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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May 16, 2022 at 10:32pm

首先，段義孚在前言裏指出，他需要一套有限的概念來統領“戀地情結”的研究，包括：感知（perception）、態度（attitudes）、價值觀（values）、環境（environment） 與文化（culture）。在這五個概念裏，感知、態度與價值觀， 也是書的副標題，代表了從人類的意識出發去探討環境的視角，可稱為“存在性視角”；而“環境”與“文化”兩個概念，意指書中某些章節著重以環境為出發點去理解人類的生存方式，可稱為“處境性視角”，著重體現在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與第十二章裏。

從人出發的存在性視角和從環境出發的處境性視角，是地理學尤其是人文主義地理學探索人地關系的兩種基本視角。M S 薩繆爾斯將這兩種視角概念化為“參照的處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與人的主觀性造成的“偏好空間”（partial space） [14]。另外，規範性的視角則主要針對“戀地情結”中的理想經驗模式展開探索，通過書中頻繁出現的三個概念來傳達，分別是：“理念”（ideal）、“原型”（archetype） 與“圖式”（schemata）。它們均為理念論，尤其是榮格精神分析學繼承的理念論思想的核心概念。


規範性的視角將存在性視角與處境性視角整合起來， 構成了一個考察“戀地情結”經驗及其地理知識的視角體系（如圖 1）。正如神學哲學家約翰· 弗蘭姆（John M Frame） 所指出：“所有的知識都是關於規範的知識，所有的知識也是關於世界的知識……並且所有的知識都是關於自我的，我們所認識的所有事物都是通過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思想”[20] 並且“三個視角都是認識人類知識的同一個過程”[20]。

因此，三個視角就構成了一個視角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實現了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研究的綜合性，體現為：始終不脫離規範性視角去分析人類在理想經驗模式的推動下如何詮釋與建造環境，並反過來被環境所影響。該視角體系能將種類繁多的“戀地情結”的經驗模式與地理知識開放性地納入其中進行審視。

4 理念論

地理學家理查德·皮特 （Richard Peet）在《現代地理學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第二章裏， 對《戀地情結》的內容做了較為清晰的梳理，並單獨引用《戀地情結》書末的一段話作為總結式的陳述：“人類追求理想環境的腳步從未停止過。理想的環境究竟是什麽樣子，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讀，但從本質上來看，普遍存在著兩個相反的意象：一個是純凈的花園，另一個是宇宙……所以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搖擺——從面包樹下的陰影到天空之下的魔法圈，從家庭到廣場，從郊區到城市，從在海邊度假到欣賞繁復的藝術品，只是為了找到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那個平衡點。”[7,22]這段話是段義孚在著作末尾，從規範性視角做出的總結性回應，指出人類從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環境”（ideal environment） 是“戀地情結”裏理想經驗模式的一種體現。（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y 14, 2022 at 9:02pm

（續上）理想的環境由兩種基本意象所構成：其一，為人類提供安全感，具有哺育功能的意象——純凈的花園 （無罪的伊甸園）（the garden of innocence），可以具體化為提供哺育與庇護的家庭、具有田園生活方式的郊區，等等；其二，是代表人類對自由的渴望，能滿足冒險與探索欲望的意象—宇宙，可具體化為擁有公共生活方式的廣場、自由人的居所—城市，等等④。

兩種意象構成了一個基本的二元對立模式，人類為了調和該模式所產生的矛盾，便竭力尋找二者之間的平衡點，因此，二元對立加上中央平衡點的結構就構成了“戀地情結”的一種理想經驗模式。

該理想模式在不同地域文化裏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比如，書中談到，在巴厘島人的世界觀裏，該模式是由山脈”、“大海”與“人界”三要素來體現：“山脈被認為是上層世界，而大海被認為是下層世界，形成兩極對立：從山上流下來的清水象征著生命，而朝向大海的方向則象征著災禍、疾病和死亡。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是被稱為madiapa 的人界，同時受兩個極端的影響。”[7]

段義孚進一步指出，該結構在不同地域文化裏還具有相似的演進過程，即，從簡單的二元對立加上中央第三者調和的三元結構，演進為四個基本方向 （cardinal directions） 加上中央調和點的五重（five-fold） 結構，構成了呈現於大地之上向心的圓形 （曼陀羅） 圖式 （圖2），該圖式不僅出現在印尼的巴厘島，也出現在中國和古希臘，因此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並且“是原初的統一、和諧理念在提供支持”[7]。因此，向心的圓形 （曼陀羅） 圖式在普遍意義上代表了人類追求理想環境的經驗模式，也是人類在現實處境中構建生存環境的一種普遍經驗模式，是《戀地情結》理念論思想的核心內容（表1）。

註：本圖根據《戀地情結》（第22 頁）原圖翻譯繪制。東北—西南四個基本方向呈現出基本的二元對立，調和點（Madiapa）在正中央。

理念論最早產生於柏拉圖的思想，認為萬事萬物都有其被創造的原始模型[23]。榮格繼承了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精神分析學派所說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圖哲學中的“理念”[24]，其基本意象為向心的圓形或曼陀羅，是圓滿與和諧的象征。

“原型”英文裏的“arche-”是“最初”、“起始”的意思， 它與形式相關聯。在西方古典神學與哲學中，“ 原型”、“上帝形象”等被當成物質世界的精神本源。即在這個物質世界產生以前作為本源的精神就已預先存在了，物質世界就是依照精神世界的形式即“原型”演化而來[25]。地理學家約翰斯頓 （Johnston R J） 指出，深刻影響人文主義地理學發展的理念論的基本原則為：一切現實在某種方式上都是某種精神構築[26]。段義孚所說的經驗的理想模式就是一種先驗的理念存在，它是人類詮釋世界並構建生存環境的重要基礎。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y 12, 2022 at 10:12pm

（上續）理念或原型的基本意象——“曼陀羅”（mandala） 是一種梵語的表達，其原本意義為人們在宗教節日所畫的圓圈[27]；在佛教中意為壇場，後來引申為具有絕對中心意義的 圓形[25]。按照榮格學派的觀點，向心的圓形 （曼陀羅） 意象在心靈集體無意識的層面驅動著人類以它作為普遍模式， 並以自我 （自性，self） 為中心去詮釋周圍的環境，在世界各地，也於不同的精神與物質領域中反復出現—繪畫、詩 歌、建築、城市等；並體現出不同的樣式：方形、十字、車輪、以四為倍數的角形等。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說道：“曼陀羅的形式千差萬別，使用的場合也各不相同。它 可能演化成蓮花瓣、太陽的光暈、納瓦霍人的療傷圈、教 堂裏的玫瑰窗以及基督教聖徒頭頂上的光環。作為完美的 象征，圓形對西方的世界觀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7]； “一位榮格派的精神分析學家也許會說，每一個建築物，無論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只要有曼陀羅或等軸的設計，就是人類無意識裏的圓形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達。城市廟宇乃至於居民都可能成為心靈追求圓滿理念的小宇宙，讓人類能對其進入或生存的地方施加有益的影響。”[7]

在地理環境的營造方面，榮格精神分析學派學者阿尼埃拉·嘉菲認為：“圓形是心靈的象征，甚至柏拉圖也把心靈描繪為一個球形，方形 （通常是矩形） 是緊縛於大地的物質象征”[28]。段義孚在書中也提出相似觀點，認為方形（矩形） 是圓形簡化後產生的形狀，兩者在意義上相互重疊，但多數時候圓形代表天，而方形代表地[7]。因此，圓形以及與之相關的方形就成為人類建造地理環境的基本空間規範，比如圓或方的城市、上圓下方的巴洛克教堂、外圓內方的明堂建築、城市裏的方格網、方形的四合院，等等。榮格精神分析學派的原型觀念盡管繼承於柏拉圖的理念論，但深受現代生物學進化論的影響，力求在進化的生物本能中去尋找原型的邏輯起點。但段義孚在書中應用原型概念闡述其城市本體論思想時，並沒有訴諸進化論，而是訴諸來自宇宙的先驗啟示與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相互呼應。因此，先驗的理想模式就成為解釋城市的空間形態以及人之生存形態的出發點。這樣的思想著重體現在第十一章“理念的城市與超越性的符號”（the ideal city and sym- bols of transcendence） 當中。進而，在第十二章裏，他從城市的理念 （理想） 出發詮釋城市空間與市民生活的相互關系；又在第十三、十四章裏從城市理念 （理想） 的角度出發分析人類對生存環境的回應。由此可見，以理念論為基礎的規範性視角將地理學探索人地關系的兩個基本視角— 存在性視角與處境性視角整合了起來，一定程度上建構起了環境態度與價值觀的綜合研究。這樣，段義孚就在理念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本體論思想。

1 城市本體論

1.1 城市理念

城市理念 （city ideal） 是段義孚在《戀地情結》裏著墨最多的論題，是他城市本體論思想的核心內涵。段義孚對城市理念的論述是從城市發生學的角度展開的，他說：“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市場或一座軍事要塞，而只會看見某個世界超自然創造的理念”，“凡¬¬是城市化獨立出現的地方，其前身往往是一個有聲望的儀式中心”[7]，因此“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隨機性，反映出精確性、秩序性和從天堂裏投射而來的可預測性。”[7]（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y 9, 2022 at 5:03pm

（上續）與段義孚的觀點相對的是城市發生學的經濟模式解釋，其主要觀點為“剩餘農產品說”（agricultural surplus）， 認為城市起源的機制主要是剩余農產品的出現。段義孚在《戀地情結》裏對經濟模式的城市起源提出了質疑，他說： “經濟學認為，城市是經濟富餘的產物：農產品不能完全消耗時，就在方便的地點展開交換，漸漸產生了集市、小鎮、最後演變為城市……但完全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即某個地區只擁有發達的農業和密集的人口，卻沒有出現一 座城市。新幾內亞高原上的農業生產力達到了支撐每平方千米200 人的程度，但並沒有出現城市生活。”[7]因此，他認為城市並非主要為經濟發展的產物，而是人類對先驗宇宙秩序崇拜的象征性產物，這便是城市的本質屬性。

段義孚在往後的研究裏，進一步發展了《戀地情結》裏的城市本體論思想。他在1978 年的論文《城市：及其與自然的距離》（The City: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 中指出， 存在三種城市本質屬性的觀點：其一，通過數學測量方法探討城市的本質屬性，城市被視為具有特定尺度的聚落； 其二，關注城市的理想模式，探討單個城市與理想模式之間的關系；其三，關注城市的起源，重視城市本質屬性與起源間的聯系[29]。而他本人的思想可歸為後面兩種。在2005 年於北京師範大學的報告會中，他就談到：地理學家可以從經驗中建立起的若幹理想模式（ideal model）來理解人的空間行為，這些理想模式正是人們理解社會生活的參照[30]。


他也在不少著作— 《空間與地方： 經驗研究的視角》、《無邊的恐懼》（Landscapes of Fear）、《浪漫地理學》（Romantic Geography）、《回家記》（Coming Home to China） —裏不斷強調該城市本體論思想。比如在《浪漫地理學》中，他說道：“城市起源於人類想要把天堂的秩序與威嚴帶到大地上。”[31]

由此可見，城市的本質屬性在於其蘊含的理念。那麽城市理念究竟有何形式？它對城市的空間形態以及人類的生存具有怎樣的影響？

段義孚認為，城市是一種象征，指向了一種超越經驗的意義。在古代，它意指一種超越性的秩序，人類借此對抗大地的混亂[18]，“古時候的人們看到天國中存在一種穩定性和可預測性，這是他們在地上所找不到的……為了反擊可能出現的潛在的混亂無序，美索不達米亞、近東、印度和中國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些可以反映天界規律性的儀式中心和幾何形狀的城市。在國王和統治者的眼中，最符合宇宙秩序的社會是階層社會。”[32]城市的理念規範了城市的空間結構，並為人類社會帶來秩序，其規範性的空間形態通常呈現為從中央點輻射開來的圓形與方形。他說：“方以及與之相關的圓既象征著完美，又述說著宇宙”[7]，該形狀反映出宇宙的秩序，是宇宙秩序在大地上的投影，並在其中構建起有序的階層社會。

當圓形與方形的城市與階層觀念相結合，就與同心環的空間結構對應起來。在《戀地情結》裏，希羅多德筆下的埃克巴坦那城（Ecbatana）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城位於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環狀的城墻所圍成。從中心到外圍，地勢不斷降低。國王與貴族居住在最內圈，隨著社會階層不斷降低，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的居民則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層裏，於是“七道環狀的城墻就構成了上升的階梯，象征階序性的宇宙”[7]。(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27, 2022 at 9:02pm

（續上）向心的圓形與方形城市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裏反復出現。書中，段義孚列舉了大量案例：

在古代，包括亞特蘭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伊斯蘭最大的圓形城市—薩拉姆的麥地那 （老巴格達）（Medinat-as- Salam （Old Baghdad））、泰西封 （Ctesiphon）、北京城、長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又湧現出大量的圓形城市，比較典型的是中世紀巴黎的核心區。

另外，當圓形與大地的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向對應起來，則演變為以四為倍數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城鎮設計—斯福欽達 （Sforzinda）。這座城鎮由一個圓形加上兩個與基本方向相對應的正方形組合形成一個八角星形狀。到了現代，某些圓形城市的設計受到了埃比尼澤·霍華德 （Ebenezer Howard） 花園城市 （田園城市） 觀念的影響，段義孚認為：霍華德花園城市的圓形意象“歸根結底依然是從頭上的宇宙投射下來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構成了段義孚思考城市現代性問題的重要出發點。段義孚曾在《地理學的視野》（A View of Geography） 一文中談到：“對現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現代地理學者的一大挑戰，其中包括現代性如何將限定並根植於某一地域的前現代社會，轉變為流動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現代社會”[33]。而《戀地情結》對城市的現代性思考則體現在空間扁平化與時間矢量化導致的城市理念表現方式的演變上，以及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過程當中。

段義孚在書中表明，城市的現代化歷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現方式上不斷演變的過程，即城市逐漸喪失了古代超驗的宇宙中心理念，進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業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圓形（曼陀羅）意象的向心性意味著人的自我中心性，在榮格精神分析學派中特指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始“自性”（self） 為中心。段義孚在書中談到的自我中心主義 （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義 （ethno- centrism）、古代城市空間結構的向心性、現代城市對中心區位的競爭等主題都與此相關。

所以，前現代人始終謙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從天國秩序啟示下來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義； 而現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從地上升起的集體意志，競相爭奪著要成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書中所言：“傳統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們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墻圍起一片神聖的、有秩序的地域，把這片地域與外面蠻荒世界區分開來”[7]，而現代城市卻“……有183 個‘門戶’……如果再加上‘樞紐’‘家園’‘中央’‘心臟’‘搖籃’‘中樞’和‘發祥地’詞匯，總量還要翻上幾倍。有很多城市不僅標榜它們的‘中心’地位—這個名號既能體現它們的成就，也能體現它們的地理優越性。”[7]（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26, 2022 at 12:08am

（續上）段義孚認為，該變化過程背後的機理在於：人類的時空感知因現代化的進程而發生的變化。他在書的第十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指出，因現代化的進程，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具體體現為從循環的時間與垂直的空間，朝線性的時間與水平的空間演變。在古代，人類的時空感知始終囿於一個水平方向上狹窄的地域範圍，形成了垂直而豐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獄形成的垂直結構。而古人對生存環境的建造也在整體空間結構中去回應宇宙（天堂） 的永恒秩序。同時，循環的時間是古人所具有的時間觀。但是，現代化的進程卻將整個人類拋向了一個在時間上矢量化的美好未來，空間壓縮為平面。這樣，垂直、超驗的空間感被消滅，宇宙被祛魅，而經驗的、水平的空間感知凸顯了出來，他說：“古人生活在一個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義的世界裏；而現代人的世界更加寬廣化、平面化、底壓頂、無旋回、重美學而不重神靈。”[7]因此，人類建造的城市就從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 轉向了看似無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這樣的變化進而體現在了城市外觀形態的構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體向心的圓與方的規範空間結構來表現其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現代城市則以一個雕塑或一個鮮明的建築為標誌”[22]來彰顯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區位，“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條大街或一片廣場，也可能是承載著這座城市歷史和特性的市政廳或者紀念碑……有些城市會打造出一個清晰的意象，來給自己貼上一個明確的標簽。”[7]因此，人類建造城市的方式就從註重整體的空間結構轉向了片段式的景觀打造，這正體現出段義孚在書中所言“ 從宇宙到景觀 （from cosmos to land- scape） ”的變化過程：“垂直漸漸被平面所取代，旋轉的宇宙全景變成了平展的自然 （不具有超越性的） 片段，也就是所謂的景觀。”[7]

對於城市理念的這種演變過程，段義孚曾表達出十分尖銳的批判態度。他在2005 年北京建築學界的一個會議中談道：“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築師們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們想要怡然觀看星鬥的需求……這些城市建築遠離了人的生理特質、打破了對宇宙的回應、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礎，那還能稱得上偉大麼？”[34,35]

1.1 現代城市的理想

書中ideal 這個詞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對古代城市來說，ideal 代表一種人類集體無意識和宇宙相互呼應的理念。但對現代城市而言，ideal 則主要體現為某種集體性的世俗理想。《戀地情結》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內容轉向探討現代城市理想的層面，著重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現代城市理想如何影響城市的空間結構；人類如何因現代城市的理想去回應生存的環境。(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24, 2022 at 8:37am

（續上）關於第一個問題，段義孚認為，較之古代城市的先驗理念，現代城市更多體現為對某種世俗理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從古代城市延續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體現在空間布局上，到了近代則發揮到淋漓盡致。而到了現代，城市商業空間突破原有的城墻，表達宇宙理念的空間結構蕩然無存，城市實體空間不斷向外蔓延。為更明確地表達某種現實理想和地理區位上的中心性，城市會借助某些標誌性建築物，比如廣場、紀念碑或一座橋等來體現，如“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設計構想就是要體現出一種理想。該理想並非源於宇宙，而是要以國家的偉大作為設計和建造的靈感來源……其中包括五組大型噴泉和三座主要的紀念碑”[7]。

關於第二方面的問題：人類因城市理想對生存環境具有怎樣的態度？段義孚從諸多方面展開了論述，包括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階層人士的社區體驗和社區參與度；底層居民的城市視角；郊區化與新城建設，等等。其中，關於郊區化與新城建設的討論是對該問題既系統又精彩的闡述。

段義孚始終認為，西方城市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內在機理，均在於人們對理想生存環境的追求。這與從技術革新與制造業成本優勢導致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解釋不同， 比如城市經濟地理學家奧沙利文 （O'Sulli- van） 的解釋就代表了後一種立場，在此不贅述。

段義孚認為，人類從古至今一直致力於追求理想的生存環境，古代的理想環境是在城市裏，而荒野則代表了混亂與邪惡；而工業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人們對兩者的態度發生了地域上的逆轉，荒野反而成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區卻淪落為一片混亂之地。因此，從19 世紀開始，人們就渴望逃離城市，去往鄉村體驗自然、淳樸與和諧的生活，如此，郊區化的運動應運而生。在此期間，湧現出諸多郊區建設與治理的系統化思想，像書中談道：“……傑斐遜總統為獨立的家庭農場宣揚的平均地權論，小鎮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種思想元素雜糅而形成的觀念，包括個人主義、人與環境的思想以及鄰裏互助思想，等等。這些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在現代郊區裏很容易找到它們活生生的體現”[7]。但隨著越來越多家庭參與到郊區化的進程中，郊區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比如社會階層同質化與排斥的現象；人們不願面對郊區問題的逃避態度，等等。

然而，郊區問題的凸顯並沒有阻止人們追求理想環境的步伐，模範村莊 （model villages） 與花園城市 （garden city） 的理想又應運而生。同時，這些新理想的追求過程也遭遇了挫折。段義孚說：“建設一座新城可能出於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於促進社會的整合。從這一點來看，結果並不盡如人意，因為處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還是最終住 到了一起”[7]。另外，隨著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幾十萬、上百萬人口規模之時，也打破了亞里士多德與霍華德對花園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規模。最終，段義孚總結道： “作為理想，新石器時代舒適愜意的村莊讓位於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擴張使得大都市區的居民追尋貼近自然的模範村莊和規模較小的新城；而新城，當它們的設計達到容納萬到100 萬人口的時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國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裏。”[7]

人類對生存環境的建造與回應的態度始終與理想的環境息息相關。理想的環境源於宇宙的啟示與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相互呼應，從古至今作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園的原始驅動力，這便是人類“戀地情結”的核心內涵。然而段義孚卻在全書最後一句話中感嘆道：“……只是為了找到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那個平衡點。”[7]這是他在書末發出的一句針對人性的終極考問。人類從古至今在數不盡的矛盾與沖突中不斷追求的理想環境卻在現實世界裏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個個不斷建設起來又失敗了的烏托邦，但人類追尋理想環境的步伐卻永遠不會停止，因此“戀地情結”儼然是人類的一種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環境永無止境的驅動力。（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21, 2022 at 9:34pm

段義孚《戀地情結》理念論思想探析6餘論

段義孚曾在《論人文地理學》（On Human Geography）一文裏，談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發點之一便是“文化作為一種想像力的產物”[36]。何為想像力，康德曾言：“想像力是即便對象不在場也在直觀中表象對象的能力”[37]；段義孚同樣認為，想像力是一種天賦的、能看見不存在事物的一種能力，因為人類總是不會滿足已有的東西；人類正是通過想像，在混亂的大自然中創造出人化的秩序，將大自然殘酷的現實，徹底改造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實[36]。因此，人類想像中的理念 （理想） 世界是人類文明發展、景觀改造的基本動力和經驗模型。以此為出發點， 段義孚對過去以洪堡兄弟為代表的西方地理學的人地觀提出了質疑，指出：“從亞歷山大·馮·洪堡開始，地理學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澤如何被人類改造為耕地與城市。研究者將這一轉變歸結為經濟、政治與技術的力量。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沒有考慮尋求快樂的力量—為了 尋求快樂，人類才建造了花園，制造了寵愛之物”[36]。由此 可見，段義孚對人地關系中“人”的思考體現出一明顯特 征，即，首先對人性提出一種本質的先驗預設，進而在不同的環境與文化中進行演繹。由此路徑展開的“戀地情 結”研究，就體現出以理念論為基礎，注重人性的規範性 與整體性。這對國內人文地理學的人地觀具有很豐富的參考價值。由於受到“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觀念的影響，國內人文地理學傾向於將人視為一個次系統，或者系統裏的 一個要素，也將人性過分經驗化地置於環境系統當中進行界定，並將人分割為自然人、經濟人、感性人、社會人、生態人[38]等單向度的人來進行理解。因此，段義孚在《戀地 情結》中展現出來的這種整體性的人觀，無疑為國內人文地理學如何處理環境中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最後，關於“戀地情結”研究的實用價值或許會是在國內學界引起討論的一個問題。段義孚曾在1976 年的重要論文《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 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的特長並不在於像應用地理學家去搜集和分析數據，而在於詮釋模糊且復雜的人類經驗，在此基礎上，就可以為規劃者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比如何種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緊密一些，而在另一種文化背景中，居住緊密可能會導致文化特色的喪失，等等；但是，段義孚卻又認為，即使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可以提供類似的實用性建議，也不會受到別人多大的關注。原因不僅在於，這種建議比起顯而易見的物質生產建設來說顯得效率低下，更在於當今時代很少有人會感興趣深入地探索他們自己了[39]。但是，對自我知識（self- knowledge）的探索卻對人的生存來說具有更為根本性的意義，如愛德華·雷爾夫的觀點所指出：人們必須真實開敞地面對世界，面對自身的條件，構建出屬於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 [40]，才能令人類的經驗豐富起來[41]。由此可見，“豐富人類的經驗”似乎恰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展研究的基本信念與價值所在。而或許正是出於該信念， 段義孚的《戀地情結》才將深具相同信念的榮格精神分析學派的理念論融合了進來，成為了該書的基本方法論。

致謝：文中多數翻譯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譯成果，並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謝！同時感謝兩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

註釋：

①大衛·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區位：朝人文主義地理學的一次回歸》（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認為， 1970 年代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發展貢獻最大的五位學者分別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大衛·西蒙等在2015 年的論文《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中認為，1970—1978 年是地理學人文主義流派最重要成果湧現的時期，並認為其中有10 篇文獻最為核心，包括：1）An inqui- 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 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 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 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參考 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該二元模式在段義孚1996 年的著作《宇宙與爐臺：世界主義的觀點》（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裏得到進一步擴展。其中，家裏爐臺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時會對人的發展造成禁錮，而自由的地方也會充滿危險，所以人們就在這兩極的地域之間不斷逃離，尋找完美的平衡點。

（劉蘇，2017，段義孚《戀地情結》理念論思想探析，人文地理，2017 年第3 期總第155 期

Comment by Ra Zola on December 26, 2021 at 10:13pm

李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評《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摘要: 「地方」這一概念，經由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Yi-Fu Tuan）的闡發後，逐漸得到地理學界，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界的重視和發展，如今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目前國內卻很難找到一本系統介紹這一重要概念的書籍，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中譯本名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此書系統、生動地呈現了國外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對「地方」的不同理解和運用。遺憾的是，截至目前鮮見對該書的推介和書評發表。鑒於此，本文將專門介紹這一以「地方」為主題的專著，並予以評述。

1. 引言

「地方」一詞，於大眾來說，並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說「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或者「我們的地方」，它是如此自然地存在於大眾的口語系統，如此水乳交融地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以至於將它書面語地置於學術概念之列，初學者難免有鄙夷置疑的茫然感。然而「地方」確乎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在實證和計量思潮「橫行」的時期，它曾被冷落，直至20 世紀70 年代後，才逐漸重新獲得它應有的榮耀地位。

人文地理視野下的「地方」概念，最早是在1947 年由地理學者懷特(J. Wright)提出的，他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學中想像的地方」一文中定義：「地方」是承載主觀性的區域[1]。但在20 世紀中期，由於量革命、實證主義風潮盛行，「地方」概念並沒有得到重視，更談不上發展了。20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人文地理學，大體上致力於「地球表面區域之間差異的詳細說明和描述。」此時，區域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主導，「地方」概念在區域地理學中並不被重視。

20 世紀70 年代以後，人文主義地理學得到發展。段義孚(Yi-Fu Tuan)、雷爾夫(E Relph)等學者將「地方」概念重新引入人文地理學，作為學科術語的「地方」才逐漸得到重視和發展。在國內，「地方」作為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已在學界達成共識，對其理論的運用也趨於普遍化和常態化，學者們在引介西方相關研究的同時，也嘗試著本土化研究。黃向[2]、唐文躍[3]、周尚意[1]、朱竑[4]等都曾撰文介紹國外「地方」研究的相關理論動態並思考與自己研究領域的結合運用；學界也嘗試運用地方感[5]、地方依戀[6]、地方認同[7]等概念對相關社會現象進行解讀，迄今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

（李 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評《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地理科學研究, 2015, 4, 9-15，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gser，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旅遊與地理科學學院，雲南昆明，Email: liyancj920@163.com）

Comment by Ra Zola on December 22, 2021 at 10:04pm

（上續）「地方」無論是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一種研究視角，於人文地理學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對於初涉此領域的學人來說，很難找到一本系統介紹此概念的書籍，若想對相關理論進行學習，只能從眾多論著中零星尋找，很難獲得系統性和連貫性，筆者便曾遭遇此困境。

這種情況與「地方」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因此當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走入筆者視野時，猶如暗夜裏的一束光，照亮了學習的方向。鑒於此，以下將對《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做簡要的評述，以示分享與推薦之意。


2《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概述威學者之一，現為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研究歷史和國際事務的教授，之前曾分別就職於皇家霍洛威學院的地理系、倫敦大學和威爾士大學，是《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雜誌的主編。他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古今西方社會文化生活體系中地理思維的作用。目前有多本著作面世，最近的一本是《地理思想:關鍵導論》(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13)，此外，他還參與合編了其他一些有關地方和移動性的書籍。克雷斯韋爾也是一位詩人，有詩歌集《土壤》出版，表現的也是上述主題。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的英文版名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於2004 年6 月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兩年之後，臺灣學者徐苔玲、王志弘將此書翻譯成中文，由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譯名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如今，距英文初版發行已十年之久，然而由於空間等因素的阻隔，該書中譯本在大陸的知名度和普及程度並不高。

對比中英文版，書名的差異顯而易見，亦非常關鍵。英文版名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直譯便是《地方：概論》，正契合英文版168 頁短小精悍的篇幅，也折射出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而中文版譯者將書名定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顯然有再創造的苦心。

譯者用地方、記憶、想像和認同四個關鍵詞作為書名，用冒號突顯「地方」的主體作用，提綱挈領，主次分明，相較英文版，少了概括性，卻多了豐富性。總體而言，「地方」是一個充滿人類經驗和意義的場所，人們生活在地方，地方承載了人類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想像，同時讓人類對自身和地方產生認同。

地方既是主體，也是載體，它為記憶、想像和認同提供了場所，而記憶、想像和認同則共同塑造了地方。它們的關系好比一張網上的各個結點，彼此相互聯系，相互支撐。地方概念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地方感、地方依戀、地方認同、地方意象、地方記憶等一系列子概念，為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甚至其他學科提供了研究的視角和方法。這些概念之間是有機的整體，譯者將這四個關鍵詞作為本書的標題，顯然是建立在對地方概念的學術地位和當時研究狀況的高度把握之基礎上的。

2.2. 章節與內容

全書共五章，第一章——導論：定義地方，作者擬通過本章引領讀者進入地方的錯綜概念叢中並對全書有宏觀性把握，本章是「地方之旅」的起點；第二章，地方的系譜，以時間為軸，結合20 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理學的發展史，細數地方的發展歷程和各個學派對地方的認識和理解，呈現地方的發展脈絡和不同內涵；第三章，解讀全球地方感，正如作者所說：「這一章的目標是透過這門學科的幾篇關鍵文本，來深入考察過去如何思考地方」(p. 87) [8]。本章通過對瑪西(Doreen Massey)的論文《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 1997)、哈維(David Harvey)《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一書中《從空間到地方，然後回頭》(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一章以及梅伊(Jon May)的《全球化與地方政治》(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1996)這三個文本來解讀全球化背景下有關地方性質的爭論；第四章，運用地方，作者通過本章來探討運用地方概念的方式以及地理

學者如何將地方作為分析工具來檢視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前半部分探究創造地方意義的研究，後部分則考察與地方期待不一致的實踐，如何被貼上『不得其所』(out-of-place；或譯：格格不入)的標簽，以及地方如何牽連於「道德地理」的建構之中」(p. 132) [8]；第五章，地方資源，本章包括：地方的重要專書；地方的重要論文；導論性的地方著述；其他有關地方的專書和論文；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生態學、規劃、建築；重要期刊；網絡資源和學生研究計劃與作業8 個部分來向讀者推介一些與地方相關的文獻資源，至此全書畫上句號。概括性了解了章節安排之後，以下將從結構、內容和翻譯三個方面對該書優越性進行述評。（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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