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勞動─消費」構成的鏈條，和一個人新陳代謝的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發的。在消費的活動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並沒有得到發揮，佔上風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這些，在古典經濟學家的眼里，是作為其樂融融的未來世界圖景來加以讚美和歡迎的。他們的口號是「增加財富」、「物質富裕」、「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這些窮人昔日的夢想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理想」來加以實現時，阿倫特寫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來到了。

這個「愚人」便是被縮減成「生物蔬菜水平之上的人」。他的生活密不透風，他將整個生命倚靠在肉體這個最小的犄角里，不願離開這個壁壘朝外邁出一步。他是屈從的，屈從於自身生物性的需要，這種屈從可能發展為這個人所有屈從的基礎，由屈從自己開始屈從他人，屈從普遍的種種不合理的壓力。而如果他把這種屈從當做旗幟來揮舞，就像哈維爾說的那個蔬菜水果商，在自己店里堆積的西紅柿、土豆之間放上那樣一條看似無害的流行標語，背後是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他就參與造成了那樣一種普遍的背景，那樣一種「普遍的常規」──不僅自己屈從，同時也要求別人屈從，屈從成了這個社會最為通行無阻的真理和現實。

同為極權主義批判，同樣將「生物性的人」作為批判的起點，由於環境不同，阿倫特所使用的語言和哈維爾有著明顯區別。哈維爾所用的是道德語言，訴諸的是個人的道德心和責任感──生物性的人被剝奪了這個人在道德上、精神上的存在，由於忍受各種屈從使得人們喪失了尊嚴和良知，被謊言籠罩的現實要求一個新的開端即「生活在真實之中」，他甚至有「反政治的政治」的表達，它的策略意味在歲月的流逝中才逐漸顯現出來。而阿倫特使用的是政治語言，訴諸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空間，而在她那里，「政治」的含義本質上意味著「公共性」，意味著開放和參與，政治空間即是公共空間。因此，不管是猶太人的小社會，還是「勞動─消費」的「現代社會」，不同情況的「隔離」和「被隔離」都是被當做一種災難的政治現實來對待的。阿倫特對於被隔離者的種種描述，都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而非存在論的，換句話來說，種種「隔離和被隔離」的人，其實並沒有如同他們自己誤認的那樣超脫於所處環境之外，更不是如有人想像的自己正高高翺翔於眾生之上，而照例被納入所處環境的政治社會結構的，是某種結構中的一方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