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沈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里。”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里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些扔石頭的、放火的，那些霍耶斯韋達和羅斯托克的殺人犯，他們在社會中都不屬於邊緣群組。他們活動於社會中心。他們不光可以獲得街邊的掌聲，而且能夠得到一些人的贊同，這些人從外表看不出是光頭黨，都是規規矩矩的公民，頭髮也沒有剃光，而是不顯山不露水，默默地影響著個人觀點和公眾輿論的形成，讓追殺行為能夠得到社會的默許。至少兩年以來新納粹的硬拳頭就左右著公眾輿論，遇到記者他們不逃跑，而是在攝影機前擺出各種姿勢，他們甚至夜夜在同一地點鬧事。他們不必進行偽裝或是進入地下，他們在我們眼前把有組織的刑事犯罪當做合法的事來進行，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社區的委托。那些老年人因體力不支而無法辦到的事情，他們替他們去做。他們受到贊賞並成了英雄。

德國總理可以再說一千遍：“我們是對外國人友好的國家。”今天沒人再信這句話了，這句話麻木不仁、對事實視而不見，而且是一種挑釁。

政治家們竭力聲稱感到“震驚”，但他們想不出——哪怕是急中生智——一句由衷和中聽的話。從他們嘴中說出的話中沒有絲毫自己的觀點，盡是些陳詞濫調。他們說這些是為了逃避事實，這些話聽起來冷冰冰的。如果政治家們開口說話，那麽語言——德語本身都會起雞皮疙瘩。政治家形象地使用語言時，那些隱喻本身都帶著雞皮疙瘩。歐盟（或民主，或國家）必須“堅固設防，成為波濤翻滾的海面上的一隻穩定的錨”。（外交部長金克爾）一切都是可以替換的，說了等於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