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絲路倡議落地既要頂層設計，更要基層創新。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後的總結往往驚人的相似，大家習慣用兩句話結尾：希望中央重視我們，給予特殊的政策，在資金和政策上予以傾斜;我們有干勁，早就做好準備啦，就等中央一聲令下，讓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這種現像可以概括為，“寄希望於總書記怎麽說”。但是，北京的專家再聰明，也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北京的領導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廣西的干部更了解廣西。所以不能等，要把基層創新先做起來。

第七，“一帶一路”不易過快、過急，沒有時間終點，但有時間節點。要適時推動“一帶一路”落地，特別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上海的發展離不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這些省份的淡定與遠見是因為它們有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建議整合全國人才資源，在南方某省建立海上絲路研究院，在西北地區建立陸上絲路研究院，同時配套建立智庫產業園區，提供中國企業走出去所亟需的信息交互、項目對接、風控管理等服務。同時，要主動發揮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的作用不可低估，要充分激發他們的活躍性和敏銳性。

三、準確找到“一帶一路”的痛點機遇

中國講述的“一帶一路”故事已經成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展現出中國主動“設置議題”的姿態，但是如何真正落地，贏得國際社會的持久支持，考驗的則是中國維持話語有效性的能力，即“話語權”。要打造中國的話語權，應該從痛點中找出路。痛點經濟學就是文化經濟學，因為找痛點就是讀心、暖心、攻心的過程，就是打造文化經濟精品的過程。

第一，“一帶一路”首先要以務實的經濟項目做支撐。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很多城市和企業依然不知道要賣什麽，還在絲綢、茶葉、瓷器等“老三樣”上做文章，或者認為“新三樣”(高鐵、核電、航天科技)是國家和國有企業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強項，因此對“一帶一路”的關注度不夠、介入性不強。故此，中國城市和企業首先要在“買賣”等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