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9年,晋朝,法顯法師以六十五歲高齡發跡長安,涉流沙、逾蔥嶺,徒步數萬里,遍遊北印,廣參聖跡,學習梵文,抄錄經典,歷時多年,復泛海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經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而後返國。時年已八十歲,仍從事佛經翻譯。

公元515年 中國南北朝時代,梁武帝蕭衍極力提倡佛法,其聲望因而遠播於東南亞許多崇奉佛教的國家,狼牙脩亦是其中之一,依照《梁書》卷五十四的《狼牙脩國傳》中記載,在公元515年(天監14年),當時狼牙脩國的國王"婆加達多",派使者阿撤多出使南京,拜見梁武帝。並交給梁武帝國書。狼牙脩的使者阿撤多交給梁武帝國書全文記載在《粱書》。

627年正月,貞觀元年,玄奘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前後十七年,遍學了當時大小乘各種學說,一共帶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經論657部,並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翻譯出典75部(1335卷),譯典著作有《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述他西遊親身經歷的110個國家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山川、地邑、物產、習俗等。《西遊記》即以玄奘取經事跡為原型。

公元671,唐朝咸亨二年,唐朝名僧義淨大師曾經由海路到印度取經。由廣州,取道海路,經室利弗逝(蘇門答臘巴鄰旁,Palembang)至印度,一一巡禮鷲峰、雞足山、鹿野苑、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跡後,往那爛陀寺勤學十年,後又至蘇門答臘遊學七年。歷遊三十余國,返國時,攜梵本經論約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陽,武后親至上東門外迎接,敕住佛授記寺。公元695年回國,期間極可能曾在同樣信奉佛教的狼牙脩(Langkasuka 吉打/泰南)停留。

1854
11月至1856年元月,華萊士在砂拉越大森林裡走過的探險之旅。


1855 在山都望政府渡假村做客的華萊士,花了三個晚上寫了一篇論文,提出聞名後世的“砂拉越定律”(Sarawak Law)。


2013 紀念華萊士逝世一百週年的特別年份。



照片说明:砂拉越華族與加央族百年前的的樟腦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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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7, 2022 at 11:19pm

借中國古籍重構馬來西亞歷史結語:中國古籍的記載對構建馬來西亞歷史全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積極意義。中國古籍的史料價值主要表現在:1,中國古籍所記載的歷史時間非常長;2,中國古籍記載的馬來西亞古國數量非常多;3,中國古籍所記載的內容非常豐富;4,中國古籍的記載是研究馬來西亞古代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來源。當然,中國古籍的記述由於技術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製,對所記述的國家有些模糊,尤其是所記述的國名或者地名,由於沒有精確的地圖可供參考。使到後人在判斷確切地點時困難重重,因而也存在不少爭議,例如古代的地名到底等於現在什麼地方,正確的認定確切地點對進行研究是非常關鍵的,否則,差之毫厘,失之千裏。這也是通過中國古籍研究古代東南亞國家歷史時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但是,在中國古籍中,有些記述是比較清楚的,同時,人們可以通過中國古籍記所述的其他方面的內容,加上其他材料進行綜合的判斷。總之,要全面研究馬來西亞歷史,需要從不同史料來源來加以互相印證,需要利用文字材料以外如利用考古發掘的材料來互相印證。在馬來西亞古代歷史或者東南亞古代歷史中,中國古籍相對其他文字材料而言,具有記述時間比較早、比較有延續性和比較詳細可靠的特點。中國古籍的記載,是我們研究馬來西亞古代歷史的基本材料,正是有了這些記載,馬來西亞古代歷史面貌變得更加清楚和有系統性。著名歷史學家霍爾D.G.E. Hall)教授說,中國古籍「對於闡明我們這個地區(指東南亞)的政治地理和貿易的確是無價之寶」[107]。可以說,中國古籍在研究馬來西亞歷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張應龍,2005,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107 D. G. E. Hall,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MacMillan & Co.Ltd. Third Edition,
1968, p.15.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1, 2022 at 12:17am


詩巫墾場條例


砂拉越政府在18801129日於憲報上公布:

我,查理士布律克鄭重聲明以下條例,砂拉越政府同意和任何華裔公司簽約帶領三百名以上之華族勞工與家屬於砂拉越拉讓江一帶從事農業工作。

(1)政府將免費提供移植者足夠土地種植。

(2)政府將首先建築道路及臨時註屋安置這些移植者。


(3)政府將在第一年內每個月供給每名成人一“巴蘇”食米及一些鹽,小孩每名半巴蘇食米。


(4)政府保證提供船隻來往古晉和拉讓江一帶載貨,取費亦相當低廉。


(5)政府將建立警察局保護居民之安全,幫助他們學習和理解土話,並盡心照顧他們。


(6)在符合上述條件下,移植者可以永久居住砂拉越之土地上。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1992年,《馬來西亞砂拉越詩巫華族史料集》,17頁,蔡存雄等編輯)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9, 2022 at 10:38pm

石隆門華工起義遺跡探詢
——謹以本文紀念起義一百五十周年
華工遺跡值得憑吊

一百五十年前的石隆門華工起義雖然失敗了,卻給後來不少啟示,不但反殖反帝事跡永在流傳,也遺留不少遺跡,值得供人經常憑吊。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這些遺跡怎樣了?它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值得再作報導。

石隆門(Bau)是砂拉越(Sarawak)西部一個市鎮,其開發和發現金礦及銻有重大關係,華族金礦工人和當時的“公司”組織對石隆門的開發貢獻巨大。華人到石隆門開采金礦,約有兩百年的歷史。不過,遠在一千多年前,華人已經在石隆門留下蹤跡。考古學家在石隆門地區掘出許多古代中國文物就是明證。

根據多本書籍記載,一七七七年,來自中國廣東梅縣的一批人在羅芳伯的帶領下,抵達荷屬婆羅洲坤甸附近東萬律地區開采金礦,並建立了蘭芳大統制。大約在十九世紀初,便有一部份華人礦工想另求出路,輾轉北移越過哇橫山進入石隆門地方,開采這裏的金礦,並成立了“義興公司”,就是後來的“十二份公司”“三條溝公司”

當年開采金礦是使用“泥溝沖洗法”,所謂三條溝者,應該是指三個開采金礦的地點,據說第一條溝是指石隆門帽山地區,第二條溝是指新堯灣友蘭路(數十年前有人稱“牛欄肚”)地區,第三條則指左手港——即巴都吉當一帶。陳紹唐在1947年到帽山探詢華工起義遺跡時,曾經拍照,他在照片後寫上“義興公司旗桿夾”字樣。

華人礦工在石隆門開采金礦,發展很快,可以說是業務蒸蒸日上。在石隆門、大段、燕窩山、武梭、砂南坡、北歷都設有礦場,吸引大批在荷屬婆羅洲的華人遷入。公司的大本營——帽山地區,變成為一個繁榮的鬧市,有商店數十間。砂南坡(Paku)也形成另一個有商店數十間的小鎮。

約在一八四○年左右,“義興公司”已在石隆門建起具有獨特經濟基礎的社會,有本身的法制和貨幣,嚴然成為一個獨立人口約四千人的小王國。


華工流傳雙音暗語


“義興公司”的成員之間,在需要的時候,會以一種“雙音話”交談,不懂這種語言者,無法了解談話的內容。筆者在學生時代聽過長期居住在石隆門的嬸母說過,堂姐曾經作簡單介紹。劉伯奎老師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提及這種語言。根據我從語音學的角度看,這種“雙音話”,和舊字典中的“反切”拼音法相近。

如果懂得“反切法”和客家話,大概就聽得懂了。石隆門華工的發展,後來受到英國殖民地主義者詹姆士·布洛克皇朝的欺壓。野心勃勃的詹姆士·布洛克鞏固其統治砂拉越的地位後,開始擴張勢力,不但逐漸蠶食了汶萊的領土,也向石隆門華工公司進逼。

在政治上他不准許華人建立具有自治獨立意味的“公司”與他分庭抗禮;在經濟上他要向石隆門的華人礦工征收稅務,以增加他的收入,消滅石隆門華人“公司”便成了他的目標。而華人礦工已把石隆門建設成一個繁榮的社會,不容布洛克來干涉,也絕不肯受制於布洛克,由是雙方的矛盾便日益嚴重化,終於導致一八五七年的華工起義。華工起義的原因、經過和結果,許多著作都有提及,上期“風下”副刊已有提及,在此不贅。

在石隆門華工起義一百五十周年的今天,筆者只想就多年來經常探訪華工起義遺跡所得,作一些敘述。


帽嶺公園未能建成


當年的“石隆門華工起義”遺留下來的古跡,包括帽山大本營的“旗桿夾”、重修後的幾座廟宇:天師龍宮、國王古廟、將軍廟(忠臣廟)、把水口伯公廟和古墓群。在新堯彎地區則有劉善邦廟。在裕恒山下之立達坦那(Lindah Tanah)則有碼頭和古亂葬崗遺跡。這些古跡,“風下”副刊都曾經報導。我由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關注石隆門華工起義事件,並且多次帶領學者友人前往考察,並留下不少照片。

我也曾經和一批友人深入鬼洞,尋找華工留下的遺跡,可惜一無所獲。對於當年華工在帽山的遺跡,石隆門中華商會和第一省華總文教組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召開聯席會議,計劃將它發展成為“帽嶺古跡公園”。並擬定了完整的計劃書,還請當時在石隆門擔任公務員的周發勝畫了公園構想圖,並將計劃書提呈給當時的一位助理部長。令人遺憾的是,此項計劃後來宣告胎死腹中。


旗桿夾仍屹立不倒


根據各方面的資料,當年華工所組成的“義興公司”在帽山的大本營建有“國王古廟”和“天師龍宮”,廣場立有一座旗桿。旗桿以兩塊鹽柴木板夾住(俗稱“旗桿夾”)。該兩塊鹽柴木板相距九寸,離地八尺八寸,闊一尺六寸,厚四寸,旗桿據說高約兩丈多,在七八十年前倒下。

國王古廟和天師龍宮都經過重修,寫著“天師龍宮”字樣的牌匾仍在。“旗桿夾”經歷超過一百五十的風雨,仍然屹立不倒。二○○六年杪,劉添財為它加蓋了一座亭子加以保護。在目前的天師龍宮外邊右側地上,可以看到兩塊鹽材木板,經過多年的風雨,表面雖然已經有腐朽的痕跡,木質仍然堅硬。

據說華工大本營前面有一小溪,溪上架著三塊鹽材木板,若有觸犯規章者,便在這三塊木板上受罰。大約在十多年前,對“石隆門華工事件”有研究興趣的林柏森、賴南球等幾位教育界人士,在“旗桿夾”附近進行發掘工作,除了找到許多陶瓷碎片之外,也找到上述兩塊鹽材木板。

把水口伯公廟和將軍廟也已經重修,舊貌只能在照片中追尋。古墓群在三十年前仍然可辨別,去年考察時多數已經難以尋找了。在一戶人家的門外,仍然可以看到露出地面的棺材頭。去年的考察計劃,原本包括裕恒山碼頭舊址,但是向導告知,需乘船才能抵達,只好放棄。當年的遺跡還存多少,只能有待來日查考了。


重修過的劉善邦廟(善德廟),相傳是劉善邦英勇犧牲處,經常有人到訪,算是香火依舊。據劉楊謙俊敘述,華工與詹姆士·布洛克軍當年曾隔河炮戰,華工傷亡頗重。友蘭路山崗下,曾經尋獲直徑三寸左右的炮彈。


歷史遠去事跡流傳


石隆門華工起義已經一百五十年了,歷史雖然遠去,華工卻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形象。最近幾年,不斷有人重寫這段歷史,以恢復事件的原貌,並且取得一定的成績。至於華工起義遺跡的保護與發覺工作,則仍然有待相關單位的努力。願大家重視歷史,並以實際行動保護歷史遺跡。
(李南林 2007年3月17日)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28, 2022 at 9:01pm

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的記載是當時有關吳哥文化的唯一史料是這個時代的文物精華。此外,還廣泛地敘述了當地人民的經濟活動,包括農業、手工業、貿易等,介紹了當地人民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的情況。全書約8500字,分為城郭、宮室、服飾、官屬、三教、人物、產婦、奴婢、語言、野人、文字、正朔時序、爭訟、病癩、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欲得唐貨、草木、飛鳥、走獸、蔬菜、魚龍、醞釀、鹽醋醬、蠶桑、器用、車轎、舟楫、村落、異事、澡浴、流寓、軍馬、國主出入等40餘節。(沈濟時《海上絲綢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ne 15, 2022 at 1:24am

鄭和的三寶公魚傳說——在西加加里曼的華人中,尤以潮州人和福建人都不吃三板跳魚(稱三寶公魚),這種魚背脊上有五個手指紋,傳說是因被海浪打上三寶公的船上後,三寶太監親手抓起放生的,所以魚背上留下了三寶太監的五個手指印。(搜狗百科)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1, 2022 at 4:50pm

蔡羽·古晉老巴剎,繁榮的起點。

有關老巴剎的記錄

根據1972年出版,Elizabeth Pollard撰寫的《Kuching Past and Present》一書指出,1830年在今日州長府後方地段,曾經出土一些鹽木古墓碑,顯示汶萊貴族可能在1820年代已經居住在這裏。 此外,根據古晉廣惠肇公會的資料,廣東人劉直與數位同鄉,大約在1820年代已經來到古晉,並長期在這裏務農或從事小買賣。劉直也被砂拉越官方認定是最早抵達砂拉越的華人,他曾經在老巴剎經商,也是廣惠肇公會的創辦人之一。

1952年的古晉老巴剎。

古晉什麽時候開始有人居住,這點已經很難考究。然而,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既有的資料,推敲200年前的情景。

1839年,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及其隊伍初次抵達古晉時,他們也觀察到古晉除了有馬來甘榜,也有20多個華人。與此同時,河邊有一座古廟,更可以確定有華人在這裏活動。雖然沒有明言是哪座“古廟”,史家一般推測指的是大伯公廟,這或許也是有關大伯公廟最早的一筆文字記錄,至於其真實的創廟年份至今還是一個謎。

 

古晉老巴剎1839年的風景畫像。

古晉老巴剎1839年的風景畫像。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到了1848年,聖公會的麥陀鵝主教等人初次抵達古晉,其夫人海莉特(Harriette McDougall)詳細記錄著那段見聞,她指出當時的古晉“有華人和印度人的市集各一,規模都很小”。

華人來到古晉

海莉特抵達時,砂拉越已經在布洛克政權的統治下,時間上也是華人下南洋的高峰期。華人從中國到新加坡,再從新加坡得知新建立的砂拉越白人拉者政權正當勵精圖治,於是紛紛越過南中國海,來到古晉尋找機會。

我們可以很準確的判斷,海莉特指的華人市集,即後來的“老巴剎”,而印度人市集,則是稍晚發展成由甘蜜街、印度街等組成的“新巴剎”。

這個時候,砂拉越河上下遊形成兩個華人市集——下遊是古晉的華人市集,上遊是石隆門客家礦工掌控的市集。布洛克政權初期與上遊的華人勢力,尚能和睦共處,到了1850年代則開始惡化,最終在1857年暴發著名的華工事件,死傷數千人。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May 1, 2022 at 4:46pm


上下遊的華人勢力

古晉的華人和石隆門的華人,在歷史上是否有所來往?史料有限,我們無法看到詳細的記錄,但古晉華商普遍上與拉者的關系較為密切,因此相信拉者和石隆門華人的關系,牽動著兩地華人的關系。

華社的史料上有兩筆比較明確的記錄,非關貿易,但值得提一提。

1856年,古晉壽山亭福德祠大伯公廟重建落成,石隆門華工特地乘船下來,到廟裏進香,向大伯公道賀;另一件有關一位叫阿四妹的女子,不堪被丈夫施以暴力,而愛上另一位年輕華工,雙雙離開石隆門私奔到古晉。

無論如何,華工事件暴發,古晉的華人與石隆門的華工劃清界限,當拉者在石隆門屠殺礦工時,並未波及古晉華人。此後,拉者政府盡管對華人長時間有所戒備,但還是必須依賴華人的勤力和經商頭腦,這才促成了華人大批進入砂拉越,成為砂拉越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

第二代白人拉者查爾斯布洛克曾經不止一次公開認可華人的貢獻,1883年時就指出:“要是沒有華人,我們什麽也不能做”。

 

1864年的古晉老巴剎。

1864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老巴剎vs新巴剎

Pasar是馬來人對市集的叫法,華人南來後入鄉隨俗,因此有了“巴剎”一詞。古晉的百年老街區,有“老巴剎”和“新巴剎”之分,兩個巴剎剛好以舊法庭建築群作為分界。

最初的巴剎以靠河的海唇街起頭,帶動後街小巷的形成,估計在1860年代以前出現。到了1880年代,拉者查爾斯布洛克開發舊法庭另一邊,原本是印裔穆斯林與爪哇人的聚落,甘蜜街、印度街等隨即出現,菜市場也搬遷到甘蜜街的河邊。

為便於區分,當時人們將這個新區稱為“新巴剎”,而海唇街這一帶自然就是“老巴剎”。 

1920年的古晉老巴剎。

1920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1952年的古晉老巴剎。

1952年的古晉老巴剎。Source: Kuching in pictures, 1840s-1960s by Ho Ah Chon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pril 30, 2022 at 10:28am

蔡羽《華人在大馬砂拉越歷史足跡:劉直與廣惠肇公會》

華人在砂拉越的身影,就考古的發現來說,最早可以推測到中國唐宋時期,在砂拉越河灌入南中國海沖擊而成的三角洲地區——山都望(Santubong),曾經有個華人聚居的繁華商港。這個商港在元朝時期沒落,到了明朝時期則時有鄭和船員在沿海活動並與當地人通婚的說法。再以古晉大伯公廟為例,建廟年份至今仍是謎,有說可以推算到1800年前後,如果屬實,那華人在砂拉越也肯定早於這個年份。

然而這些都是“身影”,模糊不清,考證工作甚為艱難。

比較清楚的英文記錄,也得到官方認可的,是廣東人劉直與其同鄉在1830年(清道光10年)從廣東乘搭帆船抵達成邦江(後來的砂拉越第二省,今斯里阿曼),而後再遷居至古晉砂督地區,以種菜和蓄養牲畜為生。

及至1841年,詹姆士布洛克在古晉建立政權,雇用劉直為其隨身侍從,兩者因而結緣。劉直的其他同鄉,據說則繼續務農。


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

1840年到1850年代,是清政權陷入動蕩的時代,先有鴉片戰爭,後有太平天國,廣東都遭禍連,迫使很多廣東人避走南洋。其中,廣州、惠州、肇慶人經常結伴同行,互相照應。想是由於南來同鄉人數迅速增加,為安頓同鄉和襄理病逝同鄉的後事,劉直和劉烈(另也寫“劉力”,有一說是劉直之兄弟,曾經創辦廣瑞生寶號)等先賢就發起籌組廣惠肇三屬之會館,並在185312月開始運作,是為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與其他籍貫華人早年結社建館同一做法的是,有關會館內供奉廣府人最普遍的民間信仰——關聖帝像,因此老廣府皆將會館稱為“關帝廟”,所知地點在亞答街。

數年後,即1857年,華工事件爆發,石隆門(帽山)華工與拉者詹姆士爆發慘烈戰爭,導致帽山被滅鎮,血流成河。在這場戰事裏,古晉華人是如何反應,我們所知資料很有限,唯相信是人人自保。其時在拉者身邊的劉直,有一說他參與對抗華工的戰役,然似乎未見具體記載。按照史學家朱敏華先生訪問已故鄺卓卿先生的口述記錄《早期古晉廣府人掌故》一文,老人家聽聞“劉直、劉力是兩兄弟。據說當石隆門客家人作反時,劉直曾經背著拉者王走難躲在椰山避難”。但是,鄺老又說“他(劉直)在客家人作反時傷了一只手不能工作”。可見故老相傳,說法不一。

無論如何,劉直看來始終和拉者維持著不錯的關系,而且也開設本身的公司寶號。有一本同樣由朱敏華先生編輯的《砂拉越歷史文件集》裏,就收錄了拉者政府於1866年發給劉直的地契影印本,上有劉直署名以及其“聚隆直記”寶號的蓋章,地段坐落於古晉中國街。

我也曾經在之前為文分析,推測古晉“中國街”一名或也與劉直有關。(請參考2017430日古晉筆記《從中國街到大井巷的百年足跡》)廣東地區在史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出了最多革命志士,比如清初出現的天地會、清末出現的以孫中山和海外華人革命志士組織的同盟會等,廣東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粵籍人士在砂拉越的老牌會館,古晉廣惠肇人士也傾向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曾經在1909年配合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的要求,安排孫氏身邊的大將汪精衛到古晉演講,並成立“啟明社”作為革命的後援組織。後來,在拉者政府的施壓下,啟明社在1913年被撤銷註冊。

創辦學校 成立瑞獅隊

1914年,拉者政府推出新的社團註冊法令,廣惠肇會館以“南洋砂拉越廣惠肇會館”的名義註冊為社團。

會館設在亞答街門牌12號,相傳這店屋是第二任拉者在1873年賜贈的。會館除了作為聚會、辦公和活動用途,也創辦私塾。到了1917年,由於原空間不敷應用,會館加蓋一層成為三層樓的大廈,也就是今天所見。隔年,廣惠肇會館將私塾提升為現代學校,於是有了益群學校。二戰以後的1946年,益群學校響應古晉華校統籌統辦的概念,納入古晉中華學校。也在那一年,該會更名為“廣惠肇公會”,總理之職位則易名主席,向政府重新註冊。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該會100周年慶,廣惠肇公會在1953年創辦瑞獅隊。在很長一段時期,廣惠肇的瑞獅和武術表演名震江湖,備受好評。我向該會的相關負責人請教,有關瑞獅與武術的根基系出佛山,乃廣府正統血緣。這個部分,值得再加研究。

和古晉其他許多社團的情況類似的是,許多有關19世紀廣惠肇的老記錄極為有限,比如劉直其人的生平軼事僅寥寥數筆,誠屬可惜。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是1884年的古晉大火災造成大批史料損毀;其二是日據時期許多資料再遭人為破壞;其三是會館在搬遷時可能導致不少資料散落。(蔡羽,2018年05月07日 來源:中國僑網)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13, 2021 at 9:22pm

古吉打:5世紀–9世紀

外文名稱:Kedah Tua(馬來文)。

地理位置:吉打州。

歷史簡述:它在古代印度文獻也被稱為逝陀訶或羯荼訶(Kataha)、Kalagam、Kadaram、Kedaram、KidaramKalagram;暹羅人稱為Sa;阿拉伯人則稱為KalahKalah Bar;根據中國唐代高僧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則稱為羯荼(Cheh-Cha/Chieh-Cha/Kaccha)

是馬來半島著名的早期王國之一。根據《吉打紀年》(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的記載,該國存在於630年–1136年間,建立者瑪哈拉惹勒峇拉惹原是波斯日曼侖王國的王族。

7–8世紀,受三佛齊所管轄,三佛齊單方面攏斷商業利益至11世紀。吉打、注輦和(Chola dynasty [朱羅王朝])三佛齊曾有一段長期的和平往來和交流。然而1025年,輦國王拉真陀羅在率領大支軍隊侵略吉打和三佛齊,在經過這次戰爭以後,吉打承認輦為它的宗主國。11世紀晚期,三佛齊派遣特使向宋朝進貢,獲得宋朝的協力將註輦驅出馬來群島。

1136年,原是信奉印度教的國王皈依伊斯蘭,建立吉打蘇丹王朝。

古吉打建有港口,如早期一個重要的港口是雙溪馬士(Sungai Mas),後來轉移到穆達河畔的布章谷(Lembah Bujang)。古吉打的港口成了來自沙特阿拉伯、印度、斯里蘭卡、波斯和歐洲的水手和商人前往東方前的貨物集散、轉運和修船之地。它也成為了商業中心,當地居民生產各種物產,如錫、金、大米、胡椒、象牙、樹脂、柳條、角等。雖然它是一個沿海王國,可是在平坦的低地地區所生產的大米也很著名。

古吉打受佛教影響,隨後受印度教影響,位於布章谷的寺廟可以證明。布章谷是整個馬來西亞最豐富的考古遺址。

吉打州最高山日萊峰(Gunung Jerai)是重要的地標,它起著引導貿易商前來古吉打港口(雙溪馬士或布章谷),進行貿易。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12, 2021 at 11:17pm

古彭亨:5世紀–15世紀

外文名稱:Pahang Tua(馬來文)。

地理位置:彭亨州。

歷史簡述:關於古彭亨,最早的記載見於中國《唐書》,稱為婆鳳。其它有記載到它的中國史冊有宋朝《諸蕃誌》;元朝 《島夷誌略》;明朝《星槎勝覽》、《鄭和航海圖》、《東西洋考》;清朝《明史》等。

根據《宋書》記載,449年–450年期間,古彭亨國王Sri Bhadravarman曾派使節帶上40餘類產品到劉宋朝;在456年–457年期間,又派了另一名使節造訪了現在中國的建康。

古彭亨被認為是曾經存在的城邦(Meang),古彭亨曾受到狼牙修的控制,期間狼牙修還控制了馬來半島沿海線,對於羅馬、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貿易的增長為這些城邦帶來了外來文化,這一時期印度的影響力強大。

8世紀初,狼牙修就受到了三佛齊的支配。隨著三佛齊逐漸衰落,狼牙修便崛起。直到11世紀狼牙修被南印度註輦國攻擊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是由Nakhon Si Thammarat王國(俗稱為Ligor)所填補的。13世紀,該王國成功控制了馬來半島大部分地區,包括彭亨也成為了該王國的12城邦之一。14世紀初,該王國的財富後來幫助了泰國佛教力量的崛起和泰國史上首個王朝素可泰王朝向南擴張。隨著伊斯蘭教傳播到馬來群島,古彭亨在這時期也開始鞏固其在馬來半島南部地區的影響力。
根據葡萄牙歷史學家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介紹,古彭亨是半島上兩個王國之一,疆域遠達北大年,並在15世紀馬六甲蘇丹國成立之前就繁榮起來。

其他記載包括,1379年國王Tajau遣使奉金表朝貢;1411年國王Parameswara Teluk Chini也曾派出使節;1413年中國鄭和出使古彭亨後,古彭亨再次遣使朝奉;1415年古彭亨使節連同科澤科德及爪哇兩國使節一同朝貢,而鄭和也再次出使古彭亨。

15世紀中葉,馬六甲蘇丹國崛起。1470年,古彭亨成為馬六甲蘇丹國的附庸國,成立了彭亨蘇丹國,繼前王公的孫子加冕成為第一任彭亨蘇丹。


蘇丹國崛起馬来半島


隨著伊斯蘭教傳入馬來群島,在現今馬來西亞這片國土上也出現了眾多蘇丹國:

吉打蘇丹國1136年–至今)

1136年,原是信奉印度教的吉打國王皈依伊斯蘭教,建立吉打蘇丹王朝。

隨後受暹羅(泰國的舊稱)管治至到馬六甲王朝在15世紀興起為止。

吉打蘇丹國曾臣服於馬六甲蘇丹國之下,在馬六甲蘇丹國被葡萄牙殖民者所滅後,吉打先後又成為了葡萄牙、亞齊領地。

為了避免暹羅的侵略,吉打求助英國的代表法蘭西斯·萊特,並在18世紀先後把檳城和威省割讓給英國。然而,暹羅最終還是於1821年侵占吉打。

1909716日,英國和暹羅簽署《曼谷條約》,吉打成為英國保護國。自此以後,先後又在參組了馬來屬邦、馬來亞聯邦、馬來亞聯合邦。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吉打(和吉蘭丹)被日本侵占。日本於19431018日把吉打交於暹羅管轄,吉打被改名為Syburi。1945814日戰爭結束,吉打又重歸英國。

1957831日,吉打與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從英國統治下獨立。

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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