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書是《六祖壇經》。我與佛教本來毫無瓜葛。抗戰時在北碚縉云山上縉云古寺偶然看到太虛法師領導的漢藏理學院，一群和尚在翻譯佛經，香煙繚繞，案積貝多樹葉帖帖然，字斟句酌，莊嚴肅穆。佛經的翻譯原來是這樣謹慎而神聖的，令人肅然起敬。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後得知他是《新月》的讀者，相談甚歡，後來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剛經講話》，我讀了也沒有什麽領悟。三十八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林文錚先生是一位狂熱的密宗信徒，我從他那里借到《六祖壇經》，算是對於禪宗作了初步的接觸，談不上了解，更談不到開悟。在喪亂中我開始思索生死這一大事因緣。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對於這位不識字而能頓悟佛理的高僧有無限的敬仰。

六祖壇經不是一人一時所作，不待考證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禪宗大旨盡萃於是。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但闡明宗旨還是不能不借重文字。據我淺陋的了解，禪宗主張頓悟，說起來簡單，實則甚為神秘。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參究的把鼻。說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斷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停止常識的想法，驀然一驚之中靈光閃動，於是進入一種不思善不思惡無生無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狀態。在這狀態之中得見自心自性，是之謂明心見性，是之謂言下頓悟。

有一次我在胡適之先生面前提起鈴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騙人的！”我不作如是想。鈴木不像是有意騙人，他可能確是相信禪宗頓悟的道理。胡先生研究禪宗歷史十分淵博，但是他自己沒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禪宗的奧秘。事實上他無法打入禪宗的大門，因為禪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說明，只能用簡略的象征的文字來暗示。在另一方面，鈴木也未便以胡先生為門外漢而加以輕蔑。因為一進入文字辯論的範圍，便必須使用理性的邏輯的方式才足以服人。禪宗的境界用理性邏輯的文字怎樣解釋也說不明白，須要自身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以我看胡適鈴木之論戰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兩個人不站在一個層次上。一個說有鬼，一個說沒有鬼，能有結論麽？

我個人平夙的思想方式近於胡先生類型，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尋求真理的方法。《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見鬼之後對於來自威吞堡的學者何瑞修說：“宇宙間無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學全能夢想得到的。”我對於禪宗的奧秘亦作如是觀。《六祖壇經》是我最初親近的佛書，帶給我不少喜悅，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