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

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淮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淮熱”，顧淮遺著和有關顧淮作品隨之暢銷。

在這30年閱讀中，海外華人學者佔據了重要位置。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唐德剛的中國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學”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陸“新儒學”。放眼望去，新儒學已蔚為一時之盛。 

大陸學者，在整個1980年代影響最大者莫過李澤厚，確可用“獨領風騷”形容，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對一代人的影響之深，後人恐難以想像。

當然，30年來，對上述種種“閱讀”，一直又有時強時弱的嚴厲批判。這種批判，總是倚傍政治權力而形成強大壓力，使這種閱讀並不順利。 

上世紀80年代，知識界幾乎是一邊倒地呼喚“輸入新知”。經過80年代最後一年那場巨大“風波”後，在“主流”的調控下，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而傳統文化成為愛國主義重要資源。

從90年代起，“傳統文化”的熱潮持續不斷，各種傳統典籍一直熱銷。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道“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中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其他各媒體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道和文章，中央電視臺專門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道。“國學”被納入愛國主義話語後，有關圖書越來越多。

如果說傳統文化本位論者從“傳統”、“前現代”角度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現代性”觀念進行批判的話，從1990年代起，隨著西方後現代、後殖民理論的引入，其論者則從“學術前沿”、“後現代”角度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對啟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質疑。利奧塔的《後現代知識狀況》、薩伊德的《東方學》殊為中國的“後學家”看重。 

30年的“閱讀史”在某種程度上，即30年社會的“心路歷程”，若有心人將這30年圖書的發行量、圖書館借書單、書店排行榜詳加統計、分析、研究，對這段“心路歷程”的記錄將更精確，對我們理解自己、對後人理解我們，均大有裨益。（2010-07-20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