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什麽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麽要寫德國。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眾人習慣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確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麽地方來，就應該寫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麵包並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著、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

在東歐國家到處可以看見地面上蜿蜒的管道，有的離開地面一點點，有的淩空而設，高過橋梁。它們呈現的是一幅力不勝任的工業化景象。順著公路所有的管道接縫處都在往外冒氣，空氣中到處彌漫著這種氣體，它是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如果感覺受到威脅了，把這種氣體當做威脅的鬼怪顯身，這不是隱喻，而幾乎就是現實。德國的公路上沒有這種困境喘出的白色氣體。德國公路平坦，交通標示牌上畫著蹦跳的鹿，標示牌上的鹿甚至還長著角。我有時問自己，這些鹿角是帶著皮的還是不帶皮？沿途都有電話設施供出了交通事故者使用。還在路上開著車的人還不需要它們。開著車我覺得不能讓這些電話設施發現自己，它們代表著那些數不勝數的，已經不再在路上的人——死於車禍者。他們在這里與仍舊在路上的活人打電話。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想的這些，但我卻總是這樣想，就像是一種強迫症。這只是有關我那看不見的行囊，也就是我所離開的那個國家的更深含義的一個例子。

後來我在報紙中讀到：

“金克爾在他的講話中使用了航海學隱喻。他說，自由民主黨這艘船需要一位新舵手，因為蘭普斯多夫伯爵六月要離開這艘船……一年一度的三巨頭聚會是自由民主黨在自由主義大本營舉行的閱兵式。

‘我是從這里走出去的，這里有我的根，我願意與這里息息相關。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自我批評和公開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此後必須航向明確地重新起航。’天氣好的時候做到思想自由並不難，碰到狂風暴雨的時候就不容易了。他想貢獻力量，讓自由民主黨在艱難的航程中保持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