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表現主義流派初期，紐曼、羅斯科，戈特利布（Adolf Gottlieb）於1943年的集體宣言中聲稱：「我們認為，僅僅只有『主題材料』是合法的，它是悲劇和永恆，這是為什麼我們表示與原始和古代藝術的精神聯系。」例如，羅斯科和戈特利布用原始和古代意象解釋自己的繪畫，波洛克用印第安原始文化和沙畫作法等來解釋自己的作品。

但在1948年左右，紐曼已經開始放棄了對原始精神、神話、傳說等的精神聯系，而是強調此時此地的強烈的當下體驗和感受，這是他譴責羅斯科仍舊是宿命論者的原因。紐曼的「崇高」的論述為後期美國經驗的合法性打下了基礎。如果說，對神話、傳說等的歷史根基的尊重在某種意義上仍舊表明這些美國移民後代對美國經驗缺乏自信，表明了對歐洲傳統的鄉愁一樣的懷念，那麼紐曼的崇高則是更徹底的對美國的新的經驗形式的肯定。

據說，紐曼是一個十足的紐約客, 美國本土經驗對歐洲文化的擺脫纏繞在他的整個崇高的論述中。

最後，紐曼崇高的理論與後現代藝術方式的關係。紐曼的理論和作品風格的方式構成了紐曼的藝術方式，它更接近行為藝術。紐曼崇高的方式帶給後現代藝術的啟發不是首先質問「這是不是藝術？他會不會畫畫」之類，而是「什麼是藝術」。對這個問題的獨特的回應方式才能構成藝術風格的獨一性（singularity），因為只有這樣發問，才能徹底地改變對藝術理解的方式，這就是崇高的可能性。紐曼首先質問了「繪畫主題」這個嚴肅的問題，他認為，崇高是繪畫和藝術的唯一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對此時此地感覺的肯定，對神秘和不可表象的理性的尊重。或者這樣說，這個主題應該用一種矛盾的態度去理解，「繪畫的主題就是混沌」6，它是創始，或者是事件本身。這為成為美國藝術的試驗性和先鋒性打下基礎。紐曼30歲作畫，後來將43歲前的作品全部毀掉，只剩下一百多幅作品。

紐曼的成熟風格——大塊平塗中劃上一兩根條子，據說是在他43歲生日時由於平涂了畫面後忘記撕下畫布上的膠布形成的。這個偶發的事件構成了紐曼系列作品的一貫形式。這種偶發性、系列性本身已經帶有強烈的行為藝術的性質。它啟發了後期繪畫對偶發事件的旨趣。他還表現出對主體的被動性的注重。他的畫面上只有色塊、佈局和材料自身。材料本身的自足的特征顯現出來，它可以作用於人的感情。紐曼寫道：「當我工作的時候，作品自身開始對我有一個作用。恰好在我作用於畫布的時候，畫布同樣作用於我。」7

[愛墾註：唤～形象、名目；對照：象·奧利維耶·梅西安 Olivier Messiaen 聲音顏色]

註：抽象表現主義（英語：Abstract Expressionism）或稱紐約畫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之後盛行二十年、以紐約為中心的藝術運動，是受世界矚目的美國藝術，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透過形狀和顏色以主觀方式來表達，而非直接描繪自然世界的藝術。

6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by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Polity Press, P.82

7 Barnett Newman, Selected Writing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John P. O』Nei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摘自：孔銳才：巴尼特·紐曼，利奧塔與後現代崇高感；2011-11-22；來源: 中國藝術批評 來源: 中國藝術批評）

嫣然·金繕與金繼：在破碎之中重生的美學

在日本的傳統工藝中，有一門以金修補陶器的藝術——金繕（Kintsukuroi）。它以天然生漆為粘合劑，混合金、銀或鉑粉，細緻地將破碎的陶器重新拼合。不同於掩飾裂痕的修補方式，金繕選擇讓傷痕發光，讓每一道裂縫在金粉的映照下成為器物的新風景。這種藝術不僅修復了形體，更重塑了美感與靈魂。

金繕的精神源於對「不完美之美」的深刻體認。它承認破損是時間的痕跡，是物件生命歷程的一部分。當器物破碎，修復的過程不只是復原，更是再生。裂縫被金線標記，傷痕成為故事，缺陷化為光芒。這正呼應了日本「侘寂（Wabi-sabi）」的美學觀——在無常、殘缺與簡樸之中，尋找深層而真實的美。

然而，金繕（Kintsukuroi）與人們更熟悉的金繼（Kintsugi）之間，仍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兩者皆以金修補為核心，但焦點各異。

「金繼（Kintsugi）」意為「以金連接」，是具體的修復技法，強調裂縫的接合與可視化，是工藝層面的實踐。

而「金繕（Kintsukuroi）」則意為「以金修補」，更著重修復與整飾的整體過程，象徵著一種對破碎事物的溫柔對待與重新賦予意義的態度。

若以比喻來說，金繼是技術，金繕是哲學。金繼關注「如何修」，金繕思考「為何修」。前者是將碎片重新黏合，後者是讓修復的行為成為一種審美與精神的重建。當金繕的光澤沿著裂痕流動，器物不再回到原狀，卻因此成為無可取代的存在。

金繕的意義早已超越工藝本身。它提醒我們，生命亦如陶器，難免破碎。那些裂痕或許痛苦，卻也是成長與時間的印記。真正的美，不在於無瑕，而在於修復後的閃光；真正的堅強，不是未曾破碎，而是願意以金線縫合自己的心。

在這樣的美學之中，「破碎」不再是終點，而是重生的起點。金繕教我們，在缺陷之中尋找光，在傷痕之中發現價值。那一道道金線，不只是修補的痕跡，更是生命重新被理解與珍視的證明。

[愛墾研創]親密關係的想像～～在全球能源價格波動、地緣政治緊張與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升高的當下，人們對親密關係的想像與依賴，正經歷一場深刻而微妙的轉變。

從1970年代石油危機，到當代串流影集所描繪的都市愛情，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文化軌跡：愛情不再只是個人情感的敘事核心，而是被置於更廣泛的經濟結構與情動場之中，成為一種既必要又脆弱的存在。若從「情動理論（Affective Theory）」的角度切入，這樣的變化不僅是題材轉換，更是情感本身在社會中流動方式的重組。

1973年的石油危機不僅是一場能源與經濟震盪，也是一種情動氛圍的重構。油價飆升、資源短缺、生活節奏被迫改變，使整個社會瀰漫著焦慮與不確定感。這種集體情緒，從情動理論來看，並非單純個人心理，而是一種在社會中流動、擴散的「情動場」（情動氛圍，affective atmosphere）。在這樣的背景下，《Love Story》（1970）的成功，恰恰反映了文化如何回應這種情動失衡。儘管電影本身早於危機，但其所建構的「純粹愛情」——簡單、堅定、甚至以死亡保證其永恆——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可以重新安置情感的容器。換言之，它將分散的焦慮重新「黏附」於一種穩定的情感形式之上，使愛情成為對抗不確定世界的心理錨點。

然而，進入後現代都市文化之後，這種情動的穩定機制逐漸鬆動。無論是《西亞圖夜未眠》那種以「錯過與命運」為核心的浪漫敘事，還是王家衛電影中充滿延宕與錯位的關係，都顯示出愛情開始從「確定性承諾」轉向「時間性的偶然」。城市在此不再只是浪漫的背景，而成為一種加速情動流動的空間裝置。人們在高度流動的都市生活中不斷相遇、擦肩、錯過，情感難以長期停駐於單一對象之上。

這種趨勢在當代串流影集時代進一步加劇。與傳統電影相比，串流影集具有更長的敘事時間與更貼近日常的節奏，使其能夠細緻呈現關係的反覆變化與消耗過程。從韓劇《我的出走日記》到英美劇《Normal People》，愛情不再被描繪為最終解答，而是一種在現實壓力下勉強維持的情動連結。角色之間並非缺乏情感，而是無法承載情感所需的強度與持續性。這正是情動理論所強調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有愛」，而在於情動是否能穩定附著與延續。

經濟結構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個體普遍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precarity）：工作不穩、居住成本高昂、未來難以預測。這種狀態使人長期處於低度焦慮與高度警覺之中，進而影響其情動分配方式。愛情在這樣的情境下，往往被視為一種需要謹慎投入的資源，而非可以全然沉浸的經驗。於是，關係變得短期化、可撤回，甚至被納入成本與風險的計算之中。

同時，當代文化對心理的高度關注，也改變了情動的運作方式。自我覺察與情感溝通固然提供了理解關係的工具，但也使情動過度「語言化」與「管理化」。在許多現代影集中，角色不斷分析自身感受、討論關係狀態，愛情因此從一種流動的強度，轉變為可被拆解與評估的結構。這種轉變，使得情感經驗本身受到某種程度的削弱——人們不再完全「感受」，而是同時在「觀察自己如何感受」。

從Sara Ahmed的觀點來看，情動具有「黏附性」：某些情感會被社會結構固定地附著在特定對象之上，例如成功與快樂、失敗與羞愧。在當代社會中，經濟穩定與職業成就被賦予高度正向情動，而不穩定則被負面化。這種分配邏輯進一步滲透到親密關係之中，使愛情也被納入制度性的評價體系。於是，人們在進入關係時，不僅投入情感，也同時進行某種無形的評估：這段關係是否「值得」、是否「可持續」。

在這樣的情動結構下，我們所觀察到的「脆弱關係」，其實並非情感的消失，而是情動穩定機制的瓦解。愛情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更為頻繁地出現，但它難以維持足夠的強度與持續性來對抗外在壓力。這也解釋了為何當代作品中常見以下特徵：關係曖昧不明、反覆分合、缺乏明確結局。這些並非單純的敘事選擇，而是對當代情動現實的回應。

城市空間在此亦扮演重要角色。若說過去的都市愛情電影將城市作為浪漫的放大器（如帝國大廈象徵命運相遇），那麼當代影集中，城市更像是一種「情動分配系統」。辦公室、地鐵、狹小租屋等場域，不斷消耗個體的情感能量，使愛情難以成為情動的集中點。換言之，城市不再強化愛情，而是稀釋它。

綜合來看，從《Love Story》到《Licorice Pizza》，再到當代串流影集，我們見證了一個重要轉變：愛情從「情動的穩定容器」，轉變為「需要被管理的情動關係」。在1970年代，愛情能夠吸納並穩定社會焦慮；而在今日，它本身也受到同樣的不穩定性所侵蝕。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愛情失去意義。恰恰相反，在一個高流動、低穩定的情動場中，愛情仍然是一種重要的連結形式。只是它的功能已經改變：不再保證未來，也不再提供終極答案，而是在不確定之中，暫時減輕孤獨、提供片刻的共感與陪伴。

就這麽說吧：當代愛情的脆弱性，並非其缺陷，而是其所處時代的真實寫照。在一個無法承諾穩定的世界裡，愛情也只能以流動、不確定的形式存在。但正是在這種不確定之中，它仍然持續發生、持續被渴望——這本身，正是情動理論所揭示的人類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