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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February 1, 2023 at 1:17am

胡文虎與台灣七虎藍球隊

籃球運動於清光緒年間（西元 1902 年）由美國傳教士傳入中國，藉由教會推廣和訓練，逐漸在中國興盛了起來，當時中國的球員還曾出賽遠東區運動會和奧林匹克運動會。對日抗戰及國共戰局中，籃球運動普遍成為軍人們拼搏殺場之外解脫苦悶的方法，不同軍種間自組籃球隊風氣興盛，經常借移防之便切磋球技。

而這些球隊當中不乏早期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著名運動會的選手，隸屬於軍需署輜汽部隊的七虎籃球隊，便是一九三六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籃球國手—王士選所創建。七虎籃球隊，原名輜校籃球隊。是民國二十八年春，由王士選、鄭大光、廖滌航、 沈大偉等，同在貴州龍里的輜重兵學校受訓的前後期學員所組成。熱愛籃球運動的他們經常藉部隊調防之便，前往大陸各省球場打球，足跡遍及東南、西南、華中各地，更在全國運動會上技驚全場，聲名大噪。

聯合報記者王信良、劉俊卿在其著作《時光隧道台灣籃運 60 年》中，對他們早期身影有兩段生動的文字素描： 「早在抗戰勝利時，輜汽隊從重慶遠征上海，全隊穿著土布衣服出現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時，大家都不認為他們會有何作為。那時在上海是華聯和大公隊分庭抗禮的局面，上海東南日報竟以『土兵打洋仗』標題表示輜汽隊將大敗而歸，但是比賽中才發現並非如此。」 「民國三十七年底，三度征滬，和已集訓三個月將訪歐的大公隊一戰，大勝十餘分，令人驚奇。」

前住在台北市大直的沈大偉是七虎初始球員之一，已白髮斑駁的他描述當時動盪戰局裡一場場球賽印象深刻，「我們那時候真是土喔，到處移防嘛，吃沒得吃，穿沒得穿，不過人土球可打得不土。」 在炮火中求生，朝不保夕的不確定感，讓打球成了戰爭中唯一的慰藉，練起球來自然不畏辛苦：「那時候大家都拚命打球，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從龍里上 37 公里外的貴陽打球，穿著草鞋不好走路，就把車上的輪胎底割下來，割薄了，裹在腳下，那時候從來也沒穿過一雙球鞋。」 操著濃重的鄉音，沈大偉回憶起當年物質缺乏下練球的情景：「現在的球是橡膠做的，我們那時候的籃球是用一塊一塊牛皮縫起來的，裡頭做了個『膽』，從膽打氣灌飽 了之後再塞進球裡去，球破了就找鞋匠縫補。」

據老球員們的說法，九一八抗戰後，大家都在逃難，唯一的希望就是國家富強，所以練球時，不管多苦、多難，總想著鍛鍊身體、強身報國。不過當時克難的程度的確令人無法想像，別說穿著土布軍服上場賽球，有時候練球練到襪子磨破了洞、沒底、空前絕後了，也捨不得換雙新的。 另外一位「七虎隊」第一期球員鄭大光，提起投入球隊的點滴，亦頗多感慨，他說， 戰爭的時候原來是把籃球當作一種精神寄託，雖然也曾嚐過一天只吃幾個饅頭，打起球來眼冒金星的滋味，不過，拼搏的是球場而非槍林彈雨的戰場，鄭大光覺得他們算是得天獨厚了。

七虎籃球隊來台，仍然是臨危受命，為戰火蜂起時代團結軍民一心而演出籃球賽， 鄭大光說起在台灣的第一場球賽，： 「七虎隊到台灣來打的第一場球賽，地點就在今天總統府前面的凱達格蘭大道上（三軍球場的前身）。當年，比賽場地是臨時搭建的，籃球架、白線都是臨時準備的，練習的時候因為馬路不平，球老是對不上籃框。」

球隊取名七虎的由來採集口述歷史過程中，老球員們說「七虎」隊名的由來與香港著名的鐵打傷藥「虎標萬金油」有關。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王士選所率領的輜校隊代表聯勤總部出賽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幾場比賽下來果然技驚全場，輜校隊不僅贏得季軍榮銜，也吸引了香港星報記者桑榆（陳福榆）的矚目。

民國卅八年，輜汽部隊行軍至柳州，香港籃壇在桑榆的推薦下，邀請輜校籃球隊這批球場悍將赴港作聯誼賽，行前主辦人—星報社長胡文虎先生，也就是「虎標萬金油」 的老闆，提議輜校籃球隊改名為「七虎」以減低軍方色彩，王士選同意接受，從此「七 虎」這個名號便再也沒有更換過。

七虎籃球隊與台灣籃球運動 在籃壇近半世紀有限的歷史紀錄當中，七虎隊和空軍大鵬、菲律賓黑白籃球隊、美國哈林籃球隊、歸主隊的幾場激烈戰役，始終是今日壯年球迷最懷念的一頁。不僅代表著專屬於那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少年時的青春紀事，更象徵性地紀念了不同時代氛圍裡濃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民國八十八年出版，由聯合報體育記者王信良、劉俊卿在「時光隧道—台灣籃運 60 年」一書中，回溯民國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間幾場「國際性」精彩球賽時，提供了對當時 籃球賽事的基本認識。 「當時台灣勁旅鐵路、技總、警光、海光和大鵬等隊都被（菲華）黑白擒服，最後 一戰由七虎把守。前一天中午起就有球迷排隊買票，首度出現大批『黃牛』」擾亂秩序。第二天下午五時三十分進場，立刻造成紊亂的大爆滿，甚至在一團亂中許多沒 票的觀眾也擠進場內，不得已比賽順延到第二天，由大批警衛維持秩序才使比賽順利進行，結果雙方以 4 8 ：4 8 握手言和皆大歡喜。」

 「對台灣籃運而言雖然最早正式成立的是台電隊，然後鐵路隊崛起，但造成最大熱潮、全面刺激水準的，無疑是七虎與大鵬，兩者對抗更是籃壇盛事。」 書中並且提出，當年籃球風潮的帶動與王士選組成的七虎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對台灣籃球運動推展和普及的貢獻，王士選功不可沒。」。

筆者求證書中所述王士選對台灣籃球運動之貢獻，拜訪七虎隊員時，七虎隊員霍劍平、王毅軍在訪談中，自己看七虎隊對台灣籃球運動風氣之貢獻也認為，「王士選打下 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王士選會在台灣籃球史上留名，除了球技出眾外，最重要的是他堅持「體育精神重 於球場得失」的哲學理念。霍劍平分析說，「七虎』的精神並不在於贏球，最重要的是帶 起全民運動的風氣」。所以七虎隊在籃球比賽中，常刻意保持贏對方 1—2 球分數的水平， 有時候也會與對手打成平手，不銳意挫敗對方，讓對手因為失分過多而喪失了運動的樂趣。

霍劍平舉當年應邀前往香港僑界賽球的例子說明，「當年在香港，最後一場與『港聯』 的比賽，名義上雖然打成了平手，但七虎隊其實放棄了兩次罰球的機會，為的就是給對方面子，同時也保持不敗紀錄！」 時報週刊 547 期專訪中，霍劍平回憶當時的香港報紙，還以「七虎隊仁俠可風，王士選兌現諾言」來肯定七虎隊的作法。

三十七、八年時國共戰爭局勢雖然緊張，但七虎籃球隊因為名氣大，所以仍 有比賽邀請，淪陷前他們應香港星報之邀前往，與香港「港聯」籃球隊做表演賽，比賽結束後國軍已陸續移駐台灣，十月二十四日，他們在東南長官公署安排下，從貴陽至香港後飛到台灣參加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勞軍義演。 義演球賽結束第二天，貴陽便淪陷，兵荒馬亂中隊員們只好急電部隊將家眷接出來， 從此在台灣落腳。 (節錄自：高淑玲〈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與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以北投七虎新村為例〉專班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光男博士，2011年 7 月）)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29, 2022 at 11:56am

愛墾評註：南海香料文化商贸

在王炳文撰写的〈千年絲綢香瓷路 一部文明交匯史〉一文中，提到“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是在宋元以後興起的，但作者基於對中古佛教與民眾社會生活的深入研究，指出香料需求的激增，與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對大眾生活習慣的影響塑造密不可分，而佛教對民眾行為的規範原因有二，首先在於佛教本身的不斷華化，從初入中國為求適應而借助老莊，到東晉南朝持續的儒佛衝突，直至最終完成佛儒融合；其次則離不開中古後期整個禮法文化的下移。「海絲」的興起源於需求，而需求的產生又離不開民眾思想和社會倫理的嬗變。”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November 27, 2022 at 1:46am

黃禍論：「黃禍」論起源於歐洲，其發端可以追溯到當地人對亞洲韃靼人進攻歐洲的恐懼記憶。而從「啟蒙時期」開始，厭惡東方（主要是中國）「專製」、「野蠻」、「封閉」的文明優越感，逐漸在西歐形成。18世紀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等學說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為「黃禍」論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西亞總督拉斐爾斯危言聳聽地叫嚷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則意味著西方在東南亞的排華實際是「黃禍」論的延伸。

19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出現了排斥華工的輿論和行動，號稱社會主義者、主張「單一稅」的亨利•喬治亦從土地占有的問題出發，贊同趕走中國移民。70年代，德國人拉采爾在談到美國西海岸和澳大利亞的華人移民時，使用了「黃色恐怖」的說法。而80年代之初，中國徒有其表的洋務運動居然引起了某些歐洲人的憂慮，德國人施邁茨納提醒他的同類說：「中國正在異常熱心地學會和開辦歐洲人的工業、技術和交通事業。至於這個東亞大國的數不盡的人重又開始流動，使歐洲第二次為蒙古人所淹沒這種危險，那就更用不著說了。」[1](p42)

甲午戰爭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傳「黃禍」，並自稱是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德國外交大臣比貝斯坦則對俄國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國人同屬黃種人……如果他們（指日本人——筆者）能對中國人建立一種保護關系，那就有可能產生一種利害的融合，這種利益對全體黃種人來說都是共同的，而與歐洲列強的利益則背道而馳。」[1](p45)自此「黃禍」之說亦把日本包括在內。

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中和之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報刊都把「黃禍」當作熱門炒作的話題。在中國生活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英國人赫德，撰文稱「未來人們需要對付黃種人問題——也許是『黃禍』問題，這是一種確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陽必定要升起一樣」。當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對義和團事件應負的責任，主張列強應「克製自己，尊重對方，跟中國進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須切除」「國際帝國主義的癌腫」。他說：「這一四億人口的大國的精神決不是黷武好戰的」，但如果白種人堅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將來的義和團將擁有一切可以用錢買到的武器，到那時人們就不能對『黃禍』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後將有幾百萬個義和團團員在中國政府一聲號令下立刻全副武裝地排成密集隊形，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張「平等」地和中國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關系，使中國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發生了日俄戰爭，戰爭之前英、法、德、美諸國雖然傾向於偏袒日本，但俄國戰敗之快之慘，卻難免使得西方國家驚愕不已。戰敗的俄國自然大叫「黃禍」，英、美的報刊書籍也再次對「黃禍」口誅筆伐。從20世紀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國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劇，美國報刊對日本的攻擊一直持續到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此期間，曾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海軍上將阿•瑪漢、在美國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較大影響的亨利•亞當斯和布魯克斯•亞當斯兄弟、人類學家馬迪遜•格蘭特、外交官休•臘斯克、軍火工業商人哈德遜•馬克西姆、作家傑克•倫敦、布瑞特•哈爾特、瑪爾斯登•曼森等等眾多人物，都宣傳過「黃禍」論。如傑克•倫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來一定會發生種族戰爭，如果日本控製了中國且兩者結合，就會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產生嚴重威脅。

大體上從1904年日俄戰爭起，俄、美輿論界的「黃禍」論開始突出對日本的警懼，但整個西方世界的「黃禍」論仍然包括中國。而且由於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挑撥，東南亞地區也時有排華輿論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邏國王羅摩六世，也曾用筆名在報紙上撰文攻擊中國，這些文章後來集結為一本名為《東方的猶太人》的小冊子。

總之，西方的「黃禍」論雖來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這20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喧嚷有所減少，以後又被「赤禍」論取代，但類似或變相的種族主義觀點，在西方的思想界、輿論界中始終沒有完全消除。而「冷戰」結束之後，此類思想死灰復燃，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問世就是一個標誌，而且他在巴爾幹——近東劃下的東西文明斷裂帶，幾乎可以說是對阿•瑪漢的亞洲大陸北緯30～40度（即從土耳其亞洲部分經過伊朗、阿富汗、西藏、長江流域一直到朝鮮）所謂「潛伏危機地帶」的模仿。

那麼，這段時間的「黃禍」論具體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國的有些什麼內容呢？其一，中國人口眾多，四出移民會占據各處的土地，「苦力」和「廉價勞力」會搶去白種工人的「飯碗」。其二，當時日本工業生產的成就已使歐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國也實現「工業化」，將使歐美的工業產品失去市場。其三，如果「黃種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們在現代化武器的配備之下站了起來，他們由於人數數量上的優勢，能夠把歐洲人和美國人趕出東亞，奪得亞洲甚至世界的霸權」[1](p18)。其四，中國人「排外」、「不開放」，西方人難以和中國人共處，西方的商品、資金也難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人稱中國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是以此為由支持排華。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衰弱」、「落後」不僅造成了內部混亂，更因此而引發了列強在中國的爭奪（例如日俄戰爭），「危害世界和平」。總之，中國強大了會造成威脅，弱小了也會帶來「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對中國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結論。

說孫中山曾遇到「黃禍」論的挑戰和困擾，並不是想象之詞。孫中山讀過亨利·喬治的書，而亨利·喬治的書中就有排斥華人移民的觀點。1924年冬孫中山在《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的演說》中，稱「美國便有一位學者，曾做一本書，專討論有色人種的興起。這本書的內容是說日本打敗俄國，就是黃人打敗白人，將來這種潮流擴張之後，有色人種都可以聯絡起來和白人為難，這便是白人的禍害，白人應該是思患預防。他後來更做了一本書，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2](p404-405)孫中山這裏所說的美國學者，應該是前述亞當斯兄弟、格蘭特、臘斯克等人中的某一個。

而且凡是研究孫中山或辛亥革命的人都知道，從辛亥革命發生前數年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與他的軍事顧問即美國人荷馬•李過從甚密。不過人們不大知道荷馬•李也是一個「黃禍」論者。當然他與前已提到的另一個「黃禍」論者、美國海軍上將阿•瑪漢不同，阿•瑪漢主張美國與日本結盟，徹底征服中國；而荷馬•李主張美國和日本進行「生存鬥爭」，為此他要幫助孫中山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國並使中美結盟。荷馬•李的《無知的勇氣》、《撒克遜的日子》和《不列顛帝國的命運時刻》等書，同樣充滿了征服欲和「黃禍」論的觀點，孫中山對此顯然不會一無所知。

此外，從《孫中山全集》可以發現，從1901年到1924年，總計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記者曾就「黃禍」論或類似的相關問題向孫中山發問。尤其是美國《展望》雜誌記者林奇(G. Lynch)曾當面向孫中山表示：「實現他的抱負將會釀成真正的『黃禍』」[3](p211)。而孫中山對這些動機各異的提問都作了解答。(摘錄自：羅福惠：孫中山先生怎樣對待「黃禍」論？2008-09-22 愛思想）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20, 2022 at 10:24am

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
Searching for the Sea Sail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主編
關鍵詞：文化遺產；海上絲綢之路；「海絲」器物；「海絲」貿易；「海絲」文化；

出版時間：2021-11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國家一級博物館和全國文明單位，是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中國第一家國家級航海博物館，旨在弘揚中華民族燦爛的航海文明和優良傳統，建構國際航海交流平臺，培養廣大青少年對航海事業的熱愛，營造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文化氣氛。博物館建築面積46434平方米，室內展覽面積21000平方米。館內以『航海』為主題，『博物』為基礎，分設航海歷史、船舶、航海與港口、海事與海上安全、海員、軍事航海六大展館，漁船與捕魚、航海體育與休閑兩個專題展區，並建有天象館、4D影院、兒童活動中心，涵蓋文物收藏、學術研究、社會教育、陳列展示等功能。

章節1：章靈·3～6世紀玻璃製品的東傳與海上絲綢之路

東亞出土了為數不少的外來玻璃器及貿易珠，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日、韓都發現了羅馬玻璃與薩珊玻璃。因草原絲綢之路沿線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相關遺物較多，所以這些遺物的流入大多被認為與草原絲綢之路有關。在整理考古發掘報告時，不難發現玻璃的共存遺物中有很多印度—太平洋系遺物。南朝期間，中國與東南亞的官方活動無疑促進了古代貿易，而新羅人與波斯商人在整個東亞的交流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主要以日韓出土的玻璃器皿、貿易珠為主，運用考古學方法試探討早期海上絲綢之路之東端。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朝鮮半島；貿易珠；玻璃製品；考古發掘；

呂靜 王纖清 黃祎晨
關於流入日本的唐製漆器之調查與研究——兼及該時期的中日通道

黃祎晨 王纖清 呂靜
10～15世紀中日交往中的螺鈿與雕漆

黃靜
淺議紋章瓷——以粵博藏品為例

王成蘭
「海絲」策展視角的轉變和展覽的可持續性——從「白色金子·東西瓷都」的內容策劃談起

王麗明
從殿堂走入民間——「泉州宗教石刻陳列館」提升改陳

「海絲」貿易與文獻

劉斌
《鯨魚燈賦》所見中西交流史實一則

文章摘要：《藝文類聚》所載晉人殷巨觀看到一種來自羅馬帝國的燈，因驚嘆於其做工精美、形製巧妙，而作《鯨魚燈賦》。這種由金屬材料製作，上面是鯨魚雕像、下面是燈座，於公元3世紀左右出現在中國交廣地區的鯨魚燈，與公元5～7世紀出現在扶南王國的彭圖銅燈、同一時期在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王國現身的拜占庭式樣的銅燈，以及許多同類型的製作於君士坦丁堡、敘利亞和埃及的拜占庭銅燈，向我們展示出公元3～7世紀從地中海到南海那輾轉反復卻又綿延不絕的商業鏈條。（劉斌.《鯨魚燈賦》所見中西交流史實一則.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11.131-144）

關鍵詞：中國；貿易線路；大秦燈；羅馬帝國

劉振
兩宋禁止銅錢下海政策的差異及原因探析

陳少豐
蒲壽庚任平章政事新證

郭墨寒
明治前期日本編纂中國海洋圖誌文獻述論（1868～1894）

劉華
1928～1949年中國銀行海外行處述略

「海絲」文化與社會

黃浙蘇
「海上絲綢之路」與浙東媽祖信俗拓展

文章摘要：通過剖析寧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啟碇港的海洋文化特質，深入探討媽祖信俗隨著寧波港城市文化的繁榮而發展興盛的過程，由此論證寧波基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底蘊深厚的文化環境，成為發展並向世界各地傳播媽祖信俗的重要城市。（黃浙蘇.「海上絲綢之路」與浙東媽祖信俗拓展.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海帆尋蹤：文化遺產視野下的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11.207-218）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寧波；文化環境；地理位置；媽祖信俗；

李其仁
海南沿海地區海神信仰初探——以瓊海潭門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為例

海神信仰是我國沿海地區一種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類型。由於古代航海技術落後，人們缺乏系統科學的海洋知識，易因畏懼而對海洋產生崇拜心理。早在先秦以前，人們便相信大海是由海神主宰的。隨著對海洋知識的進一步認識，海神信仰逐漸從抽象化變為人神化。在海南地區，有觀音廟、忠義廟、文昌帝君廟、伏波廟、龍王廟、忠顯王廟、一百零八兄弟公廟等眾多海神廟宇。本文重點論述海南沿海地區的海神信仰。（李其仁.海南沿海地区海神信仰初探——以琼海潭门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为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海帆寻踪：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1.219-232）

關鍵詞：宗教信仰；海神信仰；沿海地區；海南；海洋知識


何沛東 錢隆
從自然水域到海洋界限——清代內外洋劃分問題再思考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19, 2022 at 11:49am

史育龍·在文化交流互鑒中促進民心相通

在國外設立文化中心是世界主要國家戰後普遍采用的文化“走出去”方式，是其宣傳和推廣本國文化、傳播思想價值理念、樹立良好國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平台。文化中心面向駐在國主流社會，覆蓋各個階層，圍繞“文化交流、教學培訓、思想對話、信息服務”等職能，常態化開展活動，全面、協調、持續地推廣和傳播本國文化，並為文化的交流互鑒和民心溝通提供穩固的平台。 西方主要國家早在20世紀中葉就開始在國外設立文化中心提升國家形象，擴大影響力。

目前，英國已在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30個文化中心，德國在92個國家設立了150多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法國在91個國家設立了144個文化中心，美國也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文化推廣場所80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也設立了37個文化中心。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成立60年來，為在全世界傳播推廣德國語言文化，幫助德國擺脫“二戰”納粹陰影，樹立和平發展的新德國形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國家飽受經濟危機沖擊，但各國對海外文化中心的支持基本沒有受到影響。

目前文化部主管海外文化中心，教育部和國家漢辦以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為平台，主抓對外漢語教學，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負責圖書和影視作品翻譯出版工作，工作職能互相交叉，如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都承擔對外漢語教學，在工作中難以形成合力，有時還會相互“踩腳”。

現有的對外文化宣傳交流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以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為主，缺少現代感，缺少面向未來具有思想深度的內容，介紹方式也主要集中在演出、展覽等形式，缺少具有生動活潑、互動性強的創意形式，以及現代數字技術的新媒體手段，一些宣傳活動的受眾主要集中在海外華僑華人，缺少對當地社會主流群體特別是青年人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現行的管理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深化發展。受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邀請的大型特色文化交流演出展覽活動，國內從籌劃派團到出訪交流時間一般都較短，而在馬德裏這樣的歐洲城市，好一點的演出展覽場地通常都要提前一年預定，導致國內高水平演出團組到了馬德里後不得不在區級場所演出展覽，有時因為停留的時間短促，演出展覽的影響力和效果難以有力彰顯，不僅影響了人文交流，也造成事實上的浪費。

3.加強人文交流，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的民意基礎

從過去幾年的發展實踐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建設和發展，能夠加深駐在國公眾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了解，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親近感。在“一帶一路”建設快速推進、對外經濟合作不斷加深的背景下，用好海外中國文化中心這一平台，做好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用海外讀者樂於接受的方式、易於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進而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的民意基礎，是新形勢下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必須努力的方向。為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要深刻認識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建設對於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意義。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建設和運營要從搭台唱戲經過借台唱戲努力實現讓別人唱我的戲的目標，不斷增強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進而不斷增強我國的軟實力。在“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從願景邁向行動的過程中，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成為闡釋“一帶一路”戰略理念的重要平台。開羅中國文化中心“一帶一路”座談會、柏林中國文化中心“一帶一路”沿線風情攝影展、馬耳他中國文化中心“影像絲綢之路——甘肅風情”攝影作品展、東京中國文化中心“當今絲綢之路”特別講座、烏蘭巴托中國文化中心《絲路情》歌舞晚會等活動的舉辦，加深了駐在國民眾對“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和中華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建議今後在這些活動中，進一步增強宣傳闡釋的學術和理論上的針對性和說服力，提高專業化水平。邀請去講的人，不光要講，還要講準講好，透徹生動地傳播“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價值，達到正面傳播的效應。

第二，以實施“十三五”規劃為契機研究制訂對外文化傳播交流發展戰略。截至2014年，中國對海外文化中心建設總投資達13.36億元，2015年落實海外文化中心建設、運行和業務經費預算達3.6億元，比上年增長181%。國家漢辦的孔子學院投入更大。今後幾年，為了實現到2020年建成50個中心的發展目標，財政投入還會有更大幅度增長，海外文化中心業務發展與其他對外文化宣傳部門的業務交叉問題也日益凸顯，迫切需要制定一個整體性的國家戰略，指導各部門有序開展工作。建議把對外文化傳播交流作為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內容，在國家戰略層面深入研究基礎上，提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第三，要進一步創新對外文化工作。要以開放的姿態，調動相關部門、地方和民間的積極性一起推動這項工作，應當創新理念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要加強戰略謀劃，既要展示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又要傳播當代中國蓬勃發展的多彩文化，既要展示中國古代先賢的哲學智慧，又要傳播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和理想訴求，把最能體現中國人文精神、最具思想性、最有價值的東西宣揚出去。避免一味以舞龍舞獅、紅燈籠等傳統方式宣傳中國傳統文化，把一些文化含量不高的內容拿到國外宣傳的慣用做法。不能從自身出發，不問對象、不問效果，憑老經驗老做法開展對外宣傳交流工作。要著眼未來，瞄準目標人群特別是青年領袖、媒體達人等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人士，有針對性地開展人文交流。

第四，要充分運用現代網絡傳媒手段，多渠道、全方位地傳播中華文化。互聯網是當今塑造和推廣國家形象最方便最快捷的渠道。青少年和具備一定知識和文化的民眾是互聯網用戶的關鍵多數，他們是駐在國的未來和主流，是中國文化中心應重點傳播的對象。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應精心設計中心網站，並將之與駐在國主流網站相鏈接，擴大點擊率，增加受眾量。要根據當地受眾心理和實際需求，強化網站內容建設，以受眾聽得懂、聽得進去特別是喜聞樂見的產品和方式，傳播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理念和價值觀。《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05日 05版）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18, 2022 at 6:34pm

感動的力量：CCTV《感動中國》十年回顧（序）

序：梁建增（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副主任，《動中國》制片人）

《感動中國》十年！

十年前，當我們把“感動”作為年度人物評定標準的時候，我們如敬神明。

十年裏，在每年的春天，《感動中國》年度人物如期而至，我們如沐春風。

感動--敬於心，暖在心。

去年秋天，當我們開始啟動2012年度《感動中國》人物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感動中國》十年了，不知不覺中走過了十個春秋。時間過得真快。長江文藝出版社希望出版一部反映《感動中國》團隊十年歷程的書，對此我表示深深感謝！捧著散發著墨香的《感動的力量》書稿，一些場景由黑白到彩色、由平面到立體，清晰起來，生動起來。我發現我們思考過的、經歷過的，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褪色，她們一直靜靜地藏在我們心裏溫暖的角落……

每年的春天，《感動中國》走近觀眾，獲獎人物事跡感動著中國，他們走進觀眾的心中。《感動中國》一播出，我就會收到無數的短信，這些朋友流淌著淚水收看《感動中國》， 被《感動中國》人物深深地打動，在他們帶有溫度的短信中，我能夠感覺到他們跳動的脈搏，能夠感受到炙熱血液的湧動。在平時的接觸裏，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容易動感情的人，冷靜、理智是他們的性格。但是，他們此時此刻的感動又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有這個信心！

當時，我們在策劃以什麼為標準評比年度人物的時候，一度走入了死胡同，我們總是在想我們缺一個新聞年度人物活動，站在一個我們“要”和央視“缺”的角度來考慮，這個“索取”的態度必然導致了迷茫甚至迷失。當我們開始站在觀眾的角度，來想中國百姓他們向往什麼、呼喚什麼的時候，心裏柳暗花明，思路豁然開朗，“感動”自然而然翩然而至。確實，我們的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處在轉型期的今天，出現了許多道德缺失令人憤慨令人發指的現象。但是，人們的憤世嫉俗，共討之、共誅之，恰恰說明人們對是非、對善惡的明辨，對真、善、美的呼喚。愛之深、責之切、喚之急。社會所缺什麼，人們期盼什麼，就是我們可以去做的！就是國家電視台所應該幹的！

這就是《感動中國》之所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和社會共振。

《感動中國》雖然叫得響亮，但是，《感動中國》人物並不都是驚天動地的偉業，錢學森、朱光亞大科學家的愛國奉獻讓我們熱淚盈眶，用微薄收入助學的“洗腳妹”劉麗、堅忍不拔侍奉養母的“孝女”孟佩傑這些平常百姓的凡人善舉，也同樣使我們潸然淚下。人的職位有高低，地域有南北，收入有多寡，成績有大小，但是，感動和這些統統無關，《感動中國》只有一個標準，他（她）能否使我們心動。一個能感動他人的人一定是一個心裏想著別人的人。感動我們的一定是我們想做或者還沒有去做或者沒有做到的“利他”的事情。一個能夠感動我們內心的人，他就是感動中國的人！

一位朋友的話一語中的。他對我說：“梁主任，我們家一家三口，平時看電視看不到一起，上初中的孩子愛看體育和動畫片，愛人愛看電視劇，我本人主要看新聞。只有你們的《感動中國》能夠讓全家一起看。”我問什麼原因。他回答：“因為《感動中國》表達的是人性！人性是相同的！”

這就是《感動中國》之所以成功的另一個原因--與人心相通！

我一直以為，愛是可以傳導的，感動是可以傳播的。一年一度的《感動中國》所做的就是通過一個個人物，通過一件件事情，靜水流深，潤物無聲，讓我們的生活美好，讓我們的社會和諧。這就是《感動中國》的價值所在！這就是《感動中國》功德所在！

一個感動中國的人，我們向他致敬！

一個能被感動的人，我們向他致意！

一個充滿感動的國家，註定是一個美好的國家!

新的十年！《感動中國》已經啟程！

方向—正前方！

動力--正能量！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5, 2022 at 4:17pm

陳明發〈習近平在詩巫〉

砂拉越文化協會剛出爐的新書，收入了我的一篇文字。我1992年首次進入中國工作了一個月，就是習近平先生時任市長的福州。當時是受托爲在海外“小福州”詩巫進行的全球福州大會製作多媒體記錄片，和那兒的媒體與僑辦等單位緊密合作過。能理解習先生後來提出“一帶一路”願景的初心，不僅僅爲了商貿需要而已，而有更大的民族文化意義。


因爲地理環境，中國人自古一出南海，就不能不看見婆羅洲這全球第三大海島。馬來半島客家人——特別是惠州人——爲葉亞來因爲開錫礦而對学隆所做出的貢獻而感到驕傲。而惠州鄉人比葉亞來早了兩百年的17世紀，已經在西加裡曼丹與古晉挨邊的坤甸、三發一帶開金礦；在Rajah Brook從文萊蘇丹手裡得到砂拉越以前，客家人也已經在古晉近郊的石隆門開金礦開金礦很多年。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4, 2022 at 8:54pm

The Story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By Dr. Tan Beng Huat

Good story is always universal.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paid a visit to my old acquaintance in Wu-ai Distribution Market of Shen Yang City a few years back, I met a group of delegations from Selangor. A few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were among them, and there were no problems at all for them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ir leader even said that they could help convey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is initiative to their partners in India. Yes, the Indian government do worry about their ocean may be dominated by the Chinese Fleet. However, if they are willing to learn just a little bit of the history of Zheng Ho's voyages (not once, twice but 7 times), or that of Arabian or Venetian merchant ships right before the arrival of Spanish, Portuguese, Netherlands and English war ships, then they will understand whom they should be cautious of. (The author: 1st on the right)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5, 2022 at 2:17pm

陳明發〈10 vs 60〉

中國現有各領域的科技團隊都很年輕，想想他們還可能奮鬥多少年，海外華人除了叫好、忙轉發帖子外，也請猜猜我們年輕一代的隊形是什麼樣子，好嗎？[陳明發〈濾思場〉83]（25.7.2022 臉書）

馬來西亞有的領域仍占有一定優勢；可貴與可憂的是，很多都是民間本身的努力。如何在消極上防止這份努力被錯誤的管理而被挫敗，進而在積極面有效地協助這份努力升級、躍進，我年輕團隊需要思考的方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3, 2022 at 12:45am

婆羅洲客家人經濟活動感知

華人方言群的移民過程及其早期到達的地點和經濟傾向都反映出其祖居地的情形及地理環境的影響。其實，遷移到一個陌生地方的人們都會偏向於從事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生活與工作經驗已成為他們親身經歷所獲得的 “知識 ”，並在一定程度上使 他們對陌生地方產生某種“感知 ”（perception）。這種“感知”將影響他們對某個地方或生活條件所做出的“決定”或“判斷”。根據他們的“感知”，移民對新的環境做出適應性的選擇，各自企圖尋找最“理想”的經濟機會，而影響他們的“抉擇”的最大“決定性”因素在於“目的地”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等方面。移民群所選擇的目的地點和他們的經濟傾向都會與家鄉的經濟背景及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這些早期的選擇與傾向，可能導致了不同方言群的不同經濟參與和遭遇。（文平強，2007，華人移民與環境適應———探討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經濟適應與變遷，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0 期，2007 年，頁 19-34）

客家人在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各地是礦業開發的先驅。從事礦業與客家祖居環境、資源與歷史有連帶關系。位於粵閩贛邊界線地區的客家祖居地，不僅是遠離海岸的山區，也擁有相當藏量及多樣的礦產，客家地區的礦產包括媒礦、鐵礦、錫礦、鉛礦、鎢礦、鋇礦、錳礦及銻礦。1 世世代代以務農為主的客家人，也擁有豐富的采礦經驗。從 18 世紀末期開始，羅芳伯便領導嘉應客家人組織“公司”制度，在西婆羅洲墾荒與開采金礦 （T'ien 1997: 157-167；許雲樵 1976: 277）。隨著荷蘭統治者對西婆華人采取軍事行動後，一些客家人就搬離並移入砂拉越州從事礦業及農業生產。在馬來半島吉蘭丹州布賴地區的客家人可能是在 18 世紀末或 19 世紀初前往該地淘金，他們也很可能是最早遷入馬來半島的客家人 （見 Middlebrook 1933）。（文平強，2007，華人移民與環境適應———探討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經濟適應與變遷，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10 期，2007 年，頁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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