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學者陳忱在《水滸後傳論略》中評論《水滸》及其《後傳》說得更為直白：“《水滸》，憤書也……《〈水滸〉後傳》為泄憤之書。”這種關於小說創作的動因在其他古代文士的論述中也有相似的論述，如瞿佑在《剪燈新話序》中指出，創作小說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哀窮悼屈”；劉敬在《剪燈餘話序》中也指出小說作者“此特以泄其暫爾之憤懣,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遊戲翰墨雲爾”；余集在《聊齋誌異》序中寫道：“先生（蒲松齡）少負異才，以氣節字矜，落落不偶，卒困於經生以終。平生之氣，無所宣渫，悉寄於書”。余集甚至認為小說像佛教經文那樣具有令人開悟之功效：“釋氏憫眾生之顛倒，接因果為伐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 

李贄等人所描述的這種創作目的表現了一種抒情表現，以及尋求心理治療的創作狀況：創作欲望是如此不可遏制，只有在文學作品完成之後，強烈的欲求才能得到宣泄或滿足。這樣的滿足顯然是負面的快感（negative pleasure），可以稱其為起消極治療作用的一個起源，與抒情詩歌的創作同源，是表現主義的一面。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更直接指出小說具有排遣郁悶、“一哂而忘憂”的心理治療作用。這種追求負面的創作快感只是小說起源的一個方面。

小說興起於那種與詩歌、散文和其他美學活動同源但又有所不同的創作衝動，其不同之處乃在，小說發端之初就有人認識到其娛樂作用，到小說已成一種文體以後，宋人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指出：“稗官小說，昔人固有為之，遊戲筆端，資助談柄。”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重申了這一觀點：“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遊戲筆端。”這一觀察十分有見地，其高明之處在於，在創作一部小說作品的時候，作者尋求愉悅的欲望超過創作詩歌時尋求痛苦的解脫。筆名為“酉陽野史”的人在《新刻續編三國誌引》中開篇就點明：“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於消遣與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換言之，小說往往產生於娛樂，追求的是正面的快感（positive pl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