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擺在我面前的方向很多。我要

硬往詩裡加進一些具體和不具體

的詞也行。像嘉州花園、聚賢公寓，

像跑、跳、滾。前面的是好住宅，

就在我住的成都西區；後面的

可以和足球、偷盜、戰爭連在

一起。關鍵在這首詩裡，它們意味什麼？

是羨慕？嫉妒？還是……如果是，

那就不太妙。我不能給它們

注入派別：左派詞，或右派詞，

在這裡會顯得糟糕。但是，我也不能

把它們與夢、花、水連在一起，

那樣一來就扯得太遠。就像

我怎能把政府機關和妓院拉扯在一起？

５

那樣一來，我碰上的麻煩不用想

一定大。雖然我不是一個怕麻煩的人，

也不想自找麻煩。所以，我寧願

回過頭重新說到胖子和兄弟。

我讓兄弟和胖子成為同一個人。

胖子兄弟。我讓他在藤椅上翹著二郎腿，

安閒地坐在某處院子中央曬太陽。

很舒服的太陽。胖子兄弟一邊曬太陽，

一邊思想。不是想女人是想與我

的關係。在一個不押韻的時代，我

讓胖子兄弟進入詩，實在有些委屈他。

但是，我希望這不能怪我。一首詩，

押不押韻都可以，總要有些

內容：名詞、形容詞。不然，詩有何用？

（孫文波·戲謔·再一次戲謔）

孫文波·戲謔·再一次戲謔

１

夜晚安靜，寫作之門向外部打開。

上面這句子很有韻律。押韻，

還是不押韻？可以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怎樣讓一個人進入詩；

是用名詞進入，還是用形容詞，

用名詞進入他就是兄弟，

而用形容詞進入他可能是很胖的胖子。

一個兄弟我要為他安排好的人生，

一個胖子我可以把他當做壞人。

進入的方式不同，結果也會不同。

一句話，我要顯示的是想像的力量。

做一個寫作者也就意味著是一個

生產者。生產什麼靠他選擇，

好與壞，對與錯，常常只在一念中。

２

一念也可能不是一念。是心底久蓄

的想法。因為兄弟也可能是壞人，

在面前說好話，在背後使絆子。

而胖子是親密的朋友，三天兩頭聚會，

喝酒。事情如果要有條理，很多

都搞不成。重要的是不被想法

框住。想到哪說到哪，要輕鬆、放鬆。

這樣，我當然可以先讓兄弟休息。

讓胖子上場。我說：嗨！我把你安排

在白領館喝茶，寇老坎吃火鍋。

我們安安逸過一天。不是中產階級，

是有閒階級。當然這不是過一天

算一天的過。我讓胖子這樣過是

為了說：胖子就是胖子。是身體的胖。

３

我也可以不談胖子。就是說我也

可以不讓人進入。我談政治，

談經濟。我把一大堆紅頭文件搬進詩，

一個文件說要打掃街道，讓它

乾淨，另一個文件說要清查靈魂，

讓它正確。而經濟就是錢了。

有錢吸煙吸大中華，沒錢只好吸五牛。

中華和五牛我知道是可以變的。

中華一變，就不再是煙，是

一大塊地方和一大堆人。五牛一變，

是一張圖。這種變化我的兒子

都懂，並不複雜。但我在這裡一變

說明什麼？從一件事到另一件事，

一物到另一物，可以有距離也可以沒有。

[愛墾研創]巴拉德的「量子纏結」與「內互動」～（intra-action）理論在當代科學哲學與文化理論的交界處，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暨女性主義理論家凱倫·米歇爾·巴拉德（Karen Michelle Barad，1956）所提出的「量子纏結」與「內互動」理論，為我們重新思考主體、物質與倫理關係提供了嶄新的語言。她在代表作《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中，結合量子物理學、後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科學研究，發展出所謂「行動實在論」（agential realism），挑戰傳統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若說二十世紀的理論熱衷於解構「主體」，巴拉德則更進一步，質疑「主體與客體本就分離」這一前提本身。

巴拉德借鑑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1885-1962)對量子力學的詮釋，指出在微觀層次上，觀察者與被觀察物之間並不存在預先給定的界線。粒子與波的雙重性、測量情境對結果的影響，都說明了「現象」並非單一物體的屬性，而是特定關係網絡的生成結果。她以「intra-action」一詞取代「interaction」，強調關係的雙方並非先存在再互動，而是在關係之中才生成自身。換言之，世界不是由獨立個體構成，而是由持續生成的關係過程所編織。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來看，這一觀點對西方思想傳統造成深刻衝擊。自笛卡兒以降，主體與客體、心靈與物質、文化與自然的分離成為現代知識體系的基石。科學被視為一種客觀地「觀看」世界的方式，彷彿觀察者可以抽離自身位置，站在上帝視角進行描述。然而，巴拉德指出，任何測量與知識生產都是物質—話語實踐的一部分，研究者本身亦是現象生成的參與者。知識不再是鏡像式的再現，而是實踐性的介入。

這種思考與當代性別與科技研究形成共鳴。巴拉德認為，性別、身體與物質並非純然社會建構，也非單純自然事實，而是在具體歷史與物質條件中「內互動」的結果。以醫學影像技術為例，超音波或基因檢測並非單向揭示一個既定的身體真相，而是在技術裝置、醫療制度與文化期待交織下，生成某種特定的「可見身體」。身體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在觀看機制中被重新構成。

在藝術與文化創作層面，「量子纏結」提供了一種超越再現邏輯的想像。若世界本質上是纏結的，那麼藝術作品也不僅是對現實的模仿，而是與觀眾、空間與媒介共同生成意義的事件。當代裝置藝術或沉浸式展演強調觀眾的參與與感官介入，正可被理解為一種「內互動」的實踐：作品的意義並非預先封存，而是在觀眾進入場域的過程中形成。藝術不再是孤立物件，而是一種動態關係。

然而，巴拉德理論的政治意涵同樣值得關注。她提出「倫理不是事後添加的規範，而是本體論的一部分」。若我們從一開始就處於纏結之中，那麼任何行動都牽動無數他者。責任不再只是對明確他人的道德義務，而是對整個關係網絡的回應能力（response-ability）。在氣候變遷、科技監控與生物工程快速發展的時代，這種倫理觀要求我們承認自身與非人存在的糾纏，而非以人類利益為唯一衡量標準。

當然，也有批評指出，巴拉德將量子物理學的概念引入文化理論，可能存在過度詮釋或隱喻化的風險。量子現象是否能直接推廣至宏觀社會層面？科學語言在跨領域轉譯時是否被浪漫化？這些質疑提醒我們，在欣賞理論創新之餘，也需保持審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巴拉德並非簡單挪用物理概念，而是以物理學訓練為基礎，對科學實踐本身進行內部反思。她的目標不是將量子力學當成隱喻，而是揭示知識生產與物質世界本就不可分割。

更深一層而言，「內互動」理論回應了當代對「後人類」的思考。在人工智慧、演算法與生物科技滲透日常生活的情境下，人類主體的邊界愈發模糊。當我們的行為被數據化、身體被技術延伸，我們與機器、平台與環境形成新的纏結關係。巴拉德的觀點提醒我們，不必執著於捍衛一個純粹自主的主體，而應思考如何在複雜網絡中負責任地行動。

總結而言，凱倫·巴拉德的「量子纏結」與「內互動」理論，不僅是一種科學哲學的革新，更是一種文化想像的轉向。它拆解了主客二分的基礎，重新界定知識、倫理與存在的關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與交織的時代，她的思想鼓勵我們承認自身與世界的深層糾纏，並在其中尋找新的行動方式。若說現代性建立於分離與控制之上，那麼巴拉德所描繪的世界，則是一幅由纏結、生成與責任所構成的圖景——在那裡，我們不再是孤立的觀察者，而是宇宙生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