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心靈素質(6)福柯 + 德里達

想進視覺傳達這一行?聽聽頻頻贏得國際設計大獎的臺灣設計師陳永基的體驗:“我認為風格不是重點,重點是要以國際性水準來檢視自己的設計,用國際觀和地球村的格局要求自己。” (Close by Dongyup 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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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eptember 12, 2021 at 6:55pm


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


席勒是一個在文學、美學、歷史、教育等諸多人文領域,都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文化巨人,他的這些在話語層面的努力又深深地介入了現實世界。本文將席勒話語實踐內在動力和現實效果歸結為“詩性政治”,並認為“詩性政治”是理解和探索席勒內在理路的關鍵概念。

“詩性政治”意味著排除物理層面的暴力鬥爭,而以想像的方式,尤其是詩思、哲思的方式,在話語中表達政治立場、踐行政治理想,其中涉及藝術與政治、藝術哲學(美學)與政治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它既是藝術行動、美學行動、政治行動之間互動的結果,也是藝術話語、美學話語、政治話語之間互動的結果。詩性政治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話語系統之中,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或者說人類就是以政治性實踐中的藝術性想像和藝術性想像中的政治性實踐而生存的。

其特征為政治上的想像性和藝術、藝術哲學上的公共性。其表現則是以藝術、美學批判的方式幹涉、影響現實政治;以藝術想像、美學思辨的方式營造、構建理想政治。  

而席勒的詩性政治至少在文學和美學這兩條路徑上得到展開:在文學上,他以戲劇創作的方式表達其政治理想,從個人政治、國家觀念到民族建構,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有涉獵,不一而足。

在美學上,他極度關注人的自由、進步,提出以審美教育的方式,來將人導引至更加完美的境界。而反過來,他的文學實踐和美學探索又構成了其詩性政治的本體。在其話語實踐之中,古希臘精神、希伯來傳統、神聖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了重要的話語資源。同時,席勒所接觸到的所有現實問題如個人自由的獲取、市民階級的權利主張、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構,也都成為其詩性政治內在的現實基礎。

於是,席勒的文學與美學和他的詩性政治理念結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席勒充分發揮了文學的顛覆功能,運用其浪漫想像使之成為現實秩序的挑戰者和美好未來的勾勒者;同時又充分發揮了美學的建構作用,試圖以審美教育為路徑達到通往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社會的至上境界。

此外,席勒及其創作由於其內在的複雜性而使得後來者的評價眾說紛紜,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的對立,就是一個最具典型性的話語謎團。這一問題一方面涉及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立場,一方面涉及到席勒的詩學立場和詩性政治實踐形式,此外也涉及到席勒及其作品的闡釋歷史和偶像化、神聖化歷程。席勒的詩學立場也是其詩性政治的組成部分,而革命導師們的批駁則有其現實的原因。

本文力圖抽絲剝繭,盡可能還原當時歷史的風貌,以揭示這一話語謎團的內在糾結之處。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席勒的詩性政治在很多方面已經不乏保守之處,其廣廷性也不足以覆蓋當下的複雜現實。但保守與過時絕非同義,有限也並非意味著狹隘,席勒的詩性政治秉承了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追求,在當下仍然有其適應性和有效性。

尤其表現在對個體自由的堅持和對道德的追求方面,而這兩個問題也與現代——後現代問題息息相關。所謂“現代——後現代”問題,本身就是和“中世紀——現代”轉向問題緊密相連的。它們隸屬於同一個問題域,即“人的完善”“社會的完善”問題。

作為中世紀——現代轉軌時期的巨人,席勒的創作與闡釋對“現代——後現代”問題,有著確定無疑的啟示與借鑒作用。席勒的詩性政治立場雖然誕生於數百年前,但他所采用的方案和選擇的路徑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有效性。人類有文字的歷史不過數千年,所遭遇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有限的,席勒所引導的方向不僅在當下,而且將在未來持續性地發揮效力。張秀予,2010,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原載:眾賞文庫)

(編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ugust 19, 2021 at 4:50pm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特征與宣言的“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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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下半葉,隨著丹尼爾·貝爾所描述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一股“反”現代主義的思潮。這一思潮最初發端於建築藝術領域,進而擴展到文學、社會學領域,後又濫觴成為一種對現代性事業本身進行深入、持久、全面反思的哲學運動。

由於這一思潮強調,它與現代主義傳統的決裂,強調它對現代主義思想理論的批判與超越,因此被冠以“後現代主義”的稱謂。


對於這一詞匯的名詞形式“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利奧塔明確地說到:“`後現代性'不是一個新的時代,而是對現代性自稱擁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寫,首先是對現代性將其合法性,建立在通過科學和技術解放整個人類的視野基礎之上的宣言的重寫”。

對現代性特征與宣言的“重寫”,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學術視角的轉換,意味著理論範式的重建和話語概念的重構。在這種新的語境中,我們以傳統方式建構起來的認識與實踐對象,必將呈現出新的面貌與特征。


因此,作為現代性事業的主要特征與推動力量的現代技術,以及對技術的哲學反思,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將獲得新的內涵、新的思路
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Photo Crredit:mymodernmet.com)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21, 2021 at 2:57pm


“小敘事”與經驗轉向

後現代主義哲學反對現代理性的宏大敘事,認為它“大而無當”,且造成話語上的霸權與壓迫,主張用小敘事代替思辨的和解放的大敘事。

利奧塔說:“我們不再求助於宏大敘事,即我們既不能求助於精神的辯證法,甚至也不能求助於人類的解放,來使後現代科學的話語合法化。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小敘事仍然是富於想像力的發明的精華,在科學中尤其如此”[3]


當代技術哲學研究本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傳統哲學的模式與框架內進行思辨性的敘事,但是在後現代的語境中,這種傳統的學術路線發生了變化。

具有“小敘事”特征的“描述性主題”開始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重心,在建立“描述性主題”的共識之下促成了當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所謂`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不是把關於技術的哲學問題從關注的中心移向邊緣,從而使其失去`哲學的'特性,也不是消除掉技術哲學中的規範和倫理價值,而是意味著技術哲學家要反思技術就必須去打開這個黑匣子,使他們的分析基於對工程實踐的內在的洞察和從經驗上對技術的充分的描述”[8]


新試驗主義者貝爾德指出:以往的技術哲學只注重形而上的分析,而忽視了對技術人工物這一基本的物質存在物的研究,當代的技術哲學研究應從中吸取教訓。這就是說,長期以來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一種嚴重的失衡,一方面是大量的關於技術的社會後果的規範性評價,另一方面是幾乎無人關注技術的設計、生產、維護、改造、

創新等微觀機制。由於缺乏這樣一個經驗性基礎,技術哲學的研究就潛伏著成為空中樓閣,流於空泛的危險。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顯然與上述後現代主義哲學對“小敘事”的倡導具有內在的契合。
(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15, 2021 at 10:41pm


孟樊·各文類共通的特性


散文詩是現代中國詩壇乃至臺灣詩壇興起的一個新的文類,唯若自新古典主義的立場言之,由於其秉持“文類純粹”或“文類分立”(genre tranchē)的觀點,即每一文類各有范疇,不能逾越到另一個文類的領域(蓋“其各有自己的職司與樂趣”,因此,“詩何必要試著去變得‘如畫’或具有‘音樂性’呢?而音樂又何必要去講一個故事或描寫一個場景呢?”)。

出於這種“審美純粹性”的要求(Wellek and Warren 234),新古典主義向來嚴守小說、戲劇及詩(抒情詩)三個文類的分際,於是散文詩這種逾越純粹領域而兼有混血特質的創作,便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而遭到排斥,因為它違背了清晰且明確(clarity)的原則(229)。



然而誠如韋勒克(René Wellek)及華倫(Austin Warren)二氏所言,現代的文類理論則不但不強調文類之間的區分,反而“將興趣集中在尋找某一文類中所包含的並與其他文類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學技巧與文學效用”(235) ,所以介乎散文與詩之間的這種散文詩的出現也就能被接受了。

況且文類的概念也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改變,它本身更會因著文學史的發展,而產生增生繁殖的現象,例如十八世紀的英國戲劇就衍生出神秘劇、道德劇、悲劇和喜劇,非韻文的小說則被細分成小說與傳奇——這即是文類的再細分(Wellek and Warren 229),而散文詩即使不將之視為一個獨立的文類,那麼把它當作一個新詩的次文類也說得通。

文類本身就具有上下層的概念特性,所以次文類也是文類。就臺灣散文詩而言,借用瘂弦的話:“散文詩……是借散文的形式寫成的詩,本質上仍是詩。”——幾已成為臺灣詩人的共識(如紀弦、洛夫、蕭蕭、羅青、渡也、蘇紹連……),可以說本質上歸屬於詩的散文詩乃是新詩(或現代詩)的一個次文類 。雖屬新詩的次級概念,但散文詩仍有屬於自身的獨特屬性。

(見孟樊《蘇紹連的散文詩》,原文刊於臺灣詩學學刊十五號,作者採華倫與韋勒克二氏在《文學理論》一書之說,分從詩作的外在和內在形式來檢視他主要的三本散文詩集:《驚心散文詩》、《隱形或者變形》、《散文詩自白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ly 3, 2021 at 9:31pm


上帝也有個人喜好與個性選擇


在古希臘時期,文學就用神話、英雄傳說、史詩、戲劇、詩歌、散文、演說詞等各種方式,講述各種不同的故事。到了中世紀則出現了宗教文學、傳奇文學、城市文學,近代則有人文主義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啟蒙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現代則有現代主義文學,而後現代則出現了後現代主義文學。

這些文學思潮、流派不但采用的方式不同,講述的“事情”更是五花八門。盡管各種思潮、流派內部有共通、相似之處,但每一部文學文本都是獨創的、獨特的。


中國的詩歌從“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到《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經歷了從二言到多言再到錯落有致的長短句,可見即使是一種文體也是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的。

從文學理論上看,由亞里士多德創建的“摹仿說”到近代的“遊戲說”、“移情說” 、“心靈表現說”、“直覺說”、“情感表現說”、“再現說”等經典理論,在解構主義面前也灰飛煙滅。


從以上的敘述中,不難看出它們的差異性。文本只不過是作者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情境、不同心緒狀態下偶然創造的。他們只不過採用了不同的方式,講述著不同的故事而已,這一事實是無可爭辯的。

每一種新文學都是對傳統法規的反叛,但同時又在反叛中建構新法規,法規一旦形成,便趨於保守,而德里達的這一無原則的原則,使新法規的建構成了泡影。

尤其在市場化的世俗社會、物化社會情境下,文學文本已經商品化,買方市場已經形成,消費者——“上帝”會根據自己的品味選擇自己喜好,且符合自己本性的文學文本進行消費和再生產。

因此,讀者也獲得了消費和生產的雙重身份。文學創作也必定得遵循市場的規律,最終將被市場所整合。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可能比所有的封閉體系理論更有力、更強大。其次,建構了文學批評指向性無原則的原則。
(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30, 2021 at 3:47pm


闡釋本身是一種‘發明’

德里達說:“闡釋本身不是一種‘發現’——因為‘發現’是以一種的確存在但尚未找到的東西為前提——而是一種‘發明’。”[4](P35)

這是德里達為文學確定,又一指向性的無原則的批評原則——闡釋是一種發明。

至於“發明”什麼,德里達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我們按著他的學理理路可以看到,就是闡釋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著原文本留下的“蹤跡”,在自由遊戲過程中創造的新文本。

德里達認為,文學文本就像“簽名”、“簽署”或“署名”一樣,一方面具有唯一性、不可復制性、不可模仿性,具有借此認同此時此地特定簽署者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再生產和復制,可以在復制中辨認出原簽署者的身份。

因此,在一切文學文本中,“重新標示”是可能的。而這種重新標示只是對文學文本“蹤跡”的標示,“不再致力於破譯或夢想去破譯,一種不受自由遊戲和符號系統制約的真實或本源”。
[5](P739)(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28, 2021 at 9:48pm


延異:德里達解構傳統文本

“延異”是德里達解構傳統文本的法寶。德里達認為,文本的書寫過程,是一種運動,其本質是一種“延異”,即“產生差異的差異”。

這種“延異”在時間和空間上,既沒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為這種運動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標準,也沒有此後的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更沒有在現時表現中所必須采取的獨一無二的內容和形式。

德里達就是要用“延異”的這種特性,打破一切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標準和固定的絕對化;打破一切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打破內容和形式的分離。總之一句話,打破一切傳統文本的束縛,從而進入無限自由遊戲創作的天地。



解構主義的詞匯:消解、顛覆、反二元論、書寫、話語、分延、蹤跡、播撒等已被廣泛運用到哲學、文學、美學、語言學研究中。它實現了哲性詩學研究話語的轉型,刷新了人們對語言與表達、書寫與閱讀、語言與文化、文學與社會等方面的認識,影響和重塑著文學評論的性格,並開拓了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闡釋領域”。[1](P383)

對於德里達有時會產生一種誤讀,認為他只“解構”而不“建構”。其實德裏達要解構的主要是西方傳統文化中的“一切社會等級製和暴戾統治”,使其“根本無法重新安裝……沒有修復的希望。” [5](P721—722)而他的建構無非是采用了一種非常規、指向性的無原則的原則的策略。(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21, 2021 at 4:31pm


德里達·解構一切傳統文本

德里達解構的第三個目標是一切傳統文本。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是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中心主義,而其話語的力量全部立足於傳統文本上,並得以流傳、播撒。因此,解構一切傳統文本就成了德里達采用的迂回之迂回的策略。

按照傳統闡釋學的觀點,闡釋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並使之絕對化和標準化。目的是限制文本所表達的意義的歧義性、多意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封殺不利於統治者統治的可能性。(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3, 2021 at 10:39pm


書寫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復活

德里達說:“沒有一種自在的、對一切時代都適用的對存在和世界的闡釋,闡釋並不意味著在事物或文本的外殼下找出一種完整的、固定不變的意義”。[4](P35)在德里達看來,闡釋文本的重點並非發現原文本所謂的完整、固定的意義,而是使作者及其歷史條件獲得重生,使文本的書寫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復活。(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4]  李银河.福柯与性[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1, 2021 at 2:53pm


冠毒無可預測:存在主義幫得上忙嗎?

存在主義者知道,一旦危機結束,誓言和承諾就很容易失去力量。但是,盡管存在主義提供了所有現象學上的豐富性和對例外生活的洞察,它卻很少提及未知領域的真實輪廓,並對我們的脆弱如何在時間中顯現出來,以及其如何塑造具體的制度、法律和儀式隻字未提。哪些政治條件和文化習俗允許犯錯?我們如何確保弱勢群體得到應有的報酬?怎樣確保我們的學校不僅教會人們如何成功,而且教會人們如何失敗?記憶在多大程度上與負罪感有關?為什麼反對氣候變化的政治鬥爭沒有更加堅定地反映我們的脆弱性?存在主義很少面對這些類型的問題,但如果把目光從這些問題身上移開,就有可能使存在主義所批評的“無思” (thoughtlessness)成為永存的現實。 未來的存在主義對話將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制度上和實踐上的觀察,以建立一個忠於自由和存在主義不確定性,並對此有著強烈呼籲的社會。(原題:疫情之下,存在主義哲學為何重新流行?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

                                          (Source:Original Abstract Photography by Sven Pfrom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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