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數位習態的塑形：社交媒體的場域邏輯

布赫迪厄認為「場域」（field）是社會實踐發生的舞台，每個場域都有其規則與價值體系。若將社交媒體視為一個獨立場域，我們會發現它內建的演算法邏輯與互動機制，不斷強化了 FOMO。

首先，演算法以「即時更新」和「熱門推薦」作為核心，讓使用者感受到「隨時都有新事物發生」，因此持續刷新頁面成為一種慣習性的動作。其次，按讚與分享的計量化機制，將社交價值轉換為數字排名，使人們在比較中產生焦慮。這些設計逐漸被內化為一種「數位習態」：人們不自覺地透過點擊、瀏覽、上傳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感。

於是，FOMO 並非僅僅來自個人性格，而是社交媒體場域強化並擴張的結果。這種「數位習態」在當代社會中廣泛內化，逐漸塑造了一種新的時間感與生活節奏：若不即時回應，就可能錯過；若不持續更新，就可能消失。

四、FOMO 作為「象徵暴力」

布赫迪厄提出「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用以描述統治階層如何透過文化符號的自然化，讓被支配者自願接受不平等。在 FOMO 的脈絡中，這種象徵暴力體現為：人們相信「必須跟上潮流，否則就會被淘汰」。

例如，當年輕人不斷追逐最新的演唱會門票、限量鞋款或話題影集時，他們其實已經接受了一套被市場與媒體設定的價值邏輯。這套邏輯讓人感覺「錯過就意味著失去身份與歸屬」，而不是單純的娛樂消遣。換言之，FOMO 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對人心的「象徵馴化」，讓人們自願把時間與精力投入到無止境的更新與消費之中。

五、FOMO 的社會隱憂：從焦慮到倦怠

如果將 FOMO 放在更廣的社會脈絡裡，它不僅僅是「焦慮」的問題，更可能帶來深層的社會隱憂。

首先，它加速了社會的時間化壓力。人們在「即時更新」的推動下，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快、不夠即時，這種節奏最終可能導致「數位倦怠」（digital burnout）。其次，它削弱了人們的深度生活經驗。當所有活動都必須被拍攝、上傳、標記，參與的價值便轉移到「是否能被展示」上，反而使得當下的體驗空洞化。最後，FOMO 也加劇了社會排斥與不平等。資源較少的人群更難參與「被認定為重要」的活動，因而感受到被邊緣化，社會裂縫隨之擴大。

六、結語：走出 FOMO 的可能

從布赫迪厄的角度看，FOMO 並非純粹的心理現象，而是社會結構、文化資本與場域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提醒我們，焦慮並不是個體的「缺陷」，而是當代數位社會的「正常症狀」。

若要走出 FOMO，或許需要從兩個層面著手：其一，個人需重新培養對「存在」的理解，不再完全依賴外部展示來確認價值；其二，社會與媒體設計者必須反思演算法與平台機制，避免將人推向無止境的更新循環。

最終，我們或許應該學會以布赫迪厄的眼光看待 FOMO：它不是單純的心理問題，而是社會習態的表徵，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代人對歸屬、地位與資本的焦慮。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錯失的不僅是活動或資訊，而是我們在社會中如何被建構、被定位，甚至被馴化的整個過程。

愛墾主張·錯失的焦慮：從布赫迪厄的「習態」理解 FOMO 的文化根源

在社交媒體高度滲透的時代，「Fear of missing out」（FOMO，錯失恐懼症）已經成為一個廣泛流行的心理現象。人們因為擔心錯過聚會、資訊或生活經歷，而不斷滑動螢幕，確認自己沒有被社會拋棄。然而，若僅將其視為個體的心理困境，便忽略了這種焦慮背後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邏輯。

若我們從皮埃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習態」（habitus）理論切入，便能看見 FOMO 並非單純的個人焦慮，而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透過文化品味、資訊消費與社交實踐所形塑的結果。

一、習態與社會場域：FOMO 的生成土壤

布赫迪厄所謂的「習態」，是人們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經由生活經驗、教育背景與階級位置內化而成的一套「持久性傾向」。它既不是純粹的個人選擇，也不是完全的社會強制，而是一種深植於身體與思維的實踐邏輯。人們如何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活動」、「什麼資訊值得追蹤」，往往已經受到其社會位置與習態的制約。

在數位網路的場域裡，習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產階級的青年，可能傾向於參與音樂祭、展覽、國際旅遊，並透過 Instagram、Facebook 等平台展示；而科技產業的工作者，則可能不斷關注加密貨幣、AI 新聞或創業動態。對他們而言，錯過這些「熱點」意味著在所屬社會群體中失去位置。換言之，FOMO 不僅是對「錯過」的焦慮，更是對「社會資本」流失的恐懼。

二、FOMO 與文化資本：焦慮的社會分化

布赫迪厄強調，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相互交織，決定了個體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FOMO 的核心，其實是文化資本在數位場域裡的再生產。

當代人害怕錯過展覽、音樂會或熱門電影，不僅是因為娛樂需求，更是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能夠累積「可展示的文化資本」。例如，一個人若能及時在朋友圈上傳熱門餐廳的照片，便意味著他能參與當下的文化潮流。反之，若總是「落伍」，可能被視為缺乏文化敏感度，甚至被排除於特定社交圈之外。

這種現象凸顯了 FOMO 的社會分化性：越是中產階級與菁英群體，越在意是否「趕上潮流」；而弱勢群體則可能因缺乏資源參與其中，而被動地承受落差感。於是，FOMO 不只是心理困境，更反映了資源不平等在文化消費上的擴大效應。

斯特拉斯堡

三天前，他會痛快淋漓，手刃卡斯塔奈德神甫；但此刻，在斯特拉斯堡，哪怕是小孩子跟他吵，他都會覺得豎子有理。回想生平所遇到的對手仇敵，都覺得是他于連自己理虧！原因就在於他高強的想像力，從前不斷給他描繪錦繡前程，如今卻毫不放鬆，專門來跟他作對。

在塔樓裡

精神委頓，倒用得著治病的藥物和提神的香檳。于連認為求助於外物，是怯懦的表現。

傅凱來了。純朴善良如他，傷痛得都有點神魂失據。他唯一的想法，如果他還有想法的話，是變賣全部家產，買通看守，救出于連。拉瓦萊脫越獄的事，他跟于連說了半天。

權勢人物

成見管成見——而且心裡未必承認，于連還是覺得拉穆爾小姐俏麗非凡。在她的言行中，怎能看不到一種高貴的感情，不計利害，遠遠高出一般渺小庸俗的心靈？他依然相信自己愛著一位皇后。

深謀遠慮

「怎麼！我在她身旁，有時會心神不屬，有時甚至感到厭煩，」他捫心自問，「她失身於我，得到的竟是這樣的報答！難道我是壞蛋？」這種問題，換了他雄心萬丈的時節，是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那時，對他而言，壯志未酬，才是人生唯一的恥辱。

審判

諸位先生，我此生無此榮幸，能隸屬你們那個階級；在你們看來，我不過是一個為自己出身卑微而敢於抗爭的鄉民。

我的罪即使沒這麼重，我看到在座各位，不會因我年輕而動惻隱之心，仍會殺一儆百，借我來懲戒、來打擊，這個階層的年輕人：他們出身低微，厄於窮困，但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混跡於闊佬們所號稱的上流社會。這就是我的罪過。

在這件事上，也跟其他事一樣，為了追求耀眼的光華，卻把純良率真拋棄了。

我極度的失望與悔恨，在瓦勒諾和本地貴族看來，會笑我是孬種，怕死。他們看起來很神氣，殊不知這些軟弱的心，全靠金錢地位，才沒給誘惑拉下水！

一個人可以變得博學、機靈，但是他的心……心的高貴是學不到的。

（摘自：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的《紅與黑》（英語：The Red and the Black；法語：Le Rouge et le Noir，1930）。這部書之所以被視為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高峰，關鍵在於它同時具備思想深度、敘事創新與人物心理描寫的精準度，並以冷峻而犀利的筆法呈現法國復辟時期的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