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

（續上）既然魏連性、范愛農們都逃脫不了太監化的命運，那麽阿Q 、華老栓們更是無知無覺地生活在龐大的“蠶室”裏。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裏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盡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場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裏了。

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裏的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
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對象，因為錯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沈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郁郁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

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盡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

文革中為什麽會產生那麽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欲，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
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錮大大地改變了在經濟上受壓迫的人的性格結構，以致他的行動、感覺和思想都違背了他的物質利益。”

賴希研究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就整個人類來說：“經歷了幾千年的機械發展過程，機械的生活現已經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統中越來越根深蒂固。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人的職能實際上已按一種機械的方式改變。人在扼殺自己的生殖職能的過程中，已在血漿上僵化了。”

賴希的觀點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話來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這一真理，中國的皇帝們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國也會抓住這一法寶。最後，層層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便成為了一種強大的障礙，即“個人和社會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發作用的障礙。”

人人都太監化之後，也就沒有人覺察到障礙的存在了。

余傑《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

（續上）今天重提這些詩句，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們難堪，令先生們的學生及學生的學生難堪。

然而，難堪與事實真偽無關，它只能提醒我們：

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須付出殘疾為代價。虐殺是合法化的，被虐殺也是合法化的，指責誰的品德毫無意義，正如指責泥鰍為什麽生活在汙泥中。

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汙泥如何讓泥鰍適應它，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它。

在中國知識分子看來，所謂“知識”，便是“應帝王”的本錢。一代大哲馮友蘭便是這樣一個典型。在《廠松堂自序》中，他這樣評述自己的哲學觀點：“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實在論占優勢.........，後來我的哲學思想逐漸改變為柏拉圖式的新實在論。”

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學問，畸形的學問則導致畸形的用途。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召見一批學者，每個人進去談幾分鐘，出來以後學者們都沒說什麽，獨獨馮大大地贊美蔣：“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敗走臺島，馮搖身一變，又把毛奉為“領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臺，可憐哲學家，侍奉江娘娘。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
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儲刊還是說謝，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絕對找不到讀古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如亞里士多德的全集時的那種感覺——清晰的邏輯、嚴密的體系、超乎於功利之上的對知識的單純的渴求，這一切都充滿了陽剛之氣，令人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暖。

我想起美國社會學家西爾斯論述知識分子本質的一段話：

“在每個社會裏，總有一些對神聖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對他們所處的環境的本質和引導他們的社會規律具有不尋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個社會都有少數人願意經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很遙遠。這些少數人有一個需要，需要把這種追求，表現在真摯的筆下對話中、詩歌中、雕塑中、歷史回顧和寫作中、儀式操演和崇拜活動中。”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恰恰少了這少數非太監化的知識分子。

[愛墾研創]影劇中的「俱足」與「療傷」～～若將《完美故事》A Perfect Story (SpanishUn cuento perfecto，2023，Spain）與《寶島誘惑》The Great Seduction (Spanish: La gran seducción, 2023, Mecican)並置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轉向：心靈療癒不僅是敘事主題，甚至已被生產、包裝為一種可流通的「文創商品」。而這種商品之所以成立，正因為「懷疑人生」——對自我、關係與未來的不確定——已經成為一種廣泛共享的時代情緒。

在《完美故事》中，瑪格的逃婚與大衛的漂泊，表面是個人困境，實則反映出一種典型的現代焦慮：當既有的人生腳本（婚姻、職業、階級）失去說服力，個體便陷入選擇過剩與意義匱乏的雙重困境。這種「懷疑人生」並非劇烈的崩潰，而更像是一種持續的、柔性的動搖——你可以繼續生活，但總覺得哪裡不對。

於是，影劇提供了一種「可觀看的療癒」。當角色前往聖托里尼或米科諾斯島，觀眾不僅是在看一段愛情發展，更是在消費一種情緒解方：離開原地、暫停責任、重新感受自我。這種療癒具有高度的可複製性與可想像性，因此能在Netflix的全球體系中廣泛流通。

但這裡的關鍵在於：它同時也是一種「被設計的療癒」。觀眾明知這些風景與情感經驗帶有濾鏡，卻仍願意沉浸其中，因為它精準對應了當代人的心理需求——在現實無法立即改變的情況下，先在感官與想像中獲得舒緩。

相較之下，《寶島誘惑》雖然同樣涉及療癒，卻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文化腳本。它並不鼓勵角色離開困境，而是讓他們在原地「重新組織意義」。島嶼上的居民透過集體行動與關係修補，逐步恢復對生活的信心。這種療癒較不依賴外部場景，而更倚重內部連結，因此顯得笨拙卻真實。

若將這兩種模式放入更大的媒體環境中觀察，便會發現它們與當代社群媒體文化形成一種互文關係。在各類平台上，人們不斷進行「自我宣告」（self-avowed）：分享自己的困惑、低潮、成長歷程，甚至將「懷疑人生」本身轉化為一種可被觀看與按讚的內容。寫的人多，讀的人多，按讚與轉發更不在話下。

這種現象一方面確實打開了情感表達的空間，使過去難以言說的脆弱得以被看見；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將「療傷」本身商品化與表演化。當情緒成為內容，當脆弱成為可被量化的互動數據，我們是否仍在真正地面對自己，還是只是在不斷重複某種被認可的敘事模式？

在這樣的文化條件下，「俱足」反而顯得稀缺。所謂俱足，並非沒有困惑或痛苦，而是一種不急於透過外部認同來確認自我的心理狀態。它意味著：即使沒有壯麗的聖托里尼作為背景，沒有戲劇化的轉折，個體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某種穩定與完整。

問題在於，當整個文化生態都在強調「改變」、「突破」、「重新開始」時，這種內在的穩定反而缺乏敘事吸引力。它難以被拍成影劇，也不容易在社群媒體上獲得關注。於是，我們更容易被那些關於逃離與重生的故事所吸引，而忽略了「停留」與「承受」同樣是重要的生命能力。

回到兩部作品，《完美故事》提供的是一種「想像性的療癒」——透過空間轉換與情感經驗，讓觀眾暫時擺脫懷疑；《寶島誘惑》則呈現一種「實踐性的療癒」——透過關係修復與集體行動，在不完美中重建意義。兩者並非對立，而更像是當代人在面對不確定時的兩種策略。

或許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懷疑人生」成為時代常態，我們是否也逐漸依賴那些被包裝好的療癒敘事？而在不斷觀看、書寫與按讚之中，我們是否還保有一種不需展示、不需證明的內在空間？

「俱足」之所以珍貴，正因它無法被輕易轉化為內容。它不提供戲劇性的高潮，也不迎合觀眾的期待。但也許正是在這種不被觀看的狀態裡，個體才真正開始從「懷疑人生」走向「承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