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8

札哈哈蒂:早期我們非常注重空間需求與基地之間的連結,并以非傳統的方式處理,而每一項詮釋都能帶給我們其他東西。我們曾經常發明新的規則。現在我們已經發展了一套可以當着根本的東西,做過的東西皆可好好利用。(Photo Appreciation: MAGIC TULIPS by Marco Mar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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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November 19, 2021 at 5:54pm

(續上)在梳理這條路徑時, 他也提到孟德斯鳩及其氣氛的理論; 斯塔爾夫人把歐洲北部與南部的文學相對立; 米歇萊在他的《法蘭西圖畫》里著手呈現我們國家的每個地區的自然特征反映 在具有代表性的幾個大作家的作品里; 泰納在文學研究里應用他提出的關於種族、環境、歷史時刻的理論, 尤其是在其著作《泉》里。

但安德烈· 費雷批評天真的決定論, 認為這會引導一些人把文學當作一種土地與氣候的產物' 他尤其抨擊雷米.德.古爾蒙 (Remy de Gourmont ) 有一天被決定論的論證熱情沖昏頭腦, 打賭可以為所有法國作家指定從其故鄉省份的地質學里占主流的岩石的特征。

 

1安德烈· 費雷: 《文學地理學》, 巴黎: 射手出版社,194 6 年版, 第9-11頁。
2 同上, 第10 頁。
3 拉· 布呂耶爾: 《品格論》,巴黎:袖珍書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3 頁。


然而, 我們注意到, 這一類的天真不僅僅對批評界產生某種影響,而且也對文學創作本身產生影響。直到今天, 還有一位作家皮埃爾· 貝古尼烏 ( Pierr Bergounioux ) 把他的全部思想傳記奠定在布利維 ( Brive ) 盆地與附近的陽光普照的凱爾西 (Quercy ) 髙原的對照之上,他說不幸出生在盆地地區。 2 如果說他見證一種久遠的大學教育,他也匯攏在同時代的史學中的某些傾向所共有的關懷, 即對於氣候與環境( 環境歷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的興趣。

正如現代地理學一樣, 安德烈· 費雷更傾向於肯定人類、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因素。在他看來, 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的生產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種地理因素,正是語言學的語境,從更廣義上而言,是文化的語境。但是,他也關注經濟的狀況: 存在出版、印刷、書店與翻譯的地理學。

但是, 在歷史的過程中, 關於文學生產研究的最貼切的地理地帶的定義發生了變化。文學的外省主義曾經是文學地理學里最常見的一種形式,這有時也會促生一些平庸的研究, 大大增進一些神話成分,但在一些情況下,也能借助一些不可否認的政治與文學的現實。在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 盡管有諸多的變幻,語言層面的逐漸統一也把各民族強加為一種典範化的文學史的框架。但這種統一進程也使一些地區的特殊性延續, 而這正是反叛中央集權化的某些文學與批評潮流所訴求的。

直至今天, 某些法國科雷茲省籍貫的作家還被歸為布利維學派的成員。這種歸類的集中有點迷惑人, 因為這些作家彼此之間頗為不同,但這對應一種傳統的持續, 與布利維書展相聯系的鄉土小說 潮流,具有媒體效應的某種影響。


1 安德烈· 費雷:《文學地理學》, 巴黎: 射手出版社,1M6 年版, 第3 3 頁。

 2  參見皮埃爾· 貝古尼烏: 《第一個詞》, 巴黎: 伽利瑪出版社,2001年版。


對於法國當代文學史來講, 主要的現象是法語國家的文學生產的高漲, 還有它相對於法蘭西本土的文學生產的逐步獨立, 迫使我們考慮到地理、文學語境的多樣性, 甚至也有作家們在其中工作的語言語境。同一種語言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產生變化, 並承載一些不同的意義:

樹這個詞,對於一個生活在加拿大魁北克北方的居民和居住在法蘭西島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內涵。一旦人們走出國家領土的範圍,文學史的慣常標準就變得模糊。比如,文學史的時期劃分,在各個法語地區並不是一樣的。這是比較文學所熟悉的一種困難,這種學科一直以來與地理學、史學同樣應值得重視。

當它不宣稱 跨越地理範疇, 卻不如說明確了在其中限定的各種領域之間交流的方向與重要性,它包含在理念、主題、書寫方式的流通層面的一種歷史地理學, 這與世界交通的地理學之間並非沒有類比性或關聯性' 安德烈· 費雷這樣寫道。

2 現代階段以這些交流的加速和變速為標誌, 乃至於我們可以提到 文學的世界理想國的出現。

3  這是瓦雷里· 拉爾博( Valery Larbaud )或安東尼· 貝爾曼(antoine Berman ) 開出的診斷, 他們提到 『 世界文學』是與『 世界市場』同時出現而並肩齊驅。


一種世界文學的歷史不能是空間化的歷史或時間層面的地理學,其標準不能與政治地理學的基準相混淆,正如拉爾博已經指出:在世界的政治地圖與思想地圖之間,存在一種巨大的差異。前者每五十年變幻面貌,其上覆蓋著一些不確定的、任意的分化,占據優勢的核心是可變化的。與此相反,思想的地圖緩慢地變更,其疆域的邊界呈現出一種很大的穩定性。依據巴斯卡爾· 卡薩諾娃 ( Pascale Casanova) 的觀點, 這種地理學是由一種或多種世界、全球( 巴黎、倫敦和今天的紐約) 的主要文學之間的關係所結構的:

文學世界生產出它的地理學與其特殊的切分,與生產政治信仰( 如民族主義) 的民族邊界相反。文學的地域是依照美學的間距來界定和規限的, 而不是文學的『 製造』 與認可。 2


1參見Jaques Peuch Maurd 主編:《布利維學派:其歷史與角色》, 巴黎拉封出版社,1996 年版。

 2  安德烈· 費雷:《文學地理學》,巴黎射手出版社,194 6 年版, 第13 頁。

 3  參見巴斯卡爾· 卡薩諾娃:《文學的坻界共和國》, 巴黎 瑟伊出版社,1999 年版。(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November 16, 2021 at 8:52pm

(續上)關於文學史的世界視角完全不否定文學作品的民族定位,比如,巴斯卡爾· 卡薩諾娃指出,貝克特從愛爾蘭文學中汲取頗多,每個作者應該分兩次來定位:

依據民族文學的空間地理位置,依據在世界文學領域的空間位置。 3這種世界性的視角不應當與對所謂 文學的世界化的頌歌相混淆,後者為滿足國際公眾的期待而奠定的暢銷生產標準所明確。相反,我們可以說, 比如伴隨著詩人愛德華· 格利桑(Edouard Glissant ) 的隨筆和著作,4 捍衛、闡明關於文學與在地理與文化的層面上不可分割的領土保持的關係, 正是面向單一的世界化的一種抵抗行為。

但如何考慮文學作品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關係呢?在隸屬於文學史的地理學的範疇里, 這與其說是一種語境, 不如說是一種環境狀況。它始終處在文本之外, 與文本保持著外在的關聯, 在文本之外被把握,尤其是在作家的傳記之中。安德烈· 費雷的研究主要致力於清點一個作家曾生活過或熟悉的地點,並將之與其作品中提到的地點相比較。他這樣歸結: 這些地點傳記地圖上引出的結果對於文學地理學來講, 正如編年史對於文學史的作用:文學史建構的編年圖表旨在圍繞標誌性的日期來歸結作家的生命歷程, 這在文學地理學上對應傳記性的地圖, 在其中突出一個生命存在的標誌性地點。

 

1 瓦雷里· 拉爾博:《未受懲罰的罪惡,閱讀。英國領地》, 巴黎: 伽利瑪出版社,193 6 年版,第33—3 4頁。

 2  巴斯卡爾· 卡薩諾娃:《文學的世界共和國》,巴黎:瑟伊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1頁。

 3  同上,第65 頁。

 4  參見愛德華· 格利喿:《關係的詩學》,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90 年版。


在安德烈· 費雷著作里的地圖插圖包含一整套適應於一種文學地理學特性的象征系列, 盡管這些地圖包括所夢想或投射的棲居地點,安德烈· 費雷也強調生活的地點與作品的地點之間的 間距, 這些地圖不免使得文學地理學從屬於作為參照系的地理學, 正如文學史傾向於讓作品依附於生活: 人們在傳記中尋找作品中透顯出的地理要素,這使人可以識別並定位帶來靈感啟發的那些場所。…… 幾乎任何文學作品都不免反映作家存在中的地點情形,哪怕是用完全間接的方式。

2 在這里, 我們又看到所有有關鏡像式映照的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界限。如此構想的文學地理學表明,一部文學作品如何嵌在一個地帶之中,但它不能表現如何轉化這個地帶來建設自身的空間, 這正是屬於想像與書寫的空間, 我們只能在文本中找到, 而不能轉移到任何世界地圖上。這樣一種地理學使人可以研究文學生產的地點, 而不是地點的文學再現。在這層意義上, 弗蘭克· 莫萊蒂的著作邁出了一步。在其著作《歐洲小說的地圖冊》里, 他為一種文學的地理學辯護, 把對在文學中的空間研究與空間中的文學研究結合在一起。

 3  其著作的第一部分把19 世紀的歐洲小說中的地點再現作為研究對象; 第二部分則是關於在同一時期獲得巨大成功的小說傳播與接受的地點的研究。這兩個部分都表明文學 與地點相聯結。


1安德烈· 費雷: 《文學地理學》, 巴黎: 射手出版社,19 46 年版, 第3 8 頁。

 2  同上, 第24 頁。

 3  弗蘭克『 莫萊蒂(F ran c o M or eti ) : 《歐洲小說的地圖冊(1800-1900 ) 》, 巴黎: 瑟伊出版社,2000 年版, 第9 頁。


1 但在我看來, 第二部分屬於文學地理學, 甚至是文學社會學的範疇, 因為它主要奠基在一種統計學類型的調査基礎之上。第一部分則立足於對文學的分析與閱讀的基礎之上, 更加接近於我所構想的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

然而, 莫萊蒂也借助於一些歐洲的地圖, 來彰顯小說虛構中的地點, 由此始終依據其或然的地點參照來加以分析。這種技法不太考慮在一種客觀的拓撲學與文學拓撲學之間的間距, 也並不適用於純粹想像性的地理學。信息化可以幫助改進和精煉這種技法, 在地圖中引人變幻的可能性, 正如由蘇黎世的地理學院所製作的歐洲文學地圖冊所做的那樣。但在我看來, 這是可質疑的, 因為它把虛構與參照性的地理學聯系在一起, 並將在空間的文學再現中的感知與想像的部分減到—最少化, 在我看來, 後者更多屬於景觀, 而較少屬於地圖的範疇,這就召喚其他的研究進路, 即屬於批評與詩學範疇。(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November 3, 2021 at 2:25pm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續)
地理批評—
我提議把對空間的文學再現的分析稱作地理批評,正如可以從文本的研究或者作者的作品中抽取出的,在我看來,這不如說屬於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地理學需要承擔的任務。對它而言,指的是較少研究啟發文本的語詞所指的參照或者參照性元素,而更多研究文本所生發出的圖像與意指,關涉的不是一種真正的地理學,而是或多或少呈現想像性的地理學。正如同時也兼為地理學家的作家格拉克這樣提醒我們:

在我們攤開來參閱的一座城市的平面圖與因它的名字的召喚而從我們內心湧現的城市的心理圖景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疊合之處,後是我們日常的遊移在記憶里餘下的沈積。地理批評的術語是法國利摩日的學者發明的,這為它給予一種略有不同、更特殊化的接受。


1弗蘭克· 莫萊蒂( Franco  Moretti): 《歐洲小說的地圖冊(1800-1900 )》,巴黎:瑟伊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頁。

 2  關於這個項目的英文介紹在網絡上可以找到, 請見網址: www. literaturatlas.eu/index en.html 。


這種新的批評方法是由在當代文學中的地理主題的上升所帶動的,在形式主義時期之後, 見證了某種真實在文學領域的返歸,3 而且,也見證了在哲學的空間中所涵蓋的日趨增長的重要性, 尤其德勒茲與瓜達里依據他們的期許所稱作的地理哲學。
4

貝爾唐德· 韋斯特法爾 (Bertrand Westphal) 受到兩者在地域化與解地域化之間設立的辯證法的啟發,反思在人類空間與文學之間的聯系。
他考慮在真實空間與空間的再現之間的互動:

一個文本的空間參照本身,已經部分地承載了文學的參照,這應引向為想像的空間 及其與真實地點之間保持的多種可能的關係留出廣闊的位置。但是,他傾向於把 文學中的空間再現的研究局限於對以一種空間參照與/或地理參照為媒介的再現的研究。

這種方法旨在選擇承載歷史與文化的一個地點,並比較各個作家所提議的不同意象:在某種方式上探索文學的記憶。這種方法似乎依然屬於一種文學地理學,因為其出發點始終是參照性的, Bertrand West-Phal 為之辯護, 他強調文學參與地點本身的建構,並最終將之作為文本來閱讀。盡管如此,但他承認,這不太適用於想像的空間以及對唯一一個文本或作者的研究, 7 他把應當以地理為中心的地理批評與以自我為中心 的批評相對立。


1 于連· 格拉克: 《一座城市的形態》, 巴黎: 科爾笛出版社,19 85 年版, 第2—3 頁。

 2 貝爾唐德· 韋斯特法爾主編:《地理批評作為運用方法》,利摩日:利摩日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3  貝爾唐德·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真實、虛構與空間》,巴黎:子夜出版社,200 7 年版,第15 2 頁。

 4  參見德勒茲:《何謂哲學· 》,巴黎:子夜出版社,1991年版,第8 2—10 8 頁。

5  貝爾唐德· 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真實、虛構與空間》,巴黎:子夜出版社,2007 年版, 第17 頁。

 6  貝爾唐德· 韋斯特法爾主編: 《神話的河岸: 地中海地區的地理批評—地點及其神話》, 利摩日:利摩日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7 頁。

 7  貝爾唐德· 韋斯特法爾: 《地理批評:真實、虛構與空間》,巴黎:子夜出版社,200年, 第39 頁。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7, 2021 at 5:03pm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續)
但是, 空間的文學再現的主旨, 難道不是明確地存在於一種想像的世界的建構中嗎,難道不是立足於一個主體的視角以及一個文本的結構之中嗎? 1 即使不應忽略地理參照、語境與互文本的投入,它也是一種自我地理學 2 與地點的結構 3 ,是一種獨特的語義、形式層面的建構,為了要被理解, 提示另一個主體的視角,即批評性的閱讀。這就是為何我提議將之作為風景來看待,借鑒這個術語的最廣義的界定,教給我們風景不是國家, 而是關於國家的某種圖像, 是從一個主體的視角出發來建構的, 無論是從一個藝術家還是從一個單純的觀察者的角度。

我也借助讓- 皮埃爾· 里夏爾( Jean-Pierre Richard ) 為這個詞所給予的更特殊的詞義,它提供了一種有意思的視野,來閱讀空間的文學再現並建構一種真正的地理批評' 這種方法卻經常遭到忽視。我曾在其他處對之做過細致的介紹, 在此,我只限於提到切題的一些主要要素與意涵。在里夏爾的著作里,風景這個詞顯然指的不是一個作家曾經歷或旅遊過的以及在他的作品中描述的一個或多個地點,而是世界的某種意象,與他的文風和感性親密地聯結在一起—不是這樣或那樣的參照,而是能指的總體與一種文學的建構。比如,夏多布里昂的風景,不能縮化為美洲的沙漠或孔布爾的荒野,這指的是一種更複雜、更混雜的意象,借助夏多布里昂在生活中、在書籍與繪畫中經常光顧的地點的某些特征,但也出自通過想像與書寫對這些地點的重新建構。

 

1 在這個視野中, 參見加斯東· 巴什拉: 《空間的詩學》, 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57 年版。

2  參見雅克· 列維 《自我地理學—認知性傳記的素材》,巴黎Harmatan 出版社,1995 年版。

3  在此借鑒西班牙15 —16 世紀耶錄會的創立者依納爵· 羅耀拉 (Ignace de Loyola ) 的表達,這指的是對一個有利於做祈禱的心靈地點的創造。

 4  參見米歇爾· 柯羅:《風景與詩歌》,巴黎約瑟· 科爾笛出版社,2005 年版,第177—189 頁。

5  參見讓一皮埃爾· 里夏爾: 《夏多布里昂的風景》,巴黎瑟伊出版社,1967 年版。


對里夏爾來說, 這樣一種想像的風景的結構是與文本的結構不可分割的, 他邀請我們在文學的風景里不是閱讀地點的意象或者空間的想像, 而是世界與作品相互的形構。他也盡力地在主題學與文體學的分析之間建立越來越緊密的關係: 受到偏重的風格形象的運用的影響,對應於風景的具象構造。對於空間的再現的純粹文學維度作一種感性的地理批評, 應當像他一樣探求在 頁面 與 風景 之間建立一種對應,也就是說其通向一種地理詩學。1


地理詩學

在我看來, 地理詩學的術語似乎一方面可以用來指一種詩學一種關於文學形式的研究, 打造地點的意象; 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指一種詩學理論( Poetique )—關於把文學創作與空間聯系在一起的關係的思考。

在法文語境中發明這個詞的作者們特別偏重第二種特征, 尤其是其中兩位創造性的作者。他們是兩位詩人,一位是米歇爾· 德吉( Michel De Guy) 2 , 他勾勒了輪廓; 另一位是肯尼斯· 懷特( Kenneth White ) ,他在對這個概念的捍衛與闡述中走得更遠, 在《信天翁的高原》里提議一篇《地理詩學導論》。 3 

依據肯尼斯· 懷特的觀點,文化以在人類的精神與大地之間的關係為地基,它構成這種關係在知性、感性與表達層面上的發展。4


1 參見讓一皮埃爾· 里夏爾 《頁面、風景》,巴黎瑟伊出版社,1984 年版。

2 在很長時間里,我曾相信有某些東西或者說地點的部署構成… … 一種『 地理詩學』 的寓言,是對地球上的山谷成為可能的認知。參見米歇爾· 德吉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66 年版。

 3  該著作1994 年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

 4  在參考文本中重新借鑒的這個界定出現在國際地理詩學學院的題名群島的主頁上www.geopoetique.net) (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5, 2021 at 10:18pm

但是, 世界的文明似乎失落了這個地基, 需要重新獲得, 以重建一個可棲居的世界。文學似乎可以對此有所貢獻,只要文學不封閉在 文本的柵欄里,對於肯尼斯· 懷特而言,這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正如20 世紀70 年代的文本主義與形式主義思潮所主張的,它包含一種世界觀,也召喚一種後現代的詩學,既不是關於自我、也不是關於詞語,而是關於世界的詩學'1

但是,肯尼斯·懷特所探求推動的地理詩學的觀念非常寬廣,它遠遠超出詩與文學的場域,而指向一種全新文化空間的營造,涵蓋了藝術、科學與哲學。

對我來說, 我更傾向於堅持關於地理詩學的一種更嚴格的文學意義上的界定, 作為空間的再現與文學形式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正如弗朗哥· 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 在其著作里概述的。在其中, 我們找到關於生成學 ( Generique ) 與空間範疇之間的對應的非常有趣的提議:


"每一種文學體裁都有它的地理學—幾近幾何學。 2 莫雷蒂提出,一部作品的形式特征傳達它所提議的地點的形象:一些不同的形式居住在不同的空間里。3 反之亦然, 虛構所選中的地點影響了書寫:文體的選擇與地理位置相聯系:空間對風格發生作用…… 空間與形象彼此交織 4 ,甚至也關涉到敘事的內容:每個空間決定或者至少鼓勵一種不同的歷史…… 在現代小說里所發生的一切與發生的地點緊密聯系。5 空間主題學不斷增長的重要性與文學題材的形式的新近演變不可分離, 正如約瑟夫· 弗蘭克( Joseph Frank ) 6 提到的。比如,在詩歌的領域, 自馬拉美以來,我們參與到文本的一種空間化的趨勢中,走出規律押韻的詩體強加的框架,在各種方向與維度中探索頁面的空間,歸納出一種全新的閱讀類型, 並不一定追尋語句或詩句的直線化進程,但允許在排版印刷以及句法方面相距較遠的術語有彼此切近的可能:

讀者感知到從平常的序列中獨立出來, 投射在洞穴的岩壁上的詞語。 對於排版空間的征服與朝向星球甚至星球之間的空間的開放不可分離:這顯然反映在未來主義的自由的詞語 里,也反映在阿波利奈爾的某些 圖像詩里, 2 但也呈現在馬拉美那里。根據瓦雷里的看法,馬拉美在他那首著名的詩《骰子一擲,不會改變偶然》中嘗試把一頁紙擡到星空的高度,最後幾頁由這些詞語加強,用大寫字母刻寫:

除了地點之外什麼都沒發生

或許除了一群星座之外 ⑴

 

1 肯尼斯· 懷特《信天翁的高原:地理批評引論: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 頁。
2  弗朗哥· 莫雷蒂《歐洲小說的地圖冊》(1800-1900 ) ,巴黎瑟伊出版社,2000年版,208 頁。
3 同上, 第43 頁。
4 同上, 第52 頁
5 同上, 第83 頁。
6 約瑟夫·弗蘭克《歐洲文學中的空間形式》(1945 ) ,法文譯本收入《詩學》第10 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72 年版, 第244—266 頁。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4, 2021 at 10:39pm

這種詩歌話語的空間化形式抵達一種新形式的創作,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自由詩,而是在頁面之中有間隔的書寫,借助一種不確定、可變化的排版佈局。這種空間間隔讓陳述的各個部分之間的句法的、邏輯的與編年的聯系鬆弛,並與自馬拉美以來所經常被宣揚的詩與敘事之間的脫離匯攏。4 

但這種敘事的危機在散文中也存在,它也為空間的主題學以及地理學的靈感給予越來越多的位置。尤其是詩歌敘事的情況,它與敘述的線化範式相斷裂,有時也與敘述本身相斷裂,為描述給予一個重要的、有時是占主導地位的位置,在其中,人物們有喪失其自主性,風景借此獲得蔓延的在場,成為主要的角色,而不再僅僅是簡單的裝飾。


1 馬拉美《馬拉美全集》第2卷/七星圖書館叢書,巴黎伽利瑪出版社,2003 年版,第233 頁。
2  參見阿波利奈爾 《阿波利奈爾全集》,七星圖書館叢書,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64 年版,第183 頁。
3  馬拉美《馬拉美全集》第1卷,七星圖書館叢書, 巴黎伽利瑪出版社, 第38 4—387 頁。
4  參見多米尼克· 孔布( Dominique Combe ) 《詩歌與敘事:體裁的詩學》,巴黎科爾笛出版社,1989 年版。
5  參見讓-伊夫·塔迪耶( Jean Yve S. Tadis ) 《詩化敘事》, 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78 年版。


在這種傾向中,最著名、最具象征性的一個範例,是作家兼地理學文化與詩學家於連· 格拉克( Mien Grace ),在他的小說中,描述的擴展不斷地讓敘事滯後甚至陷入困境,而最終扼殺了敘事。在發表了四部小說之後,從1970 年代起,格拉克只出版一些短篇小說, 其中的敘事篇幅變短,在他的一些自傳性的回憶與片段性的文集中,地理的啟發占據至上的地位。1

在另外一些當代的小說化作品中,可以觀察到有一種相近似的演變,尤其是在米歇爾· 布托的作品中,他差不多和格拉克同一時期放棄小說,而推動一些日益廣泛地開拓地球的空間、頁面與書籍的空間的作品,放置在地點的守護神的標誌之下。

許多當代的敘事呈現為空間的敘事, 依照喬治· 佩雷克( George S. Perec) 的象征性的文本里意象。⑴ 在其中的一些文本里, 敘述的脈絡縮化為空間的一種路徑, 如同弗朗索瓦· 邦的《黑鐵風景》, 其中的敘事依循作者每週在巴黎和洛林之間穿行的旅程來展開。

的確,在依然呈現為小說形式的一些作品中,比如勒· 克萊齊奧在《逃逸書》里看到發現空間的一種傾向5 讓· 埃什諾茲 ( Jean Echeno ) 說嘗試做一些地理小說 ⑷ 當皮埃爾· 貝古尼烏講述他的童年時,正是透過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地點, 他通過風景走向一種真正的自傳

 

1  參見於連·格拉克的以下著怍:La Presqu He,Les Eau如 vites,La Forme Dunevwe,Carnet Sdu Granr Fcae Milan,巴黎科爾笛出版社,先後於1970 、1976 、1985 、1992 年出版。
2 米歇爾· 布托: 《地點的守護神》,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58 年版。
3 參見喬治· 佩雷克: 《空間種種》,巴黎伽利略出版社,1974 年版。
4 弗朗索瓦· 邦: 《黑鐵風景》,拉格拉斯韋爾迪出版社,1999 年版。
5  勒·克萊齊奧:《逃逸書》,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69 年版。
6 參見讓·埃什諾茲: 《湖》,巴黎子夜出版社,1990 年版。
7 參見皮埃爾·貝古尼龍:《風景中的一點藍》,拉格拉斯韋爾迪出版社,2001年版。


因而,空間似乎運用敘事的危機與傳統心理學以在當代虛構里占據越來越多的位置。在其中, 指的是對被看作後現代時期標誌性的更廣泛的現象的文學傳譯:主體之死和歷史的終結。但是,這些表述的不合適之處在於它們只是負面的,正如後現代形容詞本身;講主體與歷史的某種觀念的終結,也許是更貼切的,還有一種全新看待世界與人的觀念的來臨。
(下續)

([法] 米歇爾·柯羅( Michel Collot)著,姜丹丹譯 《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I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電子學刊 229-248頁)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3, 2021 at 11:05am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續)

對於笛卡爾式主體的優越性的質疑, 可以在思考的行為中把握,作為自身與宇宙的主宰, 比如在現象學里讓位給意識的一種重新界定,如同 在世界中的存有。由此,思想之物 不再與 廣延之物 如同一種純粹的內在性與無關緊要的外在之間的對立: 思想之物 既具空間化, 也具時間化。1

因此, 在當代詩歌與敘事里提倡空間的書寫並不一定意味著非人化或徹底的客觀主義, 它可以用來重新界定抒情的主體或者人物, 這些變得與圍繞在四周的風景不可分離。 2


另外,歷史模式的危機在西方占據上風,奠基在一種漸進的過程之上,甚至是人類活動的一種直線的和連續的進步,為一種新的歷史觀即地理歷史賦予機遇,把人類社會的各種關係納入到其環境之中,探索長時段及其周期, 並將之與自然周期相對照。各種景觀蔓延在當代的虛構里, 用其特有的方式講述人類與社會的歷史。

比如,弗朗西斯· 邦所描述的黑鐵風景,正是在洛林地區遭遇鋼鐵冶煉的衰落的沖擊後的風景,而其鋼筋混凝土的裝飾背景也反映郊區所遭遇的危機。3

這種觀察以及這些思考可以通向一種詩學( Poetique ),一種文學創作的理論。這指的是理解為什麼空間可以不僅成為靈感的源泉,而且也是新形式的創造。有些人執意把寫作主要看作精神活動, 處在內在性的範疇之中, 對他們來說, 這並不顯而易見。

 

1 參見筆者的論文《風景思維》, 米歌爾· 柯羅、弗朗索瓦· 謝奈與巴爾蒂· 聖邦諦( B. Saint Gi-r ons) 主編: 《風景: 研究現狀》, 布魯塞爾: Ousia 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98 -5 11頁。

 2  參見筆者的論文《主體的空間間隔》, 米歇爾·柯羅: 《風景與詩歌》,巴黎: 約瑟·科爾笛出版社,2005 年版, 第43—64 頁。

3  弗朗索瓦· 博納( Francois Bon ): 《鋼筋混凝土的裝飾背景》, 巴黎: 子夜出版社, 198 8 年版。

比如, 對布朗肖而言, 文學空間是一個特殊的空間, 為寫作而保留,與外部世界沒有什麼關係。有一種論據經常與地理詩學的假設相對立, 即外部世界是沈默的, 因此, 它不會啟發在語言中找到其材質及資源的。但是, 難道不正是在沈默的世界以及言說的話語之間的這種間距,賦予作家革新語言的欲望嗎,並促使作家把語言帶向它的邊界,使它言說前人從未說過的,並創作出一種講述的話語· 這正是弗朗西斯· 蓬熱 ( Francis Ponge) 的立場, 比如說,對這位詩人來說, 應當成為“沈默世界的大使”或其“代言人”。2

一種地理詩學的理論提示對文學活動的另一種觀念, 立足在外部世界( Res cognitans) 與內部世界( res etensa ) 的關聯一致的假設的基礎之上。書寫是主體的間隔的一種形式, 為了表達自身, 需要投射到空間之中: 頁面的空間與風景的空間。它也訴求在空間的體驗與語言之間的某一種持續性,比如海德格爾對邏各斯的傳譯將整體一延展一在面前 ( laisser-ensemble-entendu-devant ) 所表達的內涵。3 


要理解這種聯系, 需要遠離奠立在語言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懸隔的基礎上的語言學,比如轉向居斯塔夫· 吉約姆( Gustave Guillaume) ,其較少有相對時間更傾心於空間之嫌,因為,他最著名的作品名為《時間與語詞》4,對他來說,人類的語言有它的起點… … 並不是朝向人與人的微小的面對面,而是宇宙與人的宏大的面對面。在那里有語言的源泉, 語言的結構承載著不容置疑的見證。5 

我們也可以借助於現象學,現象學揭示空間的條件在人的語言與思維中留下印記, 反過來轉化空間的條件,或者影響認知科學,如今也提問語言與空間體驗之間的關係。6

空間的隱喻還時刻縈繞在我們的話語里,它們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思想的無能為力或衰退的標誌,正如柏格森所認為, 卻證明它們需要空間的支撐來舒展和向外表達( Se‘x-Primer) 。在革新話語的同時,文學為人類精神和生存狀況的革新做出貢獻,對於地理詩學和地理批評來說,它們構成頗受青睞的一種研究對象,證實空間對於作家們來說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框架,而且也注人其集體想像中最內在親密的價值與意義,承載著語言與形式發明的顯要潛能。

1 參見布朗肖: 《文學空間》 , 巴黎:伽里瑪出版社,1985 年版。

2 參見弗朗西斯· 蓬熱: 《蓬熱全集》,七星圖書館叢書, 巴黎: 伽里瑪出版社,1999 年版, 第629頁。

3  馬丁· 海德格爾: 《隨筆與演講》, 巴黎: 伽利瑪出版社,19 69 年版, 第256 頁。

4  1929 年在阿爾岡出版社出版。

5  居斯塔夫· 吉約姆: 《結構語言學緒論》第1卷, 魁北克: 拉瓦爾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9—30。

6 參見米歇爾. 德尼主編:《語言與空間認知》,巴黎:馬松出版社,1997 年版


([法] 米歇爾·柯羅( Michel Collot)著,姜丹丹譯 《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I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電子學刊 229-248頁)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21, 2021 at 4:10pm

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從中國古典詩論看詩的本質—詩就是思,但不是所有的思;詩是原創性的思。詩主情,抒情詩是詩的正宗,已成為國內外詩歌界的普遍看法。然而,早先並非如此。西方直至浪漫主義時期才同時注意到這兩點;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博大的抒情詩國度,但倡說“詩主情”也較晚。漢代出現的《毛詩序》有一段著名的論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段話可以說是比它略早一些出現的《禮記樂記》中兩處說法的融合和提煉:一處是“詩,言其志也”;另一處是“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至文末。《毛詩序》的這段話與《樂記》有關之處不同在於:前者不像後者那麽堅持“以道制欲”和“反情以和其志”,而是客觀地描述“情”在由“志”而“言”(即“詩”)的過程中的觸發作用。《毛詩序》雖然也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但在上下文意中傾向於將“情”與“志”混為一體,是後代“主情說”的先聲。至於西晉陸機《文賦》中的“緣情說”[1],南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和鐘嶸《詩品序》中的“物感說”[2],以及唐代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情感說”[3]等等,均以“情”為詩最主要的內在品質和根基。後來許多文論家也都將情、志並說,或干脆明言“情志一也”[4]。


然而,早期的“詩言志”這一概念實與主情說有別[5],當時“志”表示“志向”、“德性”、“懷抱”等思想性概念[6]。荀子在《儒效篇》中確認:“《詩》言是(指‘天下之道’),其志也”。瘸《解蔽篇》中他又說:“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日: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唐本注:在心為志)。”這段話不僅能把“詩言志”與悟道治國的關係說得很明白,而且還詮釋了“志”為心中所“藏”之物,是醞釀已久的“情懷”,與直接感應外界事物而產生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等“七情”有所區別。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引《春秋說題辭》也說:“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儋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朱熹《詩集傳序》在答“詩何謂而作”這一問題時更斬截明白地析別了由“物”而“欲”(情性使然)而“思”而“言”(詩在其中)的詩歌創作心理順序,其中的“思”顯然與詩的關係更為密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這些都說明:詩所言之“志”,思也;詩即便離不開感物而動之“情”,那也要經過“思”的調理節制;無“思”便無“言”,無“言”便無‘‘咨嗟詠嘆”、“音響節奏”等“詩之作”。


應該說中國古代的主情說與西方浪漫派的主情說不大相同,中國許多文學家確實將情感與思想或理念結合在一起,至多在“情志相生”的過程中誰先誰後的問題上有些不同看法。“動情”的現象在詩的創作和欣賞過程中顯然是難以避免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有些詩人和詩學家還將“情”與文采聯系起來,無“情”不成“文”,寡“情”便少文采[7]。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文學見解,它們並不排斥“心”、“志”、“意”、“道”、“神思”等思維作用。就是西方浪漫派詩人在大力強調情感的同時也注意到讓情感在內心“發酵”。例如,渥茲渥斯一面說:“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面不忘交代詩是“起源於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8]這里的“回憶”就是聞一多所說的古漢語“志”的一種涵義。法國最具浪漫主義色彩的詩人繆塞(1810一1857)認為詩人的訣竅就是“在內心里傾聽自己天才的回聲”(《即興:回答什麽是詩》),他的名言是:“擂一擂你的心吧,天才就在這兒!”繆塞所謂的“心”也不是純粹感性的,他也注意到“思想”的定位,“永恒”、“真”、“美”等問題_9],如他著名的《五月之夜》一詩,便形象地說明詩不能直接從強烈的情感中誕生。(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見2018-08-14搜狐平台)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18, 2021 at 9:11pm

(續上)過去一般人認為只有古典主義者才重視理性。其實不然,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拜倫(1788—1824)最敬佩以長詩《批評論》聞名於世的古典主義前輩蒲伯(1688—1744),自己也寫過不少像《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1809)、《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1812~1818),《審判的幻景》(1822),《唐璜》(1818一1823)這類以論世、評人、記事為主,又滲透著自己的性靈、能深深打動讀者心弦的詩篇。

1821年他在給友人約翰·墨雷的一封書信中寫道:“沒有什麽比對蒲伯的貶低更是時代鑒賞力方面的壞現象,寧可接受拷貝特先生對莎士比亞和密爾頓的粗暴攻擊,而不能容許用這種圓滑的、‘正直’的手段來敗壞我們這位最完美的詩人和最純潔的道德家的聲譽。……我認為倫理詩是最高級的詩。因為這種詩用韻文做到最偉大的人物希望用散文完成的事。假如詩的本質必須是謊言,那麽將它扔了吧,或者像柏拉圖所想做的那樣:將它逐出共和國。那能使詩配合真理和智慧的人是按照詩的真實意義來說惟一真正的‘詩人’,‘制造者’,‘創造者’。”[10]


理論上,“言志”說似乎在屈原《楚辭》面世,尤其漢代樂府五言詩行時之後,便漸為“緣情”說所取代,其實只是情、志的合並。其間,以詩人為本位的抒情詩創作開始在中國脫穎而出,並逐漸成為最普及的一項文教藝術活動。況且,“文以載道”的觀念緊接在“言志”說之後出現[11],並成為具有與“言志”說類似作用的文化準則,它對我國古典時期的詩歌創作與鑒賞活動的指導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對這一“準則”的濫用,是古典派沒落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懷疑文藝的理性原則和倫理價值。應該總結的經驗教訓是:中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缺乏比較獨立、系統的文藝領域內部規律或美學原理的探討,致使文藝失去它們自身的活力,成為“道”的單純號筒;結果這樣的文藝,尤其是古典詩,多數必然隨著封建宗法制之“道”的沒落而沒落。

 

二、詩是人類的母語

 

以上簡略地瀏覽了中國古典詩學的淵源。我們探討詩的本質必須從這里出發,上溯詩的起源,下追現代的流變。


歷來有不少批評家斷定詩與人類自身一樣古老[12]。如果從類人猿進化到人的最初標志是人類自然語言的形成(即制造和使用語言這一工具,這是其他動物所絕無僅有的),那麽上面的斷定無疑是不可辯駁的。因為,原始的詩與原始的自然語言同時產生,共為一體,甚至不妨說前者激發了後者的全面產生。希臘人把“詩”與“制造”當做一個詞,可能就是取義於原始時期人類“詩的衝動”與制造“語言”這一交流工具的活動的一致性。

德國啟蒙主義時期的著名學者格奧爾格·哈曼(1730—1788)曾強調詩是“人類的母語”[13]。其他語言學家也認為,話語不是起源於生活的散文性,而是起源於生活的詩性,因此必須從原始人對外界事物具有比其他動物更強烈的感受能力方面,而不是從他們後來對事物的表象和屬性的劃分過程中去尋找語言產生的最初基礎。[14]我們現在找不到最原始的詩作樣式,但不難想像最先出現的原始文化是詩歌。正如東漢學者何休(129—182)在《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的解詁中所說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首先要有初民口頭流傳的、便於記憶的“順日溜”一類的“歌”,然後才有巫祝和史官采集和改編供宗教儀式或國家治理活動使用的《詩》。錢鍾書先生考訂詩體演變和詩、吏之別時說得更明白:“古人有詩心而缺史德,與其日:‘古詩即史’,毋寧曰:‘古史即詩’。此《春秋》所以作於《詩》亡之後也。”[15]古希臘也是約公元前10世紀先有荷馬的兩部史詩,很晚才出現希羅多德(前484一前425)的《歷史》(其中還雜有許多神話傳說)。


關於古詩與古吏的區別有種種見解,歸納起來無非是說:前者描寫可能發生之事,允許虛構;後者記載已經發生之事,必須征實。從詩和史的文體發展歷史來看,此類見解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根據現代的某些人類學和文體學成果,虛構的成分並非詩及其他文學作品所獨有,歷史有時難免也要借助於虛構的筆法[16]。而且,古代詩、史中“虛構”的傳說故事都源自於由當時現實生活所決定的、在初民頭腦中占優勢的神話式的原始思維。為此,法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列維一斯特勞斯用他實地考察和多年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神話和儀式遠非像人們常常說的那樣是人類背離現實的‘虛構機能’的產物。它們的主要價值就在於把那些曾經(無疑目前仍然如此)恰恰適用於某一類型的發現而殘留下來的觀察與反省的方式,一直保存至今日。”[17]由此看來,原始時代詩、史同源,它們的分家純屬時間前後和人們思維方式發展程度的問題;詩肯定無疑地出現在史之前,當史登臺之時,最早作為歷史文獻的“詩”的體式必然要消亡,繼之而起的則主要是純文學的詩(“文學”在各國都是較晚出現的);至少在中國的春秋時代就發生了這種詩亡史興的變故。

[12]《詩論》,見《朱光潛美學文集》第2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錢鍾書《談藝錄》第四則,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頁;《考德威爾文學論文集》第一章,陸建德譯,百花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頁。

[13]恩斯特•卡西爾著,於曉等譯:《語言與神話》,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61頁。

[14]奧托•葉斯帕森:《語言的發展》,倫敦,1894年,第332—335頁。

 [15]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8—39頁。

 [16]楊周翰:《鏡子和七巧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17]列維一斯特勞斯著,李幼蒸譯:《野性的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2頁。


(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原載《中國詩學》第6輯,南京大學版出版社1999年出版 見2018-08-14搜狐平台)

Comment by Ra Zola on October 15, 2021 at 10:48pm

以後要專節論及的“詩性思維”,它在原始時代的首要發明在於語言。我們有必要略微深入一些探討人類是怎樣通過詩的方式,而創造了使人類區別於動物的語言工具。

哈曼的學生和朋友,與歌德齊名的赫爾德(1744--1803)在《論語言的起源》(1772)這一傑出的論文中提出:語言並非起源於感覺或情感,而是起源於反思。所謂“反思”,便意味著不是即刻的情感反應,而是事後對眾多感覺、情緒或經驗的回昧。

他寫道:“反思的第一個特征便是心靈的語詞。人類言語隨之而產生。”其詳細過程是:將注意力集中於某一點上,有意識地觀照某一形象,辨認那些證明其為此物而非彼物的特征,並使之作為一個意識的因素清晰地顯現出來,最後加上獨特的“印記”,也就是說給它一個“名稱”[18]


前面提及的中外論者關於詩的產生緣由和過程的“言志”、“回憶”諸說,與赫爾德這個語言起源說顯然很接近。再驗之於我國古代詩歌實踐,我們不妨作出這樣的假設:原初的詩作就是人類群體給自己所感興趣的事物和喜歡做的動作命名的活動,也就是說是創造語言的活動

。例如,從相傳產生於黃帝時代(約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19]來看,那時流行的是兩言句式,由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組成一個詩句;商、周時代(約始於公元前16世紀),四言句式便已出現,從出土的甲骨文辭和《周易》中可找到不少這樣的詩例。我們從這些語法結構簡單的古代詩歌中,多少可以了解一些漢語草創時的情景。


詩等文學作品先是口頭流傳的,後來才有文學的形式——這些事實在各國都沒有什麽爭議。但是,我們設想最初的語言就是詩歌的理由何在呢? 其一,語言是根據人類最迫切的現實生活需要逐漸約定俗成的,而不是古代某些聖賢按照先驗的法則成批制造出來的,而且,由於開始只能使用各種聲音符號,因此從內容到形式都要求是深切、和諧和精煉的詩,也就是說它應該是便於記憶同時又能夠令人耳目一新、從而產生現實力量的聲音創造物(包括音樂在內,也包括初民的祈禱);記載大事的歷史,此時或者尚未出現、或者由詩代勞;日常的個體表情和群體交流活動,根據對蜂、蟻等動物行為的研究,無需那樣高級的人類語言仍可進行,不構成語言產生的最基本的動力。

上面所舉的《彈歌》便帶些原始詩歌與語言創造合而為一的影子。制造工具來捕獵這種事情不是一般動物所能想像的,而人類為了爭取在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開始不得不這樣做。正是由於人類現實生活中此類特殊的情事和複雜的活動(與動物生活相比而言),自發地產生了吟詠或歌唱的需要(客觀上起了總結和傳授經驗的作用),語言才應運而生。

其二,詩性語言的產生不一定都具有上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它們也可能是原始社會主要活動的附產物,即:只具有心理調節作用和娛樂性,是一種出自理性要求與遊戲本能相結合的審美活動。這種活動的結果也肯定先是詩的產生,而後才作為語言符號推廣應用於各個生活領域。

魯迅在《門外文談》第七節就用下面一段通俗的語言描述了古代話語和文學的由來:“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僅僅是個人練出的“複雜的聲音”,還不等於語言,只有“發表”出來,經大家認可,產生“群”即交流的作用,才成為語言和詩(即最早的文學)相兼的東西。魯迅上面所說的並非毫無根據的猜測,他很可能本於《淮南子•道應訓》中的一段文字:“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


以上的觀點多少沾些符號學的意味,筆者認為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述說語言的起源時寫下的這段話可供參考:“我們可以用理性、統覺和反思這幾個詞來描述的那整個過程,意味著經常不斷地使用符號——神話的或宗教的、言語的、藝術的、科學的符號。離開了符號,人就只能像動物一樣生活在實在的物質之中。”[20]

[18]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見B.Suphan編:《赫爾德全集》第5卷,第34—38頁。另見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神話》,第151頁。

[19]出現於東漢趙曄撰:《吳越春秋》。

[20]同注[13],第151—152頁。

[21]布萊思•麥基編著,周穗民等譯:《思想家》,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25頁。



(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原載《中國詩學》第6輯,南京大學版出版社1999年出版 見2018-08-14搜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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