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貿易戰作為「承認衝突」（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在許煜的框架中，美中貿易戰正是一場「承認之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這不僅是關稅或市場競爭問題，而是一場關於誰能定義全球秩序與技術未來的辯證鬥爭。

美國作為「主人」：長期以來，美國透過全球化制度（WTO、美元體系、全球供應鏈）確立主導地位，享有技術與金融霸權。然而，當「奴隸」——即中國——通過勞動與技術自主實現自我強化，美國感受到主導地位被威脅。於是，「主人」開始試圖重新劃定邊界，透過「去風險化」（de-risking）與「供應鏈重組」等策略，試圖恢復控制與安全。

中國作為「奴隸」：在黑格爾的語境中，奴隸的慾望是「被承認為主體」的慾望。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積累了龐大的工業與技術能力，開始追求國家層面的「技術主權」與「文化承認」。然而，當中國試圖以「科技自主」或「一帶一路」的形式重塑全球化，便觸發了主奴關係的反轉危機。

這場貿易戰因此不僅是經濟博弈，更是一場全球承認體系的重新編碼：誰是技術的中心？誰設定全球規則？這正是「承認辯證」的核心張力。

三、主奴關係的顛覆與再組織

許煜的觀點強調，當「奴隸」透過勞動與技術實現自我，主奴關係將出現反轉——「奴」成為新的創造者，而「主」意識到自身對奴的依賴。這正是美中貿易戰的5結構性背景。

美國在高科技產業上仍佔據上游（晶片設計、軟體、生物技術），但在製造與稀土、供應鏈等領域日益依賴中國。

當中國利用這種依賴發展自主技術（如半導體、5G、AI），主奴結構出現反向壓力，美國因而啟動「科技封鎖」與「去中國化」政策。

許煜指出，「主人」此時「從矛盾中醒來」，必須「重新建立邊界」。這正是美國推動產業回流、本土化與盟友再工業化（如 CHIPS Act、印太經濟框架）的邏輯：試圖在失衡的主奴辯證中恢復「主體性」。但矛盾在於，這種脫鉤也讓「主人」失去長期依賴的利益——正如許煜所說：「當他們切斷與奴隸國家的聯繫時，他們也會遭受損失。」

四、全球化的「行星性」危機與未來

許煜提出「行星思維」（planetary thinking）正是為了超越這種主奴對立。他認為，全球化的終點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其內在矛盾的顯現——即：人類社會需要一種新的共存思維，不再以主奴關係為基礎，而以技術多樣性與相互承認為前提。

美中貿易戰揭示的，正是全球化作為單一現代性體系的崩潰：美國象徵「普遍現代性」（universal modernity）的中心化理性；中國則代表另一種「多元現代性」（plural modernities）的崛起。

二者之間的對抗，顯示出行星層面的危機：當人類的技術系統與政治想像都被主奴辯證束縛時，真正的「和解」

仍未發生。行星思維呼籲的，不是誰戰勝誰，而是如何重新思考「技術—政治—世界」的共存形式，使「主」與「奴」能共同轉化為新的世界公民（planetary beings）。

總結

因此，從許煜的觀點看，美中貿易戰並非僅是地緣政治或經濟摩擦，而是全球化主奴辯證的歷史反轉時刻：

美國作為「主」，因長期的技術與市場霸權而依賴「奴」的勞動。

中國作為「奴」，透過勞動與技術生產獲得力量，追求承認；當「奴」要求平等承認時，「主」反應為封鎖與去全球化;但雙方又無法真正脫鉤，因為彼此的存在早已在全球體系中共構。

這場貿易戰的根本矛盾，不在於利益分配，而在於承認與依賴的辯證困局。若無法超越主奴邏輯，全球化將繼續在對抗與自我否定之間循環。行星思維的任務，正是尋找一條超越這種對立的技術—政治—倫理之路。

愛墾APP:關稅戰争的行星思維～～本文根據一篇許煜在<一種行星思維> (For a Planetary Thinking )一文中的討論[]，以下觀點如何解釋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

“被譽為單邊殖民進程的全球化，現在正面臨著主-奴(lord-bondsman)的辯證關係。過度依賴某個國家作為工廠和市場，最終會導致主奴關係的顛覆。為了獲得承認(recognition)的“奴隸”的慾望( Begierde )(這裡是民族主義)，通過勞動和技術實現，推翻了主-奴關係。

而“主人”，從這個矛盾的時刻醒來，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邊界，減少依賴，這樣，奴隸就不能再威脅它，而將再次成為它的附屬。這一時刻很容易被解讀為全球化的終結:西方必須重新定位自己，重新組織戰略，通過本地化和孤立威脅其主導地位的威脅。全球化可能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強大(它悄然消失了)，而是因為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它暴露了更多的缺陷，而不是它所承諾的好處。這個矛盾和對抗的時刻還沒有得到解決，或者在黑格爾的意義上得到更好的調和。表示“和解”的德語詞，Versöhnung，黑格爾自己用的這個詞，充分錶達了這個過程：等式的一部分必須承認另一部分是父，同時承認自己是子（Sohn）。

無論誰在劇中扮演子的角色，動力政治的本質可能不會改變。只要前一種全球化形式繼續存在，奴隸國家就會呼籲全球化，指責主人國家反對全球化。當他們切斷與奴隸國家的聯繫時，(前者)主人國家也會遭受損失:他們失去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享受的利益。


以上引用了這段許煜（Yuk Hui）在〈一種行星思維〉中的文字，其核心是運用黑格爾「主奴辯證法」（lord-bondsman dialectic）來反思全球化的歷史邏輯。若將此觀點應用於理解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稅戰，我們可以將其看作全球化的「辯證性反轉時刻」——也就是說，全球化進程中原本的權力結構（主／奴）正在發生自我否定與重組。以下我將從四個層面分析這一理論如何揭示貿易戰的深層動力。

一、全球化作為主奴辯證的歷史舞台

許煜指出，全球化並非純粹的「自由交換」過程，而是一種「單邊殖民進程」（unilateral colonization）。所謂「全球化」其實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現代技術、資本與制度輸出過程——這使得非西方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或「原料供應者」，形成典型的主奴結構：主（美國／西方）掌握技術、資本與消費市場；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勞動與製造。

然而，正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所揭示的，這種關係並非靜態，而是包含「承認的慾望」（Begierde nach Anerkennung）的動力。奴隸在被壓制中，透過勞動與技術實踐，逐步獲得了改變現實的力量。對中國而言，這個過程體現在製造業升級、科技自主與國家主體性的覺醒上。結果是：主奴關係的基礎動搖，奴隸開始尋求「自主承認」，而非僅僅服從全球化的規則。（下續）

康斯坦丁諾斯・卡瓦菲（Konstantinos Kavafis）《等待野蠻人》

我們聚集在廣場裡，是在等待什麼？

野蠻人今天要來。

為什麼元老院那邊什麼事都沒發生？
為什麼元老們坐著，不再立法？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元老們現在還能立什麼法？
等野蠻人到了，他們會替我們立法。

為什麼皇帝一大早就起來，
又為什麼端坐在城門口
坐在他的寶座上，盛裝、戴著冠冕？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皇帝正等著接見他們的領袖。
他甚至準備了一卷卷軸要交給他，
裡頭滿是頭銜，滿是威嚴的名號。

今天為何我們的兩位執政官與法務官
都穿上繡金、深紅的托加？
為什麼佩戴滿是紫晶的手鐲，
以及閃耀著瑰麗祖母綠的戒指？
為什麼手持優雅的手杖，
那手杖以金銀精工打造？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而這些東西能讓野蠻人目眩神迷。

為什麼我們那些卓越的演說家
不像往常一樣站出來發表演講、
說他們該說的話？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而他們厭倦修辭與公開演說。

為什麼突然有這樣的不安與混亂？
（人們的表情變得多麼凝重。）
為什麼街道與廣場迅速空了下來？
人人匆匆返家，心事重重？

因為夜幕已經降臨，而野蠻人沒有來。
一些剛從邊境返回的人說：
那裡——早已沒有野蠻人。

而現在，沒有野蠻人，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人啊，曾經是一種解決之道。


註：原詩以希臘文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