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 當「高階思維」遇上標準答案：從2025年SPM華文〈張憑〉考題反思KBAT的真正困境

在馬來西亞推行《教育發展大藍圖》的背景下，高級思維技能（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HOTS；馬來語稱 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KBAT）無疑已成為近年教育改革的重要關鍵詞。教育部推動KBAT的初衷並不難理解：希望逐步擺脫過度依賴記憶、背誦與標準答案的傳統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分析、評估、解決問題及創造的能力。

問題是，當「高階思維」從教育理念走進大型標準化考試，它是否仍然真正代表思考？這是一個值得重新追問的問題。

尤其在SPM華文科中，語文理解、文學鑑賞與高階思維三者本來就存在微妙的張力。學生一方面必須準確理解文本、掌握語文知識；另一方面，又被要求進行推論、評價與延伸。如果命題與評分設計稍有失衡，「培養思辨能力」便可能變成「猜測命題者意圖」，而「沒有標準答案」也可能在實際評分過程中重新變成另一種標準答案。

因此，要討論SPM華文KBAT的問題，與其引用未經核實的「超時事古文題」作為例子，不如直接回到一份真實考卷。

2025年SPM華文試卷二的古代詩文部分出現《世說新語・文學》〈張憑〉。這篇文字講述張憑自負才氣，主動拜訪劉尹，起初受到冷淡對待；後來在清談場合中展現才華，使在座眾人驚異，劉尹因而改變態度，並推薦張憑，最終使他獲得任用。相關試卷資料顯示，考題涉及張憑為何受到嘲笑、劉尹態度如何轉變、張憑具有什麼品質，以及文句翻譯等。[scribd.com]

乍看之下，這些題目似乎只是普通的古文理解題；但若從KBAT的角度分析，〈張憑〉恰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才算是高階思維？而標準化考試又能否公平地測量這種思維？

一、〈張憑〉真正考的，不只是「找答案」

傳統古文閱讀往往強調逐字翻譯、解釋詞義、掌握句意。這些當然重要，因為如果連文本都讀不懂，後面的分析根本無從談起。

但是，〈張憑〉的價值正在於：它不只是要求學生知道「發生了什麼」，還可以要求學生回答「為什麼會發生」。

例如，張憑「負其才氣」，相信自己必能與當時名士交往，因此主動拜訪劉尹，結果卻遭到鄉里及同舉者嘲笑。如果只是低層次閱讀，學生只需指出「大家笑他」。

可是，更高層次的閱讀則要求學生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大家會笑他？

這是一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因為即使原始內容仍然由官方、媒體或 KOL 發布，內容進入社群之後，就會進入另一個文化加工過程。截圖、留言、迷因、反諷、二次創作與個人經驗，都可能附著在原始訊息之上。最終，原本單一的訊息變成一個由不同群體共同爭奪意義的文化物件。

所以，「顛覆性放大」顛覆的，未必是某一句宣傳口號，而是訊息與意義之間原本看似牢固的關係。

官方可以決定自己要說什麼，KOL 可以決定自己要發布什麼，但當內容進入公共空間之後，卻很難完全決定受眾應該如何理解它。

這也使「逆反 KOL」成為一個值得重新理解的概念。

逆反 KOL 並不是另一種更強大的意見領袖。它甚至可以沒有固定的帳號、沒有龐大的粉絲群，也沒有明確的組織。它擁有的，是一種「重新編碼注意力」的能力：把別人辛苦建立的流量入口，轉換成另一種閱讀方式。

於是，流量不再天然等於影響力。

一個帳號擁有一百萬觀看，不代表它能控制一百萬個人的理解；一個 hashtag 登上熱搜，也不代表所有使用者都接受它原先被賦予的意義。

這才是顛覆性放大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啟示：在注意力高度集中化的時代，集中本身既是權力，也可能成為脆弱性。

越大的帳號，越可能成為注意力的中心；越集中的流量，越可能吸引不同意見進入；而一旦大量使用者開始在同一個入口重新解讀內容，原本用來放大訊息的機制，就可能同時放大對訊息的質疑。

因此，顛覆性放大並不是簡單的「反對」，也不是單純的「搶熱搜」。它更像是一種文化上的借力：借用既有權威的語言、借用既有平台的流量、借用既有 KOL 的受眾，然後在這些既有結構之中加入新的解讀。

最終，被放大的可能仍然是原來那則訊息。

只是當人們再次看到它時，它已經不再只代表發布者希望它代表的意思。

而這正是社群媒體最微妙的權力轉變：具有顛覆性的，不一定是讓一個聲音消失，而是讓一個聲音失去對自身意義的完全控制。

[愛墾研創] 當流量開始反噬流量：談「顛覆性放大」與逆反 KOL 的文化邏輯

在社群媒體時代，權力與流量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誰說了什麼」更值得注意。一則訊息之所以具有影響力，並不只是因為它的內容具有說服力，而是因為它出現在一個已經聚集大量注意力的位置。官方帳號、大型媒體與意見領袖之所以具有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替訊息取得了可觀的流量入口。

也因此，當使用者不再試圖建立另一套與之競爭的傳播系統，而是直接進入既有的流量場域，利用原本的訊息、標籤與受眾進行反向解讀，一種很特殊的傳播現象便出現了。維也納大學漢學系教授 Christian Göbel 將這種現象稱為「顛覆性放大」（subversive amplification）。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於：反對者不是削弱原訊息的曝光，反而可能進一步增加它的曝光；只是曝光之後，訊息所產生的意義已經發生變化。

換言之，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宣傳」，而更接近「讓宣傳的流量反過來服務於反宣傳」。

一般 KOL 的運作邏輯，是先建立自己的受眾，再向受眾輸出內容。影響力來自「我擁有多少人」。逆反 KOL 的邏輯卻恰好相反：它不一定需要擁有自己的受眾，而是尋找已經擁有巨大受眾的對象，然後進入對方的傳播場域。

因此，被「劫持」的並不只是某一則貼文，而是貼文背後的注意力。

一篇原本意在宣傳某項政策的文章，可能因為大量反諷留言而成為爭議中心；一個原本用來凝聚支持的 hashtag，可能逐漸被賦予第二層甚至第三層意義；一支原本具有正面宣傳意味的影片，也可能因為網友重新剪輯、截圖或引用，而成為反向討論的素材。

這裡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轉折：訊息的曝光量與訊息的控制權，開始彼此分離。

對傳統宣傳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越多人看到，就越多人接受」。但社群媒體把這兩件事情拆開了。演算法可以放大一個內容，卻不能完全控制人們如何理解它。於是，同一個流量入口可以產生彼此衝突的意義。

這正是「顛覆性放大」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它甚至不一定需要直接否定原始訊息。很多時候，更有效的方式反而是「過度認真地接受」對方的語言。當一個宣傳口號本身具有高度概括性，例如「廣泛支持」、「深受歡迎」、「高度重視」等，使用者不必立即提出一套完整的反駁，只要追問：「廣泛是多少？」「歡迎的標準是什麼？」「高度重視又如何證明？」原本看似自然的宣傳語言，就開始暴露它需要被解釋的部分。

這是一種很有文化意味的反抗形式；它不是另造一套宏大敘事，而是讓既有語言自己產生裂縫。

因此，顛覆性放大的力量往往不在於「說出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答案」，而在於讓更多人開始意識到：原來同一句話可以有另一種讀法。

而當這種重新解讀可以被複製，事情便更進一步。

一個人提出反諷，可能只是一則留言；十個人使用類似語法，便可能形成某種共同語感；數百人不約而同地引用同一個詞、同一個 hashtag 或同一種敘事方式，它便開始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這時候，反對者甚至不再需要KOL（Key Opinion Leaders）。

傳統 KOL 的模式是「一個中心向許多人傳播」；顛覆性放大則可能呈現「許多人共同改寫中心訊息」的狀態。它的傳播力量並非來自單一領袖，而來自大量普通使用者對同一個符號進行各自的再創作。

這種去中心化也是它最強、同時也是最弱的地方。

強大之處在於，沒有單一的「反對者代表」可以被簡單消音。當每個人都只是在留言、轉發、截圖、玩梗或分享自己的經驗時，整個現象未必具有一個可以被指認的中心。

但弱點也同樣明顯：大量聲音並不等於統一的政治或社會訴求。顛覆性放大很擅長拆解權威敘事，卻未必能夠建立一套完整的替代敘事。它可以讓人懷疑，可以讓人重新閱讀，可以讓原本單向的訊息變得多義，卻不保證所有參與者會因此走向同一個結論。

從文化角度看，這其實反映了網路時代權威結構的一個深層變化。

過去，媒體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誰能出版」之上。能夠出版的人掌握話語權，無法出版的人只能成為受眾。但社群媒體出現之後，問題逐漸變成：「誰能決定一則訊息最後代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