一體，在能量流動中找到自身的使命。榮格因此認為，全面動員揭示了現代性最深的形態學——即技術與組織的統治。

三、戰時動力學與全面動員的關聯

「戰時動力學」可視為「全面動員」的哲學基礎。前者描繪了戰爭作為能量過程的形式與節奏，後者則將這種能量邏輯制度化、社會化。換言之，戰爭是動力的爆發，而全面動員則是這種動力的常態化與普遍化。

榮格在觀察現代社會時，注意到技術力量具有自我增殖的特質：它不斷要求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能量投入、更全面的組織化。戰爭只是一種「極端的透明狀態」，讓這股技術動力赤裸地顯現。全面動員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已徹底接受並內化這股力量，進入「永久戰爭」的體制——即使在和平時期，社會也以戰爭的節奏運轉。

四、思想意義與現代啟示

榮格的戰時動力學與全面動員思想，既是一種現代性診斷，也是一種美學與形而上學的反思。他既非單純讚頌技術力量的法西斯思想家，也非完全批判現代性的文化悲觀者。他更像是一位觀察者——試圖揭示技術世界的命運：人類如何被動員、如何在能量流中尋找形式與意義。

對今日的我們而言，榮格的洞察延伸至資訊戰、網絡動員與人工智慧社會的問題。當數位技術滲透日常生活，當個體的注意力與行為被算法全面調動，我們或許正處於另一種「全面動員」之中——只不過戰場已不在壕溝，而在資料流與控制系統之間。

總結而言，榮格的「戰時動力學」揭示了戰爭作為能量形式的本質，而「全面動員」則展現這種能量如何滲透整個現代文明。兩者構成了他對技術時代的深刻預言：人類的命運，正是與自己創造的動力學機制共舞。

[愛墾研創]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法制暴力～～在1978年改编自真實事件的美國電影《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主角比利（布拉德·戴維斯 Brad Davis飾）在第二次出庭時崩潰後對土耳其司法體制的質疑道：

「現在輪到我說話了。我有什麼好說的？當我說完後，你們會為我的罪行定罪。但讓我問問你們，什麼是犯罪？什麼是懲罰？這似乎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今天合法的，明天突然就變成了非法，只因為社會說它是如此。」(他只差没說：因人而異)

憤怒與對國家的仇視

他指責土耳其政府和人民缺乏憐憫之心，並情緒激動地辱罵：「我希望你們所有人能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去感受我的感受，那樣你們就會知道一件你們根本不懂的事情：仁慈（Mercy）！」

延續思考：主控官表演

在那次出庭中，比利情緒全面崩潰。他不再為自己辯護，而是轉而指控整個司法體系。他的發言大意是：

他指出，法官與制度口口聲聲談「法律」與「正義」，實際上卻對人的生命與尊嚴毫無關心。

他直言，法庭不是理性的場所，而是一個以權力羞辱與摧毀個體的舞台。他控訴審判者藉由法律語言，合理化殘酷與報復，把個人的痛苦包裝成制度的必要。

最後，他以近乎詛咒的語氣表示：這樣的法律並不高尚，它只是把暴力穿上文明外衣。

這段話之所以震撼，不在於用詞激烈，而在於它當眾撕裂了法律「中立、理性、正當」的神話。

法制作為「合法暴力」的底座

如果用福柯的視角來理解，比利的崩潰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次對法制暴力本質的揭露。

福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依賴公開酷刑，而是透過制度、程序與專業語言運作。法律正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法律可以在不被視為暴力的情況下，對身體與生命施加極端後果。

在電影中，延長刑期的決定並非獄卒施暴，而是法官一句冷靜的裁定。沒有血腥場面，卻可能帶來比毆打更深遠的摧毀。這正是「法制暴力」的底座：

暴力不是消失了，而是被程序化、正當化、去情緒化了。

為何社會願意接受這種暴力？

比利在法庭上的爆發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他說出了多數人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信任法律，往往不是因為它總是正義，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能替我們行使暴力的機制。

只要暴力是「依法執行」、是「為了秩序」、是「判決結果」，社會便能與之保持道德距離。受苦的人被轉化為「案件」、「編號」、「刑期」，而不是具體的人。

福柯會說，這正是現代權力的高明之處：它不要求你殘忍，只要求你服從程序。

崩潰作為一種抵抗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並不只是角色的戲劇高潮，而是一種拒絕被制度語言吞沒的行為。當他放棄理性陳述、放棄「好被告」的角色時，他也暫時脫離了法律為他設定的主體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吶喊不是為了翻案，而是為了揭穿：一個自稱文明的社會，如何需要監獄與判決來維持自身的秩序幻覺。

我們不妨進一步聯系下去：

科學哲學的創意基礎

對照韋伯的「合法暴力壟斷」

精彩對白：《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

比利·海斯：

我在你們的監獄裡度過了三年半的人生，
我認為我已經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了。
如果今天你們的決定，是再判我更多年的話，那我——
【他因憤怒而說不下去】

Billy Hayes:

I've spent 3 1/2 years of my life in your prison,
and I think I've paid for my error,
and if it's your decision today to sentence me to more years, then I...
[he becomes overcome with anger]

比利·海斯：

親愛的蘇珊：
可憐的占米被抓到後，遭到狠狠毒打，
結果得了嚴重的疝氣，還失去了一顆睪丸。
他已經在療養院裡躺了好幾個月了。
相比之下，我的問題看起來反而微不足道。

Billy Hayes:

Dear Susan: Poor Jimmy was caught and beaten so badly
he got a severe hernia, and lost a testicle.
He's been in the sanitarium for months.
In comparison, my problems seem very 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