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藝術與天生創造力研究：將多維藝術創作緣起與人類天生創造能力聯系起來的學說，涵蓋了哲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神經科學等多個領域。這些學說不僅探討了人類為何會創造藝術，還試圖揭示創造力作為人類基本能力的來源和本質。

1.原始心靈與創造力的萌芽

維柯的「詩性智慧」理論

維柯認為原始人通過「詩性智慧」直觀地理解世界，這種智慧將感性經驗與想像力結合，通過神話、寓言和象征表達對世界的初步認識。這表明藝術和創造力是一種原始心靈的自然表達，是人類對未知的回應方式。

赫爾德的感性哲學

赫爾德（J.G. Herder）提出，感性是人類思想的基礎，語言、藝術和文化的產生都與感性能力密切相關。他認為創造性表達（包括藝術）起源於人類對感知世界的內在衝動。

2.生物進化論與創造能力

達爾文的藝術進化論

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中指出，藝術可能源於性選擇和展示進化優勢的需求。例如，音樂或繪畫能力可能用於吸引配偶，藝術成為一種展現生物健康和智慧的手段。

「擴展表型」理論（Richard Dawkins）

理查德·道金斯認為，人類的創造活動可以被視為一種「擴展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即通過外部環境展示基因的影響力。洞穴壁畫或雕刻可能是人類在環境中留下的文化「表型」，它展示了創造能力作為進化優勢的體現。

[愛墾研創]哲學是否需要一個職稱？——從企業「哲學長」的流行談蘋果Apple的反例

近十餘年來，隨著科技公司與全球資本逐步觸及倫理、意義與人類未來等問題，「哲學」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到企業現場。部分公司設立「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或聘請「駐點哲學家（Philosopher-in-Residence）」，希望透過哲學訓練來補足技術理性與市場邏輯的盲區。乍看之下，這似乎像徵一種文明進展：企業終於承認，自己不只是生產機器，也是一種價值裝置。

然而，在這股風潮中，蘋果公司卻顯得格外突兀。這家長期塑造全球生活方式與審美標準的公司，從未設立哲學長，也幾乎不公開談論「哲學」；但若從其產品、制度與決策方式來看，它反而可能是最徹底實踐哲學的企業之一。

這個矛盾，正是理解當代企業文化的一把鑰匙。

一、哲學為何會被「職位化」？

哲學進入企業，往往不是因為企業突然愛上思辨，而是因為原有結構已無法消化自身造成的後果。當演算法影響民主、平台塑造注意力、資本決定工作意義時，企業開始意識到：這些問題既非工程問題，也非行銷問題，而是價值判斷本身。

於是，哲學被引入，卻往往以顧問、倫理官、哲學長的形式存在。這些角色的共同特徵是：他們負責提問，但不承擔最終決策責任。哲學在此被視為一種「輔助性反思工具」，用來修補組織裂縫，而非形塑組織核心。

從這個角度看，哲學長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反而像徵著哲學已被邊緣化。

二、蘋果的異常：哲學不在邊緣，而在中心

Apple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幾乎完全拒絕這種「哲學外包」模式。在 Apple 的文化中，哲學不被視為一個可以獨立設置的功能，而是一種必須與權力綁定的實踐。
在賈伯斯（Steve Jobs）時代尤其如此。設計團隊並不只是執行美學任務，而是在回答一系列高度哲學化的問題：技術是否應該讓人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好的工具，應該賦權於人，還是替人思考？複雜性究竟是誠實，還是失職？

這些問題沒有數據答案，也無法透過用戶投票解決。它們需要被「裁決」，而不是被「協商」。蘋果將這種裁決權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讓他們同時承擔審美、技術與價值的責任。這不是現代企業的常態，卻是一種極其古典的哲學姿態。

三、不說哲學，卻處處是哲學

耐人尋味的是，蘋果內部確實存在大量哲學訓練背景的人，但他們幾乎從不以哲學家的身分出現。他們是使用者體驗架構師、人機介面設計師、隱私與倫理負責人，或產品願景的守門人。

特別是在隱私議題上，Apple的立場展現出清晰的規範性判斷：個體不應被完全數據化，技術不應以「可行」自動等同於「正當」。這並非市場必然，而是一種價值選擇。哲學在此不是反思工具，而是產品立場。

四、一個反直覺的判斷

從這個意義上說，蘋果之所以不需要哲學長，正是因為它仍然是一家讓哲學直接參與決策的公司。哲學不是在會議室裡提供意見，而是在產品中留下不可逆的痕跡。

也因此，一個或許令人不安的判斷是：當一家像Apple這樣的公司開始需要「哲學長」時，往往意味著哲學已經從核心退出，只能以顧問形式存在。那不是哲學的勝利，而是它的制度性退場。

哲學是否需要一個職稱，答案或許是否定的。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企業是否聘請哲學家，而在於：誰擁有價值裁決權？誰必須為那些無法被證明、卻必須被選擇的判斷負責？

在這個層面上，蘋果提供了一個罕見而危險的範例——危險，因為它高度依賴少數人的判斷；罕見，因為它仍願意讓哲學承擔風險。

或許，真正的哲學從來不是一個頭銜，而是一種無法轉嫁的責任。

[愛墾研創]深時詩學～～後人類哲學「超物件」（Hyperobjects）理論在當代生態思想與文化理論的交界處，英國哲學家暨文學理論家蒂姆·莫頓（Timothy Morton，1968）所提出的「超物件」理論，無疑是近年最具衝擊力的概念之一。自其著作《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出版以來，「超物件」已成為討論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與人類世文化想像的重要關鍵詞。Morton試圖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感知框架，指出在當代世界中，有某些規模巨大、時間尺度極長、分佈極廣、難以被完整把握的存在物，正主導著我們的現實處境——例如全球暖化、核輻射、塑膠污染等。這些存在既非傳統意義上的「物」，卻又真實地滲透於日常生活之中，它們就是所謂的「超物件」。

所謂超物件，並不是單純指「很大的東西」。莫頓強調其五個特徵：黏滯性（viscosity）、非局部性（nonlocality）、時間波動（temporal undulation）、相位性（phasing）與跨尺度性（interobjectivity）。以氣候變遷為例，我們無法在某一瞬間、某一地點「看見」全球暖化本身，但它卻透過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等現象顯影。它像一種黏稠的物質，緊緊附著在我們的行為與制度之上；同時又超越人類感官的尺度，在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長河中運作。正是在這種「既在場又不可全然把握」的張力中，人類原本以自身為中心的世界觀開始崩解。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看，「超物件」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敘事與再現的可能。傳統文學與影像藝術往往依賴清晰的主體、事件與場景，但面對氣候變遷這樣的超物件，敘事變得破碎、延宕且充滿焦慮。這也說明為何近年所謂「氣候小說」（cli-fi）大量出現，卻常以末世寓言、碎片化敘事或多重視角來處理環境議題。當「世界終結」不再是未來的災難，而是正在發生的常態，我們的審美結構也隨之改變。莫頓甚至指出，我們早已生活在「世界終結之後」——所謂的終結，並非地球爆炸，而是那種將自然視為背景、人類作為舞台中心的現代世界觀的崩潰。

這種思想與「人類世」論述形成深刻呼應。人類世強調人類活動已成為改變地球系統的地質力量，而超物件則提供一種哲學語言，說明這種力量如何反過來塑造並壓迫人類自身。當塑膠微粒存在於海洋、空氣乃至人體之中時，人與環境的界線被徹底打破。莫頓藉由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主張，人類並非萬物的中心，而只是眾多物之中的一員。這種觀點挑戰啟蒙以來的理性主體，也動搖了資本主義建立於「可掌控自然」之上的進步神話。

然而，超物件理論亦引發批評。部分學者認為，莫頓過度強調形上學層面的震撼，卻較少觸及具體政治經濟結構。例如氣候變遷固然具有超物件的特性，但其成因與責任分配並非均質，而與全球資本主義、殖民歷史與階級差異密切相關。若僅將其視為籠罩一切的巨大存在，可能模糊了權力與不平等的問題。此外，莫頓帶有某種宿命式的語調，似乎暗示我們只能在「與超物件共存」的陰影下調整感知，而非積極改造制度。這種姿態在政治實踐層面是否足夠，仍值得商榷。

即便如此，超物件理論仍為當代文化提供一種嶄新的感知訓練。它提醒我們，焦慮與無力感並非個人心理問題，而是對超尺度存在的合理回應。當新聞不斷報導冰川消融與森林大火，人們產生的「末日疲勞」其實正是超物件黏滯性的體現。文化創作者若能正視這種結構性情緒，或許能開發出新的藝術語彙，使觀眾不再只是旁觀災難，而是意識到自身早已身處其中。

更重要的是，Morton提出一種「黑暗生態學」（Dark Ecology）的態度：不再幻想回到純淨自然，而是在承認污染與糾纏的前提下，尋找新的倫理關係。這種倫理並非基於浪漫化的和諧，而是承認共存的怪異與不安。從文化層面看，它鼓勵我們接受世界的複雜與模糊，而非追求單一的救贖敘事。

總而言之，「超物件」不僅是一個哲學術語，更是一種重新校準感知與想像力的工具。它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沒有明確邊界、沒有清晰主體的世界，並在其中重新定位人類的位置。在全球暖化與生態崩解日益加劇的今日，莫頓的理論或許無法直接提供政策方案，但它改變了我們理解問題的方式。當文化開始承認自己已被超物件包圍，我們也許才真正踏入一種後人類中心的思想場域——在那裡，人類不再是主宰，而是與無數不可見的存在共同編織現實的一個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