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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December 11, 2021 at 5:06pm

馬六甲蘇丹國（1402年–1511年）

14世紀末，室利佛逝（音譯自梵文Sri Vijaya，簡稱佛逝。宋代後，中國史籍改稱三佛齊王國（Samboja kingdom）。是7-14世紀，存在於巽他群島的一個信奉大乘佛教的海上強國。被滿者伯夷（Majapahit）國攻占。室利佛逝巨港（Palembang）的王子拜里米蘇拉逃至淡馬錫（Temasik，現今新加坡），刺殺當地酋長並自立為王。此事導致了暹羅軍隊要追捕他，他逃往北方的馬六甲，才建立的王國，其王城即是如今的馬六甲市。

初期，馬六甲每年必須交納40兩黃金給暹羅國以避免遭受侵略，而南面又有滿者伯夷國的威脅。

1403年，拜里米蘇拉隨京官尹慶到大明國拜見明成祖，正式向大明國進貢，當年明成祖正式封拜里迷蘇拉為馬六甲國王，並贈予詔書和印璽。明史中稱為滿剌加國。

全盛時期的國土範圍覆蓋北大年（今泰國南部）至蘇門答臘西南部。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對馬六甲蘇丹國進行侵略，並在1528年殖民馬六甲直接促使王朝滅亡，末位蘇丹為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

1528年，原王朝法定繼承者蘇丹阿拉烏丁沙二世建立了柔佛蘇丹王朝，而蘇丹馬末沙的長子Raja Muzaffar Shah在霹靂河畔建立的霹靂蘇丹王朝。

柔佛蘇丹國：1528年–至今

1511年前，柔佛是馬六甲王朝領土的一部分，但自從葡萄牙占領馬六甲之後，當時的馬六甲蘇丹馬末沙被逼逃離馬六甲。雖發起幾次反攻，他都無法取回馬六甲。

1528年，蘇丹馬末沙的兒子蘇丹阿拉烏丁沙二世建立柔佛王朝。當時的柔佛王朝控制了柔佛、廖內與蘇門答臘的一部分。領土自巴生河一帶延伸至Linggi和Tanjung Tuan、麻坡縣、峇株巴轄、新加坡、Pulau Tinggi，以及其他馬來半島東部海岸的一些小島，像是大卡里蒙島、民丹島、林加群島等地。

在英國殖民時期，柔佛王朝在馬來半島的部分被英國統治，外島則歸荷蘭。

1946年柔佛蘇丹國成為馬來亞聯邦的一員；1948年加入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聯同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脱離英國統治而獨立；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一州。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September 24, 2021 at 5:07pm

吉蘭丹蘇丹國：1721年–至今

13–14世紀，吉蘭丹先後淪為滿者伯夷和三佛齊的朝貢國之後，又受控制于暹羅。1411年，吉蘭丹王國脫離暹羅政權。隨後在1499年又選擇成為馬六甲王朝保護邦。1511年，馬六甲被葡萄牙攻陷後，吉蘭丹陷入割據混戰的局面，解體成了幾個小封邦，多數君主選擇歸順北部強大的北大年王國。

1760年左右，擁有北大年貴族血統的Long Yunus統一了各個小封邦。

1795年，Long Yunus逝世，國家被登嘉樓蘇丹控制。

1800年，Long Muhammad自稱莫哈末一世，最後在1812年被暹羅國王承認了統治地位。

1835年，蘇丹Muhammad二世擊敗自己的叔伯後繼位。莫哈末二世與強盛的暹羅王國友好往來，隨後在吉蘭丹河口建立哥打巴魯（意為新城）。

1909年，暹羅王國跟英國簽訂《英暹條約》，暹羅宣布放棄吉蘭丹、玻璃市、吉打和登嘉樓的宗主權，將其轉讓給英國。吉蘭丹於是和其他三邦（外加柔佛）組成由蘇丹統治州屬，並由英國人擔任顧問的馬來屬邦。隨後又與其他王國組成了馬來亞聯邦、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隨著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從英國統治下獨立；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September 23, 2021 at 2:29pm

歴史上的馬來西亞古國

登嘉樓蘇丹國：1725年–至今
雪蘭莪蘇丹國：1743年–至今
森美蘭蘇丹國：1773年–至今
玻璃市蘇丹國：1843年–至今

影響國馬來西亞歷史發展的周遭古國計有——

末羅瑜（Melayu Kingdom）：4世紀–13世紀
三佛齊（Srivijaya）：650年–1377年
滿者伯夷（Majapahit） 1293年–1527年
汶萊蘇丹國（Brunei）：1368年–至今
亞齊蘇丹國（Aceh）：1496年–1903年
北大年蘇丹國（Patani）：1516年–1902年


                               （北大年蘇丹國地圖及國旗 /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August 4, 2021 at 11:12pm

《海國圖誌》—— 中國有關世界文明最早的百科全書

在清朝林則徐、魏源之前，中國人並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實上，早在先秦時代，中國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後千百年，中國人也通過各種方式與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別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質上的繁華讓中國人飄飄然，周邊的藩屬也給予足夠的尊重、羨慕，奉中國為“上國”，於是中國人也自以為世界中心，自詡為“天朝”。（馬勇《欲製外夷者，必先悉夷情》，（2017-08-07 愛思想平臺）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August 4, 2021 at 12:01am

魏源·墻內開花墻外香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赴鎮江，與被清廷遣戍伊犁的林則徐相會，從後者那兒得到《四洲誌》和大量珍貴的圖表資料，並且遵從林則徐的囑托，開始編撰一部長達百卷、務出己意的《海國圖誌》。

此書是中國近代首部較為完備的世界地理書籍，其宏大的篇幅還涉及到世界歷史、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曆法、風俗、宗教等眾多門類，堪稱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書。


魏源在《海國圖誌》的序言中闡明了，他編纂此書的意圖和目的：“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他可不想玩什麼炫人眼目的虛招，他編纂此書是要促使國人睜眼看世界，“悉其情節，知其控馭”。

《海國圖誌》確實令數千年拘束於此土此域，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國人飽飽地開了一回眼界，這種類似於醍醐灌頂的直輸式的啟蒙對於久患自閉癥的國人無疑具有振聾發聵蕩心滌肺的作用。英、法、美、德、俄、意、西、葡、荷、比、日的國情如何？

讀了這本書，中國人至少可以增長一點知己知彼的理性認識。其中，魏源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稱贊可謂不吝其詞，更見出作者取法乎上的政治眼光。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進思想即在此書中首次脫穎而出，一鳴驚人。數十年後，梁啟超仍然極口稱贊《海國圖誌》為“不龜手之藥”，肯定它“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海國圖誌》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洋務派、早期維新派和戊戌維新派，是他們奉為圭臬的教科書。這部皇皇大著很快就流播扶桑，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改革家吉田松蔭、橫井小楠等人從中所得的借鑒甚至比中國政治家還要多。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也並不為錯。


在《翻刊海國圖誌序》中，日本鹽谷世弘甚至為懷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為有眼無珠不識國之重寶的清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感到悲哀：“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於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編書著書二十餘種，其中《海國圖誌》和《聖武記》影響至為深遠，它們是那個時代中華愛國者強烈要求變革的先聲，由於外患日亟，清政府過於腐敗無能，好一陣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折騰之後，終於以沈淪慘敗而收場。魏源的藥方夠好，無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王開林：魏源：強國夢【3】）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28, 2021 at 5:11pm

疫情當前：命運共同體

楊光：《聖經》裏的諾亞方舟和中文的成語“同舟共濟”，都表達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即在威脅到整個人類衛生安全的災難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而且有著同樣的焦慮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蘭：我們確實應該把全球性的共同體，視為所有人類健康的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存在、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分享著相同的命運。現象學家胡塞爾也曾引用諾亞方舟這個意象，來說明地球像諾亞方舟一樣，是贈予我們的禮物。生態學家和建築師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飛船。這些意象都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不管我們有什麼矛盾，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才能存活和繁榮發展下去。（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


延續閱讀：

Dymaxion Map

莫蘭：新冠危機 :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2, 2021 at 6:21pm

鍾永有《婆羅洲島與中國》

3000年前東南亞婆羅洲島與中國產生聯系

從廣義的婆羅洲文化乃至於相對狹義而言的婆羅洲中華文明文化，或許早自中國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計起迄今3063年，就逐漸開啟建立婆羅洲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中國海（南海）商貿活動、宗教傳播、人員往來互動的紐帶關係。

當然，大眾最為熟悉的是其後而來的中國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計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鄭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隨後18世紀至20世紀300年間中國南部省份沿海民眾，一批接一批冒險遠渡南中國海“下南洋”到東南亞包括到婆羅洲島（Borneo）披荊斬棘在新天地謀生，融入當地社會定居，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產生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還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據專家學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華人群體幾乎請一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個省：廣東省、福建省以及廣西省。

縱觀當時這3個華南省出現社會動亂、人口增長壓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東南亞，因此東南亞各個地區也就形成中國大陸人員外流，尋找安居樂業新天地的目的地。

專家研究指出，早於公元5世紀初，中國大陸於晉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時期的東晉（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顯，在佛教聖地印度學習佛學取經後，在乘船航返中國大陸的途中，曾經在一個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過。雖然無法確定“耶婆提”的確實地點，不過，一些歷史學家相信法顯曾在“婆羅洲”停留一陣子。

宋朝與勃泥建立聯系

而根據中國《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記載，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個名叫“勃泥”的王國，曾向中國朝貢。而根據宋代趙汝適所撰《諸蕃誌》“渤泥國”（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記載，每當一艘外國船舶航經“渤泥”時，船長總是會把中國佳肴饋贈“蘇丹”。若該記載是正確的話，這意味著在中國於宋朝時期，中國和“勃泥”之間就建立了聯系。

根據史料所述，中國的《梁書》（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書》（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舊唐書》（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這三個中國朝代的正史都記述“婆利”於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經派遣特使向中國朝貢。

在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確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來往關係。例如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發現的中國大陸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國商賈或旅客們，從中國大陸帶到這些東南亞諸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指婆羅洲達雅族人（Dayak）的裝飾和圖案，與中國大陸周朝末年時期的圖案很相似。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ly 1, 2021 at 8:54pm

中國人在公元前三世紀 與婆羅洲島接觸

因此，一些專家推測中國人早在公元前3世初，或者在更早時期，就開始“下南洋”與婆羅洲島島民往來接觸。

來到了14世紀，歷史記錄顯示較為明朗化。當時，明朝（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早期皇帝采取海洋開放政策，再度與南洋各國加強聯系。公元1405年，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穆斯林）首次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鄭和曾經前後7從次從中國大陸乘船南下，其中兩度據說經過了“渤泥”。

按中國歷史載籍，公元十五世紀期間，馬來群島的統治者曾多次前往中國覲見明朝皇帝。《明史》記載渤泥國王麻拉惹加納（Maharaja Karna）曾於公元1408年謁見中國皇帝。

從中國官方的編年史內容，發現在這期間中國和南洋（東南亞）之間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貿易往來和各種交流接觸。

且看婆羅洲島上的第一個14世紀的露天遺址完成發掘工作。1966年7月12日，在砂拉越河三角洲山都望（ Santubong） 的鐵礦區所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在望基山（Bongkisan）這個地方發現一堆木炭。而根據陶器年代測定法，可推斷婆羅洲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應該是開始於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後期，並相信婆羅洲島上的望基山曾於13世紀因與中國人往來而一度繁榮興盛。

《諸藩誌》和十五世紀的《東西洋考》對12世紀和13世紀的海上貿易有相當詳細的描述。羅幹（J. R. Logan）於1848年的《印度群島和東海》寫道：“有證據顯示，在九世紀時就有這種貿易在爪哇進行。如果當時已有這種貿易存在，他們（中國人）可能在極遠古年代，甚至在婆羅洲馬來王國成立之前，便訪問過婆羅洲。”

歷史學者田汝康也認為中國人與婆羅洲長期通商，以及偶而同婆羅洲進行政治接觸的證據，說明婆羅洲在早年時期可能就有一些華人拓殖地存在。

汶萊蘇丹娶華人為妻

關於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還有其它說法。按《文萊歷代國王系譜》記載，在15世紀時的文萊國第2位蘇丹（公元1435年至公元1450年在位）迎娶“王三呂”（或黃森屏）的女兒或妹妹為妻，而據說王三呂是跟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福建人。

還有，率領西班牙船隊環行地球一周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於1521年航經文萊（汶萊）停留時，曾提及中國的絲綢，度量衡及刻有漢字的錢幣。

按聖約翰在其《東印度群島歷史和現狀》記載，在歐洲人與婆羅洲之間往來的16世紀初，已有華人在文萊定居，並指這些華人從事他們“特別擅長”的行業。

到了17世紀開起，海上貿易活動蓬勃擴展開來，於是，中國大陸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出現了密切聯系，而從這個世紀開始，掀起了中國大陸華人群體一批接一批大量移居南洋地區的新浪潮，而婆羅洲則是接受大量新華人移民群體的地區之一。

這對於南洋地區的馬來群島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發展，都產生一定的影響，乃至於與當地的統治者和原住民群體密切合作交融，同時，華人也與當地達雅群體進行異族通婚，逐漸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融合情況。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30, 2021 at 9:51pm

鍾永有《華人落脚婆羅洲》

從中國大陸下南洋的華人群，體分批次到婆羅洲諸地區。他們首先來抵達文萊、馬辰（Banje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區，人數也越來越多，從事各種商貿、開礦、開墾、種植、養殖等活動。

1608年開始，荷蘭人婆羅洲設立第一商站，並雇用擁有社會影響力的華人，陸續開拓諸如在三發（Sambas）、砂督（Satok）、坤甸、馬辰（Banjermasin）、文萊（Brunei）各個王國的“酋長”（蘇丹）訂立商業貿易協議。這也顯示華人群體比較起歐洲人更早融入婆羅洲這片土地，並落地生根，發揮影響力。

  

到了18世紀期間，華人群體在西婆羅洲進行大規模的貨物例如胡椒、橡膠產品等出口貿易，同時華人為當地居民提供諸如絲綢、印尼棉布、白洋布、陶瓷器等價廉物美商品，可謂應有盡有。

砂拉越明顯和中國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接觸。不過，由於某種不明原因，華人在砂拉越留下的直接接觸痕跡，到了15世紀中葉便消失無蹤。不過，華人群體卻在文萊的聯系延續了一百年之久，文萊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密切。

因此，華人在婆羅洲沿岸的貿易活動，看來是於16世紀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競爭下才宣告中斷的。縱觀在往後的兩百年中，中國和砂拉越之間便很少來往了。

文萊原本是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口岸，文萊王國蘇丹也因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聯系而富強起來，王國領土版圖不斷在婆羅洲島上擴大，在蘇丹博基亞王朝（Sultan Bolkiah，統治期從公元1485年至1528年）時期達到最巔峰，領土版圖涵蓋婆羅洲島絕大部分土地、菲律賓中南部諸多大小島嶼。

有史學家認為，文萊早期的蘇丹國是依賴中國支持，而得以成立並強盛起來，而早期的蘇丹或許是一個中國大陸華人。

信奉伊斯蘭教的文萊蘇丹王國（Sultanate of Brunei 或 Negara Brunei）的第一位馬來族（Malay）蘇丹（王/國王）是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中國大陸稱他為默哈莫沙（Mohamo Sha），他自公元1368年起成立並統治文萊蘇丹王國，直至1402年逝世。

研究指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原名為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他成為“阿旺阿臘伯達達”（Raja Awang Alak Betatar）直至1360年代初改變信仰成為伊斯蘭教教徒，然後迎娶淡馬錫（Temasik）國王的女兒（Iskandar Shah國王或 Sang Nila Utama國王其中之一人的女兒）。淡馬錫是新加坡舊稱，當時文萊把淡馬錫稱作“柔佛”（Johor）。

從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的原名“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這個名字來看，穆罕默德沙阿這位蘇丹很可能原為一位佛教徒或興都教徒。他於1371年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按《明史》（書 325）Ming Shih (Book 325)記載，1370年的文萊王是“Ma-ho-mo-sa”，並指其繼承人也擁有佛教徒名字。

這也意味著，在文萊馬來蘇丹王國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先民在婆羅洲島的前文萊蘇丹國王朝（Pre-Sultanate）這塊土地及附近地區定居或活動了。

後來，由於文萊蘇丹王國發生內訌，王朝家族人事出現了變動，與西班牙入侵者戰鬥傷元氣，再加上隨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刻意扶植其新加坡殖民地成為一個全新的商業轉運站，文萊蘇丹國的商港地位和蘇丹王朝開始（19世紀明顯開始），縱使文萊蘇丹當時不歡迎新加坡崛起，可是卻無能為力扭轉文萊王國沒落的窘境，其龐大國土也遭英國人瓜分，納為今日的東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和沙巴。 

早期華族商賈對砂拉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們是現今砂拉越華人的先驅，而是他們對當地土著社會所起的巨大影響力。其中之一是華人群體同土著群體大量通婚，這不但讓土著群體擁有華人血統，而且還承傳了華人擅長的許多技藝和文化，即土著傳承了中華文明內涵。

Comment by 卡萊爾的書包 on June 29, 2021 at 11:35pm

鍾永有《羅芳伯建“蘭芳共和國”》

在婆羅洲南部，華人的貿易活動在砂勞越這所謂對華人不利的“黑暗時代 ” （公元1580年至1840年）里，仍然持續著。

到了19世紀中，有數千名華人散居在三發和坤甸一帶，而他們也就是從西加里曼丹移居到砂拉越的第一批華人，即西加里曼丹開拓者羅芳伯客家籍貫後輩群體。羅芳伯在婆羅洲島坤甸建立從1777年至1884年強盛一時，實行大總製的“蘭芳共和國”或別稱“蘭芳公司管轄區”，這也是由中國大陸客家籍貫華人在海外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根據文獻記載，當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東來砂拉越時，當下已有一名中國大陸的廣府籍貫人已在砂拉越居住，他就是劉直。劉直在1830年前後偕同數名友人，從中國乘搭帆船首先抵達砂拉越的成邦江（Simanggang），然後轉到古晉的砂督。他以種菜和飼養牲畜為生，後來成為白人拉惹布魯克的管家，而後來追隨他的同鄉於1857年積極協助拉惹對付叛亂行動。

砂各籍貫華人各有領袖

且說客家群體在砂拉越安家落戶之後，隨布洛克管家劉直之後而來的新移民，有詔安人、潮州人和其他各籍貫群體的華人。每一種籍貫的華人都有一名領袖當代表人，客家群體為劉善邦、福建籍貫領袖王有海、詔安籍貫領袖田考、潮州籍貫領袖劉建發，被看成華人社會的首領，對於華人事務，白人拉惹征求領袖們的意見或商談。

縱觀二十世紀掀開了砂拉越新一波發展新時代。在這個世紀初，新一批華族移民的新浪潮出現，不斷地湧入砂拉越的拉讓江（Rajang River）流域，推動砂拉越的經濟和教育不斷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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