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仁智、吳映穎（分別系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做人的文化，其中，儒家經典將有道德、有才能的美善人物冠之以「賢」，而「鄉賢」一詞，至遲見於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雜述》：「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

時至明清，「鄉賢」正式載入史志中的「人物誌」，「鄉賢入祀」也成為國家祀典的組成部分。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鄉賢」已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符號之一。

隨著傳統社會治理的流變演進，鄉賢身體力行，充分發揮了價值引領作用，在敦風化俗、息訟止紛、安土息民中踐行儒家道統，在「修齊治平」裡追求中和圓融，進而在歷史和地域尺度上匯集形成了鄉賢文化，內嵌於傳統社會「家國一體」的母本文化結構中，持續作用於基層社會治理的多個方面。

作為中國鄉村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鄉賢文化既展現了一個地區真實、立體的形象風貌，同時也是團結大眾的有效形式。一方面，鄉賢文化本身凸顯了有德之士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鄉賢文化雖然有草根性、鄉土性，但也體現了中國文化以道德安身立命的根本精神。同時，鄉賢文化植根於鄉土和家庭，凸顯了中國文化重德育的傳統。

以倫理規約框定基層民眾德行標凖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果把「一鄉之善士」理解為鄉賢，孟子的意思便是：我們既要有全國、天下意義上的榜樣，還要有同一個地方的榜樣。同一個地方的榜樣對於當地的文化傳承與道德發展，比「外來的和尚」所起的作用更大。這是因為當地人們不僅了解榜樣本人，而且了解榜樣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上下幾代，甚至知道榜樣小時候做過哪些調皮搗蛋之事，知道榜樣有時候不拘小節，但臨大節而不虧。在鄉親們眼裡，鄉賢不是粗線條的，而是立體、豐滿的，既充滿生活情趣，又能把道德感、正義感塞於天地之間。

鄉賢文化作為鄉村文化的核心內容，其扎根於中國家鄉的母土文化，既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征，又呈現出相對獨立的個性特點，是教化鄉裡、涵育鄉風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推動著鄉土的風俗嬗變，在鄉邑構建起「德禮成風」「法施成俗」的社會秩序及人文生態。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傳統鄉賢，抱持著在朝「載光郡國」、在野「默化鄉裡」的初衷，將涵養的道德力量外化為宗儒、守正、崇文、敬祖、好施、務本等德行表現，成為鄉民效法的典范和楷模。這份由信任而生的責任，驅使鄉賢把內修的德行素養與外求的閱歷經驗加以融匯，通過主持制定鄉規民約、家訓家規為本土本鄉構建一鄉之規、一村之矩，以禁非為、以儆愚頑、以求良善。

村規民約和民風民俗體現著鄉賢文化的傳承，其大多以通俗語言闡明鄉黨鄰裡關系的基本准則，包括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為規范，以及過往迎送、婚喪嫁娶等禮儀俗規，如在現今發現最早的成文鄉約——《呂氏鄉約》中，便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個大類及若干小類予以涵蓋。在彼時教育不普及、鄉民文化不高的情況下，鄉賢借鄉規民約將儒家倫理的抽象主張具化為鄉民們聽得懂、想得通、做得到的社交禮法，在正面教化廣大鄉民崇德向善、導正鄉村價值取向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歷經了傳統文化的磨煉和考驗，打破不合時宜的舊習陋俗，也是熟悉鄉村環境、具備開闊眼界的鄉賢應盡之責，他們通過新建基層社會組織完善社會自治體系，重構鄉規民約傳播新文化及新的社會價值觀。將村規民約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結合起來，引導村民自覺遵守社會道德公約，有利於實現自我管理，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修養；有利於加強現代農村基礎治理，為農村社會穩定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