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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 As Free As A Bird in North Borneo
Harry Quah, born in Penang, enjoyed his thrilling life in the 1970/80s: A Britain-trained designer，American-trained Zoo Manager, an established advertiser.....earned his fortune in Johore & Kuala Lumpur, and finally in early 1990, found his peace of mind and conviction of life in Sabah. With camera in hands, he shares the beauty of Sabah's nature.
corps sans organes
康斯坦丁諾斯・卡瓦菲（Konstantinos Kavafis）《等待野蠻人》
我們聚集在廣場裡，是在等待什麼？
野蠻人今天要來。
為什麼元老院那邊什麼事都沒發生？
為什麼元老們坐著，不再立法？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元老們現在還能立什麼法？
等野蠻人到了，他們會替我們立法。
為什麼皇帝一大早就起來，
又為什麼端坐在城門口
坐在他的寶座上，盛裝、戴著冠冕？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皇帝正等著接見他們的領袖。
他甚至準備了一卷卷軸要交給他，
裡頭滿是頭銜，滿是威嚴的名號。
今天為何我們的兩位執政官與法務官
都穿上繡金、深紅的托加？
為什麼佩戴滿是紫晶的手鐲，
以及閃耀著瑰麗祖母綠的戒指？
為什麼手持優雅的手杖，
那手杖以金銀精工打造？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而這些東西能讓野蠻人目眩神迷。
為什麼我們那些卓越的演說家
不像往常一樣站出來發表演講、
說他們該說的話？
因為野蠻人今天要來，
而他們厭倦修辭與公開演說。
為什麼突然有這樣的不安與混亂？
（人們的表情變得多麼凝重。）
為什麼街道與廣場迅速空了下來？
人人匆匆返家，心事重重？
因為夜幕已經降臨，而野蠻人沒有來。
一些剛從邊境返回的人說：
那裡——早已沒有野蠻人。
而現在，沒有野蠻人，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人啊，曾經是一種解決之道。
註：原詩以希臘文寫成。
Nov 30, 2025
corps sans organes
[愛墾研創]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法治如何在政治暴力的遊戲中完成自身異化
當前總理M質疑首相A所獲特赦的合法性——儘管該文件正是由M本人簽署——而另一位前總理N的赦免卻在司法程序中被否定，民間感受到了「雙標」。不安不是因為對法律條文無知，而是來自一種更深層的感受：法治不再提供確定性與一致性。
這種感受，令人想起 1970 年代土耳其的法庭，以及電影《午夜快車》（1978）所呈現的那種制度性荒謬。不同的是，當年的暴力是赤裸的，今日，則高度專業化、程序化，包裹在「合憲」「依法」的語言之中。
《午夜快車》中有一段極短卻意味深長的場景：角色 埃里希低聲反覆唸出四個詞——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Prison, Monastery, Cloister, Cave）。主角比利沉默片刻，最終只回應一個詞：「監獄。」這並非詩意的對話，而是一個高度凝縮的政治—文化隱喻序列，揭示了法治如何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中被逐級轉化為暴力技術。
一、監獄：法治的起點，而非終點
在理想的法治理解中，監獄是程序的結果；在政治化司法中，監獄卻往往是權力預設的目的。法律程序的功能，不再是裁決真偽，而是為「誰應被關押」提供正當性敘事。
1970年代土耳其的法庭正是如此：審訊完整、程序俱全，卻毫不掩飾其示範性懲戒的目的。判刑不只是針對被告，而是向整個社會傳遞一個訊號——國家仍然掌控秩序。
今日的政治司法或許不再如此粗暴，但邏輯仍在：當結果先於解釋，法治便成為權力的語言工具，而非限制權力的制度。
二、修道院：司法的神聖化與不可質疑性
當監獄需要被合理化，司法便被推向「修道院化」。在這個階段，法律再也無關公共理性，而被包裝為一套內部自洽、不可褻瀆的神學體系。
在修道院式法治中：
法官被視為中立
聖職者判詞成為經文
質疑一致性，就是質疑法治本身
於是，同樣是特赦：
有的可以被反覆質疑其憲制基礎
有的卻被視為「程序已終結」
差異不再需要解釋，只需被接受。法治要求的，不是理解，而是信仰。
三、迴廊：程序正義的無限延宕
比赤裸懲罰更有效的，是永遠不給結論的程序。迴廊正是這種權力技術的完美隱喻。
在迴廊中，你不斷前行：
案件被發回
資格被挑戰
程序被重新啟動
一切都「依法進行」，卻沒有出口。正義不被否定，只是不斷被延期。這類司法不再追求裁決，而是製造一種長期的不確定性，讓政治對手始終處於被審視、被消耗、被懸置的狀態。
這正是當代政治審訊最有效的暴力形式：不是判你有罪，而是讓你永遠可能有罪。
四、洞穴：真理的顛倒與集體觀看
最終，這一切需要被社會「看見」，卻只能以被允許的方式看見。洞穴呼應柏拉圖：人們所見的是影子，卻被告知那就是真實。
在政治法治的洞穴中：
公眾接收的是選擇性敘事
媒體重複的是技術性細節
權力關係被隱去，只留下程序幻象
因此，民間會感受到不公，卻難以在技術層面反駁；直覺知道出了問題，卻被告知「一切合法」。
洞穴不是無知，而是被制度性地限制觀看範圍。
五、為何只剩下「監獄」
回到《午夜快車》的那一幕。埃里希試圖以精神隱喻消解現實暴力，把監獄轉化為修行空間；比利卻拒絕了這種轉化，只說：「監獄。」
比利缺乏想像力嗎？不是，他在清醒的抵抗。因為在政治暴力體制中，一旦你接受了那些高級隱喻——
把監禁理解為秩序
把延宕理解為程序
把雙標理解為專業
你就已經失去了命名現實的能力。
監獄、修道院、迴廊、洞穴並非四種空間，而是法治在政治暴力遊戲中被層層包裹、逐步異化的四個階段。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法治的崩潰，而是它在「合憲」「依法」「專業」的語言中，完成了對自身精神的背叛。
當法治不再提供一致性與終局性，它就不再是公民抵抗權力的工具，而成為權力管理公民的技術。
這時代或許最困難、也最必要的，正是像比利那樣，拒絕過度詮釋，只保留對現實最基本、也最不舒服的命名：這不是修道院，不是迴廊，不是真理的洞穴——這實實在在是一座監獄。
Dec 31, 2025
corps sans organes
[愛墾研創]扎克伯格：臉書像是一張椅子～～扎克伯格原話並不是只用一句「Facebook is a chair」，而是用「椅子」作為比喻來說明平台角色。常被轉述、最接近他原意的英文說法是這樣的意思：
“Facebook is like a chair. It’s a tool. People can use a chair to sit, to stand on, or to do bad things, but that doesn't make the chair bad.”
有時也會被簡化或改寫為：
“Facebook is a tool, like a chair.”
“We’re building tools, not producing content.”
這類說法出現在他多次談到臉書是平台而非媒體（platform, not publisher）的脈絡中，特別是在回應假新聞、仇恨言論與政治責任問題時。重點不在「椅子」這個物件本身，而在於「工具的中立性」：FB認為自己提供的是一個可被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對使用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內容生產者。
需要補充的是，這並非一段單一、正式逐字引用的名言，而是媒體與學界對扎克伯格多次發言的濃縮轉述。他本人在不同場合用過「工具（tool）」、「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等詞彙，「椅子」是最具象、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比喻版本。
如果你要在文章或評論中引用，較嚴謹的寫法通常會是：
Zuckerberg once compared Facebook to a chair—a neutral tool whose moral weight depends on how people use it.
這樣既保留原意，也避免被質疑為斷章取義。
扎克伯格說「臉書是一把椅子」，其實是一個平台隱喻，用來說明臉書對自身角色的理解，而不是在談內容或價值立場。
這個比喻大致有三層意思：
第一，臉書是基礎設施，而不是內容本身。椅子本身不決定誰坐、怎麼坐、坐多久。有人用來休息，有人用來開會，有人甚至站上去演講。扎克伯格用這個說法，強調臉書只是提供一個「讓人坐下來互動的空間」，而不是主動生產言論、觀點或文化意義的媒體機構。這也是他長期主張FB是「平台（platform）」而非「出版者（publisher）」的核心邏輯。
第二，責任被轉移到使用者身上。如果有人把椅子拿來做壞事，問題不在椅子本身，而在使用者。這個說法在現實中常被用來回應對FB的批評，例如假訊息、仇恨言論、政治操弄等爭議。透過「椅子」的比喻，它試圖淡化自身的主動責任，將行為後果歸因於坐在椅子上的人。
第三，它反映矽谷對科技的工具觀。在矽谷文化中，科技常被描述為「中立工具」：它只是放大人性，而不塑造人性。但問題在於，FB並不是一把靜止的椅子，而是一把會調整高度、角度，甚至決定誰先坐的「演算法椅子」。誰看得到什麼、什麼內容被推到眼前，其實早已被系統深度介入。
因此，這句話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張力：臉書想被當成椅子，但它實際上更像一座會移動座位、放大聲量的劇場。使用者坐下來的方式，並非完全自由，而是被設計、引導與排序過的。
從文化角度看，「FB 是椅子」代表的是一種早期網路理想主義——相信平台可以抽身於社會後果之外。但隨著臉書成為全球資訊流通與情緒動員的核心場域，這個比喻也越來越站不住腳。因為當一把椅子坐滿了30億人，它就不再只是家具，而是公共制度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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