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顯然，對於當前的西方精英來說，民主已經意味著一種制度，它不是為了回應人民的意願而民主地運行，而是由自稱為民主主義者的人來運行。

但是，比起簡單地指出更多雙重標准和虛偽的例子，更有趣的是，我們應該試圖理解，是什麼解釋了民主作為一種文化基因的擴散，與真正的民主的衰落成正比。畢竟，「民主」這個詞並不總是出現在每個政治家的嘴邊。

即使是美國政治秩序的完美傳道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的「讓世界為民主而安全」這句話，現在已不可磨滅地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也沒有輕率地提及一切顯然都有可能的政治制度。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開幕詞中只提到了民主。

然而，在那個時候，美國可以比現在更合理地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民主國家。如何理解這個悖論呢?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最近的著作《敘事危機》(Crisis of narrative) 中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一現象的框架。「只有當一種范式與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異化時，它才會成為一個話題，」韓認為。「所有關於敘事的討論都表明它們功能失調，」他說。換句話說，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事實，以及關於民主的敘述正在被投射出來，這些事實本身就表明有些地方出了問題。

韓繼續解釋說，只要敘事是「存在的錨」——生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意義和方向——就沒有必要如此誇張地談論敘事。但是，韓解釋說，「當敘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引力、秘密和魔力時，這些概念的膨脹就開始了。」他總結道:「一旦它們被視為某種建構的東西，它們就失去了內在真實的時刻。」

美國民主——或者其他任何西方民主——是否真正擁有任何「內在真理」，這是歷史學家要決定的事情，但毫無疑問，曾經有一段時間，民主政治文化只是「活著」，而不是不斷地被捍衛、攻擊或援引。選票上的不是民主本身，而只是民主進程中出現的任何一批政治家。

在我們這個充滿爭議的時代之前，西方的民主生活在一種尚未被打破的世界觀所帶來的想當然的保證中。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沒有常見的爭吵、暗算、詭辯、欺騙，甚至完全的功能失調。

它只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凝結成一種簡潔的政治教義，被稱為「君權神授」，當時任何真正相信國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的信念幾乎都消失了。這一理論是由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後來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發展起來的，他甚至提出了「君權神權」這個說法。用韓的話說，曾經是「存在的錨」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敘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模因。1610年，當詹姆斯國王站在國會前宣布「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至高無上的東西」時(確切地說，這並不是國情咨文)，他幾乎沒有想到，他如此大力擁護的教義，離永遠消失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了——至少在歐洲是這樣。

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反動而又絕望，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認為自己只對上帝負責，最終在這件事上被縮短了一個頭。在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過程也在上演。在法國，路易十四視自己為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被賦予行使絕對權力的神聖權利。他花了很多時間鎮壓醞釀中的叛亂，並通過他的汗水來建立他的合法性。但他荒謬、原始和過度緊張的言論——這種言論很適合登登的國情咨文——只能被視為危機的一個信號。

幾百年來，歐洲出現了好國王和壞國王，但即使是一個可怕的國王統治，也不會破壞人們對君主制作為一種制度的信仰，也不會破壞人們對神國和世俗王國之間隱含聯系的信仰。君主制本身並不是每次新國王登基時都要進行「投票」。但是當魔法消失，國王們發現自己處於守勢的時候，正是他們開始用誇張的效果來強調自己職位的重要性的時候。不難看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不安全感。

對特朗普和其他人威脅民主聖殿的威脅的誇張反應，只是一個更大的戲劇的一小部分，也是不安全感的表現。這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的魔力已經枯竭。它會被捍衛，被攻擊，被理想化，被召喚，直到它消失，被其他東西所取代。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華視雲 2024-10-12)

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民主的概念已經演變成一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敘事，並用空洞和誇張的言辭進行辯護，這是危機的一個深刻跡象。作者亨利·約翰斯頓是駐莫斯科的RT編輯，他在金融領域工作了十多年。

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封口費」案的判決，以各種可以預見的方式激起了那些慣有人物的情緒。「民主」這個詞從未遠離任何人的嘴邊。

「唐納德·特朗普正在威脅我們的民主，」喬·拜登總統本人表示，稱前總統對判決的質疑是「危險的」。《紐約時報》的編輯委員會稱贊前總統被定罪是「民主原則的卓越體現」，認為這證明，即使像特朗普這樣強大的人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如今，「民主」這個詞在西方世界隨處可見。幾乎每天都有人請求捍衛它，保護它，與它的死敵作戰，或者用浮誇的陳詞濫調來慶祝它的美德。精確和中立的用法已經讓位於一種意識形態的色彩，這種色彩既模糊又充滿活力。

人們可以感覺到，這個詞是在為某種衰落的美國主導的秩序和維護這種秩序的精英機構辯護——然而，就像它的表親「基於規則的秩序」一樣，它從來沒有被完全定義過。據說，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本身就在選票上。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如果說特朗普是上流社會眼中的典型惡魔形象，那麼民主主義就是對抗他的堡壘。

民主被灌輸了一種原始的形而上的力量，幾乎像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

拜登2023年的國情咨文演講包含了一勞永逸地治愈癌症的勸導，緊接著他就對美國有史以來所有成功的基礎進行了一個宏大的總結——而且，含蓄地說，這將是未來成功的基礎，比如治愈癌症。

「伙計們，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切，只有一個原因: 我們的民主本身。」

拜登總結說:「有了民主，一切皆有可能。沒有它，什麼都不是。」

把時鐘倒回一個世紀左右，把「民主」這個詞換成「上帝的恩典」，做同樣的演講，沒有人會眨一下眼睛。

民主是抵御不法行為指控的盾牌。針對以色列領導人面臨的戰爭罪指控，他們的辯護理由是，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好像政府選舉領導人的方式會改變戰爭法似的。

但奇怪的是，這種令人作嘔的無處不在的「民主」一詞，恰好與實際自稱民主的國家出現嚴重功能失調的時期相吻合。談論得越多，它似乎就越不起作用，而宣稱的和實踐之間的鴻溝就越大。許多口頭上宣稱民主的國家，其實是在實施高度不民主政策的前沿國家。

人們很容易就會失去理智，指出西方對所有民主事物的公然虛偽，同時又傾向於威權主義傾向。舉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德國一家法院駁回了德國新選擇黨關於將其青年組織歸類為極端主義運動的申訴，這意味著德國國內情報機構可以繼續監控該黨本身的活動和通訊。這被政府譽為勝利。「今天的裁決表明，我們是一個可以捍衛的民主國家，」內政部長南希·費瑟 (Nancy Faeser) 說。(下續)

[愛墾研創·嫣然]近代西方殖民統治是否促進了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

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存在，其實早在歐洲勢力抵達之前的千餘年間已深深扎根。自公元前後印度文明透過海上貿易、宗教傳播與宮廷文化交流進入東南亞後，梵語便成為區域內上層文化與宗教思想的核心語言。從今日柬埔寨吳哥碑文、泰國與寮國的王室文書，到印尼爪哇與峇里島的古刻石，一整套以梵語為主軸的政治稱謂、神祇名號、文學風格與宗教語彙早已根深蒂固。因此，要討論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與英國等近代西方殖民者是否促進梵語文化的傳播，必須先理解殖民者抵達時，東南亞的梵語文化早已成熟，而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影響更多是「改變梵語文化的角色」而非「推動其進一步擴散」。

首先，從時間序列來看，梵語文化的高峰在東南亞多集中於公元5世紀至13世紀，屬於前現代時期的「印度化王國」階段。無論是高棉帝國的國家制度、爪哇室利佛逝與滿者伯夷的宮廷儀式，還是暹羅與緬甸等地的佛教與婆羅門傳統，都大量採用梵語作為儀式語言和知識體系的基礎。此時的梵語已是區域內的權威文化來源。因此，當近代西方勢力於16世紀開始介入東南亞時，他們面對的不是等待被開啟的文化空白，而是一個已全面吸收梵語文明的世界。

其次，就殖民統治的性質來說，葡萄牙與荷蘭主要關注商業利益，西班牙推行天主教教化，而英國則在東南亞南亞之間形成行政與貿易網絡。他們並未有意識地推廣梵語文化，也未將之視為施政工具。相反地，這些殖民者常以自身語言進行行政管理，並以宗教（如天主教或基督新教）、貿易法律與現代化教育體制作為改造地方社會的主要手段。因此，若從直接效果來看，殖民統治並未促進梵語文化的傳播，反而在某些地區削弱了其作為官方語言或學術語言的地位。

但若從更深層的文化互動觀察，西方殖民統治並非完全與梵語文化無關。在一些具體情況下，它甚至間接促成梵語研究的重生或保存。例如，英國在治理印度時，成立了如亞細亞學會（Asiatic Society）等研究機構，推動語言、宗教與古典文獻的整理工作。這些學術成果包括對《吠陀》文獻、印度史部類與梵語語法的大量研究，也間接影響以後的東南亞史學與文化理解。儘管這些成果並非直接推廣至東南亞社會，但它讓地方知識分子與殖民政府更清楚地認識梵語文化的價值，並在某些場合成為民族主義或文化復興運動的思想資源。

此外，殖民者與本土精英的互動也可能產生間接效果。例如，在荷蘭統治下的荷屬東印度，有部分學者與殖民官員因研究地方法律與習俗而深入閱讀雅瓦古典文學，其中包含大量以梵語為基礎的卡威文學（Kawi literature）。在這樣的背景下，梵語傳統作為文化或法律的一部分被重新詮釋，並以某種形式保留在殖民行政體系的理解框架中。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殖民統治所帶來的重大轉折。隨著西方教育體制的建立、行政語言的轉換與宗教勢力的變動，梵語文化逐漸從核心地位退居為宗教儀式、傳統藝術及民族文化象徵。例如，天主教的傳入使菲律賓在語言與信仰上與梵語文化幾乎完全切斷，而英國的教育政策使緬甸與馬來亞的精英逐漸以英語作為知識交流的主導語言。這些變化都削弱了梵語傳統在社會主流中的作用，並使其更像一種文化遺產而非活躍語言。

綜合來看，近代西方殖民統治並未促進梵語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相反地，它多半削弱了梵語作為制度語言與學術語言的地位，使其淪為宗教文化的象徵；但在學術與文化保存層面，殖民者的研究與文獻整理反而意外促成了梵語文化的再認識。若要描述殖民統治與梵語文化的關係，可說是「間接保存、直接削弱、毫無推廣」的複雜互動，而其整體影響更多是改變梵語文化的存在方式，而非擴大其傳播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