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ost Studio
Dec 17, 2020
[愛墾研創·嫣然]地方誌究竟是什麼?——一個關於存在、書寫與地方的文化提問
我們習慣把地方誌理解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它彷彿早就等在那裡,只要有人動筆,就能把一個地方的山川、人物、制度與風俗逐一記錄下來。然而,當我們真正追問「地方誌是什麼」時,問題很快就變得不再單純。因為這個提問並非關於內容,而是關於存在本身——地方誌究竟以什麼方式存在於世界之中?它是一面鏡子,還是一部機器?是地方的影子,還是地方被製造出來的方式?
在傳統觀念裡,地方誌被視為地方的「實錄」。地方先存在,地方誌只是忠實地把它抄寫下來。這種理解背後,是一種深植於實證主義的本體論假設:世界是穩定的、可被觀察的,而書寫的任務在於保存。於是,地方誌被要求「備而不遺」,條分縷析地把自然地理、人口戶籍、官制沿革與鄉俗人情逐一歸檔。它被期待成為地方的縮影,一個能夠對應現實的知識容器。
然而,這種看似中立的理解,很快就暴露出問題。因為地方誌從來不是任何人都能寫、任何事都能寫。誰能入誌,誰被忽略;哪些事件被視為「正史」,哪些被視為瑣碎日常;哪些人被記為人物傳,哪些人永遠無名——這些選擇本身,就已經在塑造一個地方「被理解為什麼」。地方誌並非單純反映地方,而是在選擇與排除之中,界定地方的邊界。
正是在這個縫隙中,地方誌的本體論開始動搖。若地方誌不是透明的鏡子,而是一種有制度、有權威、有文類規範的書寫,那麼它的存在方式,就不能再被理解為「地方的附屬品」。相反地,它更像是一種知識裝置:透過分類、命名與敘事,將原本流動、複雜、甚至彼此矛盾的地方經驗,整理為一套可被閱讀、引用與治理的地方知識。
從這個角度看,地方誌的本體並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種制度化實踐。它連結了官僚行政、地方菁英與文化正統性。地方誌之所以能被稱為「誌」,並不是因為它記得多,而是因為它被承認為「可以代表地方的說法」。地方誌因此成為一種合法的地方版本,一個被授權的地方敘事。
當代文化研究進一步推進了這個理解。它不再只關心地方誌如何被寫,而是關心地方是如何透過地方誌被「生成」的。換句話說,地方不是地方誌的前提,而是地方誌的效果。當某些地名被反覆書寫,某些歷史被持續引用,某些人物被固定為典型,一個地方的形象便逐漸凝固下來,成為可以被想像、被消費、被治理的對象。
在這個意義上,地方誌的本體是一種過程,而非完成品。它是一種不斷運作的文化實踐,透過書寫與再書寫,使地方得以被穩定地理解為「地方」。即便在數位時代,當地方誌不再只是厚重的書冊,而是網站、資料庫或社群共編平台,這種本體狀態依然存在:地方仍然是在被整理、被敘述、被框定之中,才成為我們口中的「地方」。
因此,地方誌的本體論最終指向的,並不是一個靜態定義,而是一個關係結構。它同時關聯文本與現實、記憶與權力、地方經驗與知識制度。地方誌既保存地方,也重塑地方;既記錄過去,也規訓未來。它不是地方的附錄,而是地方得以存在為「可被理解之物」的條件之一。
或許,我們真正需要放下的,是對地方誌「忠實再現」的浪漫期待。地方誌從來不是單純的記憶容器,而是一種介入現實的書寫行動。當我們重新思考它的本體,不是為了否定它,而是為了更清楚地看見:地方不是自然給定的存在,而是在人與書寫、制度與記憶之間,被不斷生成的結果。
地方誌不是地方的影子,而是地方存在的一種方式。當我們翻閱地方誌時,其實也正在參與一個關於「地方如何被想像、被界定、被延續」的文化過程。而這,正是地方誌最深層、也最值得被理解的存在意義。
Jan 15
[愛墾研創·漩渦境遇]星系碰撞與傳統媒體 這話題,在電影方面,Netflix在2025年回顧了美國好萊塢制片方向轉折點的《1975》年的集體記憶。
若將「星系碰撞」與「引力紐帶」的邏輯引入對網飛推出的紀錄片/專題項目《1975》(針對好萊塢黃金時代末期與新好萊塢崛起的集體回憶)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於「引力坍縮與重組」的絕佳人文隱喻。 (詩性漩渦:譚志國360度攝影)
在 2026 年的電影評論界,這部作品被視為對「大制片廠制度」如何應對「宇宙膨脹」的一次深刻反思: 1 1975:好萊塢的「引力坍縮」與「大爆炸」
1975年是電影史上一個極端的轉折點,它既是舊體制的碎裂,也是新引力源的誕生:
《大白鯊》(Jaws)的誕生:斯皮爾伯格在 1975 年創造了「夏季大片」的概念。這就像宇宙中一顆超新星爆發,它產生的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於改變了此後 50 年所有商業片的軌道。
引力重組:在那之前,好萊塢像一個膨脹中逐漸稀釋的星雲;《1975》回顧了導演們(盧卡斯、科波拉、斯科塞斯)如何像「強引力核」一樣,將散亂的才華重新聚集,形成了「新好萊塢」這個緊密的星系團。
2 Netflix 作為新的「暗能量」
Netflix 制作這部《1975》本身就帶有一種諷刺的隱喻:
擴張與稀釋:Netflix 本身就是導致當今影視「虛擬世界膨脹」和「資訊稀釋」的主要推手(海量的內容輸出,算法驅動的碎片化觀看)。
尋找引力錨點:在 2025 年慶祝《紐約客》百年的同時,Netflix 回望 1975 年,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失落的引力」。它意識到在無限膨脹的流媒體荒漠中,觀眾渴望的是那種像 1975 年電影一樣的「文化碰撞」——那種能讓所有人同時走進電影院、產生強烈情感共鳴的「高質量質量源」。
3 2026 年的文化啟示:從「稀釋」回歸「碰撞」
站在 2026 年回看《1975》紀錄片,它帶給人文領域一個重要的警示:
算法讓星系疏離:目前的算法推薦(Netflix 的核心)本質上是在制造「宇宙膨脹」,讓每個觀眾都進入自己的孤立軌道,彼此不再有碰撞。
1975 的教訓:紀錄片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電影為何有生命力——因為它們是「碰撞」的產物。制片人與導演的沖突、藝術與商業的博弈、不同社會階層在影院裡的集體呼吸。
人文詮釋:Netflix 的《1975》在告訴我們,如果電影(以及人際關系)只是隨著虛擬世界不斷膨脹、稀釋、彼此遠離,那麼文化就會進入「熱寂」狀態。我們需要人為地制造「引力」,去促成那些像 1975 年一樣的、充滿張力和火花的「近距離碰撞」。
總結:對於剛走過百年的《紐約客》或重溫 1975 的 Netflix 來說,它們的意義都在於:
在大規模稀釋的時代,堅持做那個「質量巨大」的星系,通過深度的內容和集體的記憶,把正在彼此遠離的人們重新拉回到同一個引力場中。
1975 年的好萊塢證明了:只有最猛烈的碰撞,才能產生照亮整個宇宙的星光。
現象級的發生,首先出現了現象本身,而有人察覺到那「罅間」;那陶瓷體(缶 )的呼喚(虖)。
我們嘗試將宇宙學的「引力碰撞」與中國文字學、器物美學結合,精准地捕捉到了「現象級」發生的本質。我們期盼這是一個極具哲學高度的洞察。
Feb 2
[愛墾研創] 桑塔亞納:美是一種客觀化的快感
桑塔亞納在《美感的意義》中提出「美是一種客觀化的快感」(Beauty is pleasure objectified),這一命題在美學史上具有關鍵意義。它既是對主觀主義美學的修正,也是對客觀形式主義的辯證回應。若將此概念置於當代「文化創意活動」的脈絡中,我們會發現其不僅是一種抽象哲學判斷,更為文化產業與創意實踐提供了深層理論基礎,揭示了文化生產、感官經驗與價值建構之間的微妙互動。
首先,桑塔亞納所謂「快感的客觀化」,意指美感源於主體的愉悅經驗,但這種愉悅被投射到對象之上,使對象彷彿具有「美」這一客觀屬性。換言之,美並非完全存在於外在事物,也非僅僅停留在主體心理,而是在主客之間生成的一種「被認為是外在的感受」。這種觀點恰與文化創意活動的運作方式相契合。文化創意產品——無論是視覺藝術、設計、影視、遊戲、展演或品牌敘事——本質上都是在生產「可被共享的快感形式」,將個體感受轉化為公共可辨識的符號與形式,使「私人愉悅」得以成為「公共價值」。
其次,文化創意活動的核心不在於物質功能,而在於符號、意義與情感體驗的設計。桑塔亞納的理論提醒我們,美的價值不僅取決於形式結構的和諧,更取決於它能否引發愉悅,並使這種愉悅看似內嵌於作品本身。例如,一件成功的文化產品(如一部電影、一個IP角色或一場沉浸式展覽)之所以被認為「美」、「有質感」、「有文化性」,往往是因為它有效地引導觀眾的情感,使觀眾將自己的感動、懷舊、驚奇或認同感「客觀化」為作品的內在品質。這種機制正是桑塔亞納美學在文化創意實踐中的具體化。
再者,桑塔亞納的觀點也揭示了文化創意經濟中的價值生成邏輯。在創意產業中,價值往往源於「體驗」而非「功能」,源於「感覺」而非「實用」。當消費者為某品牌、藝術作品或文化活動支付高價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為自身的快感與認同付費;而市場機制則將這些主觀快感轉化為看似客觀的「品牌價值」、「文化資本」或「審美資本」。這正是「快感客觀化」在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的制度化形態:主體的感受被制度化、商品化,並反過來塑造集體審美標準。
然而,這種交集也帶來批判性問題。若美只是被客觀化的快感,那麼文化創意是否會滑向純粹的感官刺激與情緒操控?當快感成為主要指標時,文化作品可能被迫迎合市場偏好,犧牲深度、批判性與倫理關懷。桑塔亞納的理論本身並不否認美的精神與道德層面,但在當代文化創意產業的語境中,這一命題容易被簡化為「愉悅即價值」,從而導致審美的去政治化與去倫理化。因此,如何在「快感客觀化」的機制中保留文化的批判功能,是當代文化政策與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一方面,桑塔亞納的美學也為文化創意提供了正向啟示。它強調感官與情感在文化中的根本地位,反對將文化價值僅限於抽象理性或精英判準。這對於強調參與式文化、在地文化與多元美學的當代創意實踐具有解放意義。當不同群體的快感得以被承認與「客觀化」為文化形式時,文化創意不再只是精英的審美工程,而成為多元感受的公共表達場域。
總結而言,桑塔亞納「美是快感的客觀化」的命題,為理解文化創意活動提供了關鍵哲學視角。文化創意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將主觀感受轉化為公共形式、將個體愉悅制度化為文化價值的過程。這一過程既蘊含創造力與民主化潛能,也隱含市場化與操控化的風險。透過重新審視桑塔亞納的美學思想,我們不僅能更深入理解文化創意產業的審美邏輯,也能反思在快感經濟時代中,何謂真正具有文化深度與公共意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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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嫣然]地方誌究竟是什麼?——一個關於存在、書寫與地方的文化提問
我們習慣把地方誌理解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它彷彿早就等在那裡,只要有人動筆,就能把一個地方的山川、人物、制度與風俗逐一記錄下來。然而,當我們真正追問「地方誌是什麼」時,問題很快就變得不再單純。因為這個提問並非關於內容,而是關於存在本身——地方誌究竟以什麼方式存在於世界之中?它是一面鏡子,還是一部機器?是地方的影子,還是地方被製造出來的方式?
在傳統觀念裡,地方誌被視為地方的「實錄」。地方先存在,地方誌只是忠實地把它抄寫下來。這種理解背後,是一種深植於實證主義的本體論假設:世界是穩定的、可被觀察的,而書寫的任務在於保存。於是,地方誌被要求「備而不遺」,條分縷析地把自然地理、人口戶籍、官制沿革與鄉俗人情逐一歸檔。它被期待成為地方的縮影,一個能夠對應現實的知識容器。
然而,這種看似中立的理解,很快就暴露出問題。因為地方誌從來不是任何人都能寫、任何事都能寫。誰能入誌,誰被忽略;哪些事件被視為「正史」,哪些被視為瑣碎日常;哪些人被記為人物傳,哪些人永遠無名——這些選擇本身,就已經在塑造一個地方「被理解為什麼」。地方誌並非單純反映地方,而是在選擇與排除之中,界定地方的邊界。
正是在這個縫隙中,地方誌的本體論開始動搖。若地方誌不是透明的鏡子,而是一種有制度、有權威、有文類規範的書寫,那麼它的存在方式,就不能再被理解為「地方的附屬品」。相反地,它更像是一種知識裝置:透過分類、命名與敘事,將原本流動、複雜、甚至彼此矛盾的地方經驗,整理為一套可被閱讀、引用與治理的地方知識。
從這個角度看,地方誌的本體並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種制度化實踐。它連結了官僚行政、地方菁英與文化正統性。地方誌之所以能被稱為「誌」,並不是因為它記得多,而是因為它被承認為「可以代表地方的說法」。地方誌因此成為一種合法的地方版本,一個被授權的地方敘事。
當代文化研究進一步推進了這個理解。它不再只關心地方誌如何被寫,而是關心地方是如何透過地方誌被「生成」的。換句話說,地方不是地方誌的前提,而是地方誌的效果。當某些地名被反覆書寫,某些歷史被持續引用,某些人物被固定為典型,一個地方的形象便逐漸凝固下來,成為可以被想像、被消費、被治理的對象。
在這個意義上,地方誌的本體是一種過程,而非完成品。它是一種不斷運作的文化實踐,透過書寫與再書寫,使地方得以被穩定地理解為「地方」。即便在數位時代,當地方誌不再只是厚重的書冊,而是網站、資料庫或社群共編平台,這種本體狀態依然存在:地方仍然是在被整理、被敘述、被框定之中,才成為我們口中的「地方」。
因此,地方誌的本體論最終指向的,並不是一個靜態定義,而是一個關係結構。它同時關聯文本與現實、記憶與權力、地方經驗與知識制度。地方誌既保存地方,也重塑地方;既記錄過去,也規訓未來。它不是地方的附錄,而是地方得以存在為「可被理解之物」的條件之一。
或許,我們真正需要放下的,是對地方誌「忠實再現」的浪漫期待。地方誌從來不是單純的記憶容器,而是一種介入現實的書寫行動。當我們重新思考它的本體,不是為了否定它,而是為了更清楚地看見:地方不是自然給定的存在,而是在人與書寫、制度與記憶之間,被不斷生成的結果。
地方誌不是地方的影子,而是地方存在的一種方式。當我們翻閱地方誌時,其實也正在參與一個關於「地方如何被想像、被界定、被延續」的文化過程。而這,正是地方誌最深層、也最值得被理解的存在意義。
J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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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漩渦境遇]星系碰撞與傳統媒體
這話題,在電影方面,Netflix在2025年回顧了美國好萊塢制片方向轉折點的《1975》年的集體記憶。
若將「星系碰撞」與「引力紐帶」的邏輯引入對網飛推出的紀錄片/專題項目《1975》(針對好萊塢黃金時代末期與新好萊塢崛起的集體回憶)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於「引力坍縮與重組」的絕佳人文隱喻。
(詩性漩渦:譚志國360度攝影)
在 2026 年的電影評論界,這部作品被視為對「大制片廠制度」如何應對「宇宙膨脹」的一次深刻反思:
1 1975:好萊塢的「引力坍縮」與「大爆炸」
1975年是電影史上一個極端的轉折點,它既是舊體制的碎裂,也是新引力源的誕生:
《大白鯊》(Jaws)的誕生:斯皮爾伯格在 1975 年創造了「夏季大片」的概念。這就像宇宙中一顆超新星爆發,它產生的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於改變了此後 50 年所有商業片的軌道。
引力重組:在那之前,好萊塢像一個膨脹中逐漸稀釋的星雲;《1975》回顧了導演們(盧卡斯、科波拉、斯科塞斯)如何像「強引力核」一樣,將散亂的才華重新聚集,形成了「新好萊塢」這個緊密的星系團。
2 Netflix 作為新的「暗能量」
Netflix 制作這部《1975》本身就帶有一種諷刺的隱喻:
擴張與稀釋:Netflix 本身就是導致當今影視「虛擬世界膨脹」和「資訊稀釋」的主要推手(海量的內容輸出,算法驅動的碎片化觀看)。
尋找引力錨點:在 2025 年慶祝《紐約客》百年的同時,Netflix 回望 1975 年,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失落的引力」。它意識到在無限膨脹的流媒體荒漠中,觀眾渴望的是那種像 1975 年電影一樣的「文化碰撞」——那種能讓所有人同時走進電影院、產生強烈情感共鳴的「高質量質量源」。
3 2026 年的文化啟示:從「稀釋」回歸「碰撞」
站在 2026 年回看《1975》紀錄片,它帶給人文領域一個重要的警示:
算法讓星系疏離:目前的算法推薦(Netflix 的核心)本質上是在制造「宇宙膨脹」,讓每個觀眾都進入自己的孤立軌道,彼此不再有碰撞。
1975 的教訓:紀錄片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電影為何有生命力——因為它們是「碰撞」的產物。制片人與導演的沖突、藝術與商業的博弈、不同社會階層在影院裡的集體呼吸。
人文詮釋:Netflix 的《1975》在告訴我們,如果電影(以及人際關系)只是隨著虛擬世界不斷膨脹、稀釋、彼此遠離,那麼文化就會進入「熱寂」狀態。我們需要人為地制造「引力」,去促成那些像 1975 年一樣的、充滿張力和火花的「近距離碰撞」。
總結:對於剛走過百年的《紐約客》或重溫 1975 的 Netflix 來說,它們的意義都在於:
在大規模稀釋的時代,堅持做那個「質量巨大」的星系,通過深度的內容和集體的記憶,把正在彼此遠離的人們重新拉回到同一個引力場中。
1975 年的好萊塢證明了:只有最猛烈的碰撞,才能產生照亮整個宇宙的星光。
現象級的發生,首先出現了現象本身,而有人察覺到那「罅間」;那陶瓷體(缶 )的呼喚(虖)。
我們嘗試將宇宙學的「引力碰撞」與中國文字學、器物美學結合,精准地捕捉到了「現象級」發生的本質。我們期盼這是一個極具哲學高度的洞察。
Fe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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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 桑塔亞納:美是一種客觀化的快感
桑塔亞納在《美感的意義》中提出「美是一種客觀化的快感」(Beauty is pleasure objectified),這一命題在美學史上具有關鍵意義。它既是對主觀主義美學的修正,也是對客觀形式主義的辯證回應。若將此概念置於當代「文化創意活動」的脈絡中,我們會發現其不僅是一種抽象哲學判斷,更為文化產業與創意實踐提供了深層理論基礎,揭示了文化生產、感官經驗與價值建構之間的微妙互動。
首先,桑塔亞納所謂「快感的客觀化」,意指美感源於主體的愉悅經驗,但這種愉悅被投射到對象之上,使對象彷彿具有「美」這一客觀屬性。換言之,美並非完全存在於外在事物,也非僅僅停留在主體心理,而是在主客之間生成的一種「被認為是外在的感受」。這種觀點恰與文化創意活動的運作方式相契合。文化創意產品——無論是視覺藝術、設計、影視、遊戲、展演或品牌敘事——本質上都是在生產「可被共享的快感形式」,將個體感受轉化為公共可辨識的符號與形式,使「私人愉悅」得以成為「公共價值」。
其次,文化創意活動的核心不在於物質功能,而在於符號、意義與情感體驗的設計。桑塔亞納的理論提醒我們,美的價值不僅取決於形式結構的和諧,更取決於它能否引發愉悅,並使這種愉悅看似內嵌於作品本身。例如,一件成功的文化產品(如一部電影、一個IP角色或一場沉浸式展覽)之所以被認為「美」、「有質感」、「有文化性」,往往是因為它有效地引導觀眾的情感,使觀眾將自己的感動、懷舊、驚奇或認同感「客觀化」為作品的內在品質。這種機制正是桑塔亞納美學在文化創意實踐中的具體化。
再者,桑塔亞納的觀點也揭示了文化創意經濟中的價值生成邏輯。在創意產業中,價值往往源於「體驗」而非「功能」,源於「感覺」而非「實用」。當消費者為某品牌、藝術作品或文化活動支付高價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為自身的快感與認同付費;而市場機制則將這些主觀快感轉化為看似客觀的「品牌價值」、「文化資本」或「審美資本」。這正是「快感客觀化」在資本主義文化生產中的制度化形態:主體的感受被制度化、商品化,並反過來塑造集體審美標準。
然而,這種交集也帶來批判性問題。若美只是被客觀化的快感,那麼文化創意是否會滑向純粹的感官刺激與情緒操控?當快感成為主要指標時,文化作品可能被迫迎合市場偏好,犧牲深度、批判性與倫理關懷。桑塔亞納的理論本身並不否認美的精神與道德層面,但在當代文化創意產業的語境中,這一命題容易被簡化為「愉悅即價值」,從而導致審美的去政治化與去倫理化。因此,如何在「快感客觀化」的機制中保留文化的批判功能,是當代文化政策與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一方面,桑塔亞納的美學也為文化創意提供了正向啟示。它強調感官與情感在文化中的根本地位,反對將文化價值僅限於抽象理性或精英判準。這對於強調參與式文化、在地文化與多元美學的當代創意實踐具有解放意義。當不同群體的快感得以被承認與「客觀化」為文化形式時,文化創意不再只是精英的審美工程,而成為多元感受的公共表達場域。
總結而言,桑塔亞納「美是快感的客觀化」的命題,為理解文化創意活動提供了關鍵哲學視角。文化創意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將主觀感受轉化為公共形式、將個體愉悅制度化為文化價值的過程。這一過程既蘊含創造力與民主化潛能,也隱含市場化與操控化的風險。透過重新審視桑塔亞納的美學思想,我們不僅能更深入理解文化創意產業的審美邏輯,也能反思在快感經濟時代中,何謂真正具有文化深度與公共意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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