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加雅街杜順公主》文創發想

從民族關係、歷史文化、地理景觀、自然生態到寓言傳說,沙巴都是一個充滿豐饒資源與活力的區域,如何借文化創意給鄉土經濟與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想像力? 這是值得借《我的加雅街杜順公主》出版計劃而思考的機緣與參與。 Engelbert 張文傑·攝影 《沙巴亞庇碧南堂神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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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mogun 詩男

    Motivation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llowing Tarski, Popper suggests that we divide the uni versal class of all statements into true and false, T and F, (Popper 1972).

    He claims that the aim of science is to discover theories (explanations) whose content covers as much of T and as little of F aspossible, where the content of athe ory is the set of all statements logically entailed by it.

    This set may also be divided into true and false statements (the theory's truth and falsity content). A good theory should suggest where to look, i.e. new observations which we had not thought of making before.

    This is comparable to a situation where the universal class of all basic items in a domain is divided into good and bad, V and V0. If we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a program as its output set O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good and bad arte facts, then we can claim that one aim of a creative program is to generate as much of V (and as little of V 0) as possi ble.(中文翻譯)[下續]

  • Momogun 詩男

    [愛墾研創]從《七鐘面》重返 Netflix,看推理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的經典回聲

    當串流平台持續翻拍經典文本,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作品,始終是最穩定、也最耐看的文化資產之一。2026115日,全新三集迷你影集《阿嘉莎.克莉絲蒂之七鐘面》Agatha Christie’s Seven DialsNetflix 上線,再次將這部誕生於1929年的推理小說,推向當代觀眾的視野。這不只是一次影像改編,更是一場關於古典推理如何在現代媒介中重新發聲的文化對話。

    《七鐘面》The Seven Dials Mystery的開端,表面上輕巧甚至帶點英式幽默:一群上流社會年輕人,為了捉弄嗜睡的朋友傑瑞,在他的床頭擺放八個鬧鐘,準備在清晨輪番作響。然而,這場看似無傷大雅的惡作劇,卻迅速滑向不可逆的深淵——一隻鬧鐘神祕失蹤,死亡隨之而來,背後牽動的,是名為「七鐘面」的秘密組織。在克莉絲蒂筆下,輕鬆與危險往往只有一步之隔,正是這種日常秩序被悄然撕裂的瞬間,構成她推理敘事最迷人的張力。

    新版影集將故事設定於1925年的英國鄉間,煙囪別墅的寧靜外表下暗潮洶湧。不同於觀眾熟悉的白羅或瑪波小姐,本劇讓「疾如風」的艾琳·布蘭特小姐成為推動真相的核心人物。她的出現,一方面延續克莉絲蒂筆下女性角色的能動性,另一方面也讓影集在當代性別視角下,更顯銳利。這不是單純的懷舊復刻,而是一次試圖讓經典角色與現代觀眾重新建立情感連結的嘗試。

    阿嘉莎.克莉絲蒂之所以被稱為「推理小說女王」,不僅因為她驚人的產量——一生創作66部長篇小說、150篇短篇故事與20餘部劇本——更因為她對人性的洞察,始終冷靜而精準。她的作品全球銷量超過20億冊,僅次於《聖經》與莎士比亞,並於1971年獲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授予爵士榮銜。這些數字與頭銜,固然耀眼,卻仍不足以解釋她作品為何能跨越世代、文化與媒介。

    答案,或許藏在她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之中。若說柯南·道爾以醫學理性塑造福爾摩斯的冷峻天才形象,那麼克莉絲蒂則是在下午茶、瓷器與甜點之間,慢慢鋪陳謀殺的輪廓。她的傳記封面,常被形容為一桌象徵其作品的甜點:船形咖啡蛋糕、檸檬餡餅、鐘面杏仁餅乾——謀殺在她筆下,並非血腥展示,而是被包裹在文明、禮儀與日常細節中的理性遊戲。

    然而,這份表面的優雅,背後卻是一位極度清醒、甚至現實的女性。1890年出生於德文郡的克莉絲蒂,童年喪父,家道中落,讓她很早便理解金錢與安全感之間的殘酷關係。她的小說中,超過三分之一的謀殺動機源於金錢,這並非巧合,而是生命經驗的投射。她努力工作、清楚標價,拒絕被低估,這份「商業化」的態度,在當時甚至令 BBC 感到震驚。

    她的私人生活同樣充滿戲劇性。1926年的神祕失蹤事件,讓整個英國為之沸騰;再婚考古學家馬克斯·馬洛溫後,她在中東考古現場完成了大量作品。這些人生裂縫,沒有直接化為自傳式書寫,卻轉化為她筆下對秩序崩解的敏感與對理性的執著。

    克莉絲蒂始終自稱對「作者本身」不感興趣,她希望讀者專注於故事。然而,她留下的檔案、磁帶、信件與帳單,卻構成了一個極其完整的「現場」。對當代讀者而言,她既熟悉又神祕:她的角色機智幽默,她本人卻保守內斂,堅守舊時代的禮法與體面。正如瑪波小姐所言,淑女必須在人前控制情緒,哪怕內心早已崩潰。

    也正因如此,當現代社會的輕浮、自私與道德鬆動迎面而來,克莉絲蒂的作品反而顯得異常穩固。《七鐘面》的再度影像化,不只是懸疑娛樂的回歸,更是一種文化提醒:在看似文明有序的社會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往往不是暴力本身,而是人們對規則與良知的輕忽。

    或許,這正是阿嘉莎.克莉絲蒂歷久不衰的原因。她讓我們在鐘聲響起之前,看見秩序的裂痕;也在謎底揭曉之後,重新思考文明究竟依靠什麼維繫。在 Netflix 的串流時代,這位熱愛下午茶的英國老太太,依然坐在壁爐旁,靜靜注視著世界。

  • Momogun 詩男

    [愛墾研創]語言遊戲與小敘事:從哲學治療到後現代知識政治的文化轉向

    二十世紀思想史的一個關鍵轉折,是對「宏大敘事」的懷疑與瓦解。從啟蒙運動以來,西方哲學與科學長期依賴於總體化的理性敘事:人類歷史被理解為理性進步的線性過程,語言被視為世界的透明媒介,哲學被賦予建構終極體系的使命。然而,這一宏大敘事在二十世紀遭遇根本性危機。晚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與李歐塔的「小敘事」正是這一思想轉向的兩個重要節點,它們不僅是哲學概念,更構成了一種深刻的文化批評視角。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放棄了早期《邏輯哲學論》的圖像理論,拒絕尋找語言的抽象本質,而轉向對語言實踐的描述。他提出「語言遊戲」概念,將語言活動理解為嵌入行動與制度的實踐。命令、祈禱、敘事、玩笑、科學報告、法律條文,皆是不同的語言遊戲,各自遵循不同的規則與用途。語言不再是一套可還原為邏輯形式的統一系統,而是一個多樣、交錯、歷史性的實踐網絡。這種多元性使得任何試圖建立「語言本質」的宏大理論都顯得徒勞。

    與語言遊戲密切相關的是「生活形式」概念。維特根斯坦指出,理解語言即掌握一種生活形式,語言嵌入於習俗、技術、制度與身體實踐之中。這一觀點具有深刻的文化哲學意涵:語言不再被視為普遍理性的工具,而是歷史與文化實踐的產物。不同群體的語言遊戲反映其生活形式的差異,意義因此具有地方性與社會性。這種思想已經預示了後來文化研究對話語、權力與身份的關注。

    如果說維特根斯坦在哲學內部瓦解了語言的宏大理論,李歐塔則在知識理論與文化政治層面宣告了宏大敘事的終結。在《後現代狀況》中,李歐塔提出「對宏大敘事的不信任」,主張現代社會的知識不再由普遍理論合法化,而是以「小敘事」的形式存在。科學、藝術、政治、技術領域各自形成局部話語體系,沒有一個元敘事能夠統攝全部知識。這一觀點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驚人地呼應:知識與意義都是局部實踐的產物。

    然而,維特根斯坦與李歐塔之間亦存在重要差異。維特根斯坦的轉向主要是哲學方法論的自我反思,他試圖「治療」哲學迷惑,讓哲學回到日常語言的描述。他並未直接進行政治或文化批判,而是對理性形而上學的內在假設提出質疑。相較之下,李歐塔的「小敘事」理論具有明確的文化政治意涵,它揭示了知識合法化機制的權力結構,批判科學與國家、資本之間的聯結。若說維特根斯坦是思想範式轉換的哲學奠基者,李歐塔則是這一轉換的文化理論化與政治化。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看,語言遊戲與小敘事共同構成了一種「去中心化」的知識圖景。意義不再由超越歷史的理性結構保證,而是在具體實踐中生成;知識不再追求普遍性,而是承認差異與局部性。這一轉向對當代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在媒體時代,網絡迷因、社群話語、次文化語言構成了無數語言遊戲與小敘事;權威話語不再壟斷意義生產,地方性知識與邊緣聲音獲得可見性。然而,這種多元化也帶來真理碎片化與共識困境的問題,宏大敘事的崩潰既是解放,也是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並未滑向徹底相對主義。他強調語言遊戲具有規則性與公共性,遵循規則是一種習俗,而非個體任意行為。這意味著小敘事並非純粹主觀故事,而是嵌入共同生活形式的實踐秩序。李歐塔亦指出小敘事具有局部合法性,但他更強調知識的競逐與權力關係。兩者的差異揭示了後現代思想內部的張力:一方面拒絕普遍理性,另一方面又必須尋找共同理解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與李歐塔的小敘事標誌著二十世紀思想從總體化理論走向局部實踐的深刻轉向。它們共同揭示:世界不是一個可被單一理論捕捉的整體故事,而是由無數交織的語言實踐與文化敘事構成的多重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哲學不再是建構終極體系的學科,而是一種對語言與生活形式的反思性描述;文化批評不再尋求終極真理,而是在多樣敘事之間追問權力與意義的生成機制。語言遊戲與小敘事因此不僅是哲學與文化理論的概念,更是理解當代世界碎片化、多元化與後宏大敘事狀態的關鍵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