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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May 1, 2021 at 9:36pm

陳明發·發泄誤事

Election（選舉） 和 Erection（勃起），只有一個字母之差。對很多人來說，卻是異曲同工，都為了“發泄”。因此，事後才有那麼多的“早知道.........”（2018年12月17日 臉書 / 《練字簿》39）

                                                                               （Doctor's Advice）

註：以前很多人不無偏見地嘲笑西方人，聖誕舞會狂歡夜之後，很多女性隔天大夢初醒迷迷糊糊無所謂，九個月十個月之後，世界上卻出現很多無辜的孩子，那才是大問題。

選舉的狂歡行為，不必等九個月、十個月，很多當家的在行政上、觀念上、舉措上、言行上、態度上、政策上，現在都出現了“怪胎”，這個現象極富文學創作的隱喻。

我們當然不是馬奎斯、大江健三郎、閻連科哪一級的人馬，但不妨讀一讀大師們怎樣把一切怪象，提煉成文學極品，警示後世。


常言道，權力令人沖昏腦袋。其實，意想不到的勝利，突如其來的權勢，更像是最烈的烈酒，令沒有酒量（資格/條件極其有限）的人一下子就酒精上腦，胡言亂語之外，還想像自己是天下無敵的黃飛鴻，處處打醉拳；耍亂棍。

接下來，是等著看誰先醉死路邊；或無辜者白白被犧牲。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9, 2021 at 1:47am

佚名·凡人皆（志願）服從

人潮群聚虔誠向不可見的神祈禱，凡夫俗子搖身變成私刑屠夫，脆弱的受害者痴心擁護其施暴者…凡此種種，讓人不禁要問，人們可以服從到什麼樣的程度？
某些時候，極端的情況揭露了平常可能無法察覺的事實。

1991年，潔西．杜卡爾（Jaycee Dugard）這位年僅11歲的加州少女，當著繼父的眼前，在自宅前遭一對亡命鴛鴦綁架。2009年8月，事隔18年，潔西在距離自家大約數十公里外的小城安提歐克（Antioch）被發現。她如今已是位29歲的成年女子，住在一棟洋房後的棚屋內。她同時也已經是兩個小女孩的母親，而孩子的父親正是綁架匪徒。


這18年間，潔西曾有無數次的逃脫機會，但卻從來沒有實行。這個年輕女孩怎麼能夠如此長時間地服從？匪徒蓋里多（Philip Garrido）的妻子，又為什麼成為綁架與監禁罪的共犯？恐懼與威嚇適足以解釋，受害者對施暴者的拳拳服膺。權力縱橫的巔峰，就在於讓受控者也同意接受控制。

談到受害者合意服從這個棘手問題，當仁不讓地應該先提起拉伯埃堤（Etienne de La Boétie，生於1530年，卒於1563年）所著的《志願服從論》（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其出發點與其同時代的馬基維利（Macchiavelli）是一樣的：揭發權力的來源。

差別在於，馬基維利從王權的角度出發，而拉伯埃堤則是從人民的角度出發。起初的謎題是：為什麼人會接受服從其主，即便這個主子甚至是個暴君？對拉伯埃堤而言，很清楚地，統治與奴役這兩件事並不屬於自然現象。況且，人民無論在數量與力量上，都擁有推翻統治權的實力。如此一來，又如何解釋人民服從於治權一事？


拉伯埃堤就此提出了四項理由：首先，傳統和習慣讓人們相信這是“自然現象”，人們相信事情本來就該如此，任何人都無能為力。此外，還有一系列其他服從機制，包括對領袖及其領導地位象徵符碼的崇拜、自棄其權以及惰性使然。

人們屈服於治權之下，自己也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是他們志願服從。拉伯埃堤還強調了另一個重點：上位者懂得分裂異己以維持治權。暴君向來懂得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同理，他懂得和某些人分享他的部分至尊權益及領土。透過階級化的施惠，他就能分別保住委託者、支持者和眾臣屬。這就是另一項重點：臣服於王法能夠給自己帶來某些好處…。


論群眾的奴性

拉伯埃堤之說後，對大眾奴性的討論便停滯不前。從那時起，權力的問題落入政治哲學從統治權出發的角度討論，而非從服從的角度衡量。

問題再次浮現檯面，已經是19與20世紀交接之際。這個被譽為“群眾年代”（ère des masses）的時代，特色在於大批集結的人群：閱兵儀式、宗教典禮、大型政黨集會。群眾跟隨某個旗幟、領袖或是象徵符碼的身後魚貫而行。此舉令知識份子大感好奇，也使得以“人群”（la foule）這個議題鹹魚翻身，成為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兩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熱門主題。

1890年，達爾德（Gabriel Tarde）發表了《局限的法則》（Les Lois de l'imitation）。5年後，勒彭（Gustave Le Bon）出版《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書中指出群眾集結對個人產生影響甚鉅，足以使個人棄絕個體意願（註一）。在群體的支配下，受控的個人會如同遭到催眠般地失去自制能力。由政黨、軍方或教會策畫的那些大規模遊行，和打造原始社會的各項儀式具有相同的效力（註二）。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9, 2021 at 1:46am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拾了這個想法，於1921年出版了《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Psychologie des masses et analyse du moi）。書中，佛氏引用勒彭的“教唆”（suggestion）和“集體催眠”（hypnose collective），並以冗長篇幅加以評論後，嘗試在教唆機制以及欲望和性慾間建立連結。

群眾基於彼此對領袖或理想的共同情愫，臣服於神明、偶像或團體的腳下。跟從部隊或教會的步伐，這種自屈為臣的情感根基，其實和兒童服從父母，或情人彼此牽就的情感根基如出一轍。愛就像是被巫師下了蠱，讓一個人放棄部分的自我跟從他者的步伐。

在個人關係上，這種機制使人得以互結連理。在團體之中，就能塑造出一個社群。因此，必須在潛意識的深海底層尋找奴性的源頭。這個源頭的名字就叫愛，狗因愛而忠於飼主、孩子因愛而服從雙親、信者因愛而篤信神祇、奴才因愛而服侍其主。


凡夫變屠夫

二次大戰後，志願為奴這個議題再度沸沸揚揚，不過這次討論的角度不同。那是在大戰的末期，納粹體制被連根拔起，人們對猶太種族滅絕產生意識。知識份子紛紛提出疑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步田地？納粹體制怎麼有辦法讓這種事情發生？是什麼樣的條件讓凡夫俗子們搖身一變為嗜血的劊子手（註三）？

1963年，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 Arendt）出席了艾許曼（Adolf Eichmann）的裁判庭，艾氏乃被控將猶太人押入集中營的納粹要人之一。艾氏宣稱自己和猶太人毫無過節，一切只不過是聽命行事。若是此話當真，我們就必須承認“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é du mal）確有其事。漢娜鄂蘭如此做結：在合法權威的影響下，人們可能失去自由裁決的能力，並因此犯下最深重的罪孽…（註四）。


奴性因此足以將一名平凡人變成一個劊子手！為了徹底排除疑慮，社會心理學家米爾葛蘭（Stanley Milgram）於是提出一項著名的實驗。透過一次費盡心機的實驗性計謀，他提出了證明：不管是什麼人，在合法權威的命令下，都會對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下毒手，犧牲其性命。這項調查結果獲得頗為不凡的回響，並且引發了其他重蹈覆轍的試驗。

對志願性服從的研究始於“權威”（autorité）一詞產生意義的年代：權力如日中天，權威完全合法。這個權力當時由國家、軍隊、教會、甚至科學組織為代表，當時這些機構的合法性鮮少受到質疑非議（註五）。


然而，時至今日？數十年後，社會學家與哲學家陣營雙雙同意會診各型社會中某種“權威的式微”。無論在家庭、企業或學校中，民主化運動獲得相當的成效，而且幾乎掏空了傳統階級制的牆基。

比較起前代，當今社會中的個人應該生活得更自由且自主。如此一來，志願性服從的情況理所當然應該要逐漸式微以至於徹底消失（註六），只剩下強制性服從。這種強制性服從出自於生活中舉足輕重的義務，例如遵守法律、接受教育、賺錢維生等。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8, 2021 at 11:44pm

“38號女裝，西方婦女的頭巾”

然而，或許有關志願性服從不再是問題的想法，只不過是種幻覺？再說，是否在所有爭取到手的自由權利背後，各類新型態的服從模式正在朝我們大軍壓境？假設我們已經受到某種新型態服從模式的控制，而這種隱身在自由意識選擇旗幟背後的奴隸型態害人更是不淺。

路上越來越多年輕女子戴起頭巾，她們通常是基於自由的選擇，選擇服從一種宗教的禮儀規範（別忘了《伊斯蘭》一詞指的正是“服從”）。反之，我們也看到其他所謂“自由解放"的年輕女子，採取某些激進手段以便使自己的身材合乎特定服裝尺寸（社會學家梅妮西戲稱為“38號，西方婦女的頭巾”，註七）。我們還看到逼著自己在健身房中進行艱困鍛鍊的男性與女性、刻苦減肥的男性與女性、還有欣然接受公共場合禁止吸菸令的吸菸人士…。這種強力茁壯的自我制約，應該就是自我鍛鍊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迎合某種標準；在不受任何人逼迫的前提下，讓每個人都受到了制約。


企業中也出現一種新型態的服從機制。管理制度約自30年前起就已經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階級體系與上級命令不再是絕對，管理者與受雇者擁有自主性也同時負有責任。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受雇者也成了合意型受害者？

在札卡（Yves Charles Zarka）編輯的《新奴隸制批判》一書中，作者群合力闡揚一個題旨：“主宰者變了容貌：作主使喚的不再是具體的人，不再是權位高居惶恐群眾之上的暴君，而是一個無名的主宰者，沒有臉也沒有名字，透過程序、共識、意識形態或信仰價值的製造等新型管道建立一種前所未見的統御型態以及奴隸體系。（註八）”

作者群致力於將新型態服從（nouvelles servitudes）的概念應用在性向、企業或大眾消費領域中（註九）。這個幾乎近於陰謀論的概念，認為一個無臉無名的主宰者正如同操縱魁儡般，躲在黑暗中控制著我們的行為。不過，這套說法我們倒不必照單全收。


自我的治理機制

然而，志願性服從的概念仍然值得在當今社會的兩個關鍵現象上進行討論。第一個現象出於權力的轉型。現今，部分社會的管理規範，仰仗法律與權威的成分較低，訴諸典型與共識的成分較高。此外，還要算上我們生活比重越來越高的“吸睛者”，諸如電視、網路、超級市場、休閒活動等，它們不再是規範群眾的機構，而是吸引目光及譁眾取寵的手段。

於是我們可以說，個人越來越不受指揮，卻越來越受關注；越來越不受控制，卻越來越受引誘。無論身為在校學生或在職雇員、國家公民或市場消費者，我們面臨許多友善的逼迫、說服的技巧、以及難以拒絕的不得不，而終究低頭服從。許許多多的要求都在敦促著我們，要孩子們認真求學、要雇員們勤奮工作、要公民們分類垃圾、要消費者不落人後地購買一台所謂智慧型手機。

屈服於各式各樣的要求，個人於是開始發展多種自我控管機制，以便管理其生活、工作、休閒以及人際關係。這也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自我的治理機制”（le gouvernement de soi）。人們企圖在一個充滿典型、制約與多重要求的世界中，尋求對自我生活的領航權。我們並不見得對這樣的企圖毫無自覺，也不一定是因為受到黑暗主宰的操弄所致。


注釋：

註一：Gabriel Tarde, Les Lois de limitation, 1890年出版，Kime出版社1993年新版。

註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將會重拾這個主題，見其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年出版，PUF出版社2008新版。

註三：T. W. Adorno, Etudes sur la personnalité autoritaire，1950年出版，Alia出版社2007新版。

註四：見Jean-François Dortier, « La banalité du mal revisitée », Science Humaines, n° 192, avril 2008.

註五：當時這項合法性能夠發揮各種創新的宣傳方式。合法性對統治者而言極富魅力，而對於且視之為麻木不仁又容易左右的群眾而言，是種征服。

註六：女性從男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孩子們也不再毫無異議地接受權威至上的父親。這個現象引起對一個不受控制、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產生憂心，並且引發歸返權威的呼籲。

註七：Fatema Mernissi, Le Harem et l'Occident, Albin Michel, 2001。38號為法國女裝尺寸，約介於中號與小號間。

註八：Y. C. Zarka et al., Critique des nouvelles servitudes, PUF, 2007.

註九：見R.-V. Joule & J.-L. Beauvoir, La Soumission librement consentie, 6e éd., PUF, 2010.

註十：F. Cochoy, La Captation des publics, C'est pour mieux te séduire, mon clie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4.


資料來源：

Achille Weinberg, « Tous soumis ? », Sciences humaines, n° 213, ma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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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8, 2021 at 12:19am

陳明發《公眾人物》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得民心者

得媒體的心也得天下

不得媒體的心者

得某些媒體人的心

一樣得天下

他們懂得

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有些小事搞大，大事搞砸


註：

1 對有些事是金睛火眼，對有些事卻忽然語焉不詳、口齒不清。

2 有些地方發生事情，名字大大出現在標題。

3 有些地方發生事情，看完整篇新聞也不清楚發生在哪裡。

4 許多媒體已經變成自家企業生意的會訊。

5 最“精彩”的是，在一些媒體人的眼中，土崩活埋的十一條人命還比不上“一個人的王朝”、“一個人的革命事業”，面對白紙黑字的記錄與鐵證，這些媒體人在報導新聞時還理直氣壯地說：“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素來正義凜然的神樣，突然變成無賴。這些人押寶，賭得很大啊！

6 “那座三層樓的建築可以在不遠處建，為何五十樓建築不可以建？這就是雙重標準，是特別針對我們。” 三層樓與五十層樓是一樣的？這種話居然有人敢敢掰 ，居然也有媒體人挺他，像是說相聲似的打邊鼓，給他們來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收尾總結。

7 有些公眾人物理虧時，總有些媒體人會抖出一句“見仁見智”，當是魔術師的那塊紅布，希望轉移民眾的註意力。找不出證據的指控，他們卻習以為常報導得繪聲繪影、痛心疾首；現在十一條屍體從泥潭深處挖出來，擺在眼前，他們卻從容淡定的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好像很“哲學”、“智慧”的樣子，都是故作無事，準備放煙霧。

8 為何有人一點也不認為自己失誤，有他們必須負的公共責任，至少說一聲對不起；反而繼續胡亂在掰？就是因為他們不管怎樣掰，都有些媒體人會給他撐腰當大聲公與啦啦隊。

9 在神當家的地方，神以為子民都和他一樣神，在雷雨交加、大水來襲的三更半夜，兵荒馬亂搶救老弱幼小與物件家產的非常時刻，還能安安穩穩、服服貼貼上FB聽神發表精神講話，像極了好萊塢災難電影Independent Day總統演說的鏡頭。

10 看看當前我們作為一個社群所面對的挑戰 ～～當很多媒體熱心在“押寶”下一回誰會“得天下”，我們社會所面對的進展問題，早已不是當家的換誰做這麼簡單。可是，誰來帶領大家面對、激發思考一些很實在的建設問題？例如下一代的創意、創新思維如何培養；工業4.0如何著手，特色小鎮如何推進.......?

我覺得很害怕, 害怕我們的法律在一些當權者的手裏, 像搓面團似的以他們的喜惡為標準,他們的意見和立場才是對的,死不認錯,就算錯也要拉一個來墊背。(2017年10月22日 臉書)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6, 2021 at 10:23am

喬治·奧威爾《1984》

有史以來，大概自從新石器時代結束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們又再進一步分為好幾種，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名字，他們的相對人數和他們的相互態度因時代而異；但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即使在發生了大動蕩和似乎無法挽回的變化以後，總又恢復原來的格局，好像陀螺儀總會恢復平衡一樣，不管你把它朝哪個方向推著轉。

在很長時期里，上等人的權力似乎頗為鞏固，但遲早總有這樣一個時候，他們對自已喪失了信心，或者對他們進行有效統治的能力喪失了信心，或者對兩者都喪失了信心。他們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為中等人標榜自己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把下等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中等人一旦達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來的被奴役地位，自己變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兩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兩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來，這場鬥爭就周而復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從來沒有實現過自己的目標，哪怕是暫時實現自己的目標。若說整個歷史從來沒有物質方面的進步，那不免言之過甚。即使在今天這個衰亡時期，一般人在物質上也要比幾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論財富的增長，或態度的緩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沒有使人類接近平等一步。從下等人的觀點來看，歷史若有變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變而已。（喬治·奧威爾《1984》【65】）

                                                                                  （《1984》原著改编電影劇照）

編者註：在這普遍不讀書的年代，要理解馬來西亞眼下的族群政治生態，還是要回去讀點經典比較看得清。比較踏實地有靈感、啟示。奧威爾（H. G. Orwells）的不朽小說《1984》，能讓動輒高喊正義或其他時髦政治口號的民眾一點善意的提醒。

新一代不讀書，當前老一派的政客可是熟讀這些書，原來是警惕世人的寓言（現在變成成真的預言），他們卻反過來信仰與實踐，當著是不擇手段，只求大業的“智取”謀略。就像《厚黑學》原是教人“防人之心不可無”，卻讓野心家采用為“害人之心靠高明/又何妨”那樣。

這裏有三段摘錄，大家舉一反三想一想，就知道老人家在玩什麼。沒有文化基礎，一腔熱血論述復論述，都只能淪陷人海戰術靠嗓門大、口氣狠的口水戰。（26.4.2021）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1, 2021 at 10:10pm

                                                 （黨要你否決你的眼睛與耳朵所獲得證據）

喬治·奧威爾：竄改歴史記錄

竄改過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則。這一原則認為，過去並不客觀存在，它只存在於文字紀錄和人的記憶中。凡是紀錄和記憶一致的東西，不論什麽，即是過去。既然黨完全控制紀錄，同樣也完全控制黨員的思想，那麽黨要過去成為什麽樣子就必然是什麽樣子。同樣，雖然過去可以竄改，但在任何具體問題上都決不承認竄改過。因為，不論當時需要把它改成什麽樣子，在竄改以後，竄改出來的新樣子就是舊過去；任何其他不同樣子的過去都沒有存在過。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幾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時，也是如此。黨始終掌握絕對真理，很明顯，絕對的東西決不可能會不同於現在的樣子。 

下文將要談到，要控制過去首先要依靠訓練記憶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紀錄都符合當前的正統思想，這樣機械的事好辦。但還需要使得大家對所發生的事的記憶，也按所要求的樣子。既然有必要改變一個人的記憶或者竄改文字記錄，那末也就有必要忘掉你曾經那樣做過。可以像學會其他思想上的手法一樣學會這種手法。大多數黨員和所有正統的和聰明的人都學會了這種手法。在老話中，這很老實地稱為“現實控制”。在新話中這叫“雙重思想”，不過“雙重思想”所包括的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喬治·奧威爾《1984》)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20, 2021 at 12:01pm

陳明發《世說新語 2021》修辭

違反“我們”利益的，叫“破壞”；

符合“我們”利益的，叫“顛覆”；

不關“我們”事的，叫“有趣”。

                                                                                        (Source: https://www.theitem.com)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15, 2021 at 10:16am

喬治·奧威爾：特權階級

對於本國人口的需要，估計總是過低，結果就造成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長期短缺；但這被認為是個有利條件。甚至對受到優待的一些階層，也有意把他們保持在艱苦的邊緣上徘徊，其所以采取這一方針，是因為在普遍匱乏的情況下，小小的特權就能夠顯得更加重要，從而擴大各個階層間的差別。(喬治·奧威爾《1984》（61）)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on April 5, 2021 at 2:31pm

家就在這裏·我的711

沒搞錯，是711，不是911。911的恐怖遠在美國；711的恐怖卻近在亞庇。

709後的兩天，警方、市政廳、鎮暴隊與民防團再次出動，前往沙巴網路電臺廣播室，再次嘗試強暴把那招牌拆下來。

因為這招牌是黃色的，而且上面寫著“廉潔、果敢、實事求是”。對官爺爺已不僅是礙眼，更是莫名的威脅了。

由於這一天是周一上班日，過了吃飯時間，婆聯中心沒什麼人潮，電臺辦事處也沒兩個人，幾路官爺爺和他們人多勢眾的戰將，準備趁虛而入、速戰速決把那塊招牌摧毀。

他們估計錯誤的是，當辦事處職員在和執法者抗議爭論時，許多負責人、支持者和媒體都紛紛在第一時間內趕到了。

兩方對峙正不分不下之際，路口出現了一部消防車。亞庇建築物鬧火災時，往往在燒毀得七七八八時，消防隊才會出現，然後開始找水龍頭的。這回怎麼那麼有效率？

眾人沖上前重重把消防車圍著，逼得它無法開進對峙現場。大家怒氣沖沖的問消防員，這裏沒有火災，你幹嗎開了消防車來，是不是準備像對付暴民那樣開水炮驅散人群？

坐在車頭關緊車門的兩位消防員，把玻璃較下一道逢說道：“我們接到部長的指示，到來執行我們任務？”眾人更憤怒了，問他說：“那一位部長，什麼任務？”

那兩位消防員趕緊把玻璃較上，交頭接耳一番，打了一通電話，有點神情釋然的把玻璃窗較下說：“沒事沒事，我們這就開走，馬上開走。”眾人於是一邊鼓掌，一邊閃開一條路，讓消防車開去。

剩下那一群執法人員和人群繼續理論著：“到底你們是根據什麼法律來拆這塊橫扁？”官爺爺看來硬的不行了，便一通電話招來市政廳的法律顧問，到來引經據典說這不符合什麼廣告法令，那不符合什麼招牌法令之類的。

在場的拿督楊德利告訴他說：“你是律師，我也是律師；我還做過首席部長和地方政府部長，讓我來告訴你，為何你們不可以拆人招牌。”

對方啞口無言，知難而退；官爺爺只好說：“好，我給你們兩個星期的期限。我們走！” 一眾蠻悍的戰將也慢慢離散。

和709那天一樣，許多人都是從手機短訊和面子書多媒體內容，得到“現場直播”的信息，而馬上趕到事發地點，一邊助陣，一邊做更深入的報導。

有了智能手機，加上Facebook等社交媒體，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是無助的“信息受眾”，也同時可以是“信息主播”。利器在手，現場錄影、錄音的真實記錄，叫任何不義、不法、不平的行經，都無法用收買、刪剪、封鎖、扭曲或其他壓制手段來遮蓋了。（家就在這裏 2011年8月19日討論《蔣勳：過得像個人，才能看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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