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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11 hours ago

陳楨〈food architect·美食建築學〉

餐飲業也是一門文化創意產業。飲食的學問越來越大，越來越講究，是社會進步的象征。它意味著我們不再只是要求吃得飽，吃得好，還要吃得有個心靈的感受。

不只要求口腔舌喉的味道，還盼望心裡頭的味道；不只是味蕾的美味，還要性靈的美感。

最常見的，就是餐桌、餐盤的擺設裝飾，在味覺、嗅覺以外，再經營視覺、觸覺的氛圍。在西方，蔬果、冰塊、乳酪和牛油，都是飲食界發揮創意，創造美學價值的好材料。連草莓、鳳梨、芋頭、蜜瓜、南瓜與番薯都派上用場。

做大廚的個個至少都是蔬果調刻的藝術家，否則他們永遠只能當大廚的副手。


近年來，蔬果雕刻也在中國大陸受到推崇。這其實已經不是新的玩意兒，早在古代的周朝就已經出現，倒了清朝康熙當政，那滿漢全席道道佳肴都有蔬果雕刻的點綴。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廚師們所采用的材料，來來去去是那些冬瓜、紅蘿卜，題材也離不開傳統的龍鳳、老鷹。

來參考西方的一些蔬果、食物的裝璜，洋人叫這food architect， 已經提高到建築學、工程學那高度了。也有人說這活動是edible creation 或edible craft，可吃的創作或手藝，不簡單吶。

富而優雅的社會，讓人對美感富有想像力，即使是尋常不過的物體也給予我們美的趣味，催生創造力。

（4.8.2011 更多内容）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October 28, 2024 at 12:20pm

愛墾APP:情感地理～～「情感地理」（Affective Geography）是一種從情感、體驗與空間之間的互動出發，研究人類情感如何形塑特定地方或空間體驗的學術領域。該理論強調空間不僅僅是地理位置或物質的存在，而是由情感、情緒、和身體感覺共同構建的複雜場域。這一視角在文化地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展，特別聚焦於探討人們如何通過情感互動賦予地方獨特的意義。

Nigel Thrift 的貢獻

英國地理學家奈傑爾·斯瑞夫特（Nigel Thrift）是情感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著作《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2007）中提出「非再現理論」，認為傳統地理學側重空間的象征意義，而忽視了感官體驗和身體互動的作用。斯瑞夫特認為情感是一種「非再現性」（non-representational）的力量，存在於日常生活的實踐、行為和瞬間感知中。斯瑞夫特的情感地理理論強調通過情感體驗，空間可以「激發」出特定的行為、體驗甚至記憶，從而構建意義。

Ben Anderson 的情感與空間互動

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是另一位在情感地理學上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他的研究集中在情感如何通過與空間的互動，影響人們對空間的理解和體驗。安德森認為情感並不僅是個人的內在體驗，而是社會與空間環境共同影響的產物。安德森提出，情感本身就是一種地理力量，可以通過社會制度和文化實踐影響空間體驗，並在特定情境中激發、抑制或轉變個體的情緒狀態。

Deborah Thien 的情緒性地理學

黛博拉·西恩（Deborah Thien）也對情感地理學進行了深入探索，尤其在「情緒性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y）的研究中提供了系統的見解。西恩強調情感不僅存在於個人內心，而是深深嵌入於地方、文化和社會互動中。她認為，理解一個地方的情感地理，就要關注人們如何通過情緒和互動塑造該地方的獨特「氛圍」或「感受」。西恩特別關注負面情緒（如焦慮、恐懼）如何在特定空間中流動、積聚並形成認同或排斥。

Sara Ahmed 的情感政治學

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在她的情感政治學研究中，提出情感作為一種「粘附」力量，可以把人和地方、記憶與空間「黏合」在一起。她認為情感不只是個人的內部狀態，而是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和政治性。通過情感的相互作用，人們對地方的歸屬感和排斥感逐漸形成，空間因而被情感「標記」，成為某種情感體驗的具體象征。艾哈邁德特別關注情感在邊緣化空間中的作用，提出情感作為社會控制、空間權力的工具，能夠深刻影響個體的行為和認同。

在我們結束本節討論以前，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情感地理學強調的是空間、情感、身體的動態互動。通過將人類情感與空間的關係納入地理研究，情感地理學重新定義了我們對空間、記憶和體驗的理解，提出了情感如何通過空間形成社會關系、集體記憶與個體認同的學術視角。這一理論對於當代地方文化與集體記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也在文化創意、空間策展等實際應用上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27, 2024 at 9:48pm

爱垦APP: 维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一道情动

将维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三者的“诗性”理论，置于“情动转折”（Affective Turn）的框架中，可以开辟出多个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在探讨情感、文化生成、语言结构与身体经验的互动时。情动转折强调情感、感官经验以及情感在塑造知识、社会互动和文化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将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结合起来，能为情感如何通过语言、文化和符号系统转化提供全新的解释——

诗性智慧与情感共鸣的文化生成

新视角：结合维柯的“诗性智慧”与情动转折的情感视角，可以研究情感如何在文化生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早期人类通过象征和隐喻构建文化的方式，而情动转折强调情感是社会互动和知识建构中的重要动力。这一结合可以探索情感经验如何通过象征性表述（如神话、仪式、语言等）构建人类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

研究方向：通过探讨早期社会如何利用情感和感知的体验转化为文化表达，分析情感作为文化生成的驱动力在诗性智慧中的地位。例如，早期人类面对自然现象的情感反应（如敬畏、恐惧等）如何通过诗性智慧转化为象征性系统（如神话和宗教），从而创造出社会秩序和集体认知。

语言的情感功能与自指性

新视角：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强调语言的形式和自指性，而情动转折则关注情感在语言中的作用。将这两者结合，可以探讨语言形式如何不仅是审美表达的工具，也成为情感传达与构建的媒介。语言的诗性功能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还可以通过音韵、节奏、修辞等语言技巧触发情感共鸣，进而影响社会和文化交互中的情感传播。

研究方向：例如，可以探索诗歌中语言形式与情感体验的互动关系，分析音韵、修辞如何引发情感共鸣，使得诗歌成为情感传达与社会互动的有效载体。情动转折框架下可以深化这一研究方向，探讨语言的自指性和结构如何引发深层的情感反应。

诗性语言中的潜意识与情感流动

新视角：克里斯蒂瓦的诗性语言理论与情动转折之间有很强的共鸣。她强调诗性语言打破象征秩序，释放情感和潜意识的流动。情动转折同样关注情感与身体体验的流动性，而非固定的符号系统。因此，将克里斯蒂瓦的诗性语言理论纳入情动转折，可以进一步研究诗性语言如何打破社会符号秩序，释放身体的情感能量。

研究方向：可以探索诗歌或文学中的符号与情感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分析如何通过打破语言的逻辑结构，将情感和潜意识的流动性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和情感状态，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重塑集体的情感认知。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27, 2024 at 9:48pm

情感、身体与象征系统的再建构

新视角：情动转折框架下，维柯的象征系统、雅各布森的语言形式和克里斯蒂瓦的情感流动可以在一起探索情感如何通过身体体验和象征体系的互动进行再建构。情感不仅是个人体验，也是在象征系统中被社会化的经验。通过象征符号（如语言、诗歌、图像）将身体的情感体验转化为社会可以理解和共享的文化形式。

研究方向：例如，维柯的诗性智慧强调象征体系的创造，而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则关注语言的形式操作与情感表达，可以探索象征系统中的情感身体性，即象征符号如何嵌入身体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形式不断重构与传播。这种探讨可以揭示象征系统与情感的双向互动关系。

集体情感与文化的情感逻辑

新视角：结合维柯的历史观和克里斯蒂瓦的情感流动理论，可以在情动转折框架中探讨集体情感的逻辑如何通过文化和语言生成。情感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体体验，而是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与再现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诗性智慧和语言功能在这种集体情感逻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构建、维持并调节社会中的情感秩序。

研究方向：例如，研究历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或社会运动时，可以探讨诗性表达如何通过情感影响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诗歌、仪式、符号性事件等都可以作为情感的转折点，重新激发社会的情感共鸣，进而推动文化变革。

语言的感官性与诗性的身体性

新视角：在情动转折的框架下，可以进一步研究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诗性语言中的感官性和身体性。情感不仅是通过符号系统传达的，还通过声音、节奏、身体体验等非语言形式展现。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强调语言形式的美学特征，而克里斯蒂瓦则强调潜意识和情感的流动性。将两者结合，可以探索语言如何通过感官的、身体的方式引发情感体验。

研究方向：例如，探讨诗歌中声音和节奏如何通过感官体验唤起情感，而不仅仅依赖于符号的意义。这种结合将语言从纯粹的符号系统中解放出来，转化为更直接的身体感知和情感触发的工具。

诗性与情感生态的社会转化

新视角：从社会层面来看，可以结合三位思想家讨论诗性与情感生态如何塑造社会变迁。维柯的诗性智慧提供了文化生成的象征性基础，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则为情感传达提供了语言工具，而克里斯蒂瓦的诗性语言强调情感的流动性。三者结合可以探索诗性表达在情感生态中的作用，即如何通过情感和诗性的传播塑造社会秩序、集体情感和文化身份。

研究方向：可以研究诗歌、文学、艺术等诗性表达形式如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情感生态，并通过这一生态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革。例如，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现如何反映或塑造社会中的情感氛围，进而影响社会的情感结构与权力关系。

将维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诗性”理论纳入“情动转折”框架可以带来丰富的研究路径，尤其是在探索情感、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新视角可以包括文化生成中的情感作用、语言的情感功能、诗性表达中的潜意识与身体性、集体情感逻辑、语言的感官体验，以及诗性与情感生态的社会转化。这些研究方向不仅深化了对“诗性”的理解，也扩展了情动转折理论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25, 2024 at 6:55pm

愛墾APP: 市集·詩性鄉愁呼喚型造物（evocative objects）

「鄉愁市集」是一個旨在喚起人們對家鄉、傳統和文化的情感共鳴的活動。它通過展示地方特色的物品、食物、音樂和故事，營造一種讓人回憶和感受家鄉溫情的氛圍。結合「詩性智慧」和「呼喚型造物」（Evocative Objects）的理念，「鄉愁市集」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物品交換場所，而是一個深度連接情感、文化和意義的空間。

「鄉愁市集」與「詩性智慧」的關係

詩性智慧是意大利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提出的概念，強調通過象征、隱喻和感性經驗來理解世界。這種智慧超越了理性邏輯，而是通過感性和情感與世界建立聯系。在「鄉愁市集」中，這種智慧體現在以下方面：

象征與隱喻: 市集中的物品、食物和音樂不僅是具體的物質存在，它們還承載著豐富的象征意義。例如，手工制作的傳統食品不僅是美食，還象征著家庭、節日和共享的記憶。地方工藝品如編織籃子、陶器等，則象征著代代相傳的技藝和文化記憶。

感性體驗: 市集中的一切都設計為觸發感官體驗——味覺、觸覺、嗅覺、聽覺和視覺，從而引發對過去的情感回憶。這種通過感官與情感的互動正是「詩性智慧」的體現。

文化再現: 市集不僅展示地方文化，還通過互動、講述和表演等形式再現和重塑這些文化，使其成為活生生的、可體驗的詩性智慧。例如，在市集上舉辦的傳統故事講述或音樂表演，是詩性智慧的直接呈現，觀眾通過這些藝術形式感受到家鄉文化的深度和美麗。

「鄉愁市集」與「呼喚型造物」的關係

呼喚型造物（Evocative Objects）是指那些能夠喚起強烈情感和記憶的物體，它們不僅是物質存在，還承載著人們的情感、記憶和身份認同。在「鄉愁市集」中，呼喚型造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文化物品的情感聯結: 市集中的物品，如祖母傳下來的手工藝品、家鄉的傳統食品，都是呼喚型造物。它們通過物質形態，將過去的情感記憶帶入當下，喚起參與者的情感共鳴。例如，一件傳統的手工刺繡，不僅展示了精湛的技藝，還可能喚起觀者對其家庭和文化根源的情感記憶。

情感故事與物品的結合: 每件物品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事賦予物品以獨特的情感價值。在「鄉愁市集」中，可以通過講述與展示這些物品背後的故事，讓參與者與物品建立更深的情感聯結。例如，賣者可以講述他們的產品如何在家庭慶典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不僅增加了物品的價值，還讓物品成為參與者個人歷史的一部分。

互動與參與: 「鄉愁市集」鼓勵參與者不僅僅是被動地消費物品，還通過互動和參與，賦予這些物品新的意義。例如，市集上可以設立手工藝工作坊，參與者可以親自體驗傳統工藝的制作過程，這使得這些物品不僅是呼喚記憶的載體，更是創造新記憶的工具。

「鄉愁市集」在文化創意中的作用

情感驅動的文化創意: 「鄉愁市集」通過聚焦情感記憶，創造了一種情感驅動的文化創意形式。它不僅展示和銷售物品，還通過情感故事、文化表演和互動活動，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體驗。這種體驗在情感層面上與參與者產生共鳴，使他們不僅記住了物品，還記住了與這些物品相關的情感體驗。

地方文化的情感再現: 市集通過將地方文化符號與個人情感體驗相結合，強化了地方文化的情感意義。參與者在市集中體驗到的地方文化，不僅僅是過去的再現，而是情感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使地方文化在現代生活中重新煥發活力，並在情感層面上得到新的詮釋。

「鄉愁市集」的具體實施建議

故事化展覽: 為市集中的每一個攤位或展品附上詳細的背景故事，讓每一件物品都成為「呼喚型造物」。這些故事可以是手寫的卡片，也可以是通過QR碼掃描觀看的短視頻或音頻講述。

互動式體驗: 設立互動區域，如手工藝工作坊、傳統食品制作演示區等，讓參與者親自體驗傳統工藝的制作過程，增強對地方文化的情感認同。

多感官體驗設計: 注重市集中的多感官設計，如播放當地傳統音樂、使用當地植物的香氣等，讓參與者通過各種感官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獨特性。

情感記憶收集項目: 在市集期間，設置一個情感記憶收集點，邀請參與者分享他們與家鄉、物品或文化相關的情感故事，這些故事可以在市集結束後整理成冊或數字化呈現。

「鄉愁市集」通過結合「詩性智慧」和「呼喚型造物」的理念，不僅展示了地方文化和傳統，更通過喚起參與者的情感記憶和共鳴，使地方文化創意具備了更深的情感意義和價值。這種方式可以有效地實現情感轉向或情感地理學的目標，使地方成為一個充滿意義和情感體驗的「詩意地理」空間。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17, 2024 at 9:22pm

愛墾網·Sense of Place vs Geography of affects

Sense of Place 和 Geography of Affects 是學術上探討空間與情感關係的兩個不同概念，各自側重不同的研究路徑和理論背景。它們在如何理解空間與情感的互動、對心靈空間（psychic space）的探討上，反映了不同的學術傳統與關注點。以下是二者的學術區分及其對心靈空間的見解：

Sense of Place （地方感）

這是社會地理學、環境心理學和文化地理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主要研究人們對特定地方的情感聯結、文化歸屬和認同。這一概念探討了地方如何通過歷史、文化、個人經歷以及社會互動來塑造人們的感知和情感。

核心要素

文化與歷史：地方感通常與特定地域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某個地方之所以對人們有意義，源於它的文化歷史積淀、社會記憶或是個人經歷。

情感依附與認同：人們對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與認同是地方感的核心。例如，一個人可能因為某個地方承載著家庭記憶、童年回憶或是文化儀式而產生深厚的情感聯系。

空間與身份：地方感與個人或群體身份緊密相關，地方不僅是地理上的存在，也是人們情感、文化認同的載體。

環境感知：地方感也與物理環境的特質相關，例如地形、氣候、自然景觀，這些因素影響著人們如何與空間互動並形成情感歸屬。

對心靈空間的見解

在地方感研究中，心靈空間（psychic space）與物理空間交織在一起，地方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地理環境，還反映了個人和集體的情感、記憶和認同。學者如段義孚（YiFu Tuan）認為，地方感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形成的情感和心理歸屬，通過地方的物理特征、社會關係和文化符號建構出心靈的空間場域。地方感中，心靈空間往往是一種主觀體驗，反映了個人對地方的深層情感和心理互動。

Geography of Affects（情感地理學）

這是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中發展出來的一種地理學研究范式，受到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哲學影響。它關注空間與情感的互動，特別是情感如何通過身體、空間和社會關係流動，形成新的空間體驗。情感地理學強調情感不是個人內部的靜態狀態，而是通過人與空間、社會和物質的互動生成的動態力量。

核心要素

情感的流動性：情感地理學不把情感看作單一主體的體驗，而是強調情感作為一種流動性力量，通過人與物質空間、社會關係的互動傳遞、擴展和改變。

物質性與身體：情感不僅僅是心理現象，還與身體和物質環境相互作用。情感通過身體與空間互動，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和物質情境中產生。

超越個體情感：情感地理學特別關注情感如何在集體、社會和環境中流動，探索情感、權力和社會關係如何共同塑造空間體驗和空間實踐。

空間與情感的生成：情感不是事物附帶的，而是在人與空間的關係中生成的。這種生成性（becoming）是動態的、過程性的，情感會在空間中不斷發生變化和再創造。

對心靈空間的見解：情感地理學對心靈空間的理解更加注重情感的流動性和生成性，而非靜態的情感依附。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出的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概念在情感地理學中起到了啟發性作用，認為心靈空間不僅是情感的容器，而是一個情感力量流動、擴散、變形的場域。心靈空間在情感地理學中是一種生成空間（spaces of becoming），它通過身體、物質空間和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不斷變化和生成。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September 17, 2024 at 9:22pm

學術上的主要區別

理論背景：地方感基於文化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注重人們對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歸屬感以及與地方的身份認同。情感地理學受到情感轉向、德勒茲與瓜塔裡的影響，更加關注情感的流動性、身體與空間的互動，以及情感如何在社會和物質力量中生成。

情感的特質：地方感中的情感更注重個體與集體在特定地方中的情感依附和認同，它是對某個地方的穩定情感反應。情感地理學強調情感的動態性和生成性，情感不是固定的依附，而是通過人與空間的互動持續變化。

空間的理解：在地方感中，空間是一個具體的物理和社會場域，承載著歷史、文化和個人記憶。在情感地理學中，空間是情感流動和生成的場域，情感不斷塑造空間並被空間所塑造。

對文創領域的貢獻

地方感強調文創產品和空間的地方性特征，文創設計常通過強化地方感來增強文化認同。例如地方特色手工藝、地方特產等通過對地方感的塑造與傳播，增強消費者與地方文化的情感聯結。

情感地理學則更加關注文創中的情感體驗的流動與互動，特別是在空間和情感體驗的設計中，強調情感如何通過參與、互動和沉浸式體驗來生成。例如在博物館展覽或城市空間設計中，情感地理學的理論可以幫助設計出能夠激發情感共鳴和互動的體驗空間。

心靈空間的學術見解

地方感強調個體和集體與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心靈空間是通過地方的文化、歷史和個人記憶所形成的認同與歸屬空間。學者如段義孚將心靈空間視為人類體驗和情感在地理環境中的投射，形成了個人或群體對地方的深刻感知。

情感地理學更注重情感的流動性和生成性，心靈空間被視為一個動態的情感力量場域，通過身體、社會和物質空間的相互作用不斷變化和再創造。德勒茲與瓜塔裡的無器官的身體概念在這裡提供了對心靈空間的解放式理解，心靈空間不再是固定的心理體驗，而是情感、身體和空間力量的交互生成。

這兩種理論都為心靈空間提供了獨特的見解，一個重視情感依附與認同，一個強調情感的流動和生成，各自在文創、旅游、文化敘事等領域都有深遠的影響。（續上 / 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July 10, 2024 at 9:56am

陳明發《世說新語 2021》5

燒好晚餐，妻兒坐齊在飯桌邊。老男人汗流浹背，倒很有滿足感。凡流汗灌溉的，可能是鹽分稍稠，不稀釋就不爽快，忽然嚐甜憶苦起來；在這塊土地生存不易，人要有危機意識啊。想遠了，自然話多，讓妻子給扯了回来：“再不吃，你就得吃冷飯菜了。” “活在當下”，是眼前的“熱”，還是意識裏的那個“冷”呢？滋味繁複，但可以吃得很専心。（9.3.2021）

                                                                                                      (Honey Garlic Chicken)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12, 2024 at 10:56am

What is the Spatial Turn? by Jo Guldi

What is a turn? Humanities scholars speak of a quantitative turn in history in the 1960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 of the 1980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even more recently an animal turn. Beyond the academy, to turn implies retrospection, a process of stopping in the road and glancing backwards at the way by which one has come.

May the weary traveler turn from life's dusty road and in the wayside shade, out of this clear, cool fountain drink, and rest-- R. E. Speer, “Robert Burns,” Nassau Literary Magazine 43 (1888): 469.

“Landscape turns” and “spatial turns” are referred to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often with reference to GIS and the neogeography revolution that puts mapping within the grasp of every high-school student. By “turning” we propose a backwards glance at the reasons why travelers from so many disciplines came to be here, fixated upon landscape, together. For the broader questions of landscape--worldview, palimpsest, the commons and community, panopticism and territoriality--are older than GIS, their stories rooted i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disciplines. These terms have their origin in a historic conversation about land use and agency.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disciplines in the period from 1880 to 1960, a moment supremely fertile for academic discourse, when scholars in history,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reflected on our nature as beings situated in space. This spatial moment represented the flowering of social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who addressed the struggles over space that surrounded them. From the 1840s forward, much of western Europe was engaged in a conversation about land reform that pitted the new stewards of expert-led bureaucracy—civil engineers, urban planners, and foresters—against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spokespeople: Chartists Marxists, Fabians, and legal reformers.

From the 1880s forward, legal scholars,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fix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s” as a source of records about “community” where records about spatial practice disclosed notion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rarely documented in the textual tradition. Public intellectuals like legal scholar Henry Maine, philosopher Ernst Cassirer, urban historian Lewis Mumford, journalist Walter Lippmann, and religious scholar Mircea Eliade combed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proposed theories of spatial experience, and promoted the terminology of “commons”, “palimpsest,” and “pseudoenvironment,” attempting to coin a universal language for describing spatial experience and its artificial manipulation.

(Source: https://spatial.scholarslab.org)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11, 2024 at 1:37pm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literary scholars, art historians, and social historians drew on ethnographic methods to document the “worldview” by which collective societies brokered their relationship to land.

Only after 1970 did these languages begin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 encouraged by the importation of French theory, in particular the work of Foucault, Lefebvre, de Certeau, and Virilio, which newly emphasized the power relations implicit in landscape under general headings like “abstract space”, place, and “symbolic place,” interpreted through new spatial metaphors like “panopticism.” The resultant spatial turn in literature and art history of the 1970s and 80s did not so much rewrite the old concerns as treat them with an attention to capitalism, surveillance, and power hitherto practiced only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Junk Boatin Hong Kong 1984)

In departments of Geography, this vocabulary was elaborated into theor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pace “territoriality,” Massey's “power geometry,” and Harvey's “space-time compress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cholars returned to urb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with a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microcosms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macrocosms of global flows. These spatial impulses took a deeper hold with the influx of digital tools. Developed in the 1960s by the Canada Land Inventory, GIS was adapted for use in the social scientists and humanities. Beginning in the 1990s with the GIS survey of ancient Corinth, the uses of GIS began to tempt scholars in archaeology and economic history with a vision of rigorously measurable, infinitely sharable information. By enhancing the clarity with which scholars could speak of spatial problems, GIS encouraged the reopening of spatial questions in the disciplines.

Beyond the academy, GIS opened questions of vertigo-inspiring scale. By scraping spatial data from archives of unprecedented vastness, researchers stood a better chance than ever before of addressing problems of tremendous size. Cartographic projects like Saul Griffith’s maps of land use helped researchers to ask whether in the future we would indeed be able to depend entirely on renewable energy or would be necessarily forced into reckoning with nuclear options.

The spatial turn represents the impulse to position these new tools against old questions. In the page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s, sociologists turn back to Simmel, historians of technology to Mumford, and literary historians to Benjamin. We remember that every disciplin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been stamped with the imprint of spatial questions about nations and their boundaries, states and surveillance,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all of which fell into contest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ing the period of spatial emergence from 1880 to 1960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mprint of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direction tha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ay take in the spatial era of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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