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時間

我從來沒有忙過，有時候時間也許不大夠，但從來不忙。讀書的時候也覺得暑假太長，是種浪費，讀書且要歇暑，簡直侈奢。

如果周末連續加一日公眾假期，頓時發愁：大掃除後，衣服熨妥，稿子寫清，打毛衣看電視，電話裏聊足三小時，下午兩點半才起的床，真是…於是出去理髮，母親處打牙祭，翻閱雜誌時間總是夠用的。

真的寂寞了，找人來裝修，把那邊墻壁敲掉，飛沙走石的當兒時間特別易過——你以為人們幹嗎生一堆孩子？

亦舒·約

據說，有人這樣約人：“你去同他離婚，我去同她離婚，然後，我同你結婚。”

她立刻同他離了婚，他卻沒有同她離婚，至今，他幾乎金婚紀念，而她，一直孑然一人。

真奇怪是不是，居然有人相信那樣的承諾。

又有一次，同文甲這樣與同文乙相約：“報館待遇欠佳，不如大家罷寫，可好？”

乙想一想：“也好。”團結便是力量嘛。

甲即時同編輯部說：“乙不打算續寫了。”

結果，是，一點不錯，正如大家猜測，乙的專欄宣告結束後三年，建議罷寫的甲還在寫。

真叫人納罕是不是，是什麽樣的會如此天真？

這些故事教訓我們，千萬不要約人，有什麽重要決策，獨行獨斷可也，毋需與任何人商量，該怎麽做就怎麽做，一切後果自負。

你等我，我等你，拉拉扯扯，一事無成。秀才zaofan，三年不成，就是因為太過相信別人願意擔起大旗，不，別去理會他人意願。

所有諾言如果都得實踐，全人類都活不下去，別相信任何人。

亦舒語錄

凡事想別人感激，那是必然要失望的。

已去之事不可留，已逝之情不可戀，能留能戀，就沒有今天。

活得好就是最大的報復。

天無絕人之路，一切事要處之泰然。

一個女孩子如果擁有一雙動人大眼睛，真是上帝賜給她最慷慨的禮物。

最純情的開頭往往帶來最不幸的後果。

天地萬物，只有工作最可靠。一切來自苦幹。

覺得生命真的奇妙，而活著還是好的。

美不是一張臉，得有許多東西加起來，才算美。你媽媽每天做家務，她像電影明星嗎？但是她也美麗。

生命又長又臭，前面的道路千萬條，過去的風景不必留戀，無暇回頭，已屬過去。

亦舒語錄

要生活得漂亮，需要付出極大忍耐，一不抱怨，二不解釋，絕對是個人才。

女孩子沒有多少年可以等，如花美眷，也敵不過似水流年。女孩子的最終結局，不過是如此。

一個女孩子，最好的，不過是這三五年光景，之後朱顏就漸漸褪色，世界也跟著蒼白腌臜起來，屆時遇到的看到的，不外是些猥瑣的人與事。

我不介意出賣我的青春，青春不賣也是會過得。

做一個女人要做得像一幅畫，不要做一件衣服，被男人試完又試，卻沒人買，試殘了舊了，五折拋售還有困難。

一個女孩子十八歲便立誌要弄點錢，只要先天條件不太壞，總會成功的。

你永遠不會懂得，一個女孩子，自幼出來江湖找生活，所身受的種種苦難侮辱，而且正如你說，不得抱怨，不得解釋，打落牙齒，要和血吞下，一樣要多謝父兄叔伯多多捧場。

生命從來不是公平的，得到多少，便要靠那個多少做到最好，努力地生活下去。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有陰暗面。我們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裏。沒有什麽，不需要付出代價。

真正有氣質的淑女，從不炫耀她所擁有的一切，她不告訴人她讀過什麽書，去過什麽地方，擁有多少件衣服，買過什麽珠寶，因為她沒有自卑感。

生命只需好，不需長。

有得有失，才是人生，切忌忿忿不平。

你知道女人可以分多種：（一）漂亮但是蠢。（二）漂亮而聰明。（三）醜而且蠢。（四）醜不過聰明。最寫意的無異是漂亮而蠢的那種，因為她們在學術性上蠢，所以只好在娛樂性上發展。

“最慘的是哪種？又漂亮又聰明？” “不是，很聰明但長得醜的那種。”

有很多好的女孩子是不可以娶來做老婆的，有很多好書是不適合睡前閱讀的，解決了日常生活問題之後，才可以有心情去買古董，坐靚車，穿皮衣，現在有人送一套水晶酒杯給你，你有什麽用呢？你急需的是一只電飯堡。

男人的本性要在月人三萬元以後才看得清楚，現在我要是嫁一個小職員，到我五十歲。要不已經挨得一頭白髮，要不他發財了，找小妞去。有哪個男人發了財不心癢難抓？越是蹩腳的男人越壞！小職員對著老婆不外是因為他沒有地方可去！

當一個男人不再愛它的女人，她哭鬧是錯，靜默也是錯，活著呼吸是錯，死了還是錯。

愛人只要能改變你的心境，令你快樂，已經足夠，何必要改變你的環境？

女人就是這麽簡單，只要聽幾句動聽的話，只要拍拍她們的手臂，只要稍微和顏悅色，她們便會去賣命。

甚至不需要騙她們，她們本身已是編故事的能手，再不開心的時候，她們也會安慰自己，添一件衣服，買一盒胭脂，第二天又淒酸的起床再一次做人。

女人要有女人的含蓄。女人要有一種曖昧的姿態——明明知道男人說謊也不會拆穿，而男人也知道她知道男人在說謊，如此一種疑幻疑真的感覺，是女人最大的魁力。

我們只愛肯為我們犧牲的人。想要我們犧牲的，我們恨他。

一個人聰明固然好，聰明人洞悉先機不會吃虧，可是你毋需讓全世界人知道你是個聰明人。

1986年4月29日，波蘭、德國、奧地利和羅馬尼亞等國的儀器，監測到了空氣中的輻射濃度異常。4月30日，瑞士和意大利北部地區也發現了高濃度的放射性微粒。5月1日、2日，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及希臘北部發現輻射。5月3日，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檢測到輻射異常……在流動的空氣的幫助下，放射性物質很快就完成了它們的環球旅行：5月2曰，它們抵達日本，5月5日到達印度，5月5日、6日，它們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和加拿大登陸。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裏，切爾諾貝利事故就從一個國家的問題，演變成了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切爾諾貝利事故對白俄羅斯的影響》國際國立生態薩哈羅夫大學，放射生態學

明斯克

在4號反應堆裏——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石棺”——由鉛和金屬製成的內核中仍然存放著20噸核燃料。誰也不知道石棺內部正在發生什麽樣的變化。

石棺設計獨特，建造精良，來自聖彼得堡的工程師們也許應該為自己的這一傑作感到驕傲。但是，它是在無人操作的條件下建造完成的，人們借助機器人和直升機的幫助，將厚重的鋼板拼接在一起，所以迄今為止，鋼板銜接處留有不少縫隙。根據某些數據顯示，現在，這座石棺上的空塌和裂縫面積己經超過了200平方米，而放射粒子仍然在源源不斷地從石棺中泄漏出來……

石棺會坍塌嗎？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因為至今為止，人們仍然無法到達石棺的關鍵結構及許多連接處，從而無法得知它是否堅固如初。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假如石棺坍塌，其後果一定比1986年的那次事故更加可怕。

斯維拉娜·亞歷珊卓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1948年5月31日－），白俄羅斯女記者兼散文作家，2015年因“她那複述寫作法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英勇樹立了一座紀念碑”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白俄羅斯人。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結束語》

白俄羅斯境內並沒有任何核電站。蘇聯國土境內仍在運作的核電站中，距離白俄羅斯最近的幾座都是由蘇聯設計的老式石墨減速沸水式核電站。白俄羅斯以北是伊格納林斯克核電站，以東是斯摩棱斯克核電站，以南則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1986年4月26日，深夜1點23分58秒，一系列的爆炸摧毀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中的反應器。切爾諾貝利事故也最終成為了20世紀破壞力最大的一次技術災難。

對於面積狹小的白俄羅斯（全國人口總數：1000萬）而言，這簡直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摧毀了619座白俄羅斯城鎮，數以萬計的白俄羅斯人慘遭屠殺。幾十年後，切爾諾貝利事故使這個國家失去了485座村鎮，其中有70座村鎮被永遠地埋在了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分之一的白俄羅斯人因為戰爭而失去了生命；今天，每五名白俄羅斯人當中就有一人仍然生活在受輻射汙染的土地上。按照其全國人口數量折算，生活在受汙染地區的白俄羅斯人數高達210萬，而這其中還有70萬是兒童。在所有導致白俄羅斯人口數量下降的諸多因素當中，輻射汙染高居榜首。在受切爾諾貝利事故影響最嚴重的戈梅利和莫吉廖夫地區，當地人口死亡率比新生兒的出生率高出了20個百分點。

5000萬居里的放射性核素被釋放到了空氣之中，其中有70%降落到了白俄羅斯的土地上，從而導致了白俄羅斯23%的國土面積受到了濃度超過1居里/平方千米的放射性核素銫-137的汙染。烏克蘭受汙染的國土面積達到了4.8%，俄羅斯為0.5%。因為這次事故受到汙染且汙染濃度超過1居里/平方千米的可耕種土地面積超過了1800萬公頃，2400公頃的可耕種土地被永久廢棄，再也無法從事任何農業生產。白俄羅斯是森林之國，但是其境內26%的林地和靠近普里皮亞季河、德涅波河以及索日河的很大一部分濕地都被認為已經受到了核輻射的汙染。由於長期受到小劑量核輻射的侵害，白俄羅斯人當中罹患癌症、智力遲緩、神經紊亂及基因變異疾病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

切爾諾貝利”（《白俄羅斯百科全書》）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結束語》白俄羅斯境內並沒有任何核電站。蘇聯國土境內仍在運作的核電站中，距離白俄羅斯最近的幾座都是由蘇聯設計的老式石墨減速沸水式核電站。白俄羅斯以北是伊格納林斯克核電站，以東是斯摩棱斯克核電站，以南則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1986年4月26日，深夜1點23分58秒，一系列的爆炸摧毀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中的反應器。切爾諾貝利事故也最終成為了20世紀破壞力最大的一次技術災難。

對於面積狹小的白俄羅斯（全國人口總數：1000萬）而言，這簡直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摧毀了619座白俄羅斯城鎮，數以萬計的白俄羅斯人慘遭屠殺。幾十年後，切爾諾貝利事故使這個國家失去了485座村鎮，其中有70座村鎮被永遠地埋在了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分之一的白俄羅斯人因為戰爭而失去了生命；今天，每五名白俄羅斯人當中就有一人仍然生活在受輻射汙染的土地上。按照其全國人口數量折算，生活在受汙染地區的白俄羅斯人數高達210萬，而這其中還有70萬是兒童。在所有導致白俄羅斯人口數量下降的諸多因素當中，輻射汙染高居榜首。在受切爾諾貝利事故影響最嚴重的戈梅利和莫吉廖夫地區，當地人口死亡率比新生兒的出生率高出了20個百分點。

5000萬居里的放射性核素被釋放到了空氣之中，其中有70%降落到了白俄羅斯的土地上，從而導致了白俄羅斯23%的國土面積受到了濃度超過1居里/平方千米的放射性核素銫-137的汙染。烏克蘭受汙染的國土面積達到了4.8%，俄羅斯為0.5%。因為這次事故受到汙染且汙染濃度超過1居里/平方千米的可耕種土地面積超過了1800萬公頃，2400公頃的可耕種土地被永久廢棄，再也無法從事任何農業生產。白俄羅斯是森林之國，但是其境內26%的林地和靠近普里皮亞季河、德涅波河以及索日河的很大一部分濕地都被認為已經受到了核輻射的汙染。由於長期受到小劑量核輻射的侵害，白俄羅斯人當中罹患癌症、智力遲緩、神經紊亂及基因變異疾病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

切爾諾貝利”（《白俄羅斯百科全書》）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

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一個孤獨的聲音》不久之前，我還很高興。為什麼？因為我已經忘了。我覺得我好像已經過上了另一種生活。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開始這種生活的，更沒有想明白我怎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想活下去。可是，你看看我，我會笑，會說話。然而，我又是如此悲傷，我已經變得麻木。我想找人談一談，但是又不想和人類談。我會去教堂，那裏很安靜，就像是在大山裏，異常安靜，在那裏你能夠徹底忘記自己之前的生活。可是，早上一覺醒來，我的手會不由自主地在身邊摸索——他在哪兒？他的枕頭在這兒，還有他的氣味。窗臺上有一只小鳥在跳來跳去，碰響了掛在窗邊的風鈴，我正是被這風鈴聲叫醒的。在此之前，我還從沒聽過這種聲音。他去哪兒了？我想不起來了，我記不起所有的事情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晚上，我的女兒會走過來對我說：“媽媽，我已經做完了家庭作業。”直到這時，我才想起我還有孩子。可是，“他”去哪兒了？“媽媽，我的扣子掉了。你能幫我縫好嗎？”他走了，我該怎樣繼續走下去，直到與他相遇呢？我閉上眼睛，滿腦子想的都是他，直到我睡著。我睡覺時，他會來找我，但即使出現也只是飛快地一閃而過，很快就又消失了。我能聽到他的腳步聲，可是他要去哪兒？去哪裏？他不想死。他望著窗外，凝視著天空。我在他身下塞了一個枕頭，然後又塞了第二個、第三個，這樣他就能坐起來了。他已經死了很久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了。我們根本離不開彼此。（她陷入了長時間的沈默之中。）

不，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再哭了。我想說話。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告訴自己說“我忘記了所有的事情”。我的朋友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的丈夫死於同一年，他們倆一起去的切爾諾貝利，但是她現在已經開始籌劃第二次婚禮了。我並不是要在這裏譴責她——這就是生活。你必須要生存下去。她還有孩子。

就在我生日那天，他離開家，去了切爾諾貝利。當時，家裏還來了客人，大家都已經坐到了餐桌旁，他向他們道歉。他親了我。但是，窗戶外就停著一輛車，車上的人在等他。

那一天是1986年10月19日，我的生日。他是一名建築工人，他的足跡遍布全蘇聯，而我會等他回來。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是這樣生活的——就像一對相思鳥。我們對彼此說再見，然後又重聚。然而這一次——我們雙方的母親都感到很害怕，他的媽媽和我的媽媽，但是我們當時都沒有感覺到。現在，我很想知道這是為什麼。我們都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哪兒。我本該向隔壁正在讀十年級的男孩借他的物理課本看一看，學一學上面的物理學知識。他走的時候甚至連一頂帽子都沒有戴。一年後，和他一起去的那些人都開始掉頭發，可是他的頭發卻長得異常濃密。現在，那群小夥子們都己經離開了我們。他所在的那個工作隊一共有七個人，現在，他們全都死了。他們死的時候都很年輕，然而，他們卻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我們。死亡的第一次降臨發生在他們回來後的第三年。當時，我們都覺得，也許這只是一個巧合。命中註定。然而，從那之後，死亡開始接二連三地出現：第二個、第三個，然後是第四個。這時，其他活著的人開始等待死亡降臨。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我的丈夫是最後一個。他在高空作業。人員疏散完畢後，他們切斷了那些村莊的電源，為此，他們需要爬上高高的電線桿。那些電線桿很高，站在那上面，你可以俯瞰整個村莊——死一般的寂靜，街道上一個人也沒有。他的身高近2米，體重大約90公斤——誰能殺死這樣一個男人？（突然，她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孩子們的話》阿廖沙·貝爾斯基，9歲；安雅·博古什，10歲；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亞，16歲；勒拿.茹德羅，15歲；尤拉·祖科，15歲；奧利亞·祖沃納科，10歲；斯內扎納·基內維奇，16歲；伊拉·庫德里亞契娃，14歲；伊利亞·卡斯科，11歲；瓦妮婭.科瓦洛夫，12歲；瓦迪姆.卡爾斯諾索尼什科，9歲；瓦斯亞•米庫里奇，15歲；安東•納什萬金，14歲；馬拉特.塔塔爾契夫，16歲；尤利婭•塔拉斯基娜，15歲；卡特婭•謝夫楚科，15歲；鮑里斯•什克爾曼科夫，16歲

天上有一朵烏雲，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樣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綠色的就是黃色的，就好像有人往裏面倒了顏料一樣。他們說那是從花朵上落下的灰塵。奶奶要我們待在地窖裏，不准出來。她自己則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她還教我們祈禱：“祈禱！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對我們所犯下的罪孽的懲罰。”當時，我哥哥8歲，我6歲。我們開始回憶自己犯下的罪過。他打碎過裝覆盆子果醬的玻璃瓶，我沒有告訴媽媽我的新衣服掛在了籬笆上，被撕開了一道口子。我把這件衣服藏在了壁櫥裏。

士兵們坐著汽車來到我們這兒。我以為又開始打仗了。他們嘴裏說著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詞語：“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還拼命地追趕一隻貓。放射量測定器只要一靠近那隻貓就像一個自動的鬧鐘，滴答滴答地響個不停。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也在追貓。那個男孩倒還好，可那個女孩一直在哭。“我不會把它交出去！”她大聲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個士兵的手裏拿著一個很大的塑料袋。

我聽說一那些大人說的——外婆則一直在哭——自從我出生的那年開始（1986年），我們村子裏就再也沒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個。醫生說我本不應該生下來，可是我媽媽從醫院裏跑了出來，躲在外婆家裏。最後，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聽他們說過這件事。

我沒有哥哥姐姐，也沒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個。

告訴我，夫人，他們為什麽不讓我媽媽生下我？我本該去哪兒？在天上飛？還是應該去另一個星球？

事故發生後的第一年，麻雀就從我們小鎮上徹底消失了。有一段時間，地上到處都是麻雀的屍體——院子裏、柏油路上。它們都是被槍射下來的，然後就被人裝進放著樹葉的容器裏，帶走了。那一年，他們不允許人們焚燒樹葉，因為那些樹葉有輻射，所以當時，他們把所有的樹葉都埋到了地下。

兩年後，麻雀又回來了。我們高興萬分，興奮地給對方打電話：“昨天，我看到了一隻麻雀！它們又回來了。”

五月金龜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也許，要再過100年或1000年，它們才會回來。我們的老師就是這樣說的。我看不到它們了。

9月1日，開學第一天，校園裏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輻射。在新學年開始之初，出現在學校裏的工人並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樣——而是軍人。他們挖掉了鮮花，還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並且把它們都裝進了卡車後面的大拖車裏。

一年後，他們疏散了村子裏的所有居民，然後填埋了整個村子。我爸爸是一名出租車司機，他開車去了那裏，回來後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訴了我們。首先，他們會在地上挖一個五米深的大坑。然後，消防員會趕來，用消防水管從上至小地沖洗每一棟房子，從屋頂一直沖到地面，從而保證在接下來的施工過程中不會揚起任何輻射塵埃。他們仔細地沖洗窗戶、屋頂、大門，一個地方都不放過。接著，起重機會把房子連根拔起，扔進事先挖好的大坑。從房子裏掉出來的玩具娃娃、書和瓶瓶罐罐掉得到處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們會跑過去把它們全都撿起來，扔進大坑。最後，他們會用沙子和陶土把大坑填滿，然後推平。這時，原本的一座村莊消失了，出現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們在那塊地裏撒滿了玉米種子。我們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還有我們的學校和村委會。我種的植物以及兩本郵票簿都在那裏的地下。我多麽希望能把它們帶出來。我還曾經有一輛自行車。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為什麼我們熱愛切爾諾貝利》那一年是1986年——當時的我們情況如何？這種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麼就落到了我們的身上？我們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的小圈子。我們過著我們自己的生活，與我們身邊的一切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也是我們的一種表示抗議的方法。我們遵循自己的規則。當他們的精神才剛剛鬆弛的時候，我們己經在飲酒歡暢。我們閱讀索爾仁尼琴、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對方家串門，還會在廚房裏沒完沒了地聊天。我們想獲得生活以外的一些東西。什麼東西？戴著貝雷帽的電影明星——凱瑟琳•德納芙。我們想要自由。我們中的有些人崩潰了，把自己灌得爛醉如泥。我們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永遠，那麼，就讓所有人都下地獄去吧。我們會在這裏一直住下去，繼續生活在我們自己的小世界裏。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一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就讓當權者去擔憂吧。這是他們的職責——切爾諾貝利。而且，那裏離我們這兒很遠。我們甚至根本就沒有在地圖上找過那個地方，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也根本無須知道真相。

然而，當他們在牛奶上貼上“兒童飲用”、“成人飲用”標簽的時候——情況又另當別論了。這意味著我們和切爾諾貝利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好吧，我承認自己並非黨員，但是我仍然住在這裏。我們開始感到害怕。“為什麼今年的蘿蔔葉長得這麼像甜菜葉？”你打開電視，他們在節目裏說：“不要聽信西方人報道，他們是在有意挑撥和刺激我們的民眾！”直到這時，你才終於確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麼，五一大遊行呢？沒有人強迫我們必須得去——沒有人強迫我去參加。我們都有選擇的機會，但是我們全都錯過了這次機會。在我的記憶裏，那一年的五一遊行是參加人數最多，也最熱鬧的一次遊行。所有人都憂心忡忡，人們都想成為集體中的一員——和大家在一起。我們其實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種的蘿蔔。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諾工廠的一名工程師。當時，廠裏還有一群來自民主德國的專家，他們是來為我們安裝新設備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國家的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舉止。當他們知道我們的核電站發生了事故之後，他們立刻要求得到相應的醫療檢測，放射量測定器，以及限定產地的食品供應。他們收聽的是德國廣播電臺的節目，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一事故。當然，他們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於是，他們立刻收拾行囊，準備離開。給我們買票！送我們回家！如果你們不能保證我們的人身安全，我們就要離開這裏。他們提出了抗議，並且給自己的政府發了電報。他們這是在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並非孤身一人來到這兒，他們是在為自己、為家人爭取生存的權利！可我們呢？我們又采取了哪些行動呢？那些德國人，他們的待遇那麼好，他們還表現得如此傲慢——他們簡直就可笑至極！他們都是懦夫！他們測量羅宋湯裏的放射量，就連肉都不放過！這太可笑了！我們國家的男人，他們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羅斯男人！同時，他們也是一群絕望的男人。他們在和反應堆作鬥爭。他們為自己的性命擔憂。他們戴著帆布手套，在已經融化的屋頂上拼命幹活（我們都曾經在電視上看到過這樣的場面）。還有我們的孩子，他們舉起了紅旗來證明自己的勇氣，就像那些經歷過戰爭洗禮的老兵，以及那些年邁的衛兵。（思考）然而，這其實也是一種蠻荒未開化的表現形式，所有人都忘記了恐懼。我們總是說“我們”，而從不說“我”。“我們會讓他們看看什麽是蘇聯英雄主義！”“我們要讓他們知道蘇聯性格是由什麽組成的！”我們要告訴全世界！但是，這就是我——“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這裏，觀察一個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會如何發展和變化？我發現我關注得更多的是我身邊的世界。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之後，這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反應。我們開始學會說“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後是切爾諾貝利。當這個帝國倒下後，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我不敢這樣說，但是我們熱愛切爾諾貝利。它成為了我們生命的意義。沒有它，我們所受的苦難將徹底失去意義。它就像一場戰爭。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世界才注意到了我們的存在。它成了我們和歐洲之間的一扇窗戶。我們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們會為它祈禱。我不敢說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兒。

現在，這是我的工作。我走進那個地區，觀察那裏的一切。現在，隔離區裏的人們仍然生活在破舊的小茅屋當中，他們的心中仍然充滿恐懼。每次選舉，他們都會把票投給強硬派，他們夢想能夠回到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回到軍事時代下的蘇聯。與此同時，他們也一直生活在軍事化的環境中：警察崗哨、身穿製服的人、通行證體系、配給製以及負責發放國際人道主義援救物資的官僚們。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裝盒上用德語和俄語寫道：“不得用於銷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邊的小亭子裏，圍繞這些物資展開的銷售和交易正在進行。

這就像是一場遊戲，一場演藝秀。我和那些載滿人道主義援救的物資及護送人員一道——無論那些物資是被冠以上帝的名義，還是其他什麽名稱——走進這片地區。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裏的廉價靴子，他們身上的外套和手套都是這些物資的一部分。“我們什麽都不需要，”他們的眼睛似乎在說話，“不管怎樣，那些東西最後都會被偷走。”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種渴望得到什麽或抓住什麽的欲望——一個盒子或箱子，來自外國的東西。我們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點。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個無恥的願望，就連我自己都為自己的這一願望而感到噁心。“我給你們看點東西！”我說，“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這東西。事實上，除了這兒，你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這些老太太的變化——她們中的有些人堪稱真正的演員。她們把自己的獨白牢牢地記在心裏，然後會在每一個適當的時候流著眼淚說出這些話。當第一個外國人出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這些老媽媽什麽都沒說，她們只是站在那兒，默默地流著眼淚。現在，她們已經知道該說些什麽以及該怎樣說。也許，她們會因此而為自己的孩子多爭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與這一現狀共存的是一個深邃的哲學問題——她們與死亡、時間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畢竟，她們並不是因為這些口香糖和德國巧克力才拒絕離開她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茅屋。

在回來的路上，太陽下山了，我說：“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陽映照在樹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燦燦的餘暉，似乎是在和我們道別。“是的，”同行者中的一個德國人用俄語回答說，“這裏的景色的確很美，但是它已經受到了輻射汙染。”說話的同時，他的手上就握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這時，我才明白這是我一個人的落日。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納塔利亞•阿爾森耶芙娜•羅斯洛娃
莫吉廖夫地區婦女聯合會，救治切爾諾貝利兒童項目負責人

我的公文包就放著一個放射量測定器。為什麽要帶著它？因為他們阻止我去見那些重要人物，他們已經對我感到厭煩。所以，我要隨身攜_帶放射J；測定器，然後把它放在秘書們的甲狀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裏的私人司機的身上。當他們看到那上面的讀數時，他們會感到害怕，有時候這能對我起到一些幫助作用，他們會放我通行。隨後，人們就對我說：“教授，你為什麽要帶著它到處嚇人？你認為全白俄羅斯就你一個人為人民的性命而擔憂嗎？而且，不管怎樣，人總是要死的，吸煙、交通事故或自殺都能奪去他們的性命。”他們還嘲笑烏克蘭人，嘲笑他們跪在克裏姆林宮，懇請上級劃撥更多的資金、藥物和輻射測量儀器（那裏的設備不夠用）。與此同時，我們的書記——斯柳楊科夫同誌，用了15分鐘的時間來陳述形勢：“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們自己完全能夠處理。”然後，他們對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贊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的白俄羅斯兄弟們！”許多人就因為這一句贊揚而喪生，但是這又有誰知道呢？

我獲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當時都已經開始服用碘片。當我研究所的同事給他們的甲狀腺作檢查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人的甲狀腺十分幹凈，絲毫沒受汙染。假如他們沒有服用碘片，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當這些人進入那些受汙染的地區時，他們會戴上防毒面罩，並且穿上特殊的防護袍——當地人缺乏的正是這些裝備。此外，他們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個牧場，那裏生產的奶製品專供他們自己使用，而這也早己不是什麽秘密——每頭奶牛都有編號，並且有專人負責看管。他們還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溫室，以及特殊的看護。最令人感到惡心的是，從來沒有人站出來對此作出說明或回應。

很快，他們就拒絕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見我。於是，我開始用鋪天蓋地的信件對他們進行轟炸。清一色的官方報告。我把地圖和數據發送到了指揮鏈的每一個環節。每一份報告都包含四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裏有250頁文稿，那裏面記錄的全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復印了兩份，以防萬 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辦公室裏，另一份放在我的家裏。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來。我為什麽要留副本？因為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裏。現在，每次離開辦公室時，我都會把門和抽屜都鎖好，然而當我出差回來後，抽屜裏的那些文件夾就會不翼而飛。但是，我是在烏克蘭長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薩克人，我繼承了哥薩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寫，不停地說。你需要拯救人民！他們需要被迅速撤離或疏散！我們不斷地去那裏出差。我們研究所率先製作出了一張標明受汙染地區的地圖。整個南部都被標記成了紅色。

這些都已經成了歷史 起犯罪的歷史。

他們沒收了研究所裏所有的放射量測定儀器。對此，他們並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就直接沒收了所有的儀器。我開始接到各種威脅恐嚇電話，這些電話都打到了家裏：“不要再嚇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場會很糟糕。你想知道會有多糟糕嗎？你會知道的。”有一股勢力開始向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施壓、恐嚇。 -

我給莫斯科寫信。

在那之後，我接到了蘇聯科學院院長普拉托諾夫打來的電話：“總有一天，白俄羅斯人民會記住你的名字，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應該給莫斯科寫信。這樣做非常不好。他們現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職務。

你為什麽要寫這封信？你難道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在和誰作對嗎？”

我有地圖和數據。他們有什麽？他們可以把我關進瘋人院。他們真的曾經這樣威脅過我。而且，他們還可以確保我會在一場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們也曾這樣警告過我。他們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蘇聯行動為名對我做出裁決，或者，他們可以因為研究所的庫房裏少了一盒釘子而將我送入監獄。

最後，他們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們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臟病發作。（他陷入了沈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寫下來了。它們全在這個文件夾裏。這裏面的都是事實，也只有事實。

我們給村子裏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們——做檢査。從他們身上，我們檢測出1500、2000、3000毫倫琴的輻射量。有的甚至還超過了3000倫琴。那些女孩——她們長大後不能生孩子。她們的基因發生了突變。田地裏，拖拉機正在耕作。我問和我們隨行的工作者：“拖拉機的司機有沒有防護措施，至少他應該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們沒有那些東西。”

“什麽，你們沒有分到這些防護裝置嗎？”

“噢，我們有很多。我們手頭的防護裝置足夠我們用到2000年。我們只是沒有分發下去而己，不然，人們一定會感到恐慌。所有人都會跑掉，他們會不顧一切地離開這兒。”

“你們怎麽可以這樣做？”

“教授，對你而言，這一切說起來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業了，你可以再找一個。可我呢，我能去哪兒？”

多麽可怕的能量啊！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能量其實無限強大。這已經不再是陷阱或謊言，這是一場對抗無辜的戰爭。

一切就像我們駕車沿著普裏皮亞季河前進時看到的情景。人們支起了帳篷，他們舉家外出野營。他們正在遊泳、曬太陽。現在，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而他們依然什麽也不知道，繼續在核雲層籠罩下遊泳和曬太陽。每當我看到孩子的時候，我都會走過去，向他們的家長解釋這一切。可是，他們不相信我。“為什麽廣播和電視裏什麽都沒說？”他什麽也沒說。不過，從他臉上的表情，我能讀出他的內心想法：我應不應該把這個情況上報呢？但是，與此同時，他也很同情這些人！畢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當我們回去後，他頭腦中的哪一方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他會匯報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這一次，他陷入了長久的沈默中。）

現在，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真相？我們可以用它們來做什麽？如果核電站再度發生爆炸，一切將會再度重演。我們還生活在斯大林的國度。我們還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裏•鮑裏索維奇•內斯特倫科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長

最後，我終於見到了斯柳楊科夫。我把我這幾天來所見到的一切都告訴了他。我們必須要救那些人！在烏克蘭——我已經給那裏打了電話——他們已經開始疏散核電站周圍的群眾。

“你的人（來自研究所的科學家們）為什麽要帶著放射量測定器到處跑，嚇噱人？我已經咨詢過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蘇聯輻射防護協會的主席。他說一切正常。現在，國家已經派了一個政府調查團前去

核電站調查，就連檢察人員都己經趕到了那裏。我們還調動了軍隊，以及所有的軍事裝備，我們的軍隊已經趕到了事發地點。”

當時的我們已經攝入了上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以及不明劑量的鈈（以鈾和石墨作為核反應堆主原料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還會製造出相當於武器量級的鈈，而這種放射性金屬元素是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料之一）——總共450種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質的釋放總量相當於350顆廣島原子彈。此時此刻，他們需要談論物理學，還有物理定律，可是他們探討的卻是敵人，以及如何尋找敵人。

遲早有一天，終會有人對此事作出回應。“你是想告訴我，你是一名拖拉機專家。”我對斯柳楊科夫說——他曾經是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你不知道輻射能夠造成什麽後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我知道後果會怎樣。•”然而，從他的觀點出發，這又怎樣呢？讓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學家告訴中央委員會該怎麽做？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不過，他們也並非罪犯。他們的行為更像是一種無知和盲目地服從。運作機製教會了他們一個道理，而這也成為了他們的生存原則：槍打出頭鳥。所以，相對而言，讓所有人都高高興興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楊科夫剛剛接到莫斯科方面的電話，獲悉自己己經得到了一個晉升的機會。升職己經近在咫尺！我敢打賭，他一定已經接到了來自克裏姆林宮的電話，而那個致電給他的人就是戈爾巴喬夫。在電話裏，戈爾巴喬夫會說：你看，我希望你們白俄羅斯能夠保持穩定，不出現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時正在製造各種各樣的謠言和聲音。理所當然的，如果你不能討得上級的歡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隨之而來的出國考察機會和別墅。如果當時我們仍然生活在封閉的體系內，那我們的人民將會繼續生活在核電站周邊。他們一定會徹底掩蓋這次事故！還記得嗎——基特裏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試驗基地——我們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國度裏。

在當時進行的民防課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來自核事故或核攻擊的威脅，你應該立刻對全民實施碘預防措施。這裏所提到的還只是“威脅”。現在，我們正在受到每小時3000毫倫琴輻射物的照射，然而，執政者擔心的卻是他們的權力，而不是他們的人民。這是一個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永遠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輕如鴻毛，幾乎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也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此一來，既無須公告，又不會引起恐慌。他們可以把碘加入飲用水中或蓄水池裏，又或是直接通過牛奶加工廠將碘加入牛奶中。這個城市裏儲存有700千克的濃縮碘，專門用以應對這種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鎖在倉庫裏。人民對上級領導的畏懼遠勝於對原子的恐懼。每個人都在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他們在等待上級的電話，可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地為自己做點什麽。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一個人能夠施加在另一個人身上的力量其實無限強大》我不懂文學，我是一名物理學家，所以我會告訴你事實，也只能告訴你事實。最終，有人會不得不站出來對切爾諾貝利事件作出回應。這一天終將到來，到那時，他們就必須面對和回答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們對待1937年一樣。也許，我們還要再等50年，那時，所有人也許都已經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們是罪犯！（這時，他突然變得安靜起來。）我們需要把真相和事實留下來。我們的後人會需要它們。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裏，我獲悉切爾諾貝利發生了事故。

我立刻給當時還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楊科夫打了一個電話，他是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第一次沒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接電話。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給我轉接斯柳楊科夫，我這兒有一些消息必須馬上告訴他緊急信息。”

我當時用的是一條政府專線，可是他們已經封鎖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開始談論這次事故，電話就會立刻被掐斷。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我希望弄清楚是誰在聽——某個機構。政府當中的小政府。哪怕那個接電話的人是黨中央的第一書記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長。我是一名教授、科學院的聯系人。可是，就連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聯系。

最後，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才終於和斯柳楊科夫取得了聯系。我告訴他：“這是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據我的估算……”——那時，我已經和莫斯科的一些人進行了談話，並且己經理清了一些頭緒——“輻射雲正在向我們，向白俄羅斯方向飄去。我們需要馬上實施全民碘防護措施，並且疏散位於核電站附近的所有人員。核電站周圍方圓100公里以內的地區都不應該再出現任何人或動物。”

“我已經接到了報告，”斯柳楊科夫說，“那裏著火了，但是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已經沈不住氣了：“他們在撒謊！他們說的全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一旦點燃就相當於每小時燃燒五噸燃料，你想想那裏有多少石墨，會燒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車趕回了明斯克。在火車上，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裏。我測量了兒子甲狀腺——那是當時最理想的測量部位——輻射強度已經達到了每小時180毫倫琴。他需要碘化鉀。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劑量為2至3顆碘片，將它們溶於半杯水中，然後喝下，成年人的劑量則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應堆將會持續燃燒十天，在這十天裏，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樣劑量的碘片。可是，當時根本沒有人聽我的話！沒有人會聽科學家和醫生的話。他們把科學和醫學全都歸入了政治領域。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的社會背景、當時人們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們到底是什麽樣。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已經開始工作，秘密進行調查。除此以外，所有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蘇聯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第二天，4月27日，我決定前往位於烏克蘭邊境的戈梅利地區。我去了那兒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及納洛夫里亞，這些地方距離核電站只有二三十公里遠。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這些地方時，我帶上了所有的設備，這樣，我就能測量背景輻射量。這些地區的背景輻射量為：布拉金，每小時30000毫倫琴；納洛夫裏亞，每小時28000毫倫琴。可是，那裏的人們全都在外幹活，耕地、犁地、除草，為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做準備。他們給雞蛋染色，烘焙復活節蛋糕。他們說，輻射是什麽？那是什麽？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命令。我們唯一接到的一條來自上級的信息就是：收割情況如何？現在的進展如何？那裏的人們像看瘋子一樣望著我。“教授，你的話是什麽意思？”倫琴、毫倫琴——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語言。

於是，我們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們擺著露天的小攤，出售派、冰激淩、三明治和各種糕餅。而他們的頭上就飄著一層厚厚的輻射雲。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數據在內——早晨8點，我坐在斯柳楊科夫的接待區內。我想進去找他，想了各種辦法。然而，他們不讓我進去。我在那裏一直坐到下午5點半。5點半，一位著名的詩人從斯柳楊科夫的辦公室裏走了出來。我認識他。他對我說：“我和斯柳楊科夫同誌討論了一下白俄羅斯文學。”

我當場發作：“如果我們不立刻撤離切爾諾貝利地區的所有人，那麽，這個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麽白俄羅斯文學，也不會再有人讀你的詩！如果我們不救他們的話，一切都將無法挽回！”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指令》

我有很多資料，我一直在收集各種資料，至今已經有七年的時間了一報紙上剪輯下來的資料，我自己的評論。我有很多這樣的資料。我可以把它們都給你。這件事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離不開它，但是我自己卻無法動筆把它們都寫下來。我能夠戰鬥——組織遊行示威、站崗放哨、獲取藥品、探訪那些生病的孩子——可是我無法把它寫下來。不過，你應該這樣做。我對此感觸很多，一直以來，我都無法正確地面對和處理這些情感，它們麻痹了我的大腦，使它陷入了癱瘓。有很多人一直在執著地關注和研究切爾諾貝利事件，並且把自己的發現寫成了書。但是，我不想成為這種人，我不想成為揭露這一事件的人。

可是，如果我能夠如實地把這一切都寫出來，情況會怎樣？（思考。）那場溫暖的四月小雨。七年過去了，我還在想那場雨。那些雨滴落地後，立刻就像水銀一樣，聚集到了一起。他們說輻射是沒有顏色的，可是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雨落到地上，最終形成了無數綠色和鮮黃色的小水坑。我的鄰居在我耳邊小聲說，自由廣播電臺報道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事故。我當時根本就沒留意她說的話。我堅信，如果真的有事情發生，他們一定會告訴我們。他們有各種特殊的裝置和設備——特殊的報警信號、防爆庇護所——他們一定會對我們發出警告。我們對此堅信不疑！

我們都上過民防課程，我甚至還是這門課的老師。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另一個鄰居給我帶來了一些粉末。這是他的一個親戚給他的，而且他還告訴了我粉末的使用方法。他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不過，他要我向他保證一定會保持沈默，不告訴別人一就像水中的魚兒一樣沈默，就像石頭一樣默不作聲！他尤其擔心我會在打電話時和其他人談論這件事。

當時，我的侄子和我一起住，他還很小。我呢？我還是不相信。我想，我們誰也不會喝下那些粉末。我們非常信任他們——不僅僅是老一輩人，年輕的一代人也同樣如此。

我還清楚地記得事情發生之初自己見到的一些事情，以及聽到的那些傳言，並且時常回想當時的情形，從這一個聯想到另一個。從眼前的一切出發，回想過去，這有點困難——作為一名作家，我曾經考慮這個問題，我的身體裏就好像住著兩個“我”：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前的我，以及事情發生之後的我。而且，站在現在的立場上，你很難確定那個“之前的”我到底是什麽樣的。從那件事發生之後，我的觀念就變了。

從爆炸發生後沒多久開始，我就經常進入隔離區。我記得當我走到某些村子裏的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那裏的那種死一般的寂靜令我震驚。沒有鳥，什麽都沒有。你在路上行走，而你的周圍——什麽都沒有。一片肅靜。我的意思是，那些房子早就空了，住在這裏的人也全都離開了，可是，你看看四周，一點生氣都沒有，就連一隻小鳥都看不到。

我們去了楚迪亞尼村——那裏測出的輻射強度為149居里。隨後，我們又去了•馬力諾夫卡村——59居里。這裏的村民所吸收的輻射劑量是那些在進行核試驗地區巡邏的士兵的100倍。核試驗地區的土地——1000倍！放射量測定器在顫抖，它的指針已經指向了極限值，可是集體農莊的工作者已經拿到了地區放射學家簽署的文件，上面說吃這裏的蔬菜沙拉完全是安全的：萵苣、洋蔥、西紅柿、黃瓜——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都在生長，所有的人都吃這些東西。那些放射學家現在又是怎麽說的？他們該如何才能自圓其說呢？

在村子裏，我們遇到過很多喝醉了的人。他們手裏拎著酒瓶，跌跌撞撞地到處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嬉笑，就連女人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擠奶女工。

在一個村子裏，我們去探訪了當地的一所幼兒園。孩子們四處奔跑，在沙坑裏玩遊戲。院長告訴我們，他們每個月都會更換新沙子。沙子是從其他地方運來的。你大概也能猜到他們是從哪兒買來的這些沙子。幼兒園裏的孩子看起來都不快樂。我們給他們講笑話，他們還是不笑。他們的老師說：“別試了。我們的孩子不會笑。當他們睡著後，他們會流淚。”我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剛剛分娩的媽媽。“是誰讓你在這兒生孩子的？”我問道。“外面的輻射劑量高達59居里。”“醫生兼放射學家來了，她說我不應該把孩子的衣服曬在外面。”他們試圖說服人們讓他們留下來。即使是在他們己經將村子的居民都轉移之後，他們也還會帶其他人來這裏種地，收割土豆。

現在，他們怎麽說——地區委員會的書記們是怎麽說的？他們如何才能證明自己當初說的那些話呢？他們說這都是誰的錯？

我保留了許多指令——最高機密指令。我會把它們都給你，你需要寫一本誠實的書。那裏面有如何處理受汙染的雞肉的指令。如果需要傳遞任何帶有放射性物質的材料，你應該穿戴防護裝備：橡膠手套、橡膠長袍、靴子等。如果輻射量達到了XX居裏，你就需要把肉或香腸放進鹽水裏煮沸後再食用，然後把煮過東西的鹽水倒進廁所。如果輻射量超過了上一數字，你應該把肉放進骨頭粉裏，用作牲畜飼料。這就是他們處理肉的計劃。來自受輻射汙染地區的肉價格非常便宜——它們全都被銷往未受汙染地區。那些運送這些牲畜和肉的司機告訴我，車裏的牛十分奇怪，它們掉毛掉得特別厲害，而且它們總是很餓，什麽都吃——垃圾、報紙。餵養它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會把這些牛賣給集體農莊，不過，如果司機想要，他們也可以從中挑一兩頭牛，運到自己的農場。這是犯罪！犯罪！

我們在路上遇到了一輛小卡車。它開得非常慢，就好像它後面放了一副棺材，正準備開往墓地一樣。我們攔住了那輛車，我想開車的司機應該是喝醉了，坐在駕駛員位置上的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你沒事吧？”我問道。“沒事，我剛剛運完受汙染的泥土。”在那麽熱的天氣裏，而且還有那麽多的塵土？“你瘋了嗎？你還那麽年輕，你還要結婚、生孩子！”“哪裏能找得到開一趟車就能掙50盧布的活？”在當時，50盧布能夠買一套新西裝。人們談論得更多的往往是金錢，而不是福射。為了這多出來的一點點報酬，或者，相對於一條生命而言，這些錢實在是少得可憐。

那一刻，我感到哭笑不得。

伊莉娜•基瑟勒娃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一個殘缺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女兒對我說：“媽媽，如果我生的是一個殘缺的孩子，我依然會像愛正常孩子一樣愛他。”你能想像得到嗎？她現在才讀十年級，但是她竟然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她的朋友和她一樣，她們都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我們的一個熟人最近剛生了一個兒子，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是一對年輕的夫婦，丈夫英俊，妻子漂亮，然而他們的兒子卻長了一張一直咧到耳根的大嘴巴，而且還沒有耳朵。我並沒有像以往那樣去探訪他們，可是我的女兒並不介意，她能夠始終很坦然地直視他們的目光。她想去那兒，也許她只是想去看一看，或者她想嘗試著去愛他。

我們原本可以離開這兒，但是我和丈夫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後，還是決定留下來。我們不敢離開這裏。在這裏，我們都是切爾諾貝利人，都是核輻射的受害者。我們並不害怕對方，假如有人給你一個從他們花園裏摘下來的蘋果或黃瓜，你會很自然地接過來，然後吃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藏進自己的口袋裏或包裏，然後再把它扔掉。我們共享著相同的記憶。我們擁有同樣的命運。換作是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外來者，我們都是受到歧視的傳染病人。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了諸如“切爾諾貝利人”、“切爾諾貝利孩子”、“切爾諾貝利難民”之類的稱謂。但是，你們根本就不了解我們。你們害怕我們。如果可以，你們很有可能不會允許我們離開這裏，你們會在我們生活的地區周圍拉出一條警戒線，只有這樣才能讓你們緊張的心稍稍恢復平靜。（她停了下來。）不要跟我說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這樣。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在最初的幾天裏……我曾經帶著女兒逃到了明斯克，去找我的妹妹。然而，我的親妹妹卻不讓我們走進她們家，她家裏有一個正在吃奶的嬰兒。你能想像得到嗎？那一次，我們最後只得在火車站過夜。

我有過一些瘋狂的想法。我們應該去哪裏？也許，我們應該自系，從而讓自己少受折磨？這樣的想法只在最初幾天出現過。每個人都開始想象可怕的疾病即將出現一那些不可思議的疾病。我是一名醫生。我只能猜測其他人在想些什麽。現在，我望著自己的孩子：無論他們去哪兒，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我的女兒曾經參加過一個少年先鋒隊夏令營，營隊裏的其他孩子都不敢碰她。“她是一名切爾諾貝利人。她會放射出一種黑色的光。”晚上，他們讓她站在營地的院子裏，從而可以讓他們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會發光。

人們會談論戰爭，談論那些在戰爭中長大的一代人，並且拿我們和他們做比較。可是，那些人是高興而幸福的！他們贏得了戰爭！戰爭給了他們一種非常強大的生命力量，正如我們現在所講的，戰爭賦予了他們一種極其強大的生存動力和活下去的信念。他們什麽都不怕，他們只想活下去、學習，然後生孩子。可我們呢？我們什麽都怕。我們害怕我們的孩子，並且為我們的孫子孫女擔心。人們笑得少了，節假日裏的歌聲也少了。樹林取代了之前的田地，這裏的風景也變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民族性格也發生了改變。所有人都變得很沮喪、很消沈。在這裏，你會有一種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感覺。切爾諾貝利是一個比喻、一個像征。它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我們的思想。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你不寫我們的故事也許會更好。這樣，人們就不會那麽害怕我們。沒有人會在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中談論癌症。同樣，如果有人被判了無期徒刑，也沒有人會在他的家人面前提到監獄。

《死亡的陰影》
你需要的是關於那段日子的事實和細節，還是我的故事？舉例來說，我本身並不是攝影師，我是在去了那裏之後才開始拍照片，因為當時我手上碰巧有一臺照相機。當時，我認為這樣做只是為了自己，可是現在，攝影已經成了我的職業。我無法擺脫我在那兒所感受到的那種新感覺。你認為我說的這些有意義嗎？（就在說話的同時，他開始擺照片，很快，桌子上、椅子上以及窗臺上就放滿了各種照片：和馬車輪子一樣大的巨大的太陽花、一個建在一座空村莊裏的麻雀窩、一座孤零零的鄉村墓地，墓地旁還豎立著一塊標誌牌：“高輻射，請勿進入。”一座被廢棄的房子，一輛嬰兒車就停在這棟房子的院子裏；房子的窗戶都已經被木條封死，嬰兒車裏有一隻烏鴉，看上去它就像是在捍衛自己的家園。一塊已經荒廢的田地中央停著一輛老舊的起重機。）

人們問我：“你為什麽不拍一些彩色照片？彩色的！”可是，切爾諾貝利事件本身就意味著黑暗，黑暗的事件。那裏沒有其他色彩。我的故事是什麽？它只是關於這些（他指了指那些照片）的一些評論。不過沒關係，我會努力。不過，所有的一切都在這裏。（他又指了指那些照片。）

當時，我正在一家工廠上班，並且已經通過書信的方式完成了大學歷史專業課程的學習，獲得了學位。在工廠裏，我是一名二級水管工。他們挑選了一些人，組建了一個工作隊，然後飛快地就把我們派往那裏，當時的情形就像我們要上前線打仗一樣。

“我們要去哪裏？”

在那裏，伏特加比黃金更珍貴。你根本就買不到。在我們周圍的村子裏，所有的東西都被喝光了：伏特加、月光、清洗劑、指甲油、氣霧劑。你可以想像得到嗎，我們手裏舉著裝滿月光的空瓶子，或是一瓶科隆香水，圍繞著這些話題展開綿綿不休的談話。我們當中有老師、工程師，後來，我們簡直就像置身於一支國際化的部隊之中：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哈薩克人、烏克蘭人。我們甚至還進行過哲學辯論——辯題是：唯物主義是如何囚禁了我們的思想，並且限制我們與這個世界的其他物體接觸，可是切爾諾貝利事件的發生恰好成為了我們走向無限的契機。我記得，我們還探討了俄羅斯文明的命運—那是一種難逃悲劇結局的命運。如果你沒有見識過死亡的陰影，你就根本無法理解這一切。而且，只有以俄羅斯文明作為理解的基礎，你才會開始對這場災難本身的意義有所了解。只有俄羅斯文明做好了迎接它的準備。我們曾經害怕炸彈，害怕蘑菇雲，但是最後的結果卻讓所有人為之一震。我們都知道一根火柴或一根保險絲都能讓一棟房子燒為灰燼，可是切爾諾貝利和這個不一樣，它和所有我們能夠理解的事情都不一樣。我們聽到的坊間傳言稱，引發切爾諾貝利爆炸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火苗，那甚至根本就不是火苗，而是一道光、一道閃電。那道光不是藍色的，但是又和天空的顏色很相似。而且當時也沒有煙。那些科學家都是神靈，現在，他們都已經成了墮落的天使，有的甚至變成了惡魔。他們並不了解自然的秘密，過去不懂，現在也不懂。我是一名俄羅斯人，來自於布萊恩斯琴。過去，我們那兒有一個老頭，他就坐在自家的門廊上，他身後的房子己經傾斜，眼看就要倒塌，可他卻在那裏淡定自若地談論世界的命運。每個小工廠都有自己的亞里士多德。同樣，每家工廠也都有自己的啤酒臺。我們就坐在核反應堆下。你可以想像那裏蘊含了多少哲學原理。

報社的記者來到這裏，給我們拍照。來之前，他們設計了一些場景：他們想拍一張關於一棟已經廢棄的房間窗戶的照片。拍照前，他們還在窗戶前放了一把小提琴。後來，他們將這張照片命名為“切爾諾貝利交響曲”。可是，在那裏，你根本就不需要特意去製造什麼。在那裏，無論你看到什麼，你都想記下來：學校的運動場被拖拉機碾得凹凸不平；陽臺上衣服因為掛得時間太長——超過了一年——已經變成了黑色；被廢棄的軍人公墓；長得和士兵雕像一樣高的野草，以及原子武器雕像上的那個鳥窩。一棟房子的大門已經被砸爛了，房子裏的東西早已被洗劫一空，但是窗簾仍然整齊地被束在窗戶兩側。人們早就離開了，可是他們的照片還掛在房子裏，就像他們的靈魂。

在那裏，你會有一種感覺，一切都很重要、都很偉大。我只想把一切都詳細地記在腦海裏：我見到這一切時的日期和時間，天空的顏色，還有我的感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人類已經永久性地拋棄了這塊土地。而我們就是第一批體會到這種“永久性”的人。你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老農民的臉——他們看上去就像一幅幅肖像畫。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不能理解這一切的人。他們永遠不會離開自己的家園和土地。他們出現在這個地球上，和其他人墜入愛河，然後用他們的汗水烘焙出香噴噴的麵包，他們一直都在努力地生活，並且讓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能夠延續下去。他們在等自己的孫子孫女回來。等他們回來後，他們會讓自己的後代再繼續同樣的生活。他們通過將自己融入這片土地的方式來，和這片土地道別，他們最終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一間白俄羅斯的農家小茅屋！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裏的人而言，家就是一部生活的機器。然而，對這裏的人而言，家就是整個世界乃至宇宙。所以，當你駕車在這些空蕩蕩的村莊裏行駛的時候，你會無比迫切地渴望能夠遇到一個人。教堂裏的東西已經被劫匪洗劫一空——你走進去，蠟燭的氣味撲面而來。這會讓你覺得自己仿佛正在祈禱。

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記下來，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開始拍照。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們剛剛安葬了一位曾經和我們一起去那兒的朋友。他死於血癌。我們被喚醒了，然後，我們按照斯拉夫人的傳統。我們一起喝酒。談話由此開始，直到午夜才結束。一開始，我們的話題是他——逝去的人。然而，在那之後呢？我們再一次回到了關於國家命運和宇宙結構的探討上。俄羅斯軍隊會不會離開車臣？會不會爆發第二次高加索戰爭？或者，這場戰爭已經開始了？日里諾夫斯基能夠成功競選為總統嗎？葉利欽會再度當選嗎？我們談論英國皇室和戴安娜王妃，俄羅斯的君主政體以及切爾諾貝利和其他一些理論。有些人說外星人早就知道災難會發生，並且將會幫助我們走出困境；另一些人說，這是一次實驗，不久之後，許多擁有超常天賦的孩子就會誕生。或者，白俄羅斯人將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就像當年的契丹人。我們是形而上學者。我們並不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而是生活在我們的夢裏，我們活在自己的談話中。因為，為了理解生活，你需要為這普通的生活添加一些東西進去，即便是當你接近死亡的時候也是如此。

維克托•拉圖

攝影師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

關於自由，以及一個有關一次平凡死亡的夢

農民們的生活依舊平靜：他們種植農作物，農作物生長，然後，他們把成熟的作物收割回來，而剩下的一切在沒有他們照看的情況下也進展良好。他們和沙皇沒有任何關系，也不關心政府——宇宙飛船、核電站，還有在首都召開的會議，這一切都和他們無關。他們不相信自己生活的世界已經發生改變，己經變成了一個不同於以前的切爾諾貝利世界。他們哪兒也不去。人們死於極度震驚。他們隨身帶著種子，卻不說話；他們還帶了綠色的西紅柿，而且還把它們都仔細地包了起來。玻璃罐頭在火上烤會爆炸，當它炸開後，他們會重新拿一個放在爐子上。在你看來，毀滅、埋葬、把所有東西都變成垃圾，這一切是什麽意思？讓我告訴你，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讓他們繼續工作，也終結了他們那種生活所具備的古老含義。我們是他們的敵人。

我想去核反應堆。“別擔心，”其他人對我說，“在你復員前的一個月，他們會把你們全都派到反應堆的屋頂上去幹活。”我們在那裏待了六個月。按照工作時間表，前五個月，我們協助疏散村民，第六個月，我們被派到了核反應堆。對於核反應堆屋頂上的工作，我們拿它開過玩笑，也曾經進行過嚴肅的談話。在那之後，我們也許還能再活五年、七年。或者，我們還能再活十年。不過，不知為何，人們提的最多的就是“五年”。這個數字是人們從哪兒聽來的？他們平靜地對我們說，話語中絲毫沒有半點恐慌：“誌願者們，向前沖！”我所在的整個中隊——我們向前走去。我們的指揮官有一個監控器，只要打開它，他就能看到屋頂上的情況：石墨碎片、熔化了的瀝青。“看到了嗎，小夥子們，看到那上面的碎片了嗎？你們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清掃幹凈。還有這裏，在這個區域裏，這裏就是你們傾倒垃圾的洞。”按照指令，我們每次在上面停留的時間必須控製在40秒至50秒以內。可是，這根本就不可能。每傾倒一次垃圾，你都至少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你需要跑上去，然後回來，你必須要跑上去，然後把那些東西倒掉 個人將垃圾裝進手推車，其他人則把手推車推到洞口，然後傾倒垃圾。倒完後，你必須立刻跑回來，不能往下看——他們禁止我們這樣做。可是，所有在那兒工作的人都會往下看。

報紙上寫道：“核反應堆周圍的空氣是幹凈的。”我們看完後哈哈大笑，然後就開始咒罵那些記者。空氣是幹凈的，可是我們在那裏吸入了高劑量的輻射物。他們給了我們一些放射量測定器。其中一個的最高測量標準為5倫琴，結果，我們剛一拿到，它的指針就立刻打到了讀數最上限的位置。另一個的測量標準稍高一點，可以測量200倫琴內的輻射量，但是那個也失靈了。五年——他們都這樣說——而且你還不能生孩子。如果五年後你沒有死……（他哈哈大笑起來。）在那裏，你能聽到各種各樣的笑話。但是，無論是說笑話的人，還是聽者，大家都很平靜，你從他們的神情和語氣中絲毫感受不到半點恐慌。五年……我已經活了十年。你看！(他又笑了。）他們給我們頒發了勛章。我得到了兩枚。還有很多圖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紅旗。

有個人失蹤了。我們想他大概是逃跑了，然而兩天後，我們在樹叢裏找到了他一一他上吊自殺了。你懂的，那裏的每個人都曾動過這樣的念頭……不過後來，我們的教官說，這個人在臨死前收到了一封信，他的妻子欺騙了他。天知道？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復員了。可是，我們是在樹叢裏找到他的。

我們有一個廚師，他害怕得要命，以至於他甚至不敢住在帳篷裏。他住在倉庫，他在裝滿黃油的板條箱和肉罐頭下挖了一個洞。他的床墊和枕頭都是自己帶來的，他就住在地下那個小洞裏。後來，我們接到了一個命令：組建一支新的隊伍，每個人都要上屋頂。可是，這裏的所有人都己經去過那裏，然而，他們需要人手！於是，他們就把他叫了出來。他只上過一次屋頂。現在，他也成了二等殘廢。他經常給我打電話，我們還保持著聯系，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對方，也不會忘卻那段時光。只要我們還活著就不會忘記這一切。你應該抱這些都寫下來。

報紙上的話都是謊言。我從沒在那上面讀到過關於我們為自己縫製防護裝備、鉛質襯衫和內衣褲的內容。我們有橡膠手套，裏面鑲了一些鉛。但是，我們的確為自己縫製了鉛質的內衣內褲。對此，我很肯定。在一個村子裏，他們給我們指出了當地妓院的位置。我們是男人，而此刻，我們已經離開家整整六個月了，我們已經過了六個月沒有女人的生活，而這全都是因為發生了緊急事件。我們所有人都去了。當地的女孩在那裏走來走去，但是她們的臉上都掛著淚水，她們一邊哭一邊說自己很快就要死了。我們有鉛質的內衣內褲，我們把它們穿在褲子外面。把這些都寫下來。我們還拿這個開玩笑。其中一個是這樣的：一個美國機器人在屋頂上待了五分鐘後就停止了工作。日本機器人在屋頂上工作五分鐘後一也不動了。然而，俄羅斯機器人卻在那上面足足工作了兩個小時！這時，大喇叭裏傳出了一道命令：“二等兵伊萬諾夫！兩個小時後，你可以下來抽根煙，休息一下。”哈哈哈！（他發出一陣大笑。）

在我們上屋頂工作之前，指揮官向我們下達了一些指令，我們全體人站在那兒，有一些人聽後表示抗議：“我們已經去過了，我們本應該早就回家的。”至於我，我的專業是燃料，所以他們也把我派到了屋頂上.。可是，我什麽也沒說。我想去那兒工作。我沒有提出抗議。指揮官說：“只有誌願者才上房頂工作，其余的人可以退後，軍事檢察官將會和你們進行一次談話。”那些人站在那兒，商量了一會兒，然後就答應了。如果你曾經發過誓，你就應該做你必須做的事情。我想，在場的所有人都相信，他們完全可以因為我們不服從命令而把我們關進監獄。他們己經放出風聲，說這樣的罪行將會被判兩年到三年的徒刑。與此同時，如果一名士兵接受的輻射劑量超過25倫琴，他的上司就會因為毒害下屬也被關進監獄。所以，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的輻射劑量超標，所有人受到的輻射感染都少於25倫琴。你懂了嗎？不過，這些人都是一些聽話的孩子。有兩個人生病了，其中一個說：“我去。”而事實上，他那天明明已經上去過了。其他人因此而對他充滿了敬意，於是，他受到了獎勵：500盧布的獎金。另一個人則在上面挖坑，轉眼間已經到了他該下來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向他招手道：“下來吧。”可是，他的兩條腿就像被釘住了一樣，雙手則奮力挖土。他要在那裏挖出一個洞，從而讓我們能夠把垃圾倒下去。他一直在屋頂上工作，直到那個洞挖好。他也獲得了獎勵——1000盧布。在當時，這筆錢足夠買兩輛摩托車。現在，他成了一等殘廢。假如不是出於某種擔心，你會這麽快就付那麽一大筆錢嗎？

復員。我們都上了車。當我們所乘的汽車在隔離區內行駛的時候，一路上，車頂的警報器都長鳴不止。我回顧那些日子，我發覺，那個時候，某些事情——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實就近在咫尺。我不知道該用什麽樣的語言把它描述出來。那些諸如“史詩般的”、“稀奇古怪的”之類的詞語根本詞不達意。我有這種感覺……什麽感覺？從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體會到那種感覺，即使是在墜入愛河時也不曾有過。

亞歷山大•庫德里亞金

清理人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昂貴的薩拉米香腸

在事情發生後的最初幾天裏，人們的感受可謂是五味雜陳，相當複雜。我記得其中的兩種：恐懼和侮辱。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而人們卻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政府保持緘默，醫生也沈默不語。各地區等待來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則等待莫斯科的命令。這是一條很長很長的鎖鏈，鎖鏈的一端連接著少數幾個決策者。後來的事實表明我們毫無防備可言。這就是那幾天裏人們最大的感受。我們的命運就掌握在少數幾個人的手裏，幾個人決定成百上千萬人民的命運。

與此同時，還有為數不多的個人也完全可以將我們所有人都置於死地。他們不是瘋子，也不是罪犯。他們只是一間核電站的普通員工。當我弄明白這一點之後，我異常震驚。切爾諾貝利把人們的心撕開了一條深不見底的傷痕，其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了科累馬事件，超越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及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一個擁有斧子和弓箭的人可以殺人，一個站在手榴彈拋射器後面的人也可以殺人，一個能夠操控毒氣室的人也可以成為殺人犯，但是他們無法殺死所有的人。然而，一旦他擁有了原子，一個小得肉眼見不到的原子……

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會將問題上升到哲學的層面。我最好還是把我記得的事情告訴你。在最初的幾天裏，人們陷入了恐慌之中：有些人跑進藥房，買光了那裏所有的碘片，還有一些人則不再去市場，也不再買牛奶和肉，尤其是羊肉。我們家不想讓日子過得太節約，於是我們買最貴的薩拉米香腸，期望看在價格的分上，他們能用好肉來做這些香腸。沒過多久，我們就發現，恰恰是在製作這些昂貴的薩拉米香腸的過程中，他們混入了不少己經遭到汙染的肉，因為他們認為，既然它的價錢那麽貴，購買它的人自然也就更少。事實表明，我們根本就防不勝防。不過，你一定已經知道這些了。我要告訴你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要讓你知道我們這代蘇聯人到底是什麽樣的人。

我的朋友們——他們都是醫生和老師，屬於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自己圈子，我們會在我家碰面，喝咖啡。其中有兩個是老朋友，他們中有一個是醫生，他們倆的孩子都很小。

“我明天就要離開了，去和我父母一起生活。”我的那位醫生朋友說道，“我會把孩子一起帶去。如果他們生病，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可是，報紙上說再過幾天，局勢就會穩定下來，”另一個朋友說道，“我們的軍隊在這裏，還有直升機、裝甲車。他們在廣播裏也是這麽說的。”

醫生朋友說：“你也應該帶著孩子離開這裏。離開這兒！把他們藏起來。這不是戰爭。我們甚至根本無法想像會發生什麽事情。”

突然之間，他們對對方說話的語氣就變得不客氣起來，後來，他們之間的這次談話最終在相互反斥和指責中結束了。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你說會發生什麽事情？我們能夠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嗎？”

“你背叛了你自己的孩子！你作為父母的天性到哪裏去了？狂熱分子！”

那天，在場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我的那位醫生朋友在製造恐慌。我們應該安靜地等待，直到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麽做，直到他們宣布最後的決定。然而，她是一名醫生，她知道得比我們多：“你甚至不能保護你們自己的孩子！沒有人會對他們造成威脅？可是不管怎樣，你們必須承認你們也很害怕。”在那一刻，我們真的很討厭她，她毀了這個原本應該很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她就離開了，而剩下的人則給自己的孩子穿上漂亮衣服，然後帶他們去看五一大遊行。我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自己。沒有人強迫或要求我們必須去，但是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當然得去！在這個時候，在這一天一一所有人都應該聚在一起。我們跟著人群，沿著街道一路跑下去。

柳德米拉•德米特裏耶芙娜•波倫卡婭

切爾諾貝利地區的被疏散者，鄉村教師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5—我接到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外派任務，是去克拉斯諾波爾斯克地區，之前我己經說過，那個地區受汙染程度最嚴重。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從土地進入河流，依照指示，我們需要將每項工作都重復一遍。你必須在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然後留出一個缺口，然後再在另一塊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同時還要確保每道溝之間的間距相等。你還需要駕車走遍所有的小河，檢査河水。於是，我搭乘大巴到達了該地區的中央地帶，到了那兒以後，我發現我需要一輛小汽車。於是，我去找了地區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兩隻手撐著自己的腦袋：沒有人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收割工作照常進行，一切就像幾個月前他們播種豌豆時一樣，盡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輻射物質最多，但是他們仍然打算把地裏已經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類植物一同收上來，在那裏，有些地方的輻射量己經達到或超過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應酬我。幼兒園裏的廚師和幼教都已經跑了。孩子們正在餓肚子。每當出現急症病人的時候，你都需要把他們送上救護車，然後拉到鄰近地區的醫院，而這意味著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猶如搓衣板的馬路上整整顛簸60公里——因為當地的醫生全都跑了。汽車？雙倍數量的犁溝？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搭理我。

遭到拒絕的我只得去向軍方尋求幫助。那是一群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個月。現在，他們全都病了。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輸車和一隊士兵——不，等一等，事實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輛車頂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探險車。很可惜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穿上部隊裏發給我的武器裝備和這輛車合影。一切就像我說的那樣浪漫，富有詩意。這輛車的指揮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斷地通過無線電與總部通話：

“雄鷹！雄鷹！我們正在繼續前進。”我們沿著道路一直向前開，道路兩旁就是茂密的樹林——這是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公路，但是我們卻坐在一輛裝甲車裏。女人們站在自家的籬笆旁哭泣一一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已經打響。

根據我們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溝上作業的拖拉機應該有一個完全密封且帶有保護裝置的駕駛員車廂。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機，駕駛員車廂的確被密封了起來，但是那輛拖拉機就停在犁溝上，而司機則躺在旁邊的草地上休息。“你瘋了嗎？你難道沒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嗎？”“可是，我已經把汗衫罩在頭上了。”他回答說。人們並不明白這一切。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戰爭的危險性，並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從來沒有人和他們提到過切爾諾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當美麗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樹林現在還在那裏，那些古老的樹林。還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顏色幾乎與茶無異，但清澈如天空。碧綠的草地。人們在樹林裏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麽自然，就像早晨起來，走進自家的花園一樣。而你也站在那裏，心裏很清楚這裏的一切都已經受到了輻射的汙染。

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訴我，我現在能喝從我的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嗎？”

我們低頭不語，我們有命4—收集數據，但是不能與他人發生接觸。

最後，還是那名司機開口了。

“老媽媽，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哦，我已經80多歲了。也許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經在戰爭中被燒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為這些村民感到難過——他們都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他們卻在受苦受難。創造切爾諾貝利的人不是農民，他們的一切都和自然聯系在一起，他們彼此間相互信任，從不剝削和掠奪對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眼前的這一切，他們想相信科學家或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他們相信牧師一樣。但是，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東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幾年之後，我突然明白了，我們全都參與了這次犯罪，我們都是同謀。（她陷入了沈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被送進了隔離區，更不知道又有多少東西被人從裏面運了出來，盡管後者是違法的——咖啡、罐裝牛肉、火腿、橘子。從裏面出來的東西都被裝在板條箱裏，然後被送上封閉箱式貨車。因為這些東西是這裏特有的。當地的供貨商、監察員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都靠此為生。人們變得比我想像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樣，也很不堪。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停了下來。）當然，我會承認這一點，而對我而言，這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不過，我要再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集體農莊裏，就當這個農莊裏有五個村子吧。這裏面有三個是“乾凈的”，兩個是“髒的”。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大約兩三公里。在這個農莊裏，有兩個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費，其他三個則沒有。現在，“乾凈的”村子正在建一個牲畜聯合養殖中心，這裏的村民需要一些乾凈的飼料。他們從哪裏去弄這些東西呢？風會卷起塵土，從一塊地吹向旁邊的另一塊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實都一樣。不過，為了建養殖中心，村民們需要找一些部門簽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門會委任一些人去做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簽署那些文件。這是犯罪。不過，我最後還是和所有人一樣，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我想：尋找乾凈飼料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監察員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一種說法。我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基本上來說，我發現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卓婭•丹尼羅芙娜•布魯克

環境監察員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4—突然有一天，城里出現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她在市場里走來走去，同時大聲說道：“我見過輻射。輻射是藍色的，它能覆蓋所有的東西。”聽了她的話，人們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鄉村奶酪。一位老婦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邊，市場里己經沒有人買牛奶。“別擔心，”她說，“我從不讓我的牛跑到田里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來的。”如果你駕車離開城市，來到郊區或農村，你就會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頭全身裹滿玻璃紙的牛，而站在它旁邊的則是一位全身包滿玻璃紙的農村老婦人。眼前的情景簡直讓你哭笑不得。

這時，他們開始將我們外派，監督下層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廠。這家工廠收到的原材料絲毫沒有減少——生產計劃並沒有調整，所以他們依然照原計劃工作。我走進倉庫，剛一打開我帶的儀器，它的指針就開始劇烈地搖擺。那些木板還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掃帚附近，它的指針立刻就從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後就不動了。“這些掃帚是從哪里來的？”“克拉斯諾波爾。”後來的事實證明，克拉斯諾波爾是整個莫吉廖夫地區受輻射汙染程度最嚴重的地方。“我們還有一船貨物沒有發。其的都已經發貨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們已經發往各城鎮的貨物再找回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一我怕我會忘記……哦，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突然之間，你就有了這種全新的感覺，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生活。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人需要這種生活。但是，現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麽？你用什麽來填飽孩子的肚子？什麽東西是危險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應不應該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該留下來嗎？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都己經習慣了生活——可是，你該如何生活？和整個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過那種集體化的生活——就像工廠和集體農莊里的人一樣。我們是蘇聯人，我們已經被集體化了。譬如說，我就是一個蘇聯人，非常地道、非常蘇聯化的一個人。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每年夏天，我都會參加學生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整整一個夏天的時間，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然後把掙的錢轉寄給拉丁美洲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所在小組的工作報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給了位於烏拉圭的聯盟組織。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變了。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們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明白這一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無法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

我是一名生物學家。我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是蜜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生活了兩個月。那里還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島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將我帶到了它們家里。通常情況下，蜜蜂不會允許任何人靠近距離其巢穴三米以內的地方，但是，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開始允許我接近它們。我把果醬塗在火柴上，伸進蜂巢里餵給它們吃。我們的老師過去常說：“不要摧毀蟻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棲息地。”蜂巢和整個樹林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漸漸地，我也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會跑過來，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隻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經認為我就是這里的一部分。我曾經在那兒度過了我的昨天，明天，我還會回到那里。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曾經舉行過一場幼兒繪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隻鶴從一片田野里走過，最後走進了泥土里。“沒有人提到過鶴。”我也深有同感。不過，我卻不得不工作。我們走遍了地區內的每個地方，收集各種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把它們帶回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對此怨聲載道：“我們現在帶著的可是一個真正的燙手山芋，而且還‘燙’得厲害。”我們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服裝。你坐在汽車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後就放著那些“熾熱的”樣品。

他們擬訂了許多掩埋含輻射的土地的草案。我們用泥土來掩埋泥土——這真是一項奇特的人類活動。根據指示，無論掩埋的物體是什麽，我們都應該在掩埋前進行地質勘測，從而確保掩埋點周圍四至六平方米內不會出現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與此同時，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須鋪上玻璃紙薄膜。我們接到的指示里就是這樣要求的。然而，在現實操作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執行任務時，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地質調查。他們會伸出手，指向一個地方，然後說：

“就在這裏挖。” 隨後，那些挖掘者就開始工作。“你們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當我挖到有水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挖了。”他們往往都是直接衝著地下水挖下去。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後，我是怎麽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們的人民和我自己的。（下續）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 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從一開始——我們聽說其他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哪里，我只知道那是一個距離我們莫吉廖夫很遠的地方。後來，我弟弟從學校跑回了家，他說學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藥丸。很顯然，的確有事發生了。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度過了一個快樂的五一節。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家，家里的窗戶都被風吹開了。這是我後來才想起來的。

我在環境防護監察中心工作。我們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但是一直沒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監察中心的員工當中，專業人員寥寥可數，尤其是在管理層當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錯，他們就會把你派到我們這兒來。來這兒以後，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紙。直到我們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阿達莫維奇在莫斯科發表講話，使人們心中的警鐘開始大響之後，他們這才開始有了動靜。他們簡直恨透了他！這不是真的。他們的孩子還住在那里，還有他們的孫子，但是，向世界發出求救信號的不是他們，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們！你也許會認為，這時候，某種自我保護機制總應該開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內部會議上，甚至包括其間的吸煙休息時間里，你聽到的都是關於“那些作家”的討論。“他們為什麽要執著於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他們完全可以放下這一切！我們會接到指令！我們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麽？他又不是物理學家！我們有中央委員會，我們有總書記！”那時候，我想我大概對1937年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種什麽感覺。

當時，我對核電站還抱著一種田園詩歌般的理想觀點。從中學到大學，我們一再地被告知核電站簡直就是一種魔法工廠，它可以“無中生有”，從“無”中製造出巨大的能量，而這一切只須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們坐在操作臺前，輕輕按一下按鈕就能實現。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沒有作好迎接這一事實的準備，而且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我們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著諸“絕密”、“關於事故的報告：機密”、“科學觀察的結果：機密”、“參與事故清理的人員輻射情況報告：機密”之類的文件。外面的傳言越來越多：有人在某份報紙上看到，有人聽說，還有人說……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說法，而這些人也是當時唯一討論該吃什麽藥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反應往往都是：我們的敵人正在歡慶，但是我們會讓一切都好起來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將會出現在勝利大遊行的隊伍中，和他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些曾經參與核電站救火的消防員。正如後來的事實所顯示的那樣，當時的我們就生活在各種謠言和傳言之中。“我想，接過你手里的石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想……”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關於回憶

我不想談論這個，我將來也不會談論它。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無法感到高興和幸福。

他從那里回來了。他在那里待了幾年的時間，一切就像做了一場噩夢。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他給我講了很多故事。在一個村莊的中央，有一個紅色的水坑。鵝和鴨子都繞著它走。士兵們——他們都是一些沒長大的大男孩——就躺在草地上，脫了上衣和鞋子，曬太陽，想把自己的皮膚曬成褐色。“起來！快起來！你們這些白癡，不然，你們全都會死！”他們回答說：“啊哈，別擔心。”

死亡己經遍佈我們周圍，但是這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視。

疏散、撤離：一位老太太抱著一座小雕塑跪在自己的老房子前。她說：“孩子們，小夥子們，我不會走。我不會離開這里。你們可以拿走他們發給我的這點錢。他們給我錢是為了賠償我的房子，還有我的奶牛。可是，又有誰能夠賠償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一片漆黑。戰爭年代，他們殺死了我的兩個兒子，現在，他們就躺在這里的一座小墳墓里。你們把這也稱作戰爭？這是戰爭嗎？天空中飄著白色的雲朵，蘋果樹上的花兒開得正歡。沒有人攻擊我們。沒有人開槍。這里只有我們。這是戰爭嗎？”沒有人能回答她的問題：上校就站在那里，他正在指揮村民轉移。沒有人知道這是戰爭，沒有人知道這一事件被稱為“切爾諾貝利核泄漏”。

我從沒親口問過他什麽。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有任何蛛絲馬跡的變化，我都能察覺到。我們對彼此的了解已經達到了一種更加深入的程度。我們能夠讀懂對方的想法，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對方內心的那種孤獨感。那種孤獨感……

他早就知道自己會死，或者說，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向自己保證：他要在愛和善良中走完這一生。我做兩份工作，卻只有一份報酬，而他的撫恤金總是不夠用。他說：“我們把車賣了吧。盡管不是新車，但是我們依然會有所收獲。至少，這樣一來，你在家的時間會更長，這樣我就能經常看到你了。”他邀請朋友來家里做客。他的父母也來了，並且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他理解了一些之前他並不理解的關於生命的事情。他找到了一種不同的語言。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我問他：“你想過我們嗎？你對那個地方有什麽想法嗎？”

“我見到了一個男孩——爆炸發生兩個月後，他出生了。他們給他起名叫安東，但是那里的人都叫他‘原子小雞’。”

“你認為……’’

“你為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感到難過。你甚至會覺得就連那里的蒼蠅和豬都很可憐。每個人都應該活下去。蒼蠅應該能夠在空中飛，還有黃蜂也是，蟑螂應該在地上爬。在那里，你甚至連一隻蟑螂都不想傷害。”

“你……’’

“孩子們用圖畫來表現自己心中的切爾諾貝利。在那些圖畫中，樹全都倒著長。河水不是紅色就是黃色的。他們會把這一切都畫下來，然後就開始哭。”

我想了解……什麽？我不了解我自己。（她笑了。）他的一個朋友向我求婚。很久以前，他就愛上了我，當時我們還在上學。後來，他和我的一個朋友結婚了，再後來，他們離婚了。他向我提出了結婚的請求：“你會過上女王一樣的生活。”他經營著一家商店，在城里有一套大公寓，他還有一棟別墅。我想來想去，反復地思考。結果，有一天，已經喝醉了的他走了進來：“你永遠都忘不了你的英雄，對嗎？他去了切爾諾貝利，而我卻拒絕執行這項任務。我活了下來，但是他成為了一個值得紀念的人。”

哈哈哈！我把他趕了出去！我把他趕了出去！有時候，我常常會萌生出一些奇怪的念頭；有時候，我覺得是切爾諾貝利救了我，它迫使我思考。我的靈魂因此而得到了升華。

他對我說了一些關於那里的事情。他說了，而我也記住了。

灰塵聚集成一團團像雲一樣的東西，飄浮在空中；拖拉機在田里工作；女人們手里握著乾草叉；放射量測定器在滴答作響。在那帶刺的鐵絲網後的一切，隔離區：沒有人在那里生活，可是那里的時間卻從沒停止過，依然一分一秒地向前推移。白天顯得無比漫長，一切就像又回到了你小時候。

娛樂工作者趕到那里，進行慰問表演。詩人朗誦他們的詩歌。阿拉•普加喬娃在田里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演唱會。“小夥子們，如果你們睡不著，我願意為你唱整整一夜的歌。”她把他們稱為英雄。

所有人都把他們稱為英雄。（她哭了。）假如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假如沒有人們用來贊美他們的那些古老的詞語，假如沒有他們賜予他的勛章，我想，沒有人能夠承受如此殘忍而沈重的苦難。對於我們而言，家和那里根本沒有區別。他把這一切都給了我們的兒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再也不會感到高興和幸福。

尼娜•普羅霍羅芙娜•科瓦列娃

（續上）一到家，我就看到我們家的門口有一塊濕抹布——看來，我妻子明白了一切。我走進房里，脫掉了身上的夾克，然後是襯衣、褲子，我脫光了所有的衣服，只剩下內褲。就在這時，憤怒突然占據了我的大腦。讓什麽保密、恐懼都見鬼去吧！我拿起城市電話簿以及我女兒和妻子的電話簿，開始挨個給那上面的人打電話。我說：“我在核物理研究所工作。明斯克的上空正飄浮著一層放射性雲層。”接著，我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清洗頭髮，關上窗戶，把曬在陽臺上的衣服收下來，重新洗一遍，喝碘水以及飲用碘水的正確方法。人們的反應是：“謝謝你。”他們沒有對我的話提出質疑，也沒有感到害怕。我想他們大概並不相信我的話，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明白發生的這一事件的重姜性。沒有一個人在聽完我的話後感到驚恐。他們的反應讓我感到驚訝。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打來了電話。他是一名核物理學家。人們竟然都表現得如此漫不經心。他在電話里說，他希望能去岳母娘家過五一節，而他們住的地方就在戈梅利附近。戈梅利與切爾諾貝利近在咫尺。他甚至還打算帶他的孩子過去。“好主意！”我在電話里沖著他喊道，“你已經瘋了！”這是一件關於專業的事情。但是當時，我在電話里衝著他大喊大叫，而他現在可能已經忘記是我救了他的孩子。（說到這兒，他稍稍停頓了一下。）

我們——我指的是我們所有人——我們沒有忘記切爾諾貝利事件。我們永遠都無法理解它。野蠻人又怎麽能夠明白閃電的含義呢？

阿爾勒•阿達莫維奇在他的書中提到，他曾和安德烈•薩哈羅夫談論過原子彈。“你知道嗎，”氫彈之父薩哈羅夫說，“在一次核爆炸之後，能夠再次聞到那股清新的空氣氣味是一件多麽令人高興的事情嗎？”他的這些話里蘊含了不少浪漫因素，引人遐想。不過，對於我而言，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對不起，我的反應決定了我能從一件事里看到的內容，你以為我會因為他是天才就忽略他話語中所隱藏的可怕的信息嗎？可是現在，核能量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低，而且還令我們蒙羞。對我們這代人——1945年，當他們扔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我才17歲。我愛看科幻小說，還曾經做夢去其他星球旅行，而且我還認為核能量將會帶領我們進入宇宙。我報名進入了莫斯科能量研究院，並且得知那里面保密程度最高的部門就是核能量機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學家全都是國家的精英，只有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能進入這一領域。人性被暫時放到了一邊。我們的老師回到學校後說，三枚硬幣大小的核能量己經足以提供一家發電廠所需的全部能量。

聽到這樣的消息，你怎麽可能不頭暈！我曾經讀過美國人史密斯寫的一本書，他在書里描述了他們發明和測試原子彈的過程，以及原子彈爆炸時的情景。在我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秘密。物理學家的工資很高，而事事保密的作風又進一步加深了這項工作的浪漫程度。物理學成為了所有人頂禮膜拜的焦點，而那個時代也成為了物理學的時代！即使是在切爾諾貝利發生爆炸之後，人們也是用了相當長的—段時間才徹底擺脫這種盲目崇拜。他們打電話召集了一些科學家，這些科學家乘坐專機趕到了切爾諾貝利，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都沒有帶刮鬍刀，因為他們以為自己不過是去那里待上幾個小時後就回來。在明知那里有一座核反應堆發生爆炸的情況下，他們仍然認為自己只會在那里逗留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物理學，他們那一代的科學家都對自己所鉆研的學科具有無比堅定的信心。然而，切爾諾貝利事件的發生卻為這個物理學時代最終畫上了句號。

你們這一代人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改變。最近，我閱讀了康斯坦丁•列昂提耶夫寫的一段話，他寫道：人類不斷開展各種物理一化學實驗，其結果將會產生出一種更高級的能量，干預我們的世俗生活。但是，對於我們這一代在斯大林時代長大的人而言，我們根本想象不出任何超自然能量。從那以後，我只看《聖經》。我和同一個女人結過兩次婚。我離開她，然後又回到她身邊——在同一個世界里，我們再度與對方相遇。生活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一件神秘的事情！現在，我相信了。我相信什麽？我相信，這個三維的世界會變得越來越擁擠。為什麽人們會對科幻作品如此感興趣？因為人類一直在試圖讓自己離開地球。人類正在嘗試著掌握其他不同的時間範疇，了解那些和地球不一樣的星球，而不是只局限於這一個星球之上。西方文學已經開始描寫天啟——核冬季——就好像他們正在為它的到來而彩排演練一樣。他們在為將來做準備。大量核彈頭的爆炸將會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火。空氣中將會彌漫著濃重的煙霧，從而使得陽光無法到達地球，這一變化將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地球變得越來越冷，越來越冷，而且溫度還在不斷降低。自從18世紀工業革命爆發以來，人類就一直用這種自己想象出來的世界末日教育後代。然而，即便是在他們摧毀最後一枚彈頭之後，原子彈也不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因為關於原子彈的知識不會消失，它還存在於人們的大腦之中。

你只不過是提問，但是我卻一直和你爭辯。我們之間正在進行一場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辯論。你註意到這一點了嗎？原子的歷史——它不僅僅只是一個軍事秘密和禍根，它還是我們的年輕時光，我們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我們的宗教。50年過去了，短短50年的時間而己。現在，我有時候還會覺得這個世界正在被其他人所統治，和他們相比，擁有大炮和宇宙飛船的我們看起來就像是小孩。不過，迄今為止，我還沒有完全說服自己相信這一觀點。

生活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我愛物理，並且曾經以為除了研究物理，我什麽都不會去做。可是現在，我想寫作。譬如說，我想寫其實科學並不喜歡人類——他擋住了它前進的道路。或者，我想寫少數物理學家究竟是如何改變這個世界的，我想寫一種由物理和數學建立的新的專政。一種全新的生活已經向我敞開了大門。

瓦倫丁•阿列克謝耶維奇•鮑里謝維奇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實驗室前主任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悲哀過後的震驚·對物理學的熱愛

從我年輕的時候開始，我就有一個習慣，會把周圍發生的事情都記錄下來。斯大林死的時候，我把街上發生的所有事情和人們說的話全都寫了下來。從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的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在記錄事態的發展情況，我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事情都將被人們忘卻，並且永遠地消失。事實就是如此。我的朋友們處於這一事件的中心位置，因為他們是核物理學家。然而，他們現在已經全然忘記了當時的感受，以及他們曾經對我說過的那些話。不過，我已經把一切都寫了下來。

事故發生的那一天，我和往常一樣，來到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上班。我是那兒一個實驗室的負責人。研究所位於城外的一片樹林里。那天的天氣簡直棒極了！春天，我打開窗戶，外面的空氣既清新又乾凈。這時，我驚訝地發現我冬天餵的一群藍松鴉竟然不見了。平時，我經常會在窗臺上為它們留一些薩拉米香腸，但是今天，它們竟然全都不見了。難道它們已經找到了另一個能夠給它們提供更好的食物的地方？

與此同時，研究所內部的核反應堆突然傳來了令人恐慌的消息：剪射量測定器顯示出了超強的活動信號，空氣凈化過濾器上的讀數也突然升高了200倍。靠近入口處的放射量己經接近每小時3毫倫琴。事態嚴重——這個強度已經達到了在放射性環境中最長工作時限6小時所能允許的最高值。對此，人們作出的第一個假設就是，放熱元件之一的密封設備出現了破損。經檢查後，我們發現一切正常。於是，人們立刻得出了第二個假設：難道是放射化學實驗室的容器在運輸過程中遭到破壞，從而汙染了整個地區？據此推斷，出事地點應該是在走廊的某個地方——立刻清洗該地點！然後，接下來該怎麽辦呢？

就在這時，我們的內部廣播突然響了，廣播里宣布所有的工作者都最好不要離開自己現在所處的大樓。廣播剛一響，原本站在各棟大樓之間空地上的人們很快就消失了。眨眼間，大樓外面的空地上一個人都沒了。當時的情況顯得有些奇怪，但也令所有人都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放射量測定員檢查了我的辦公室一-辦公桌在“發光”，我的衣服也在“發光”，就連墻壁都在發光發熱。我立刻站了起來，我甚至都不願坐在那張凳子上。我在水槽里洗了洗頭發，然後又檢查了一遍測定器——情況好多了。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研究所可能遇到了緊急事件？某個地方發生了核泄漏？如果是這樣，我們怎樣才能把我們乘坐的大巴洗千凈呢？我們將不得不絞盡腦汁地思考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問題。至於我，我為我們的核反應堆感到驕傲，我曾經仔細研究過它，每一毫米都不曾放過。

我們給附近的伊格納棱斯克核電站打電話。結果獲悉他們那兒的儀器也全都像發瘋了一樣，完全不聽使喚。他們那邊的人也正在為此恐慌不已。接著，我們給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打電話——沒有人接。到了午飯時間，我們發現整個明斯克都被覆蓋在一層放射性雲層之下。我們最終斷定，這是自然界的碘在活動，而這也意味著是某個核反應堆發生了事故。

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給妻子打電話，想向她發出警告。但是，整個研究所的電話都打不通。噢，那種古老的恐懼，我們在這種恐懼中長大並生活了幾十年。可是，我們的家人還什麽都不知道。這時，我的女兒已經結束了她在音樂學院的音樂課，正和朋友在街上逛街。也許，她正在吃冰激淩。我該給她打電話嗎？我知道，這樣做會令我的領導感到不悅，今後，他們將不會再讓我做任何機密工作。可是，我做不到，於是，我拿起了電話。

“認真聽好我說的每一個字。”

“你在說什麽？”我的妻子大聲地問道。

“不要這麽大聲。關上窗戶，把所有食物都收進塑料袋里。戴上橡膠手套，用一塊濕布把家里所有的東西都抹一遍。做完之後，把這塊抹布裝進一個塑料袋，然後扔掉它。如果陽臺上還掛著沒有幹的衣服，你現在就立刻把它們收進來，重新洗一遍。”

“發生了什麽事？”

“不要這麽大聲。將兩片碘片放進一杯水里，使它完全溶解。然後，用這個水把頭發洗一遍。”

“什麽——”可是，我並沒有等她把話說完就掛上了電話。她應該會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她自己也在研究所里工作。

下午半，我們得知切爾諾貝利的核反應堆出事了。

那天晚上下班後，當我們坐上大巴，從研究所返回明斯克的時候，在半個小時的車程當中，大多數人都保持沈默，只有極少數人在談論其他事情。所有人都不敢談論發生了什麽事。（下續）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回憶（續）

(續上)哈哈哈！我把他趕了出去！我把他趕了出去！有時候，我常常會萌生出一些奇怪的念頭；有時候，我覺得是切爾諾貝利救了我，它迫使我思考。我的靈魂因此而得到了升華。

他對我說了一些關於那裏的事情。他說了，而我也記住了。

灰塵聚集成一團團像雲一樣的東西，飄浮在空中；拖拉機在田裏工作；女人們手裏握著乾草叉；放射量測定器在滴答作響。在那帶刺的鐵絲網後的一切，隔離區：沒有人在那裏生活，可是那裏的時間卻從沒停止過，依然一分一秒地向前推移。白天顯得無比漫長，一切就像又回到了你小時候。

娛樂工作者趕到那裏，進行慰問表演。詩人朗誦他們的詩歌。阿拉•普加喬娃在田裏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演唱會。“小夥子們，如果你們睡不著，我願意為你唱整整一夜的歌。”她把他們稱為英雄。

所有人都把他們稱為英雄。（她哭了。）假如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假如沒有人們用來贊美他們的那些古老的詞語，假如沒有他們賜予他的勛章，我想，沒有人能夠承受如此殘忍而沈重的苦難。對於我們而言，家和那裏根本沒有區別。他把這一切都給了我們的兒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再也不會感到高興和幸福。

尼娜•普羅霍羅芙娜•科瓦列娃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回憶（續）

我不想談論這個，我將來也不會談論它。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無法感到尚興和幸福。

他從那裏回來了。他在那裏待了幾年的時間，一切就像做了一場噩夢。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他給我講了很多故事。在一個村莊的中央，有一個紅色的水坑。鵝和鴨子都繞著它走。士兵們——他們都是一些沒長大的大男孩——就躺在草地上，脫了上衣和鞋子，曬太陽，想把自己的皮膚曬成褐色。“起來！快起來！你們這些白癡，不然，你們全都會死！”他們回答說：“啊哈，別擔心。”

死亡己經遍布我們周圍，但是這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視。

疏散、撤離：一位老太太抱著一座小雕塑跪在自己的老房子前。她說：“孩子們，小夥子們，我不會走。我不會離開這裏。你們可以拿走他們發給我的這點錢。他們給我錢是為了賠償我的房子，還有我的奶牛。可是，又有誰能夠賠償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一片漆黑。戰爭年代，他們殺死了我的兩個兒子，現在，他們就躺在這裏的一座小墳墓裏。你們把這也稱作戰爭？這是戰爭嗎？天空中飄著白色的雲朵，蘋果樹上的花兒開得正歡。沒有人攻擊我們。沒有人開槍。這裏只有我們。這是戰爭嗎？”沒有人能回答她的問題：上校就站在那裏，他正在指揮村民轉移。沒有人知道這是戰爭，沒有人知道這一事件被稱為“切爾諾貝利核泄漏”。

我從沒親口問過他什麽。我了解他，他的思想有任何蛛絲馬跡的變化，我都能察覺到。我們對彼此的了解已經達到了一種更加深入的程度。我們能夠讀懂對方的想法，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對方內心的那種孤獨感。那種孤獨感……

他早就知道自己會死，或者說，他明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向自己保證：他要在愛和善良中走完這一生。我做兩份工作，卻只有一份報酬，而他的撫恤金總是不夠用。他說：“我們把車賣了吧。盡管不是新車，但是我們依然會有所收獲。至少，這樣一來，你在家的時間會更長，這樣我就能經常看到你了。”他邀請朋友來家裏做客。他的父母也來了，並且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那裏，他理解了一些之前他並不理解的關於生命的事情。他找到了一種不同的語言。

“尼娜，”他說，“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這真好。他們會留下來。”

我問他：“你想過我們嗎？你對那個地方有什麽想法嗎？”

“我見到了一個男孩——爆炸發生兩個月後，他出生了。他們給他起名叫安東，但是那裏的人都叫他‘原子小雞’。”

“你認為……’’

“你為所有生活在那裏的人感到難過。你甚至會覺得就連那裏的蒼蠅和豬都很可憐。每個人都應該活下去。蒼蠅應該能夠在空中飛，還有黃蜂也是，蟑螂應該在地上爬。在那裏，你甚至連一只蟑螂都不想傷害。”

“你……’’

“孩子們用圖畫來表現自己心中的切爾諾貝利。在那些圖畫中，樹全都倒著長。河水不是紅色就是黃色的。他們會把這一切都畫下來，然後就開始哭。”

我想了解……什麽？我不了解我自己。（她笑了。）他的一個朋友向我求婚。很久以前，他就愛上了我，當時我們還在上學。後來，他和我的一個朋友結婚了，再後來，他們離婚了。他向我提出了結婚的請求：“你會過上女王一樣的生活。”他經營著一家商店，在城裏有一套大公寓，他還有一棟別墅。我想來想去，反復地思考。結果，有一天，已經喝醉了的他走了進來：“你永遠都忘不了你的英雄，對嗎？他去了切爾諾貝利，而我卻拒絕執行這項任務。我活了下來，但是他成為了一個值得紀念的人。”（下續）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關於答案

不過，你有沒有註意到，我們彼此之間甚至根本不會談論這個話題。再過幾十年、一百年，那些歲月就會變成謎一樣的神秘時光。

我很害怕雨水。這就是切爾諾貝利後遺症。我還害怕雪、害怕樹林。這不是智力遊戲中的概括與歸納，而是一種真實的人類情感。切爾諾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財產當中——我的兒子，他出生於1986年的春天。現在，他病了。動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內，它們都知道該什麽時候繁殖後代。可是，人類卻不知道，因為上帝並沒有給我們一雙能夠預見未來的眼睛。不久前，我在報紙上看到，1993年，僅白俄羅斯一地，就出現了20萬流產痺例。這都是因為切爾諾貝利。現在，我們全都生活在那種恐懼之中。自然受到傷害後會把自己蜷縮起來，她在等待。梭羅亞斯德會說：“哦，我的悲傷！那些時光都去哪兒了？”

我曾經想過很多。我還曾探尋過它的意義。切爾諾貝利事件是俄羅斯思維模式造成的災難。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一點？當然，我也很認同某些作家和記者的觀點：這不僅僅是核反應堆發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個價值體系的大爆炸。但是，對我而言，這樣的說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滿意。


我是一名歷史學家。過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語言學上一那是一門關於語言的哲學。我們不會用語言來思考，但是語言會對我們展開思考。還在我18歲或更早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閱讀一些地下出版物，並且由此而認識了薩拉莫夫和索爾仁尼琴。突然之間，我就讀懂了自己的整個童年，讀懂了我在街道上度過的童年時光，盡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長，我的父親在聖彼得堡大學擔任教授），但是直到認識這些人之後，我的那些想法和觀點才突然穿越之前的軍事語言，出現在我腦海裏。對於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們而言，把父親稱作：‘爸”、母親稱作“媽”是一件相當正常的事情。“每個該死的渾蛋身邊總會帶著一幫小混混”——這是我在九歲時學會的一句俗語。當時的我不會使用任何文明詞語。就連我們玩的遊戲、說的話以及猜的謎語也全都來自於軍營俗語。因為軍營並不是另一個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們身邊，只不過存在於遙遠的監獄裏。阿赫瑪托娃曾經寫道：“國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則被關進了監獄。”我想，這種監獄意識不可避免地會與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觸。

當然，我們全都是在一種蘇聯式的特殊信仰中成長起來的。根據這一信仰，人類是世上所有生物的統治者，因此他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對待和處置它們。米丘林規則說：“我們不能等待大自然母親眷顧我們，我們需要從她那兒索取我們想要的恩惠。”這是試圖在教授人們掌握某些他們生來並不具備的品質或特征。我們所持的是一種壓迫者的心態。


現在呢？我們需要弄清楚，我們是否有能力重新考慮“二戰”後由德國人和日本人向全世界所證明的關於我們自身歷史的問題。面對知識時，’我們真的擁有足夠的勇氣嗎？人們幾乎很少談論這些問題。他們談論市場、購物優惠券以及支票。我們現在的狀況只能說是生存，而並非生活——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我們將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了生存問題上，結果，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拋棄了自己的靈魂。

那麽，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麽呢？你正在寫的這本書是為了什麽？我的那些不眠之夜又是為了什麽？假如我們的生活就像火柴點燃時擦出的火花，情況又會怎樣呢？對於這些問題，答案可能有很多。這是一種很原始的宿命論。當然，這其中也許會有不少很不錯的答案。俄羅斯人總是需要給自己尋找一個信仰，或者說信念——他們需要相信點什麽：鐵路、青蛙(巴扎洛夫）、拜占庭，還有原子。現在，他們相信市場。


布爾加科夫在《偽善者的奴隸》中寫道“我讓我的一生都罪孽深重。我是一名演員。”這是一種關於藝術罪性的警覺，也是他對於窺探他人生活的那種超道德的自然性的一種認識。不過，這種意識也許能起到和某些疾病的疫苗一樣的作用，使某人遠離錯誤。切爾諾貝利是一個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筆一試的現實主題，而人類則試圖通過這一事件來證明自己。又或許，道德其實比這更簡單：你是不是應該踮著腳尖來到這個世界，然後在入口處停下來？走進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

亞歷山大•雷瓦爾斯奇
歷史學家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太太。“孩子，告訴我，我現在能喝從我的奶牛身上擠出來的牛奶嗎？”我們低頭不語，我們有命只收集數據，但是不能與繼人發生接觸。最後，還是那名司機開口了。“老媽媽，你今年多大歲數了？”“哦，我已經80多歲了。也許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經在戰爭中被燒掉了。”“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為這些村民感到難過——他們都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但是他們卻在受苦受難。創造切爾諾貝利的人不是農民，他們的一切都和自然聯系在一起，他們彼此間相互信任，從不剝削和掠奪對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樣。他們無法理解眼前的這一切，他們想相信科學家.或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他們相信牧師一樣。但是，他們得到的信息卻是：“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什麽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東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幾年之後，我突然明白了，我們全都參與了這次犯罪，我們都是同謀。（她陷入了沈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東西被送進了隔離區，更不知道又有多少東西被人從裏面運了出來，盡管後者是違法的——咖啡、罐裝牛肉、火腿、橘子。從裏面出來的東西都被裝在板條箱裏，然後被送上封閉箱式貨車。因為這些東西是這裏特有的。當地的供貨商、監察員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都靠此為生。人們變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


我也一樣，也很不堪。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停了下來。）當然，我會承認這一點，而對我而言，這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不過，我要再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集體農莊裏，就當這個農莊裏有五個村子吧。這裏面有三個是“乾凈的”，兩個是“髒的”。村與村之間的距離大約兩三公里。在這個農莊裏，有兩個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費，其他三個則沒有。現在，“乾凈的”村子正在建一個牲畜聯合養殖中心，這裏的村民需要一些乾凈的飼料。他們從哪裏去弄這些東西呢？風會捲起塵土，從一塊地吹向旁邊的另一塊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實都一樣。

不過，為了建養殖中心，村民們需要找一些部門簽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門會委任一些人去做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不能簽署那些文件。這是犯罪。不過，我最後還是和所有人一樣，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我想：尋找幹凈飼料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環境監察員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為自己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一種說法。我就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基本上來說，我發現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卓婭•丹尼羅芙娜•布魯克
環境監察員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續）“就在這裏挖。”隨後，那些挖掘者就開始工作。“你們以前挖得有多深？”“天知道！當我挖到有水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挖了。”他們往往都是直接沖著地下水挖下去。

他們總是說：人民是神聖的，政府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此之後，我是怎麽想的，又是如何看到我們的人民和我自己的。

我接到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外派任務是去克拉斯諾波爾斯克地區，之前我己經說過，那個地區受汙染程度最嚴重。為了阻止放射性核素從土地進入河流，依照指示，我們需要將每項工作都重復一遍。你必須在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然後留出一個缺口，然後再在另一塊田裏犁出比平時多一倍的犁溝，同時還要確保每道溝之間的間距相等。你還需要駕車走遍所有的小河，檢査河水。於是，我搭乘大巴到達了該地區的中央地帶，到了那兒以後，我發現我需要一輛小汽車。於是，我去找了地區行政機關的負責人。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用兩隻手撐著自己的腦袋：沒有人改變自己的工作計劃，收割工作照常進行，一切就像幾個月前他們播種豌豆時一樣，盡管所有人都知道豌豆吸收的輻射物質最多，但是他們仍然打算把地裏已經成熟的豌豆和其他豆類植物一同收上來，在那裏，有些地方的輻射量己經達到或超過了40居里。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應酬我。幼兒園裏的廚師和幼教都已經跑了。孩子們正在餓肚子。每當出現急症病人的時候，你都需要把他們送上救護車，然後拉到鄰近地區的醫院，而這意味著病人需要在凹凸不平猶如搓衣板的馬路上整整顛簸60公里——因為當地的醫生全都跑了。汽車？雙倍數量的犁溝？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搭理我。

遭到拒絕的我只得去向軍方尋求幫助。那是一群年輕的小夥子，他們已經在這裏待了六個月。現在，他們全都病了。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輸車和一隊士兵——不，等一等，事實的情況比我預想得要好得多，那是一輛車頂裝有機關槍的裝甲探險車。很可惜的是，我當時並沒有穿上部隊裏發給我的武器裝備和這輛車合影。一切就像我說的那樣浪漫，富有詩意。這輛車的指揮者是一名少尉，一路上，他不斷地通過無線電與總部通話：

“雄鷹！雄鷹！我們正在繼續前進。”我們沿著道路一直向前開，道路兩旁就是茂密的樹林——這是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公路，但是我們卻坐在一輛裝甲車裏。女人們站在自家的籬笆旁哭泣一一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她們害怕另一場戰爭已經打響。

根據我們接到的指示，那些在犁溝上作業的拖拉機應該有一個完全密封且帶有保護裝置的駕駛員車廂。我看到了那些拖拉機，駕駛員車廂的確被密封了起來，但是那輛拖拉機就停在犁溝上，而司機則躺在旁邊的草地上休息。“你瘋了嗎？你難道沒有接到那些警告通知嗎？”“可是，我已經把汗衫罩在頭上了。”他回答說。人們並不明白這一切。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被告知核戰爭的危險性，並因此而感到害怕，但是，從來沒有人和他們提到過切爾諾貝利。

那真的是一片相當美麗的土地。那些年代悠久的樹林現在還在那裏，那些古老的樹林。還有那蜿蜒曲折的溪流，溪水的顏色幾乎與茶無異，但清澈如天空。碧綠的草地。人們在樹林裏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麽自然，就像早晨起來，走進自家的花園一樣。而你也站在那裏，心裏很清楚這裏的一切都已經受到了輻射的汙染。

（續上）這時，他們開始將我們外派，監督下層工作。我被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廠。這家工廠收到的原材料絲毫沒有減少——生產計劃並沒有調整，所以他們依然照原計劃工作。我走進倉庫，剛一打開我帶的儀器，它的指針就開始劇烈地搖擺。那些木板還算合格，但是假如我把它拿到那些掃帚附近，它的指針立刻就從零一下打到最高值，然後就不動了。“這些掃帚是從哪裏來的？”“克拉斯諾波爾。”後來的事實證明，克拉斯諾波爾是整個莫吉廖夫地區受輻射汙染程度最嚴重的地方。“我們還有一船貨物沒有發。其的都已經發貨了。”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把他們已經發往各城鎮的貨物再找回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必須要說一我怕我會忘記……哦，對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了，突然之間，你就有了這種全新的感覺，而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它的存在——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生活。直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人需要這種生活。但是，現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麽？你用什麽來填飽孩子的肚子？什麽東西是危險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應不應該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該留下來嗎？每個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都己經習慣了生活——可是，你該如何生活？和整個村子裏的人一起生活，過那種集體化的生活——就像工廠和集體農莊裏的人一樣。我們是蘇聯人，我們已經被集體化了。譬如說，我就是一個蘇聯人，非常地道、非常蘇聯化的一個人。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每年夏天，我都會參加學生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整整一個夏天的時間，我們大家一起工作，然後把掙的錢轉寄給拉丁美洲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所在小組的工作報酬至少有一部分都捐給了位於烏拉圭的聯盟組織。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變了。所有的一切都變了。我們需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明白這一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卻無法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

我是一名生物學家。我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是蜜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生活了兩個月。那裏還有我自己的蜂巢。我在小島上待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將我帶到了它們家裏。通常情況下，蜜蜂不會允許任何人靠近距離其巢穴三米以內的地方，但是，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之後，它們開始允許我接近它們。我把果醬塗在火柴上，伸進蜂巢裏餵給它們吃。我們的老師過去常說：“不要摧毀蟻丘，那是其他生命的生活棲息地。”蜂巢和整個樹林都是聯系在一起的，漸漸地，我也成了這片土地的一部分。小老鼠會跑過來，坐在我的跑鞋上——那是一隻完全野生的森林老鼠，但是它已經認為我就是這裏的一部分。我曾經在那兒度過了我的昨天，明天，我還會回到那裏。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曾經舉行過一場幼兒繪畫展覽，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隻鶴從一片田野裏走過，最後走進了泥土裏。“沒有人提到過鶴。”我也深有同感。不過，我卻不得不工作。我們走遍了地區內的每個地方，收集各種水和泥土的樣本，然後把它們帶回到明斯克。我們的助理對此怨聲載道：“我們現在帶著的可是一個真正的燙手山芋，而且還‘燙’得厲害。”我們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也沒有任何特殊的服裝。你坐在汽車的前排座椅上，而你的身後就放著那些“熾熱的”樣品。

他們擬訂了許多掩埋含輻射的土地的草案。我們用泥土來掩埋泥土——這真是一項奇特的人類活動。根據指示，無論掩埋的物體是什麽，我們都應該在掩埋前進行地質勘測，從而確保掩埋點周圍四至六平方米內不會出現地下水，而且掩埋坑也不能太深，與此同時，大坑的四周和底部都必須鋪上玻璃紙薄膜。我們接到的指示裏就是這樣要求的。然而，在現實操作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執行任務時，幾乎每次都是這樣。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地質調查。他們會伸出手，指向一個地方，然後說：（下續）

（續上）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發生時不僅悄無聲息,而且一切還顯得那麽自然

從一開始——我們聽說其他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都不知道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哪裏，我只知道那是一個距離我們莫吉廖夫很遠的地方。後來，我弟弟從學校跑回了家，他說學校裏所有的孩子都在吃藥丸。很顯然，的確有事發生了。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度過了一個快樂的五一節。那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家，家裏的窗戶都被風吹開了。這是我後來才想起來的。

我在環境防護監察中心工作。我們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但是一直沒有收到。在我所在的監察中心的員工當中，專業人員寥寥可數，尤其是在管理層當中：那些人不是一些退役的上校，就是退休工作者或其他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犯了錯，他們就會把你派到我們這兒來。來這兒以後，你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裏，整理一摞又一摞的文件紙。直到我們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阿達莫維奇在莫斯科發表講話，使人們心中的警鐘開始大響之後，他們這才開始有了動靜。他們簡直恨透了他！這不是真的。他們的孩子還住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孫子，但是，向世界發出求救信號的不是他們，而是一位作家：救救我們！你也許會認為，這時候，某種自我保護機製總應該開始介入了吧。然而，在所有內部會議上，甚至包括其間的吸煙休息時間裏，你聽到的都是關於“那些作家”的討論。“他們為什麽要執著於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領域？他們完全可以放下這一切！我們會接到指令！我們需要遵守命令！他知道些什麽？他又不是物理學家！我們有中央委員會，我們有總書記！”那時候，我想我大概對1937年的情況有了一些了解。我想我能明白那是一種什麽感覺。

當時，我對核電站還抱著一種田園詩歌般的理想觀點。從中學到大學，我們一再地被告知核電站簡直就是一種魔法工廠，它可以“無中生有”，從“無”中製造出巨大的能量，而這一切只須那些穿著白大褂的人們坐在操作臺前，輕輕按一下按鈕就能實現。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時，我們所有人都還沒有作好迎接這一事實的準備，而且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信息。我們收到了一沓又一沓印著諸“絕密”、“關於事故的報告：機密”、“科學觀察的結果：機密”、“參與事故清理的人員輻射情況報告：機密”之類的文件。外面的傳言越來越多：有人在某份報紙上看到，有人聽說，還有人說……有些人相信了西方人的說法，而這些人也是當時唯一討論該吃什麽藥片以及如何吃的人。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反應往往都是：我們的敵人正在歡慶，但是我們會讓一切都好起來的。5月9日，那些老兵將會出現在勝利大遊行的隊伍中，和他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那些曾經參與核電站救火的消防員。正如後來的事實所顯示的那樣，當時的我們就生活在各種謠言和傳言之中。“我想，接過你手裏的石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想……”

突然有一天，城裏出現了一個瘋狂的女人。她在市場裏走來走去，同時大聲說道：“我見過輻射。輻射是藍色的，它能覆蓋所有的東西。”聽了她的話，人們放下了手中的牛奶和鄉村奶酪。一位老婦人站在自己的牛奶旁邊，市場裏己經沒有人買牛奶。“別擔心，”她說，“我從不讓我的牛跑到田裏去，它吃的草都是我割回來的。”如果你駕車離開城市，來到郊區或農村，你就會看到那些奇怪的“稻草人”：一頭全身裹滿玻璃紙的牛，而站在它旁邊的則是一位全身包滿玻璃紙的農村老婦人。眼前的情景簡直讓你哭笑不得。（下續）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采取行動
當時已經是五月月底，距離事故發生已經將近一個月。我們開始收到來自30公里隔離區內的產品——用於測試。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突然有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就好像這裏已經變成了一間軍事研究所。在那個時候，我們是整個白俄羅斯唯一擁有這方面專家和設備的研究所。

他們送來了家養及非家養動物的內臟。我們還檢查了牛奶。經過初步檢測，一切都已經很明了：我們所收到的產品恐怕不能再被稱為“肉”——它們己經成了輻射汙染的副產品。在隔離區內，牲畜群有專人輪班照看——牧人們來來去去，擠奶女工被帶到這兒來的唯一目的就是擠牛奶。牛奶場按照政府製訂的計劃工作。我們負責檢查牛奶。事實上，那些不是牛奶，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都把產自羅加喬夫牛奶場的奶粉及罐裝的濃縮牛奶作為演講中所使用的標準輻射源產品。與此同時，人們也可以在商店裏買到產自這一工廠的奶製品。當人們看到它們產自羅加喬夫而停止購買的時候，商店裏突然就出現了許多沒有標簽的罐裝牛奶。我認為他們這樣做絕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印商標的紙。

在我第一次前往隔離區的時候，我測量了樹林裏的背景輻射量，其劑量相當於公路上或田地裏輻射量的五至六倍。但是，那裏到處都可以測到如此高劑量的輻射物。卡車在公路上跑，農民們在田裏犁地。在一些村子裏，我們為一些成年人和孩子測量了他們的甲狀腺內所含有的輻射物，其劑量往往超出了人體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的100倍，甚至200至300倍，我們的工作隊裏有一個女人，她是一名放射線專家。當她看到孩子們正坐在一個沙坑裏玩耍時，她簡直就要瘋掉了。我們檢查了動物的乳汁——全都含有放射性物質。我們走進商店——和許多鄉村商店一樣，他們把衣服和食物放在一起：西裝和裙子的旁邊就擺著薩拉米香腸和人造奶油。這些商品就這樣置放在露天的環境裏，他們甚至都沒有在上面蓋一層玻璃紙。我們從那裏取了香腸和雞蛋——我們做了一個倫琴射線顯像——那根本就不是食物，而是輻射汙染的副產品。


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坐在她家旁邊的一張長凳上，正在給她的孩子餵奶——她的乳汁裏含有銫——她儼然就是切爾諾貝利的聖母馬利亞。

我們問我們的領導，我們該怎麽辦？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一切？他們回答說：“帶上你們的測量結果。看電視。”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安慰民眾：“我們已經迅速地采取了行動。”我相信他的話。作為一名工程師，我已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20年，我熟悉各種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有生命的物體都應該離開那個地方，哪怕只是暫時的。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測量，看電視。我們己經習慣了相信。我出生於戰後，屬於戰後的一代，從小到大，我們所受的教育和成長環境中都充溢著這種信任，或者說，它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信仰。它究竟來自於何處？那場可怕的戰爭雖然慘烈，但我們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那時，全世界的人們都為這一勝利而對我們心存感激。


好了，讓我們回到你的問題上：為什麽我們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況下要繼續保持沈默？為什麽我們不跑到廣場上，大聲地說出事情的真相？我們把我們的報告訂成冊，我們將所有解釋性的注釋匯編在一起。但是，我們始終保持沈默，毫無疑義且不加任何評論地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因為我們要遵守黨的紀律。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記得我的同事當中沒有任何人拒絕前往隔離區執行任務。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被開除黨籍，而是因為他們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堅信我們生活在一個公平且美好的國家裏，對我們而言，這是至高無上的原則，也是其他所有原則的基礎。一旦這一信仰倒塌崩潰，許多人都會因此而心臟病發和自殺。也正是因為如此，雷格索夫教授才會選擇用一顆子彈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當你失去這份信仰的時候，你就不再是一名參與者，而變成了一名失敗者，你已經失去了生存的理由。這就是我對他自殺的理解，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標誌。

馬拉•菲利波維奇•科哈諾夫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量研究所前總工程師 （下續）

（續上）放射量測定員——他們就是這裏的神。所有村民都爭先恐後地擁向他們：“孩子，告訴我，我的輻射量是多少？”有一位相當有魄力的士兵由此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到一根普通的棍子，然後將棍子纏滿電線，接著，他就帶著這根棍子敲開了一位老太太家的門，一進門就開始用他的棍子在墻壁上掃來掃去。“孩子，告訴我，數字是多少？”“奶奶，這是軍事機密。”“可是，孩子，你告訴我吧。我會給你一杯伏特加作為酬謝。”“好吧。”他將那杯酒一飲而盡，“呃，這裏一切正常，奶奶。你不用擔心。”然後，他就離開了。

在那裏待了三個月後，他們終於給了我們一些放射量測定器。那一個個小盒子，裏面還有一塊水晶。有些人開始計劃，早晨的時候，他們應該帶著這些測定器前往填埋點，讓它們吸收輻射，如此一來，他們就能以此為根據，要求更快解散，或者，他們可以憑借這些讀數向那些人索要更高的報酬。於是，那些人就把這些小盒子掛在自己靴子上，鞋幫上纏著一圈繩子，如此一來，這些放射量測定器就能更加靠近地面。以往，只有在劇院裏你才能見到如此荒謬的情景。然而，掛在靴子上的儀器根本就沒有反應，因為只有當輻射物達到一定計量時，它們才會開始計數。換言之，這些不過是他們從庫房裏翻出來的具有50年歷史的小玩具而已。給我們發放這些東西不過是他們對我們采取的心理療法。六個月的服役期結束時，他們在我們所有人的醫療卡上填寫的內容完全一模一樣：將攝入輻射的平均劑量乘以我們在那兒逗留的天數就得到了我們所攝入的輻射總量，然而，他們計算時采納的輻射平均劑量來自於我們帳篷裏的測量數據，而非我們的工作地點。

我們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我躺在一片矮樹叢下，發現樹上的櫻桃己經成熟。枝葉間掛滿了又大又紅又多汁的櫻桃，只要一伸手，你就能把它們摘下來送進嘴裏。還有桑葚——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桑葚。當我們不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會讓我們排好隊，在駐地周圍行軍演練。我們還看印度的愛情電影，一直看到淩晨三四點。有時候，看完電影後，廚師們常常會睡過頭，每逢這時，我們就只能吃一些沒煮熟的蕎麥面當早餐。他們會給我們送報紙看——報紙把我們寫成了大英雄。志願者！報紙上還有照片。要是我們能見到那位攝影師就好了……

許多國際營地都設在我們駐地附近。那裏就有來自喀山的韃靼人。有一次，我看到他們發生了內部爭鬥。他們在營地前追逐一個人，只要他一停下來或是躲到一旁，他們就會開始踢他。那個人一直都負責打掃房子，結果，他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個裝滿東西的袋子——他一直都借著打掃衛生的機會偷東西。立陶宛人也住在我們附近。兩個月後，他們發生了叛亂，要求回家。

有一次，我們接到了一條特殊的命令：立刻全面清洗一座位於某個村莊裏的房子，而那個村子已經無人居住。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他們明天要在那裏拍攝一場婚禮。”於是，我們帶著一些水管，用水清洗了屋頂和周圍的樹，並且擦乾凈了地板。我們整平了種有土豆的土地，以及整個花園，還給那個院子鋤了草。那棟房子周圍空蕩蕩的一片。第二天，他們帶来了新娘和新郎，並且用公共汽車運來了大批賓客。他們奏響了音樂。結婚的兩人是真正的新娘和新郎，他們不是演員——他們已經被轉移到了其他地方，並且己經在那裏定居，但是有人說服他們回到這裏舉行婚禮並把婚禮場景拍攝下來，留作歷史紀念。我們的宣傳起作用了。這裏就是一個夢的製造工廠，就連那些殘存於我們腦海中的神話故事也開始發揮作用，幫助我們抵禦這一切：看，無論發生什麽，我們都能活下來，即便是在這片毫無生氣的土地上。

就在我準備回家的時候，指揮官把我叫了過去：“你在寫什麽?”“給我家中年輕的妻子寫信。”“好吧。路上小心。”

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麽？我的回答是：瘋狂投下的陰影，以及我們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記的某個地方寫道：我明白了，在我到達那裏的最初幾天裏，我就明白了——人要化為泥土實在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

伊凡•尼古拉耶維奇•祖科夫
化學工程師

(續上)住在這附近村莊裏的人都已經被轉移了，不過有些村莊裏還住著一些老人。你可以走進一間破舊的小棚子，坐下來，和棚子的主人一起吃飯——這是當地的習俗——享受半個小時的普通生活時光，盡管你什麽也不能吃，因為這是被明令禁止的。可是，我依舊十分渴望走進一個破舊的小棚，坐在那張桌子旁邊。

當我們完工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坑了。他們打算用水泥板把它們蓋起來，並且在周圍鋪設帶刺的鐵絲網。由於在工作時，那些器械中的金屬結構也以它們各自的方式吸收了很多輯射，所以他們留下了當時運輸和裝卸用的傾卸卡車、貨車及起重機。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設施沒過多久就不見了，這意味著它們都被人偷走了。對此，我深信不疑。在這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現。

有一次，我們被嚇了一跳：放射量測定員發現我們餐廳的所在地，其輻射量比我們工作的地方都要高，而那時，我們已經在那裏待了兩個月了。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情況。那裏說是餐廳，其實就是一堆柱子和一些齊胸高的板子釘在一起後圍起來的一塊地方。我們全都是站著吃飯。我們用桶裝水清洗身體。我們的廁所就是在一塊幹凈的地上挖的一個長方形的坑。我們的手裏只有一把鐵紀——我們就在核反應堆附近不遠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兩個月後，我們開始明白了一些事情。人們開始說：“這並不是一項自殺式的任務。我們已經來這裏兩個月了——這已經足夠了。現在，他們應該帶人來替換我們了。”安托斯金上將曾經和我們談過一次。他表現得非常誠實：“對我們而言，如果引入一批新的人員來換班，這會對我們造成很不利的影響。我們已經給你們發了三套服裝，而且你們也已經習慣了這個地方。引入新的工作人員不僅代價昂貴，而且過程繁複。”他們強調的重點始終落在“我們是英雄”上。每個星期，他們都會當著眾人的面，給某些幹活十分賣力的人頒發獎狀。獎狀上寫著：“蘇聯最佳掘墓者”。這太瘋狂了。

那些空蕩蕩的村莊——裏面只有貓和雞。當你走進一間谷倉，你會在那裏面找到許多雞蛋。我們那些蛋全煎了吃掉了。士兵們時刻準備著接受任何任務。我們曾經抓過一只雞，把它放在火上，用家庭自製的伏特加

將它清洗了一遍。每天晚上，我們都會喝完一瓶容量為三升的那種液體，然後把瓶子扔出帳篷。晚上，有的人選擇下棋打發時間，有的人則在那裏彈吉他。人可以適應任何環境、任何事。一個男人喝醉了，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其他人則大聲喊叫，想挑釁打架。有兩個人喝醉後開車出去了，結果發生了事故。當人們把他們倆從那堆廢鐵中救出來的時候，兩人都已經奄奄一息。我則通過給家人寫長長的家書和記日記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於是，他開始不斷地問我：“你在信裏和日記裏寫了什麽？你把這些信和日記都放在哪裏？”他企圖讓我的鄰居監視我，但是那個家夥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你在寫什麽？”“我的學術論文。”他聽了，哈哈大笑道：“好吧，我會轉告那位上校，不過，你應該把這些東西都藏起來。”他們都是一些好人。我已經說過，在那裏，沒有人哭，也沒有懦夫。相信我：沒有人能夠打敗我們。我們永遠都不會被打敗！那些長官從不離開他們的帳篷。他們整天穿著拖鞋在帳篷裏走來走去，喝酒。誰在乎呢？我們會完成我們的挖掘工作。就讓那些長官的肩膀上多一顆星星好了。誰會在意呢？他們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就生活在我們的國家裏。(下續)

（續上）情況就是如此：我是一名化學工程師，我擁有碩士學歷，我在一家大型產品機構的實驗室裏擔任負責人。而他們要我做什麽呢？他們給了我一把鐵鏟——實際上，這也是他們給我的唯一一件工具。我們很快就想出了一條口號：用鐵鏟與原子奮戰到底！我們的防護裝備包括一個呼吸器和一個防毒面罩，但是沒有人使用它們，因為當時的室外溫度為30攝氏度，穿上這套厚厚的防護服簡直無異於自殺。我們在領取裝備時全都簽了字，一切就像你向軍需庫領取軍火一樣，然後我們很快就忘記了這一切。這只是當時諸多的細節之一。

他們把我們從汽車轉移到火車上。火車的一節車廂裏有45個座位，我們卻有70個人。於是，我們輪流睡覺。

好吧，來說說切爾諾貝利。切爾諾貝利是什麽？在我看來，切爾諾貝利就是不計其數的軍事設備和士兵、清洗地點。我想，真正的軍事環境大概指的就是這裏。他們將我們安置在帳篷裏，每十個人一個帳篷。我們中的有些人家裏還有孩子，有些人馬上就要當父親了，還有一些人則住在單身公寓裏。可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如果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就只能去做。祖國向我們發出了召喚，我們響應她的召喚。這就是我們當時的情況。

帳篷周圍堆滿了空的錫鐵罐。軍需庫有特殊的供貨渠道以備戰爭之需。那些空罐子裏原來裝的都是肉、珍珠蕎麥粉和鯡魚。帳篷周圍到處都是貓，它們就像蒼蠅一樣，無處不在。附近的村莊裏已經空無一人——當你聽到一陣開門聲時，你轉過身，以為會有人走出來，結果你看到的卻是一隻貓從屋裏跑出來。

我們將表層受汙染的土地挖出來，裝進車裏，然後運到廢物掩埋點。我以為廢物掩埋點會是一個由工程師設計而成的擁有複雜結構的建築物，但是出現在我眼前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坑。我們把長有植物的土地挑出來，像卷地毯一樣，把它卷起來。我們挑選的是那種綠油油的土地，上面長滿了青草、花朵和植物的根莖。當然，裏面還有小蟲子、蜘蛛和蠕蟲》這是一項足以令人發瘋的工作。你根本就不可能把土地上的所有有生命的物體都挑出來。如果不是我們每天晚上都喝得大醉，我真懷疑我們是否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如果不是那樣，我們一定都會變成精神病。最後，我們連日工作的成果就是創造出了一片空無一物的裸土，方圓幾百公裏以內全都是這種土地。房子、谷倉、大樹、高速公路、幼兒園、水井——所有的一切都還在那裏，沒有遮蓋，也沒有任何保護。

早晨起床，你需要刮鬍子，可是你卻不敢照鏡子——你沒有勇氣看鏡子中的那張臉——因為只要一看到它，你就會萌生出各種各樣的想法。很難想像這裏的人們再回到這裏生活會是怎樣的一番情景。不過，不管怎樣，我們還是為他們更換了石板以及房子的屋頂。所有人都明白這樣做徒勞無益——在那兒工作的幾千人都明白這個道理。每天早上，我們起床後，又會去做同樣的事情。我們曾經遇到過一位不識字的老爺爺：“啊，孩子們，趕快放下手頭那些愚蠢的工作吧。坐在桌邊，和我們一起喝酒。”風在吹，雲朵飄浮在天空中。核反應堆甚至還沒有完全關閉。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為土地剝皮，然後，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又會回到這裏，重復之前的工作。可是，土地上已經空無一物——只有一層乾乾的沙子。只有當直升機飛過，從上面撒下一種特殊的能夠形成一種聚合體薄膜的混合物，讓地面上殘留的底層土壤繼續緩緩移動的時候，我們才會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明白這是怎麽回事。不過，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挖土、挖土……

（下續）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鐵鏟與原子
我曾經嘗試過將那段歲月的記憶梳理清楚。許多新的情感湧現了出來——恐懼，一種當你深入到未知世界時所產生的感覺，就好像突然之間，你從熟悉的地球到了陌生的火星。我來自於庫爾斯克。1969年，他們在附近一座名叫庫爾恰托夫的小鎮上修建了一座核電站。過去，我們常常會去那裏買食物——供應給核電站員工的商品總是最好的。我還經常去核電站旁的一個池塘釣魚。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我經常會想起這些往事。

事情是這樣的：我接到了通知，作為一名受過訓練的紀律人員，我第二天就趕到了軍隊征兵辦公室。他們翻閱了我的檔案。“你，”他們對我說，“沒有任何和我們一起進行演習的經驗，而且他們那裏現在只需要化學家。你願意去明斯克附近的一個軍營進行一次為期25天的短期服役嗎？”我想，我何不趁此機會暫時離開家和現在的工作，出去待一段時間呢？早晨，我將會迎著清新的空氣進行訓練和行軍。


1986年6月22日早晨11點，我帶著已經打好包的行李和一把牙刷趕到了集合地點。讓我感到無比驚訝的是，和平年代竟然會有這麽多人趕來參與演習。我開始回憶電影中的場景——那真是不平凡的一天，6月22日，德國人入侵的日子。整整一天，他們都在教我們如何站隊，然後打亂隊伍重來。

當天色漸漸暗下來的時候，我們終於登上了大巴。坐下後，有人走上車，對我們說道：“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帶了酒，必須現在就把它喝掉。今晚，我們將會乘坐火車離開這裏，明天一早我們就會和部隊會合。到時，你們每個人都必須像剛摘下來的新鮮黃瓜一樣，精神抖擻，而且沒有任何多餘的行李。”好吧，沒問題。那天晚上，我們玩了個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們發現要與我們會合的部隊竟然駐紮在樹林裏。他們再次將我們進行整編，分成不同的分隊，並且按照字母順序來稱呼每個小分隊。然後，他們就開始分發制服。他們首先給了我們一套，接著又是一套，很快，我們又領到了第三套。我想，這一定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他們還給我們發了一件外套、一頂帽子、一張毯子和一個枕頭——全套冬裝。可是眼下卻是夏天，而且他們之前曾經說過，25天後，我們就會回家。

“你在開玩笑嗎？”和我們一起來的那位上尉大笑道，“25天？你們將會在切爾諾貝利待上整整六個月。”大家聽了他的話，一開始並不相信，很快，當大家意識到這是真的之後，人們開始因為受騙而感到憤怒。


這時，他們開始試圖寬慰並說服我們：在距離核反應堆20公里處工作的人將獲得雙倍工資，10公里內的工作者則會獲得三倍工資，而如果你願意在核反應堆工作，你將獲得六倍的工資。隊伍中的一個人開始計算，六個月後，他就能帶著在這兒掙的錢回家買一輛小轎車，而另一個人則想立刻就離開這裏，但是那已經不可能了——他己經身處於軍隊之中。

“輻射”是什麽？沒有人聽說過這個詞語。而我恰好剛剛學完一套民防課程，根據課程中他們所給出的來自於30年前的數據，我知道，50倫琴的轄射就已經足以致命。在課程中，他們告訴我們如何趴下以躲過爆炸所引發的沖擊波。他們還告訴我們什麽是熱容量，什麽是輻照度，然而，關於一片地區所受到的輻射汙染——這是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危險的因素——他們卻隻字未提。

至於那些帶我們去切爾諾貝利的長官則更是愚蠢至極。他們只知道一件事：你應該喝更多的伏特加，那有助於減輕輻射。我們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天天喝酒。我研究過那些瓶子上的商標。起初，我們喝的是伏特加，後來，我們就開始喝一些奇怪的東西：尼奇諾爾和其他玻璃清潔劑。對於我這位化學家而言，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喝下尼奇諾爾之後，你的雙腿會軟得像棉花一樣，但是大腦卻異常清醒。當你向自己發指令“起立”的時候，你明明想站起來，最終卻像一攤泥一樣倒了下去。（下續）

（續上）上學第一天，他就哭著回來了。老師安排他和一個女孩同桌，但是那個女孩說自己不願和他同桌，因為他有輻射。我的兒子當時讀四年級，是他們班裏唯一一個從切爾諾貝利轉學來此的學生。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他們叫他“亮閃閃”。他的童年就這樣結束了，結束得如此之早。

就在我們離開普里皮亞季的時候，一支軍隊正朝著與我們相反的方向前進。一路上，我們見到了不計其數的軍用設施，而我正是從那時開始感到害怕。不過，我始終覺得這一切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我自己。我哭泣，尋找食物，睡覺，抱兒子，哄兒子，可是在我心裏，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旁觀者。到了基輔後，他們給了我們一些錢，但是我們什麽也買不到：在我們之前，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鄉背井來到這兒，他們買光了所有的東西，也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許多人在火車站和大巴上突然心臟病發或中風。我的母親救了我。她活的時間很長，並且不止一次地陷入一無所有的困境。第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收走了她的牛、馬，還有房子。第二次是一場大火，她從火中搶救出來的唯一一樣東西就是我。現在，她說：“我們必須挺過去。畢竟，我們還活著。”

我記得一件事：當我們坐著大巴離開普里皮亞季的時候，車上的每一個人都在哭。一個坐在前排的男人衝著他的妻子叫道：“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如此愚蠢！其他所有人都帶了行李，而我們的全部行李竟然只有這些三升的瓶子。”他的妻子認為，既然他們要乘坐大巴，也許她應該給住在半路上的她的母親帶一些密封瓶。那個塞滿瓶子的鼓鼓囊囊的大袋子就放在他們的座位旁。我們乘坐巴士一路坐到了終點基輔，而跟隨他們一同來到基輔的就是那一袋子瓶子。

現在，我在教堂唱詩班唱歌。我還讀《聖經》，並且定期去教堂——只有在那裏，人們才會探討永恒的生命。他們會安慰人們，減輕他們的痛苦。在其他地方，你根本聽不到這樣的話語，但是從心底裏你又是那麽渴望聽到它們。

我經常會夢到我騎車帶著兒子穿越夏季的普里普亞季。現在，那裏已經成了一座鬼城。可是，我們騎著車，在城裏穿梭，欣賞那些美麗的玫瑰花。普里皮亞季有很多玫瑰花，很大一片的喬木叢中點綴著無數鮮艷的玫瑰花。夢中的我還很年輕，我的兒子也還小。我愛他。在夢裏，我忘記了所有的恐懼，就好像我一直都只是一名旁觀者。

娜塔莎•彼得羅芙娜•維葛夫斯卡亞

疏散時從普里普亞季城轉移的居民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切爾諾貝利的回憶》第三部分
我們之前並不知道：原來死亡也可以如此美麗

事情發生之初，盤旋在人們腦海中的問題是：誰該為此負責，受到懲罰？然而，隨著我們對事情了解的加深，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做什麽？怎樣才能拯救自己？當我們逐漸意識到一個事實，即該事件的影響並非一兩年就能消除，而是會持續好幾代的時間時，我們開始回顧過去，向書本尋求答案。

爆炸發生在星期五晚上的後半夜。那天早上，誰也沒有想到會出事。我送兒子上學，我的丈夫去肉店。臨近中午，我正在準備午餐，我的丈夫回來了。“核電站好像起火了，”他說，“他們說我們已經無法收聽廣播了。”我忘了說，當時，我們住在普里皮亞季，那座小城就在核電站旁邊。直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那晚的大火，深紅色的火苗鋪天蓋地，光線亮得刺眼，核電站仿佛變成了一個閃閃發光的小太陽。坦白說，那畫面美極了。在此之前，我在電影裏都沒見過如此美麗的場景。那天晚上，所有人都跑到了自家的陽臺上，那些家裏沒有陽臺的人們則跑到了朋友家裏。我們當時住在九樓，沒有遮擋，視野開闊，所以看得十分清楚。人們還把自己的孩子也叫了出來，拉到最前面，對他們說：“快看！記住這一切！”這些人全都是核電站的工作人員——工程師、工人、物理指導員。他們站在彌漫著黑色塵埃的空氣裏說話、呼吸，為眼前的一幕而驚嘆。人們駕駛著自己的汽車，騎著自行車從四面八方趕來，只為一睹這一壯景。我們原來並不知道，原來災難也可以如此美麗。不過，我當時的確聞到了一些味道——不是那種春天或秋天的味道，而是一種不一樣的味道。那不是泥土的味道。我感到喉嚨有些癢，眼淚則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那天晚上，我沒有睡覺，而且我也聽到了鄰居們在外面走動和上下樓的聲音 他們也沒睡。他們正在來回搬運東西，時不時還傳來一兩聲重重的響聲，也許，他們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感到有些頭痛，就吃了幾片藥。第二天早上，我醒來後看了一眼四周，我還記得那種感覺——這不是我事後才意識到的，我當時就已經有所察覺——我覺得有些不對勁，我周圍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永久性的變化。早上8點，街道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帶著防毒面罩的軍人。當我們看到那些載滿軍人的各種軍用運輸工具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感到害怕——相反，這場景反而讓我們鎮靜了下來。既然軍隊已經趕來援助，那麽，一切就都會好起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看似寧靜的原子也能置人於死地，更不知道在物理定律面前，人類竟然會如此無助。

接下來一整天的時間裏，他們不斷地通過廣播告訴人們作好隨時轉移的準備：他們會帶我們暫時離開這兒三天，他們會清洗這兒的一切，並且對這附近的環境開展一次徹底的檢查。孩子們被告知要帶上自己的課本。我丈夫把我們所有的文件和結婚照片都放進了他的公文包裏。我只從家裏帶走了一條薄紗頭巾，以免天氣萬一轉涼。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我們是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受害者，是一群和其他人不一樣的人。我們乘坐的大巴停在了一個小村子裏，並在那裏過了一夜；大家睡在學校的地板上，其他一些人則睡在當地一家酒吧裏。在那裏，你無處可去。一個女人邀請我們去他們家過夜。“來吧，”她說，“我會為你們鋪一些亞麻布。我為你們的兒子感到難過。”與此同時，她的朋友也開始拼命拉她，想把她從我們身邊拉開：“你瘋了嗎？他們都己經受到了汙染！”當我們在莫吉廖夫定居之後，我們的兒子就去上學了。（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