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自己:创意人心理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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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22, 2021 at 11:54am


詩性嬉戲體驗

看見兒童嬉戲,楊萬里詩性大發,揮筆寫下一首詩,成就千古之作。

在盛世大唐時期曾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詩人,他們依靠著大唐恢宏的氣象,所創作的作品多以唐詩為主。而到了宋朝,宋詞卻如一陣春風一般,從南吹到北,可以說,宋詞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尤其以蘇軾、柳永等人為代表,他們致力於宋詞的研究,更是將詞的風格多樣化、系統化,可以說,將宋詞的發展到了巔峰,一度超越了詩在宋朝的地位!

而在宋詞大方光輝的宋朝,還是有很多詩人專注於詩的寫作。宋朝的著名詩人楊萬里就是其中一位!他一生作詩無數,宋詩的輸出量極大,他作詩兩萬多首,現存四千二百首詩。鑒於楊萬里對詩的傑出貢獻,被世人稱贊為“一代詩宗”!楊萬里耳熟能詳的宋詩作品也是非常多的,比如我們所熟悉的《小池》“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還有《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等等。

今天小編要給大家推薦的這一首詩,是詩人楊萬里看見村頭兒童在嬉戲,瞬間令其詩性大發,於是他揮毫寫下了這首詩,往往瞬間的靈感是最難能可貴的,也因為這首詩的膾炙人口,成就了千古之作!那麼我們就一起來品讀一下楊萬裏的這首詩吧!


宿新市徐公店


籬落疏疏一徑深,樹頭花落未成陰。

兒童急走追黃蝶,飛入菜花無處尋。


這首詩是詩人楊萬里經過新市,住在一間姓徐的人開設的客店裏,農村美麗的風光和兒童嬉戲的情景,深深吸引了他,觸發了他的詩興。我們先大體了解一下這首詩的意思:籬笆稀稀落落,一條小路通向遠方,樹上的花瓣紛紛飄落,卻還尚未形成樹蔭。小孩子飛快地奔跑著追趕黃色的蝴蝶,可是蝴蝶突然飛入菜花叢中,再也找不到了。


“籬落疏疏一徑深”,第一句詩人主要描寫了籬笆和小路,籬笆是農村所特有的,這裏的“疏疏”寫出了籬笆的特點。小路蜿蜒曲折著,深深地通向了遠處。詩人這裏對籬笆和小路的描述,寫出了農村此時的寧靜氛圍。“樹頭花落未成陰”第二句寫出了路旁樹枝上的花已經飄落,但樹葉還沒有長得茂密,點名此時季節應該為早春,暗喻出農村一派欣欣向榮之景。

“兒童急走追黃蝶”而就在這般愜意、寧靜的氛圍之中,詩人筆鋒一轉,卻瞧見了有兒童正在追趕黃蝶,此時的氛圍一下就活躍、歡快了起來,也寫出了農村兒童那種天真無邪、歡快好動的特點。“飛入菜花無處尋”黃蝶與菜花顏色一樣,此時二者融為了一體,一下子讓兒童無從找起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到此時找不到黃蝶的兒童表情和神態應該是十分焦急的,那古靈精怪和天真的面孔我們應該能夠想象的到!

縱觀這首詩,詩人楊萬里看見兒童嬉戲,於是詩性大發,他揮毫寫下這首詩,卻成就了千古之作。詩人楊萬里通過對早春農村景色的描寫,描繪出一派欣欣向榮之景!詩人更是動、靜相結合的手法,成功地刻畫出農村恬淡自然,寧靜清新的早春風光,讓人羨慕不已!(原載:詩文書畫匯 2019-02-18)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17, 2021 at 9:00pm


柏格森談物質與記憶·身體是行動的中心


我們簡單地概述了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闡述的幾個核心理論,即關於物質、形象、身體、純粹知覺的理論“身體是行動的中心”,這一簡明的表述,固然可以看作是柏格森對於身體概念的一個定義,但是,我們唯有結合他的形象理論和純粹知覺理論,才能理解這一簡單表述的深刻內涵。


形象的集合之中,也就是說在宇宙之中,有一些“行動的中心”。身體,或者說“我的身體”就是這樣一種行動的中心,其內在的知覺再現著外在的形象,從而描述出身體在面向外部對象時的可能行動。在對於一切外部世界的中,我的身體始終處於某種中心的位置。


也就是說,一切外在的對象,是通過面向我的身體時的方向來被定義的,借助諸如“前”、“後”、“左”、“右”之類的語詞。漸漸地,知覺就把我的身體視作中心,因為我的身體似乎是一切知覺的起點。於是,“我的身體”作為一個行動的中心,並不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中心的點,而是一個行動、抵抗、運動的中心。我與外物的距離,衡量的往往是某個可能的危險的遠或近,或者某種福祉的遠或近。


我們還注意到,在柏格森這里,形象的集合總是先於形象,也就是說,世界先於身體,也就是說在身體出現之前,總已有了一個世界。對於人而言,存在、活著,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取代了主體與世界的二元論,柏格森在這里建立起一種“形象”的一元論。


實際上,我們將在《物質與記憶》的後面幾章看到,借助於一種記憶理論和多層次意識理論,柏格森將證明,精神和物質之間不再是性質的差異,而只是等級的差異,於是精神和物質所代表的將只是存在的不同層次而已。在這種多層次的一元論之中,意識(或者說)精神,作為綿延不斷的一種努力,不斷突破物質的限制,不斷追求更高的自由和創造。

而這種自由和創造,則唯有通過身體才有可能。
(鄧剛:形象、知覺、身體——柏格森《物質與記憶》中的身體概念,原載:2017-06-18 LEON波格)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August 14, 2021 at 10:38am


王家新譯 / 勒內·夏爾《最初的瞬間》

我們曾觀看這片大水,當它流過,在我們面前洶湧。突然間,它就淹沒了山嶺,從它母親的那一邊吸引著自身。這不是一道向自身命運屈從的激流,而是一頭無法形容的野獸,而我們成為它的語言和存在。它多情地把我們張在它所有的想像力的強勁弓弦上。怎樣的介入才可以克制我們?日常的碎屑已經剝落,激蕩的熱血返向它的燃點。被敞開收容,被打磨成不可見,我們,是一場永不完成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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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26, 2021 at 11:25am


夸西莫多·詩歌誕生於孤獨

詩歌誕生於孤獨,並從孤獨出發,向各個方向輻射;從獨白趨向社會性,而又不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的附庸。詩歌,即便是抒情詩,都始終是一種“談話”。聽眾,可以是詩人肉體的或超驗的內心,也可以是一個人,或者是千萬個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歸於封閉圈一樣的自我,只是借助於疊韻法或者音符的、隨心所欲的遊戲來重復那些,在業已退色的歷史年代里他人早已製造的神話。
(1959年夸西莫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25, 2021 at 8:34pm


在話語權框架裏了解散文詩對自我賦權的意義


吳承學學者認為:

“對於眾多的文體,古人並非平等對待。在他們的觀念中,文體有正變、雅俗、高下之分,文體的地位是由文體產生的年代與文體的藝術特征如表現對象、語言特色、總體風貌決定的,這種文體正變的觀念,影響著古人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

小說、詞、戲曲的地位在中國古代一直不高,原因就在於詞、戲曲屬於文體之變,歸為俗文學。散文詩也屬於文體之變,雖與自由詩一起出現,但在文壇上地位不高,作為新文體其文類地位一直受到質疑。

筆者提出散文詩作為獨立的文體,除了散文詩的創作確已成為不可否認的文學實踐,值得重新去定位、探討,另一方面也是對固有文類權利的抵制與反思,借助福柯的權利理論思考散文詩的文體獨立問題,可推進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走出純理論的思辨分析,進入到更大的文化語境和文藝活動實踐中去。
(張翼《散文詩文體獨立的文化價值與意義》2017/08/13 來源:散文詩人)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21, 2021 at 3:09pm

陳明發《夢魏源》

已經是第三天,同個時間

晨曦推開葉隙露出朦朧的臉

我不打算立即起床
寫下夢裏的經歷
當意念和情境對坐相看
任何符象都經不起翻譯

頭一晚的手信是豬肉三斤
素昧平生的你囑我西式烹製
第二晚你給我理頭髮
抖盡晚雪的批肩成圍巾
第三晚,我設法把一句話
攪進就快滾沸的熱湯
韻律像麵團在鑊裏不委婉
一用力,折斷鍋鏟

我明白圍巾的寓意
可新的勺具
在哪裏?

(21.7.2021)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19, 2021 at 6:50pm

魏源·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

日盡月野白,餘暉在山頂。

流水如有情,徘徊上襟領。

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

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

危雲天際峰,斜霓天南影。

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

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

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

(魏源《晚步尋愛晚亭至嶽麓寺》)


魏源 
(1794~1857) 名遠達,字默深,漢族,湖南邵陽人,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導者,林則徐的好友,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於湖南邵陽縣金潭(今邵陽市隆回縣金潭),咸豐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歿於杭州。


魏源的嶽麓書院情結

嘉慶十二年(年),少年魏源離開了苦讀多年的家塾,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來到了邵陽縣城愛蓮書院求學。

相傳著名文學家周敦頤即在此種蓮,他的傳世名篇《愛蓮說》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蓮,花之君子者也”,即為愛蓮書院起名之濫觴。

愛蓮書院的讀書生活給魏源留下綺麗的回憶,他在《答友人書院讀書之邀》一詩中吟道:“池蓮應入夢,門柳正扶春。”


“歲時,參加縣考,” 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聯名如貫珠。而何最少,世稱 “三神童” 。縣試之後,補縣學弟子員。參加府試,考取案首。


歲時,魏源參加院試,名列前茅。此時的湖南學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他是藏書家、金石家和書法家,晚年其書法更加成熟。這位博學多才的學政看中了年輕有為的魏源,對魏源愛護有加。三年縣學使魏源知識面拓寬,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嘉慶十五年(年),魏源回到故鄉,開館授徒。因為他課教得好,“名聞益廣,學徒踵至”。“腹內孕乾坤”的魏源並不滿足鄉間塾師的平靜生活,他於嘉慶十八年(拔貢是科舉製度中貢入國子監生員的一種。清代規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學政在生員中考試選拔優秀生員,保送入京,作為拔貢。每府學各名,縣州學年)來到省城長沙,進著名學府嶽麓書院學習,準備參加選拔貢生的考名。經過朝考合格,可以充當京官,知縣或教職。

這對魏源來說是難得的機遇。因為嘉慶十八年正是清代拔貢的正科之年。魏源在嶽麓書院的時間不長,只約個月。但在學習期間,結識了一批良師益友,如湯金釗,袁名曜,李克鈿,何慶元等。這些名士對他一生的事業和成就都起過重大的作用。


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湯金釗。湯金釗,字敦甫,一字勖茲。浙江蕭山人。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十五年任文穎館總纂,十六年任湖南學政,十八年任滿回京後升為國子監祭酒。他在主持湖南拔貢期間,辦事認真,正直無私,錄士極嚴。他在視察嶽麓書院時,對嶽麓書院辦學方針及教學方法進行充分調查,對其嚴格辦學十分滿意。

在學生中,他尤其喜愛才具獨特的魏源。魏源同湯金釗前輩有過較頻繁的交往,從湯身上學到不少知識。湯金釗與湖南巡撫廣厚主持湖南拔貢。這次選拔,魏源亦名列其間。


魏源到北京後,多天未露面。湯金釗提醒他去拜見選取他的老師。但是,不善鑽營且只知苦讀的魏源,卻一頭紮進古書堆中,湯金釗感到奇怪,以為他病了,便親自去拜訪。

“(湯)相國疑其疾,問之。府君(魏源)垢面出迎,鬢髮如蓬,相國愕眙。及出所業,瞿然嘆曰:‘吾子勤學罕覯,乃深造至此,然而何不自珍愛乃爾也。' ” 湯金釗禮賢下士,愛才若渴,躍然紙上。從中也可見,此對忘年交情誼之篤。

袁名曜,湖南寧鄉人。他是魏源就讀嶽麓書院時的山長。他治學嚴謹,辦學認真,為文高遠,談鋒甚健。據《寧鄉縣誌》載:“其為文意格高渾,不落恒蹊,穿穴經史,自達其所見。” “足跡遍天下,尤留心輿圖厄塞,河渠險隘,古今沿革。” 這位山長對青年魏源有較大影響。

李克鈿,字冠湖,湖南桂東人; 何慶元,字積之,湖南桂陽人。是魏源在嶽麓書院時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於湖湘學派而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和魏源是同科拔貢,成為學術思想上的知交。


嶽麓書院的讀書生活對魏源一生影響至大。在以後長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他同也是嶽麓書院畢業的著名人物賀長齡,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間的交往和情誼。在嶽麓書院讀書之餘,他漫步愛晚亭,留連嶽麓山,曾賦詩抒情:“日盡月野白,餘暉在山頂。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領。野服欺松風,幽尋自人境。是時月未上,萬象互光景。危雲天際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獨立,溪急野逾靜。冰鱗空水明,歸翼涼煙引。詠歸謝童冠,意行無遠近。”

魏源自註作《晚步尋愛晚亭至嶽麓寺》,見《魏源集》,這首詩是魏源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遊愛晚亭,覽嶽麓寺,有感而發。他一心攻讀,積極儲備,但讀書時的心境是恬淡平靜的。嶽麓書院的短促的歲月給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終生難以忘懷。可以說,這就是魏源的嶽麓書院情結。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18, 2021 at 2:53pm


工業化:無詩意的文化研究

法國政治思想家亞里克西思·德·托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早在1835年寫到英國的工業化城市曼徹斯特時作了這樣的描述:


從這汙穢的排水溝里,流出了人類工業的最大巨流,澆肥了整個世界;從這骯髒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黃燦燦的純金。在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殘暴的發展;在這里,文明表現了它的奇跡,文明的人幾乎變成了野人。


這里的話雖不多,卻揭示了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是雙重的“禮物”。一方面是物質的豐富,巨大的財富,想象不到的奇跡,才能的充分發揮;可另一方面是環境的汙染,生存條件的破壞,人的貪欲的泛濫,人性的片面的發展等。

後來,很多國家的工業化也產生同樣的問題。

在如此現實面前,作為人文社會工作者,作為一個作家、文藝理論家,他們能做什麽呢?難道他們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銷那種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拜物主義這種行列中去嗎?當然不是,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去影響經濟發展,要制約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某些負面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原因,在中國當前的學術界,就流行起“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方引進來的一個詞,但是,它被引進以後,就成了中國當前的一種思潮。文化研究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在目前這種文化研究的對象轉了向,已經從解讀大眾文化等等現象,進一步地蔓延開,比如說去解讀廣告,解讀模特表演,解讀小區熱等,結果,解讀的對象就離開了文學、藝術作品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謂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蛻變之後,這種批評不但不是去制約消費主義,反而是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無詩意的和反詩意的社會學的批評,像這樣發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僅要與文學、藝術脫鉤,要與文學藝術理論脫鉤,而且成為新的資本階級制造輿論,成為新的資本階級的附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新構想。
(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8, 2021 at 1:43pm


教會我們如何生活的哲學家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在《存在主義者的咖啡館》(2016)中講到,薩特反映了1938年的焦慮,並將他所在的時代與古希臘時期做了比較。那時,雅典人從亞里士多德科學式的冷靜推理,轉向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更具個人色彩和變革性的思想,“這些哲學家教會了他們如何生活。” (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Comment by Rajang 左岸 on July 3, 2021 at 10:30pm


維柯:新科學

維柯認為,數學中的數量世界和人類生活於其中的民政世界,同樣都是人類創造的產物,而且與數學世界相比,民政世界更為真實,因為人類不僅創造了民政世界,並且生活和參與到其中。

維柯說:“幾何學在用它的要素構成一種量的世界,或思索那個量的世界時,它就是在為它自己創造出那個量的世界。我們的新科學也是如此 (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但是卻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處理人類事務的各種製度,比起點、線、面和形體來更為真實。”


所以,歷史同樣也可以跟自然哲學一樣,擁有普遍永恆的原則,從而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維柯認為歷史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科學,是因為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自然而然,人類就能夠認識它,並把握其中的真理性內容。因此,被笛卡爾普遍懷疑所拋棄的歷史,在維柯哲學裡獲得了真理性的保證,從而成為一門新科學。

新科學的研究必須要以歷史開始的地方為起點,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必須要從理性尚未充分發展的、處於野蠻狀態下的人類開始。正是在這一考察過程中,維柯為我們揭示了“詩性智慧”

编註: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或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是一名義大利政治哲學家、演說學家、歷史學家和法理學家。他為古老風俗辯護,批判了現代理性主義,並以巨著《新科學》聞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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