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作為軟件的先鋒派〉新媒體的技術美學與文化邏輯

在二十世紀初，先鋒派（Avant-garde）曾代表著對既有藝術形式的反叛與更新——從構成主義的空間幾何，到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圖像，先鋒派藝術家以新技術、新媒介作為通向感知革命的手段。而在數位時代，列夫·馬諾維奇指出：今日的「新先鋒派」已不再是個體藝術家的美學實驗，而是作為軟件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換言之，軟件繼承並轉化了先鋒派的歷史使命——它不再以「陌生化」對抗感官慣性，而以「自動化、生成與操作」來重塑我們的知覺與思維結構。

一、從「新視覺」到「新算法」：媒體訪問的革命

馬諾維奇所謂的「新先鋒派」，首先表現為一場媒體訪問（media access）方式的革命。在早期的現代主義中，藝術家通過剪接、蒙太奇、拼貼等手段，顛覆傳統媒介的線性結構，以此揭示感知的多維性。而在數位時代，這種「多維結構」被編碼化、數據化，成為軟件的基本運算邏輯。

資料庫（database）與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取代了畫布與膠片，成為新的創作場域。它們能在億萬條媒體記錄中即時檢索、調取，並以超媒體（hypermedia）的形式重新組合。這種組合不再依賴人類的直覺創意，而是透過演算法與界面的設計實現。例如，HTML或Java語言讓文檔可在運行時改變自身結構；Dreamweaver與Generator等軟件使「文本」變得動態、可重構。這種動態性標誌著「形式」的本體論轉變：

現代主義中，形式是創作者對物質的形塑；在後現代數位時代，形式是演算法對資料的塑形（morphogenesis）。

因此，「媒體訪問」的能力本身已成為一種創作。觀者或用戶不再僅是接收者，而是透過介面參與了資料的組織與重構。這正是「從攝影機的人到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的象徵轉變：觀看不再是單一視角的選擇，而是多重資料的調取與再編。

二、從觀看到運算：媒體分析的認知轉向

其次，馬諾維奇強調「媒體分析（media analysis）」的生成性。早期先鋒派電影與攝影以「形式分析」挑戰感官慣性——例如維爾托夫（Vertov）的《持攝影機的人》，通過剪接與機械視角揭示了人類知覺的機械化可能性。如今，這種分析行動由算法自動執行：圖像識別、資料採集與可視化技術取代了人類的觀看。

這種轉變關鍵在於「數據化視覺（datafied vision）」。機器的「看見」並非感性經驗，而是透過統計關聯、模式識別與特徵提取所構成的計算過程。圖像處理不再是審美的修辭，而是演算法的推理；可視化不再是表達，而是分析本身。

馬諾維奇在此揭示出一種新的感知政治：

「觀看」已經變成「被運算」的行為。

觀者與被觀者皆成為數據流的一部分。數位時代的「媒體分析」取代了先鋒派的「形式批判」，成為一種自動化的符號生產。換言之，技術不僅分析世界，也在無意識地重塑世界。這是一種後人類的、演算法的先鋒派：軟件成為新的觀念藝術。

（續上）「後現代主義」（1980年代-）是這一新歷史時期的一個結果。我是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此概念的使用上援引這一術語的，他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將新的文化特性與新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秩序聯系起來的周期性概念。」文化已不再試圖創新，這一點在1980年代早期顯而易見。

通過不斷地再利用與引用過去的媒體內容，藝術風格與形式成為了全媒體社會中新的「國際風格」。簡而言之，現在的文化致力於重新處理、連接與分析已積累起來的媒體素材。因此詹姆遜認為後現代的文化生產「不再直接看向外部的現實世界，而是如柏拉圖洞穴一般，在圍牆上追蹤著世界的精神影像」。我會再加一句，這些圍牆便是由舊媒體構成的。

新先鋒派（The New Avant-garde）

本文從發現新媒體與1920年代先鋒派的關係出發，指出了傳統文化發展史並不適合描述新媒體，因為前者使用的是舊形式。相反，1920年代的先鋒派發明了一整套全新的新形式語言，如今人們仍在使用它。鑑於上文對先鋒派技術向軟件轉變的描述，是否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新媒體的先鋒派特征在於其與舊的、現代主義先鋒派的聯系？

答案是否定的。新媒體並不會產生一系列相同的傳播技術革命，它的確代表了新先鋒派，且其革新程度至少像1920年代的正式革命那樣激進。但就形式層面的革新以及文化發展的傳統領域來說，這樣的革新並不存在。新先鋒派與舊先鋒派的根本性不同在於：

1. 1920年代的舊媒體先鋒派提出了再現現實和世界的新形式與方法。新媒體先鋒派則是關於訪問和處理信息的新方法。其技術有超媒體、數據庫、搜索引擎、數據采集、圖像處理、可視化、模擬等。

2. 新先鋒派不再關注用新方法觀看與再現世界，而是聚焦通過先前媒體積累的新方法訪問與使用信息。在這一點上，新媒體是後媒體或元媒體（meta-media）的，它使用舊媒體作為主要材料。

我將會簡要說明新先鋒派的兩個重要特征在邏輯上是有關聯的。從攝影開始，現代媒體技術使記錄現實的媒體積累成為可能。包括1920年代先鋒派在內的現代主義（約從1860年代到1960年代；或從莫奈到沃霍爾；或從波德萊爾到麥克盧漢）對應的正是這一媒體積累（media accumulation）時期。隨著多種「觀看」方式成為可能，藝術家們著重關注對外部世界的再現。他們對抗著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客觀的」、「機械的」、「紀實的」觀看和記錄：攝影、電影、錄像、錄音等。然而他們最終也和媒體的目標不謀而合——反映外部世界。

藝術家們與媒體機器競爭，在世界與記錄媒體之間置入自己的「主觀性」，而這並不會改變其共同目標。超現實主義將現實的樣本置入非邏輯的組合中；立體主義將現實切分成碎片；抽象藝術家將現實縮減為他們所認為的幾何「本質」；「新視覺」攝影師通過非常規視點表達現實——無論他們之間的差異如何，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目標，即反映世界。因此現代主義主要關注的是新形式的發明，即以不同的方式將「客觀」進行「擬人化」，最終世界上陌生的圖像將會通過媒體技術為我們所用。

1960年代，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呈現了數小時的未經編輯的紀錄電影，從而拋棄了他的「藝術主觀性」，轉向媒體的機器視覺。他也通過《屏幕測試》中的冷靜攝影，嘗試剝奪主題的主觀性。1961年，年輕的東德畫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搬到杜塞爾多夫，在那裡，他開始一毫不苟地畫新聞照片，而非在「主觀性」抽象繪畫中表達他的新自由。他也開始組合「圖集」（Atlas）——一個數以千計媒體圖像的數據庫。布魯斯·康納（Bruce Conner）、羅伯特·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詹姆斯·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等其他藝術家也不再創造全「新」的圖像。相反，他們的作品如研究實驗室一樣運作，媒體圖像並置其中，便以分析（羅蘭·巴特在同一時期發表了關於廣告攝影符號學的文章）。早些時候，布魯斯·康納於1958年完全用「現成」影像創作了著名的「匯編」電影——「電影，電影」。這類電影在三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那時的媒體社會尚未成熟，且仍存在媒體積累的可能性（甚至連維爾托夫也認為有必要拍攝自己的素材）。

1960年代的藝術作品標志著媒體史的新階段，我稱之為「元媒體社會」（meta-media society）。伴隨著產品生產的工業社會到數據訪問的信息社會（1970年代早期）的轉變，當時巨大的媒體積累改變了策略。高效地處理已積累的媒體量，且用新的方式繼續記錄變得更為重要。

我不會說這個社會已不再有向外探索、再現與創新形式的興致，我會關注其尋求處理媒體記錄新方式的轉變，這些媒體記錄來自現存的媒體機器。與此轉變同時出現的是，信息社會中對物質生產數據分析的經濟重要性。

這一新的「信息勞工」不會直接處理物質現實，而是處理現實的記錄載體。關鍵的是，元媒體社會與信息社會都將電子計算機作為它們的關鍵技術，從而訪問所有類型的數據與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