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界定位與延續性

雖然 Scarry 早於「情感轉向」，但她的研究對其有深遠影響。在學界論述中，她常被稱為：

「A precursor to the affective turn」（情感轉向的先驅之一）

具體來說：她為後來的情感理論提供了關鍵問題意識：身體感受如何在語言、倫理與政治中被壓制或轉譯。她的「痛苦毀語」理論影響了 Sara Ahmed、Judith Butler 等人對身體情感的倫理—政治討論。不少情動研究學者都引用她（尤其在討論trauma、embodiment、violence、witnessing 時）。

四、結論：Scarry 與 Affective Turn 的關係

面向            說明

時代位置   比 Affective Turn 早（1980s）
方法論基礎  語言哲學、現象學、人文主義倫理學
主題關聯   痛苦、身體、感知、語言之關係，為情感理論鋪路
學界共識   不屬於 Affective Turn 核心人物，但被視為其「理
         論先驅」（precursor / foundational figure）

伊萊恩·斯卡瑞不能嚴格歸為「Affective turn」的學人，但她是該轉向的重要前驅之一。她對身體與感覺的語言化困境的深刻分析，為後來的情感理論開啟了理論空間與倫理問題意識。

斯卡瑞（Elaine Scarry）與情動轉折

這裏来談談理論史上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與斯卡瑞在身體、痛苦與感知理論中的定位。

關鍵問題意識一、什麼是「Affective Turn」（情感轉向）

「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大約興起於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與「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形成對話或反動。其核心特徵包括：對情感（affect）、感覺（feeling）、身體經驗（embodiment）等非語言的、非再現性的層面重新關注；對理性主體的批判與超越；強調身體、物質性、能量流動等非符號性維度。

代表性學者包括：

• Brian Massumi（與 Deleuze、Spinoza、Bergson 理論相關）
• Eve Kosofsky Sedgwick
• Sara Ahmed（如《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 Lauren Berlant（如《Cruel Otimism》）
• Teresa Brennan（如《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

二、斯卡瑞的理論位置

Elaine Scarry（1946–）的代表作《疼痛之身》（The Body in Pain, 1985）比「情感轉向」出現早了近二十年。

她的作品主要關注：痛苦（pain）作為身體經驗的極限現象；痛苦與語言、再現、想像之間的關係；暴力、酷刑如何透過痛苦摧毀語言與世界；創造（making）如何恢復語言、恢復人性與世界。

這些主題涉及身體性與感知，但她的理論方法仍深受：現象學（phenomenology）、文學詮釋學、政治倫理學、語言哲學（尤其與語言破壞的問題）影響。

換言之，斯卡瑞的分析仍屬於「語言轉向」後期的思想脈絡——她強調痛苦如何摧毀語言，而非直接探討「情感作為非語言力量」的政治或社會生成。

[愛墾研創]司湯達《紅與黑》的文學價值

司湯達（Stendhal，原名亨利·貝爾（Henri Beyle）的長篇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 1830）是十九世紀法國現代小說的重要里程碑，其文學價值可從人物心理刻畫、社會批判、敘事技巧與現代主義傾向四方面來說明。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主人公于連（Julien Sorel）並非傳統英雄：他出身寒微，聰明而野心勃勃，對宗教與社會規範既利用又反感。司湯達以細膩的筆法描寫於連內心的矛盾、野心與虛榮，呈現出複雜的心理動機——既渴望向上流社會致敬、又對偽善充滿輕蔑。這種內在衝突的刻畫，無論在細節心理描寫或行為動機的文本鋪陳，都顯示出小說對人性細節的關注，為後來心理小說（psychological novel）奠定範式。

其次，作品是一部深刻的社會寓言與政治諷刺。標題中的「紅」常被解讀為軍服與革命榮耀的象徵，「黑」則指教士的服色與宗教權威；小說通過于連在軍界與教會之間的漂泊，揭示了拿破崙時代後法國社會的價值混亂與階級封閉。司湯達以冷峻觀察力描寫資產階級與貴族社交的虛飾，指出社會流動通道被權勢與門第所阻，個人的上升往往靠投機、迎合或人格妥協。透過此種社會觀察，《紅與黑》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結構的文化診斷。

第三，敘事技巧上司湯達融合了現實主義的細節與浪漫主義的激情，卻同時走向一種冷峻諷刺與反諷的語氣。作者時常以旁白介入、評語式的注釋或直接對讀者發話，這種「作者-敘事者」的穿插，使小說既有歷史與理性觀照，也保留個人情感的強度。此外，司湯達在時間處理、場景切換與人物心理流動上顯示出高度的節奏感：高潮的鋪排（如於連被捕、審判、與瑪蒂爾德的情感對峙）既合乎戲劇化需要，也不失內心動機的連貫性，營造出緊湊而富層次的閱讀體驗。

再者，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紅與黑》可視為通往現代小說的橋樑。它強調個體心理、社會環境與歷史力量之間的張力，這種「個人—社會」互動的呈現，影響了後來巴爾扎克、福樓拜等現實主義作家，甚至對二十世紀的心理小說與存在主義文學產生迴響。司湯達對情慾、權力與虛榮的坦率描寫也突破了當時社會文學的保守界線，為小說語言注入更真實、複雜的人性觀。

最後，文學意義還包括語言與道德探問層面。《紅與黑》不是純粹的說教小說：它在審判與處罰的敘事中，留下道德的模糊地帶，讀者既能同情於連的遭遇，也被迫面對其錯誤與傲慢。這種多重倫理視角促使讀者反思正義、虛偽與個人責任的界限。總之，《紅與黑》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在於它以細緻心理、深刻社會觀察與創新的敘事手法，提供了一幅兼具時代批判與人性洞察的文學圖景——既是十九世紀法國的社會肖像，也是對現代小說技巧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