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硝石

硝石啊，你是皓月的片屑，

曬枯的草原上的谷物，

粗礪的沙灘邊的浪沫，

埋在土里的素馨花瓣。

陷入地底的星辰的粉末，

劫後荒野上的白雪，

把柄雪亮的鋼刀，

血花迸濺的白玫瑰。

你鐘乳石般瑩瑩的光澤下，

和人在一起的是淒涼、寒風與悲傷：

襤褸和孤獨是他的獎章。

荒涼土地上的弟兄們：

我的心和你們在一起，

好比出鞘的劍，凖備戰斗。

（原載聖地亞哥《世紀報》1946年12月27日）王永年 譯

地質時間詩系：

[唐] 李白 地層下的迴聲

聶魯達 [宋]蔣捷   

批評之父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文學批評與理論史》的主編哈比（1）認為正是他（愛墾註：阿諾德）使得批評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阿諾德在20世紀的傳記作者萊昂納爾·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曾如此評價他：「當我們把阿諾德作為一個批評家來考慮時，無論我們多麼經常地注意到他的錯誤見解，都會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阿諾德是英國文學中最偉大的批評家之一，或不如說，他確實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批評家之一。」

特里林斷言道：「對說英語的民族而言，阿諾德就是批評之父。」② 特里林之所以做出如上評價，因為阿諾德把握住了他所處時代的脈搏，了解個人與其階級的關係，階級與整個民族的關係，以及民族與世界的關係。

（1）M．R．R．Habib，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520，P．522．

（2）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4)，P．409，P．410，P．195，P．191，P．173．

[愛墾研創·嫣然]記憶的錨碇與秩序的歸來：危機時代選民的「懷舊心理學」

在動盪不安的當代政治版圖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正頻繁上演：許多曾被認為已淡出歷史舞台的「老面孔」，在經歷敗選、卸任乃至政壇邊緣化後，紛紛跨越時間的鴻溝，再度被選民用選票推上權力的巔峰。

從冷戰時期的歷史巨擘，到當代國際政壇的幾度反轉，這種政治上的「回鍋」現象，若僅從政黨派系分贓或人才斷層的制度視角來解讀，未免流於表面。

其背後更深層的驅動力，實則是集體意識深處的一場心理潮汐——一種在危機時代集體爆發的選民「懷舊心理學」（Political Nostalgia）。懷舊，在心理學上從不是單純對過去時間線的眷戀，而是一種人在當下遭遇現實幻滅與生存焦慮時，本能展開的心理防禦機制。

當歷史步入安穩的常態期，社會共享著繁榮與進步的線性敘事，選民往往展現出前瞻性，熱衷於追逐新鮮的面孔、前衛的政策與充滿未來感的政治應許。

然而，一旦社會結構遭遇總體性危機的侵襲——無論是地緣政治的戰火重燃、全球化逆流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崩潰，還是傳統價值觀撕裂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未來便從「充滿希望的應許之地」，退化為「不可預知的深淵」。

當「未來」變得面目可憎，人類大腦與集體的認知慣性便會調轉車頭，向後尋找避難所。此時，過去那些曾被驗證過的、代表著確定性與安全感的歷史片段，就會被集體記憶重新打上柔光濾鏡。選民在投票箱前表現出的「懷舊心理學」，本質上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錨碇。這種心理在政治實踐中，具體轉化為對資深政治家「不可替代之熟練度」的渴望。

常態體制下的溫和官僚或政治素人，在危機大潮洶湧而來時，其高昂的試錯成本會讓大眾感到恐慌。選民此時不再期待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改革者，而是呼喚一位手握解題密碼的「熟手」。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30年代的「政治荒漠期」曾被視為過時的古董，但當納粹的陰影籠罩大不列顛，英國選民與政壇在懷念與恐懼中猛然驚醒，意識到只有這位經歷過帝國風雨、具備鋼鐵意志的老將，才能在生死存亡之秋穩住國家的航向。這種歸來，正是國家集體心理在極端危機下，向過往成功經驗發出的歷史性求救。

更深一層來看，政治懷舊心理往往伴隨著對現任執政者失誤的集體反思。在文化心理學中，大眾記憶具有選擇性遺忘的特徵。當現狀令人痛苦，人們會本能地抹去前任執政者當年的政治瑕疵或政策爭議，而將其執政時期簡化為一個符號——「那個繁榮、穩定且有秩序的舊時代」。此時，前領導人的「回鍋」，在選民眼中不是一種政治倒退，而是一場撥亂反正的「秩序歸來」。

無論是近代南美政壇的鐘擺效應，還是大國選舉中跨越任期的再度登頂，其核心的文化心理機制如出一轍：選民買單的，並非那個人物本身的所有過去，而是那個由大眾集體想像和記憶重塑出來的、象徵著「確定性」的黃金時代。

然而，我們必須釐清，這種基於危機的政治懷舊，絕非盲目的群眾烏合之舉，而是一種在極端環境下沉澱出的理性防禦。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歷史慣性時的集體智慧：當未知的迷霧讓人舉步維艱，最安全的解題路徑，往往是回到上一次走通的路口。

那些隱退的巨擘之所以能披掛上陣，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檔案袋裡，裝著已被時間檢驗過的危機處理經驗、成熟的官僚駕馭能力，以及足以在國際舞台上斡旋的現成人脈。這種「老面孔」所攜帶的政治資產，在動盪時代具有最高的溢價。歷史是一條循環前進的河流，常態與危機交替更迭，前瞻與懷念也隨之此消彼長。

政治世界裡從未有過「回鍋就不好」的宿命論，因為在宏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時間從不是衡量政治家價值的標尺，唯有「時代命題與人物能力的匹配度」才是唯一的真理。

當平庸的時代深陷制度的泥淖，反覆出現的老面孔或許象徵著新陳代謝的停滯；但當歷史的暴風雨降臨，選民透過「懷舊心理學」凝聚起的共識，將那些被歲月沉澱的定海神針重新推回政治舞台的核心，這往往便是國家命運自我救贖的開端。

偉大的歸來，從不是對過去的簡單複製，而是危機時代裡，一個民族向歷史借閱智慧與勇氣的最高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