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14

沙特德拉伊耶城市文化遺產博物館中心

Zaha Hadid 建築師事務所於2016年奪得沙特阿拉伯德拉伊耶(Diriyah,世界文化遺產地)城市文化遺產博物館管理中心的設計大賽。 管理中心將成為博物館的總部;一所全新的教育機構也將建設於此,以保護當地符合UNESCO世界遺產的歷史文化遺產地和周邊的哈尼發谷地(Wadi Hanifah,120公里長)村落。

這個總面積為8780平方米的建築包含多種功能:永久性的展覽畫廊,圖書館,大講堂和多個學生/成年教育空間。此外,它將成為新科學研究所之家,用於實地調查和研究,提供記錄德拉伊耶考古場地的文檔。

德拉伊耶的世界文化遺址圖賴夫區(At-Turaif District)建立於公元15世紀,此處是沙地王朝的第一座首都所在地。在18世紀與19世紀初時,德拉伊耶成為瓦哈比派在政治及宗教的思想傳播中心。(來源:https://www.arch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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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薇

    奥登:暗藏的法律    

    暗藏的法律並不否認

    我們的或然性規律,

    而是把原子、星辰和人

    都照其實際情況來對待,

    當我們說謊時它就不理。

     

    這是唯一的理由:何以

    沒有一個政府能把它編集

    語言的定義必然會傷害

    暗藏的法律。

     

    它極端的耐心不會阻止,

    如果我們要去找死;

    當我們坐上汽車想逃避它,

    當我們在酒館裡想忘記它:

    這就是暗藏的法律要懲罰

    我們的方法。


    查良錚 譯
       

    The Hidden Law by WH Auden

    The Hidden Law does not deny
    Our laws of probability,
    But takes the atom and the star
    And human beings as they are,
    And answers nothing when we lie.

    It is the only reason why
    No government can codify,
    And verbal definitions mar
    The Hidden Law.

    Its utter patience will not try
    To stop us if we want to die;
    If we escape it in a car,
    If we forget It in a bar,
    These are the ways we’re punished by
    The Hidden Law.

    June 1940

  • 楊薇

    [愛墾研創]詩性行動與靈光殘影:從維柯出發重讀雪萊與班雅明

    在浪漫主義與現代性批判之間,詩歌的地位長期處於一種張力之中:它究竟是歷史的推動力量,還是僅僅殘存於審美經驗中的餘暉?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在《詩辯》中將詩人視為「未被承認的立法者」,強調詩的「神聖想像力」具有預構未來道德秩序的能力;相對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出「靈光」(Aura)的消逝,揭示現代技術條件下審美經驗的去神聖化與可複製性。在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立場之間,引入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或可為詩歌的「行動主體性」(agency)提供一個關鍵中介,使詩歌既不淪為空泛的理想主義,也不被還原為純然消逝的歷史遺跡。

    雪萊所謂的「神聖想像力」,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認知能力。對他而言,人類的制度、法律與宗教並非自然生成,而是想像力長期運作的產物。詩人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其語言的裝飾性,而在於其能夠重組人類的情感結構,使尚未實現的倫理秩序先以感性的形式被「預演」。因此,詩歌並非對現實的再現,而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生成實踐。這種觀點將詩歌置於高度主動的位置:它不僅影響個體感受,更在潛移默化中形塑歷史進程。

    然而,班雅明的分析則將這種樂觀的生成論置於嚴峻的歷史條件之中加以反思。他所謂的「靈光」,指的是藝術作品在其獨特時空位置中所呈現的不可替代性與距離感,是一種結合歷史沉積與感知經驗的存在方式。在機械複製技術(如攝影與電影)普及之後,藝術作品脫離了其原初語境,變得可以無限複製與流通,從而削弱了其「在場性」。在此意義上,班雅明關注的並非創造力本身,而是創造力的歷史條件如何被技術與資本所改寫。詩歌不再自然而然地具有轉化世界的力量,其可能性反而受到制度性限制。

    在雪萊的生成性想像與班雅明的歷史性消逝之間,維柯的「詩性智慧」提供了一個更為基礎的視角。維柯在《新科學》中指出,人類最初並非以抽象理性理解世界,而是透過隱喻、神話與形象思維來「創造」一個可理解的世界。換言之,人類之所以能理解其制度與歷史,是因為這些事物本身即為人類詩性活動的產物。這種「詩性智慧」既是認知方式,也是創造行動,既屬於集體,又深植於歷史之中。

    從這一角度觀之,雪萊的「神聖想像力」可以被理解為對維柯式詩性智慧的自覺化與強化:詩人將原本分散於人類文化中的創造能力集中並提升,使其成為批判現實與預示未來的工具。而班雅明的「靈光」,則可視為詩性智慧在歷史中的顯現與殘影——那些曾經由人類詩性地賦予意義的事物,在現代性條件下逐漸失去其原初的神聖性與距離感。如此一來,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再是單純的對立,而是分屬於同一歷史過程中的不同側面:一者指向創造的可能性,另一者揭示其流失的現實。

    這一中介視角同時也有助於重新理解雪萊與奧登(W. H. Auden,1907-1973)之間著名的張力。奧登在〈紀念葉慈〉中寫道「詩歌什麼也不使發生」(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似乎直接否定了雪萊式的詩歌行動論。然而,若從維柯的詩性智慧出發,這一命題可以被重新詮釋:詩歌確實不直接介入政治或制度層面的變革,但它塑造了人理解世界與他者的方式,而正是這種深層的感知與意義結構,構成了制度得以生成與轉變的基礎。詩歌的「無效性」,在此反而揭示了其更為根本的作用機制。

    因此,詩歌的行動主體性並非一種無限擴張的創造自由,也不是在現代性中完全消散的歷史遺物,而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中持續運作的詩性能力。讀者在這一框架下亦不再只是被動接受「靈光」的觀者,或被詩人啟蒙的對象,而是詩性智慧的共同承載者。每一次閱讀,都是對既有意義結構的再激活與再生產,是在歷史條件中重新開啟詩性行動的可能。

    總而言之,透過維柯的「詩性智慧」作為理論中介,雪萊的「神聖想像力」與班雅明的「靈光」得以被重新置入同一思想譜系之中:前者標誌著人類詩性建構世界的主動能力,後者則呈現此種能力在現代性條件下的歷史變形與殘存狀態。在這一理解下,詩歌既不再是烏托邦式的預言,也不僅是消逝的美學遺跡,而是一種持續介入人類感知與意義生成的文化實踐。

    參考文獻(References

    Shelley, Percy Bysshe. A Defence of Poetry. 1821(發表於 1840).

    Benjamin, Walte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6.

    Vico, Giambattista. The New Science (Scienza Nuova). 1725(後修訂版 1730, 1744).

    Auden, W. H. “In Memory of W. B. Yeats.” 1939.

  • 楊薇

    [愛墾研創]黎佐〈三行連句〉的情動時分~~希臘詩人黎佐(Yannis Ritsos,1909-1990)有首短詩,詩人許達然譯為〈三行連句〉:

    當他寫時不看海,
    他感到鉛筆在指尖顫抖──
    正是燈塔亮起時。

    在現代詩的發展脈絡中,一種重要但往往不易被直接命名的轉向,是從「再現世界」走向「生成感覺」。這種轉變,正可借用情動理論的視角來理解:詩不再優先處理意義、象徵與敘事,而是讓尚未被語言完全捕捉的身體感受,直接浮現於文本之中。當詩歌把重心從「描述外在世界」轉移到「身體感受與瞬間情動的生成」,它同時也改寫了讀者的閱讀方式——我們不再只是理解,而是被觸動。

    這種風格在雅尼斯·里索斯的詩作中表現得尤為鮮明。里索斯並非不關心歷史、政治或神話,相反地,他的創作背景深受二十世紀動盪影響。然而,他的詩並不傾向於宏大敘事或直接表意,而是將這些龐大的外在現實壓縮、轉化為微小而精確的感官瞬間。例如,一個手勢的遲疑、一束光線的停滯、一件日常物件的觸感,都可能成為情動爆發的節點。在這樣的詩學中,「事件」不再是故事中的轉折,而是身體內部的一次顫動。

    這種顫動具有某種前語言性。它並不是情緒的明確表達,而更接近情緒尚未被命名之前的狀態。當詩句寫到「指尖的顫抖」或「空氣的凝滯」,它們並未指向一個清楚的意義,卻讓讀者在閱讀中產生某種共振。這種共振,正是情動理論所強調的「強度」(intensity):一種不完全屬於語言,也不完全屬於主體的感受流動。換言之,詩的功能不再只是傳遞內容,而是成為一個讓感覺發生的場域。

    在文化層面上,這種轉向可被視為對現代性的一種回應。當資訊、圖像與敘事過度飽和,人們對「意義」的需求反而變得遲鈍,甚至疲乏。在這樣的情境中,詩若仍停留在再現與解釋,便容易淪為既有話語的重複。而轉向情動,則意味著尋找另一種抵抗方式:不再提供清晰的答案,而是創造一種無法被立即消化的感覺經驗。這種經驗或許微弱,卻更為直接,也更難被體制化。

    此外,情動導向的詩學也重新定位了「身體」的角色。在傳統詩歌中,身體往往是被描述的對象,或是情感的承載工具;但在這裡,身體成為感知的起點與發生之地。詩中的手、眼、呼吸,不再只是形象,而是感覺生成的現場。當外在世界被刻意淡化,甚至被「不去觀看」,身體反而更敏銳地捕捉到某種難以言說的變化。這種寫法,既是內向的,也是開放的——它不依賴宏大景觀,卻能觸及更深層的存在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風格並不等同於純粹的主觀抒情。它並非將內心情緒直接傾瀉,而是透過節制與間接性,讓情動在語言邊緣顯現。許多時候,詩句甚至刻意保持冷靜與簡潔,避免過度解釋。正是在這種留白之中,情動得以擴散。讀者被邀請進入一個未完成的場域,在其中補足感覺,而非理解意義。

    從更廣的文化角度來看,這種「從再現到生成」的轉向,也與當代藝術的多種實踐相呼應。無論是影像藝術、聲音藝術,或是裝置作品,都越來越強調觀者的身體經驗與即時感受,而非單一的詮釋框架。詩歌在此並未落後,反而以其最精簡的形式,提供了一種極為純粹的情動實驗。

    總的來說,當詩歌不再急於說明世界,而是讓一個尚未成形的感覺在語言中震動,它便進入了一種新的文化位置。這種位置既脆弱又強韌:脆弱在於它拒絕確定性,強韌在於它直指經驗的核心。里索斯及其同類型創作所展現的,正是一種將詩從「意義的容器」轉化為「感覺的發生器」的可能。在這樣的詩中,我們讀到的,不只是文字,而是一個瞬間正在成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