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德勒茲的多重概念之前，應該注意的是德勒茲的項目與朱迪思·巴特勒的工作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體現在她所認為的身份政治主導地位，例如圍繞女權主義的話語以及其他政治運動中，巴特勒認為“女性”作為一種性別的身份和統一性需要受到質疑。

為此巴特勒提出了“對女性進行分類的女性譜系挑戰”。更確切地說，巴特勒認為一個人的生理性別或文化性別是一個給定的概念，是那個沒有被構建但是先於我們的話語表述和有關它的陳述本身，這就是一個構成過程的影響。

正如德勒茲聲稱一個人“不是先前存在的東西”，而是“被構成的”，對於巴特勒來說性別也是如此。正如巴特勒所言，她對聯盟政策的“反基礎主義”（譯注：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是指人類為自己的認識和行為，尋找一種最終的無可置疑的絕對基礎的文化努力）嘗試既不以“身份”為前提，也不讓一種聯盟整合的形式或意義在其產生之前就已知。因此女權主義政策不能以預設的“身份”開頭，且作為政治行動和討論的基礎，預先假定的身份也不能成為通過政治行動和討論以實現的預定目標。

最後一點，巴特勒的女權主義與德勒茲所稱的遊牧思想融合在一起。作為一種挑戰並破壞思想、政治上既定身份的實驗性思想，遊牧思想並不能確保成功。沒有任何預示可以達到成功的標誌，相反通過強調注意與每一個個體身份不可分割的多種異質的實踐，德勒茲嘗試推動超越這種既定身份的創造性行動的可能性。

同樣地，對於巴特勒來說，她挑戰了許多女性主義“女性範疇的連貫性和統一性”理論的預設，因為這種預設“已經有效地拒絕了具體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交集中一系列“女性”被建構起來的基礎。”通過討論這種多重的交集與“女性”的身份不可分割，巴特勒得出結論：”不需要行動背後的'行動者'''。

此外，他認為“行動者在實施行為及經歷行為中都是被可變塑造的”。因此，不存在遊牧思想的主體，亦沒有負責這一思想的主體，相反正如巴特勒所論證的那樣，主體是“某些規則所管理下的語言結果，這些語言控制著可理解的身份的調用”。此外，主體是重復這些規則的結果，重復掩蓋了它們的構成。因此德勒茲的政治決策或遊牧思想，包括“改變這種重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