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Michel Foucault）與布爾迪厄在處理「權力」、「知識」與「主體」的關係上有一些共鳴，但也存在重要差異與批評性張力。我們可從共鳴與分歧／批評兩個角度分析：

一、共鳴：對「無意識的權力運作」的揭示

1.無意識的規訓與再製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等作品中分析了權力如何透過知識、制度與日常規範內化於主體之中，與布爾迪厄的「習性」（habitus）概念類似。

他們都認為：權力並非來自中心命令，而是滲於社會的微觀層面之中，無需人們意識到就能發揮效力。例如：布爾迪厄：社會結構透過習性在不知不覺中再生。福柯：紀律社會中，個體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自我監（「全景監獄」Panopticon）。

2.知識與權力的糾纏

對於民族誌學者／社會學家對「社會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揭示，福柯可能會有共鳴，因為他自己也在揭露「知識建構了我們的真理、主體性與現實感」。雙方都關心「知識的政治性」，即：「誰有資格說話？誰能說出真理？知識如何成為權力的工具？」

二、批評與張力：方法與理論視角的不同

1.布爾迪厄相信結構背後的「真實機制」，福柯質疑這種預設

布爾迪厄雖強調反身性，但他仍認為社會有某種深層結構與機制，是可以由社會學者揭示的。

福柯則批判這種立場有一種知識特權與啟蒙式的全知視角，他更傾向於懷疑：「這些所謂的『深層結構』本身也是歷史建構的權力話語。」

福柯可能會問：為什麼你（社會學家）可以說出一個社會「不知道」的真理？這樣的說法本身就涉及話語權力的運作，不是嗎？

2.主體性觀點不同

布爾迪厄傾向把主體視為被社會條件所塑造的「實踐體」（practical agent），相對受制。福柯則更關注主體的生成與被建構過程，強調主體不是一個「有習性的人」，而是一個被話語、規訓與權力建構出來的歷史產物。

3.方法論的差異

布爾迪厄偏向社會學的經驗研究與統計方法，尋找社會實踐背後的規律與場域邏輯。福柯則屬於後結構主義路線，採歷史考古學與譜系學方法，拒絕用穩定的理論模型來解釋社會。

福柯與布爾迪厄在「無意識權力機制」與「知識－權力結構」理論有所共鳴，但福柯更強烈質疑布爾迪厄對於「社會真理」與「知識中立性」的假定。他可能會對那種「我們知道你不知道的真相」的立場提出懷疑，認為這仍是權力話語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