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對於巴特勒，女權主義的任務是通過這些重復，且不可被簡化的的結構尋找可能的可能性。簡而言之，巴特勒呼籲遊牧女權主義，或者正如她所說：

相反，關鍵的任務是找到這些結構所允許的顛覆性重復策略，通過準確參與構成身份的重復實踐，來確認干預的在地可能性，從而提出與其競爭的內在可能性。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巴特勒的敘述的核心是這樣一種觀念，即性別的同一性和連貫性預示著多種實踐行為，這種實踐與其所帶來的身份和一致性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巴特勒在他關於自我敘述的討論中也有類似的觀點。這種說法的自我預設，使用德勒茲的術語，這種多樣性對於一個或多個是不可減少的。多樣性的概念對於德勒茲的哲學至關重要，但是隨著這個概念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多樣性如何成為一個系統？或者超驗領域先於個人的分叉點（如德勒茲所指的那樣）如何形成一個統一，從而形成一或多（unite´s）？多種實踐等如何成為預設的身份？


在這裏協助德勒茲的概念是“事件”，他在“理智的邏輯”中定義如下：

對於每一個事件，確實存在其實現的當下時刻，即事件體現在事態、個人或個人的時刻。我們指定的那一刻，“在這裏，此刻已經到來”，事件的未來和過去，只是針對這個明確的現狀進行評估。

另一方面，事件的未來和過去本身，具有非在場、無現狀、非個人、先於個體、中立化的限制。

換句話說，事件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與我們與事態相關的現實，是統一不可分割的，同時它還有另一個方面，即“沒有被事物的狀態所限制''，這種先驗領域中前所未有的分叉點，是由這些遊牧般的逃逸事態所捕獲的。

舉一個例子，大衛·蘇德諾（David Sudnow）在他的《手之道》（Ways of the Hand）一書中，詳述了他曾試圖學即興爵士樂的經歷。演奏即興爵士樂的挑戰，在於它是即興發揮的，不遵循過去已寫好的樂譜。然而當蘇德諾坐下來演奏時，在他用手尋找旋律時出現的反復出現的問題是：“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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