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談談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經典遺作《滅絕》（Auslöschung· Ein Zerfall, 1986）。

這部作品與卡撒茲納霍凱《撒旦的探戈》在精神上有著深刻的共鳴——兩者都以極端的語言、重複與絕望揭露「文明的腐朽」與「個體的掙扎」。

一、作品概述

《滅絕》是伯恩哈德(下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被許多人視為他的文學總結與思想遺囑。書中主角 法蘭茲－約瑟夫·穆拉特（Franz-Josef Murau）出生於奧地利一個貴族家庭，長期旅居羅馬，對故鄉與家族懷著強烈的厭惡與怨恨。當他接到父母與兄長死於車禍的消息後，被迫返回家鄉——這趟回歸成為一場心理與道德的審判，也是一場對舊歐洲文化與法西斯遺緒的徹底「滅絕」。


二、主題分析

「家族」作為腐敗的根源

穆拉特視自己的家族為奧地利社會的縮影——虛偽、僵化、充滿偽善與道德敗壞。

他將個人厭惡升級為文化批判，將「家」視為一個需要被毀滅的概念。

「要想重生，必須先摧毀。」這句伯恩哈德式的信條構成小說的精神核心——滅絕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徑。

愛墾研創·《論語》‘興觀羣怨’中‘興’與‘情志’之關聯

一、正文段落

《論語·陽貨》有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中「興」字，自漢以來多被解作「感發情志」之義。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釋曰：「興，感發志意。」（朱熹，1983：〈論語·陽貨〉）此即明言詩能激起人之「志意」，與古人所謂「情志」之說相通。按《說文解字》：「興，起也。」（段玉裁，1981：《說文解字注》卷八）「起」本義為動作之發端，引申為「喚起心志」，故「興」為「感發情志」之用，自然可通。毛詩學派亦言「興者，托物以發己心」（《毛詩序》），孔穎達疏曰：「興者，引物起詞，以見志也。」（《毛詩正義》卷一）是則「興」之功能，即以外物引起內心情感與志意之活動。

綜合經傳注疏可知，「興」與「情志」的關係在於：詩之「興」為「情志」發動的機制，藉由詩文的比興結構，引發人之情感（情）並感通其志向（志），以致形成道德與審美之感發作用。此種詩學觀念後來深刻影響中國文論，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即是對「興」與「情志」關係之繼承與發展。

二、參考文獻

朱熹（1983），《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段玉裁（1981），《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

《毛詩序》與孔穎達疏見《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劉勰（1981），《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陳鼓應（1990），〈論語詩學的“興觀群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期。

[我們當年可笑、醜惡的形象]

這位奇才，這位智者，這位孤獨者，這位談吐驚人並在任何事情上都出手不凡的哲人，是否有可能就是從前維爾迪蘭家收留的那個可笑而惡習不改的畫家呢？……

他回答我說是的，並不覺得難堪，似乎這是他一生中已經相當遙遠的一段……

「一個人，不管多麼明智，」他對我說，「在年輕時的某一階段，沒有說過什麼話，甚至過著某種生活，事後回憶起來覺得很不愉快，希望將其抹掉，這樣的人恐怕是沒有的。但是他不該絕對地為此而悔恨，因為，只有經過所有可笑、醜惡之現形，他才能有把握在可能範圍內變成一個聖賢。這一切可笑、醜惡的現形應該是這最後現形的先導。我知道有些年輕人，是傑出人物的子孫，他們的家庭教師從他們中學時代起便教導他們要精神崇高、道德高尚。

「可能他自己的生活中沒有任何要掩飾的地方，凡是他們說過的話，都可以簽上自己的名字發表。

「但是，這是一些精神貧乏的人，是理論說教者軟弱無力的後代，他們的明智是消極的，是不能開花結果的。明智不能靠接受而來，必須自己去走一段路親自去發現，任何人不能代替我們去走，不能免了我們這趟差，因為明智是對事物的一種觀點。

「你欽佩的世人，你覺得端莊的儀態，並不是家長或家庭教師安置停當的。這些東西的先導，是完全與此不同的人生開端，受到周圍佔統治地位的惡或俗的影響。這些代表著一場戰斗，一次凱旋。

「我們在最初某一階段是什麼模樣，那形象已模糊不清，無法辨認，不管怎麼說，是不討人喜歡的。這我明白。但是我們不應該否認這個形象，因為它是我們實際經歷的見證，按照生活和思想的規律，我們從生活的共同因素中——如果是一個畫家，就還得從畫室生活、藝術小團體中——提煉出來超越這一切到某些東西。」（摘自：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第6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