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 任何外來理論的運用, 都會不同程度地，被中國本土語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 因而發生一定的變形、錯位和轉移。所以說, 這些被語境化了的理論，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外來理論了。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 我們如何主動地、有意識地結合本土語境，來修正和改造外來理論, 這的確是當下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薄弱之處。我以為, 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要討論。

首先，是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 它不是簡單運用外來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 而是如何提出中國式的文化研究問題, 解釋中國特有的文化經驗。在這方面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似乎顯得薄弱, 我們基本上沒有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足以影響外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

對晚近文化研究的議題，稍加翻檢便不難發現, 那些熱烈討論的問題大多是 “ 引進的 “ 。也就是說, 我們在理論引進的同時也在引進研究的問題。從大眾文化批判到性別研究, 從都市空間分析到日常生活審美化, 從身體問題到視覺文化研究等。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國乃現代化的後發國家, 不少文化實踐往往先出現在發達國家, 並被作為問題加以研究，並形成了相應的理論學派, 爾後這些實踐才出現在中國文化中。


這種滯後性的 “ 時差”，表面上看，似乎使我們在問題提出，和理論發明上處於不利地位。特別需要強調的是, 盡管事實上存在著滯後現象, 但是這些現象在本土語境中的呈現，應該說與西方文化是有差別的, 它們必然帶有本土文化實踐的獨特性。

對這些獨特性的批判性考量正是實現西方理論向中國理論範式轉換的契機。同時, 更應關注發掘那些中國的獨特問題和經驗資源。在我們的文化研究中, 往往是中西文化的某種表面同一性，掩蓋了內在的差異性, 或者說對西方理論未經修正改造的直接運用及其表面的有效性, 常常遮蔽了我們對差異性的自覺發現, 因而造成了問題和語境的抽空或漂移, 仿佛與西方語境並無差別似的。這就喪失了創建本土原創理論範式的契機。

由此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拿來主義與差異感的關係。 “拿來主義” 往往是自己尚缺乏足夠的理論資源的表現, “拿來” 的目的，最終是將 “拿來之物” 轉變為自己的財富。這就需要某種 “拿來” 過程中敏銳的理論差異感。

“拿來主義” 一般會產生某種假象, 那就是外來理論，在解釋中國文化問題時似乎普遍有效。這種普遍有效的假象實際上也就取消了反思性批判。我以為, 有必要提倡一種運用外來理論的 “水土不服”。 

正是這種 “ 水土不服 “” 的產生, 才會造成庫恩所說的理論 “反常 ” 。這時, 反思性的批判最容易出現, 創造性的契機才會出現。於是, 作為研究主體的學者們, 便會自覺地把外來理論的簡單套用有效地轉化為移植、改造或創造。

斯圖亞特·霍爾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個案。他從福柯那裏“拿來”有關話語和知識型的理論, 從巴特那里 “拿來"了意識形態神話分析和表意的符號學理論, 差異感使他著力於尋找一種有效的解釋範式, 最終回到他自己所深刻體驗的族裔、認同、受眾、文本等特定問題上來, 進而創造了很有影響的文化表意實踐分析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